怎樣看待英國國防大臣引咎辭職
英國前國防大臣邁克爾·法倫，被曝曾對一名記者進行性騷擾
2017年11月1日，英國國防大臣邁克爾·法倫引咎辭職。在國人看來，所謂「引咎辭職」，一定是有重大的失誤或過錯，否則，為什麼要辭職呢？因為，一頂內閣大臣的烏紗帽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摘掉的。不過，在筆者看來，法倫所謂的「咎」，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過錯，即使真的是過錯，那也是15年前的舊事了，根本沒到必須下台的地步。然而，法倫卻真的下台了。
晒晒法倫當年究竟犯了什麼「錯誤」，法倫自己怎麼看待自己的「錯誤」，英國朝野又如何看待他的「錯誤」，圍繞這位國防大臣的「引咎辭職」來一番思考，對於我們從嚴治黨，加強黨風政風建設，無疑具有很現實的借鑒意義。
國防大臣因舊錯被追責
2017年11月1日，法倫宣布辭職。在他的辭職信中，法倫表示，最近出現了很多關於他本人一些過去行為的指控，其中很多都是虛假的，但是他同時承認過去確實有些行為不能達到他所任職務的高要求。他同時表示，擔任國防大臣的三年經歷是一種「財富」。
英國前國防大臣邁克爾·法倫
在邁克爾·法倫辭職前一天，他的發言人確認了法倫2002年曾因為將手放在一名女記者腿上而受到斥責，該發言人同時表示當時法倫立刻就道歉了。法倫因被控「性騷擾」而引起各界嘩然。英國防部引述法倫的聲明說，他過去的行為不符合他的職位所要求的高標準。近期有一系列針對英國議員和政府官員等性騷擾的指控，首相特蕾莎·梅寫信給各黨派領導要求大家「跨越黨派、嚴肅、迅速」地回應這一事態。特蕾莎·梅接受了邁克爾·法倫的辭呈，並對其「嚴肅態度」表示讚賞，她同時還對其「服務了四任首相」的部長生涯表示敬意。
2017年11月2日，加文·威廉姆森取代邁克爾·法倫成為英國新的國防大臣。法倫是因15年前的所謂「性騷擾事件」而「引咎辭職」的，英國《太陽報》在2017年10月30日率先揭發，並引起了英國社會的震驚。
英《自由時報》後續報道說：「英國國防大臣法倫日前被曝出在2002年多次撫摸女記者布魯爾的膝蓋，法倫也承認做過此事，並且引咎辭職。法倫11月1日發表辭職信，承認在15年前撫摸女記者布魯爾的膝蓋，但稱在過去10年、15年是可以被接受的，顯然在現今的文化已經不能被接受。法倫說，自己過往的行為無法達到英國軍隊所預期的標準，認為國會和首相特蕾莎·梅的處理是正確的。
布魯爾對法倫的辭職感到意外，她表示，自己早已經把這件事拋諸腦後，形容法倫的辭職是荒謬及可笑的，「我不認為這（性騷擾）是什麼原因。」
根據媒體綜合報道可得出如下結論：一是「性騷擾事件」發生在15年前，法倫在2002年撫摸了女記者布魯爾的膝蓋；三是法倫承認此事，並且自己也認為當年的行為是不對的，既不能為當代文化所認同，也違反了英國軍隊的規範，繼續呆在國防大臣的位子上不合適；四是「性騷擾事件」的對象布魯爾本人現在對此不以為意；五是英國國會和英國首相特蕾莎· 梅接受了法倫的辭呈，法倫本人也認為國會和首相同意他下台是正確的。
對舊錯追責是普遍現象
法倫引咎辭職是因為15年前犯下的過錯，15年的時間確實不短，揪住15年前的舊錯不放，在媒體上公開曝光，是不是有人故意跟這位國防大臣過不去，企圖通過算舊賬把他拉下馬呢？非也！在歐美不少國家，對政要和公眾人物，只要有過錯，新賬要算，舊賬也要算，這已是歐美政治生態中的慣常現象。
義大利前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
義大利前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絕對算得上歐洲政壇的「風雲人物」。他是義大利巨富，是電視大亨，是足壇豪門AC米蘭俱樂部的主席，他還從1994年開始四度擔任政府總理。
2012年10月，米蘭的一家法庭裁定，2000年至2003年間，貝盧斯科尼在買賣轉播權時逃稅，「數額非常巨大，欺詐方式令人驚訝」。檢察官說，他名下的梅迪亞塞特廣播公司利用離岸公司，從美國好萊塢購進電影和電視作品版權，以虛增成本的方式達到逃稅目的。法庭判決書說，貝盧斯科尼擔任總理期間雖然退出梅迪亞塞特的日常運作，但實際上依舊掌控著公司業務，並用部分偷逃稅款建立「小金庫」，因此，法院判處他4年監禁，5年內不得擔任公職。
這一案件只是貝盧斯科尼諸多舊賬被清算的冰山一角。僅2013年3月，貝盧斯科尼一個月內就被清算三次：一是米蘭一家法院以共謀泄密罪判處他一年監禁。據悉，貝盧斯科尼非法披露的電話談話內容涉及2005年波爾保險財團收購義大利國民勞動銀行一案，談話雙方都是貝氏的反對派。法院裁定，貝盧斯科尼在有關案件調查審理期間，違反保密條款，共謀非法公開發表監聽到的電話談話內容。二是檢方指認，貝盧斯科尼涉嫌於2006年賄賂一名參議員。三是檢察官還指認貝盧斯科尼在位於米蘭郊外的別墅內舉辦賣淫聚會，2010年時與年僅17歲的未成年少女「偷心魯比」馬赫魯克發生大約10次性關係，並以金錢作為回報；在「魯比」因盜竊被米蘭警方逮捕後，時任義大利總理的貝盧斯科尼又涉嫌濫用職權命令警方將其釋放。
檢察官先前請求判處貝盧斯科尼6年監禁，後來認定他在馬赫魯克盜竊案中濫用職權，刑期又增加了一年。2013年6月24日，義大利米蘭一家法院判處貝盧斯科尼7年監禁，而且終身不得擔任公職。
2014年10月5日，澳大利亞第29屆眾議院議長畢雪乘直升飛機從墨爾本飛到吉朗，參加自由黨的籌款募集活動。如果乘車去的話，一小時足夠了。但畢雪執意乘飛機去，往返一共花費5227.77澳元，相當於人民幣2萬多元。2015年7月，畢雪此事被媒體曝光，畢雪稱此事是自己「判斷失誤」，表示自己願意承擔全部旅費和1307澳元的罰款。但民眾對畢雪能有車不坐，偏要坐飛機、講排場，大手大腳花費公款的行為十分不滿，畢雪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辭職。
匈牙利總統施密特因20年前博士論文被指抄襲宣布辭職
2012年4月2日，匈牙利總統施密特宣布辭職，施密特辭去總統的原因，不是軍界政變，不是國家經濟危機，不是總統任上的失職瀆職，也不是自身以權謀私貪污腐化，而是他1992年的博士論文被證實是抄襲的。
施密特抄襲論文是20多年前的事，20多年後被人意外發現，2012年1月匈牙利一家網站刊登文章，指出施密特總統的博士論文涉嫌抄襲。澤梅爾魏斯大學對此非常重視，立即調查核實，當年3月27日公布調查結果指出，施密特博士論文有17頁內容與德國學者克勞斯·海涅曼的一篇文章相同，有180頁內容與保加利亞體育專家尼古拉·格奧爾基耶夫的論文部分一致。澤梅爾魏斯大學最高權力機構於當年3月29日以33比4的投票結果，決定撤銷施密特的博士學位。這不是法院的判決，是授予博士學位的機構的判決。這不是一個人的判決，是一個群體民主投票的判決。這不是行政權威，而是學術權威。施密特在其博士學位被撤銷後，在各反對黨強烈要求下不得不辭職。
對舊錯追責的幾點思考
首先，對舊錯追責是政治文明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現代化的核心理念是法治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化的基礎，沒有法治化就沒有政治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的切入點和關鍵點之一在於規範、約束、制衡公共權力，政治人物掌握的權力越大，對其道德的要求就越高。否則在巨大的公共權力下，一個小的道德缺失，也可能給社會捅下巨大的婁子，給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這就是擔任國防大臣的法倫，一旦他15年前摸女記者膝蓋的舊錯被曝光，英各界立即為之嘩然的原因。舊錯既包括現任高官上任後犯下的過錯，也包括上任前犯下的過錯，還包括下台後被發現的下台前犯下的過錯。一句話，有錯必查，有錯必追責。
其次，對政要和公眾人物的舊錯追責，理所當然地包括對某些所謂「小錯」的追責。有些「小錯」，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可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但如果是發生在政要和公眾人物身上，影響和後果可就不一樣了。例如，抄襲論文這種行為，普通人士抄襲論文，一般來說，付出的代價也不可能太大，頂多拿不到學位。2010年年底，北京體育大學在讀碩士生盧迪發現一篇署名洛陽某高校體育部張麗教授的文章涉嫌抄襲自己的論文，95%以上的內容幾乎一模一樣，2011年盧迪起訴張麗，索賠10萬元。當年3月26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張麗抄襲，要求其停止侵害行為，並賠償原告損失1000元。對政要來說，抄襲的代價就要大得多。拿匈牙利總統施密特來說，抄襲論文的事件發生時間應在1992年之前，至今20多年了啊。為什麼揪住陳年舊賬不放呢？難道就不能既往不咎、下不為例嗎？再說當年那些評委們沒發現抄襲讓其論文通過，也是有失察責任的啊。但匈牙利人就是較真，對總統抄襲的行為，就是不依不饒。
盧泰愚、全斗煥、盧武鉉、朴槿惠（從左至右）
再次，對舊錯追責的重點對象是現任高官和前政要。以韓國為例，儘管韓國政治制度尚有許多缺陷，但針對高官不法行為的監督、問責，特別是針對總統的監督、問責卻已體系化、制度化。盧武鉉總統是打著反腐敗的旗幟上台的，這位農民出身、曾因誓言向貪腐和裙帶門閥政治開戰而贏得民心，卻最終淪為放任親族貪腐、涉嫌全面受賄的反面典型，在留下一封充滿懺悔的遺書後，決然跳下了山崖。「知恥近乎勇」，盧武鉉以反腐始、以貪腐終固然令人唏噓，但面對自己的貪腐，他尚知羞、知悔、知擔當，知道以死謝國人，終究是一種有血性的表現。在盧武鉉之前，全斗煥、盧泰愚前總統鋃鐺入獄，金泳三總統的子女被送上法庭。最近，朴槿惠也因涉嫌貪污，從萬民敬仰的總統變成了千夫所指的階下囚。
最後，對舊錯追責必須建立和完善相配套的輿論環境、文化環境和制度環境。英國國防大臣為什麼引咎辭職？就是因為當地報紙敢於曝光他的錯誤，就是因為英國民眾對他的錯誤行為不能容忍，就是因為國會和首相從民意出發，而不是從國防大臣個人利益出發，果斷接受了其辭呈。韓國為什麼能把全斗煥、盧泰愚、盧武鉉、朴槿惠等一個個元首級人物送上被告席？就是基本建立起了相配套的輿論環境、文化環境和制度環境。
儘管韓國公民社會的集體意識和集體道德標尺仍存在不少偏頗、盲目甚至過激之處，但在一些大的道德規範方面卻愛憎分明——以清廉為美，以貪腐為惡；以大公無私為榮，以結黨營私為辱；以無黨無偏為明，以政商勾結為暗。正是這種黑白分明的社會道德標尺，讓韓國民眾對曾經清廉的盧武鉉擁護、愛戴，視若拱璧；也正是這種黑白分明的社會道德標尺，讓他們對後來貪腐的盧武鉉鄙視、唾棄，聲稱要將之徹底遺忘。面對這樣的輿論環境、文化環境和制度環境，任何政客顯然無法永遠置若罔聞。很顯然，是嚴密的政治問責和嚴格的道德標尺，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英國國防大臣法倫不得不有廉恥、有擔當、有血性，而無法覥顏過鬧市，無賴戴烏紗。很顯然，制度的健全，道德標準的完善，對政治畸形兒們才最具威懾力和約束力。
（作者系外交學院原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中國國際法學會常務副會長，曾任中國駐辛巴威大使、駐蘇利南大使、駐印度孟買總領事、駐美國舊金山大使銜總領事）
來源：《清風》9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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