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然：為何英國在它最風光的時代卻奉行戰略保守主義？

1815-1914年是英國近現代最風光的時代，該時期英國對外戰略的主要目標是什麼？在這些目標下，英國的對外戰略有哪些重要特點？這些特點中的核心詞是：戰略保守主義。

原標題為：不列顛治下的和平？1815-1914年的英國對外戰略。

和平

英國治下的和平？

梅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1815-1914年是英國近現代最風光的時代，其中的1837-1901年是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時期。2016年，維多利亞老太太身為在位最久的英國君主的記錄被伊麗莎白二世老太太搶了去。但有一點或令身在天堂的她聊以自慰：她的在位時期尤其中前期才是英國的巔峰時刻。

維多利亞女王和伊麗莎白二世女王。

說這一百年是英國最風光的時代，當然理由多多，比如：英國在19世紀上半葉率先完成了工業化，成為了首個工業化國家，從而一度成為了「世界工廠」；與此有關，英國從19世紀中期起積極倡導自由貿易，是世界貿易的首要推動者；英國還是國際投資和金融領域的主導者，是金本位制的首要維護者；英國還是海上霸權或准霸權的握有者，是很多人眼中海上「航行自由」的保障者；在國際政治中，英國是多個國際會議、多項國際協定、多次國際戰爭的重量級參與者甚至決定者；英國的殖民地在19世紀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袤，「日不落帝國」不僅太陽不落，連月亮也不落；英國還成功地實施了國內政治的和平變革，首先是讓議會制從主要屬於貴族-有產者的寡頭民主向大眾民主過渡，與此相關，當1848年的歐洲革命浪潮讓不少歐陸國家雞飛狗跳時，英國大體是「鬧中取靜」，被普魯士和法國先後攆走的馬克思也在推崇自由和包容多元的英國找到安靜的棲身之所；該時期也少不了英國的文化和科學事業的大發展，達爾文、法拉第、狄更斯或是其中最著名的名字；與所有這些相關，對於英國的先進、強大乃至正義和引領文明，當時的很多英國人至少一度很有自信。

但是，對於該時期或其中的絕大部分時段，若用「英國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來形容，或認為存在著所謂英國的「霸權」，這就高抬英國人了。該時期雖然沒有世界大戰，但絕非那麼和平。單是發生在歐洲及其邊緣地帶的戰爭，十個指頭肯定不夠數；何況，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種」也是在先前數十年中孕育的。而且，如下文所說，該時期英國的實力或能力也配不上用用英國的名字為該時期命名，除非「霸權」這個詞像太平天國後期「王」的封號那樣貶值得厲害。

也可以說，英國是在某種力不從心中，某種戰戰兢兢中，在從一個危機管理走向另一個危機管理中，度過了一戰前的一百年。

藉此，接下來將說兩個問題。一是，該時期英國對外戰略的主要目標是什麼？二是，在這些目標下，英國的對外戰略有哪些重要特點？這些特點中的核心詞是：戰略保守主義。

目標

英國對外戰略的目標

基本目標就是：安全、穩定、繁榮和威望。這像廢話，因為不想要這些的「另類」國家真難找。但是，不同國家對這八個字或有不同解讀。英國人的解讀是什麼？至少，就政府層面而言，如下幾條算是上述大目標下的若干長期存在或不時湧現的具體目標，也可視為實現大目標的若干基本手段。它們之間也不免有相輔相成的關係。

一，維護海上交通線的安全。

作為一個島國，一個產業和貿易立國的國家，一個擁有廣袤海外屬地的國家，英國當然離不開這點。印度-近東或地中海-英國的交通線則堪稱大英帝國的「主動脈」，英國的好多對外文攻武鬥都是為了守護這條「血管」而展開的。

1900年時的英國殖民版圖。

二，維護海外屬地或殖民地的安全。

海外屬地對英國的主要意義是三方面。一是經濟上的，比如就原料供應、市場、投資、商業交通而言。二是戰略或軍事上的。不少屬地的得失，關係到英國的海上交通線安全和其他屬地的安全。三是威望、情感等方面的：比如，一塊殖民地即便價值不大，但若被輕易放棄或被他國奪走，這可能就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再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的英屬殖民地的居民多為英國遷來的白人，這些地區從19世紀中後期起獲得了內部自治，並先後成為了「自治領」，實行的也是議會制，但外交和國防在很大程度上仍由英國負責，很多英國人是將它們看成自家身上掉下的「肉」，單從這點講就難不管不問。

三，維護和拓展貿易。

在這方面，首當其衝的內容當屬，隨著《穀物法》在1846年的廢除，鼓吹自由貿易成為了英國的一大「主旋律」。在支持者看來，自由貿易的好處不言而喻，尤其在英國率先完成工業化、在工業上有競爭優勢的情況下：如果英國對外來原料和糧食降低關稅，他國對英國的工業品降低關稅，這有助於進一步降低英國工業的生產成本、加強英國工業品的競爭力、提升英國大眾的生活水平、促進英國的穩定和繁榮；自由貿易還有助於促進英國在金融、保險和航運業方面的利益；如果各國都搞自由貿易，這便能促進各國的繁榮和穩定，以及國際和平，也有利於英國。對自由貿易讚美最積極的當屬英國的「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School)，其領軍者是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Cobden)和約翰?布萊特(JohnBright)。

科布登(右)和布萊特。

四，擴展自由主義憲政。

對此，當時英國從政府到民間的精英們大體有著程度不等的支持。關於議會制對英國的穩定、繁榮和強大所發揮的「正能量」，他們還是認同或不無得意的；他們認為，如果各國都實行憲政，這有助於各國的穩定、繁榮和各國間的和平，實行「自由」政體的國家之間也更容易協作。這裡面有「民主和平論」的影子。

但是，對於憲政應開放到何種程度，英國人自己也看法不一。有些人擔心，老百姓的政治權利太多，比如說有普選權，會讓國家鬧哄哄，亂鬨哄，理性的聲音會受壓制，他們還嫌英國自身的議會改革走得過快過遠；在另些人看來，這些「保守派」不過是想讓沒落的老統治階級即貴族-地主老爺們繼續掌權。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屬於「激進派」(theRadicals)，對自由貿易和大眾民主的倡導是他們最重要的標籤，科布登和布萊特都屬於該派。在19世紀中後期的英國，激進派有重大影響，在兩大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中都有存在，尤其在更具自由主義色彩的自由黨中。

英國政要們為對外擴展憲政也做了一些事，比如，在法國發生推翻波旁王朝的1830年「七月革命」後，英國政府很快承認了法國新政府；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發生圍繞王位的權力爭鬥時，英國官方是同情或支持憲政派；維多利亞女王及其老公阿爾伯特親王將大女兒維多利亞公主許配給普魯士王子弗雷德里克(未來的德國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多少也是想在普魯士宮廷中多培育些英式自由主義的「細胞」，也難怪俾斯麥將這位公主視為「特洛伊木馬」。

但在英國對外政策中，主導的仍是現實主義和實用主義，「價值觀」外交的亮度遠趕不上二戰後的美國。在19世紀30-60年代，帕麥斯頓勛爵(LordPalmerston)長期擔任外交大臣並兩度出任首相，就在歐洲鼓勵憲政和民族自決(比如在波蘭和義大利問題上)而言，他可算當時自由主義調門最高的英國政要。但他在1857年對議會也有如下「雷人」之語：其他大國的性質是自由還是專制無關緊要，英國的政治利益受其將國內福利最大化的商業利益決定。帕爵爺沒喝多，是對孰輕孰重拎得清。異曲同工的是他更有名的一句話：英國沒有永恆的朋友，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

帕麥斯頓及上述名言的原話。

五，避免低地地區不被大國控制。

這個低地地區大體是今天的荷蘭和比利時。英國人很看重該地區對英國安全的意義。這主要有兩點。首先，該地區與英國隔海相望，離英國的距離很近，南端的比利時大體也接近英吉利海峽最狹窄處(所以比利時更受英國人關注)，如果某大國控制了該地區，也等於握有了進攻英國的一塊跳板。其次，英吉利海峽的南邊是不時讓英國人提心弔膽的法國，所以海峽地區是英國布防的重點，但如果低地地區也被某大國控制，英國也不得不大大加強東部海岸的防禦，防禦負擔就更重了。

所以，在拿破崙被打敗後，首先是根據戰勝國英國的願望，不僅獨立的荷蘭王國得以重建，而且比利時被併入了荷蘭。但到了1830年，比利時人鬧起了暴動，要與荷蘭分家。法國人想讓一位法國產的貴族去當比利時國王，甚至憧憬讓比利時併入法國，這是英國人不可接受的。最終，列強在1839年達成了一個《倫敦條約》，承諾將尊重比利時的獨立和中立地位。1914年8月初，當德國大軍借道比利時向法國推進時，面對英方的責問，德國首相貝特曼懟曰「條約只是一張廢紙」，英國人旋即懟以對德宣戰。

記住比利時！一戰開打之際的一張英國徵兵海報。

六，維護歐洲大陸的均勢，或者說不讓某大國獲得歐陸霸權。

這點常被視為英國最重要的對外戰略目標，所以作為壓軸來說。對英國人來說，如果某大國主導歐洲大陸(控制低地地區當然也不在話下)，這對英國的危險近似小行星撞地球：這樣的國家將超級強大，有能力將英國人的身家性命都奪走，比如海上霸權、海外利益、本土安全；而且，一個謀求歐陸霸權的國家很可能實行的是與「自由政體」水火不容的制度。

特點：

英國對外戰略的特點

英國人是如何圍繞上述目標而作為的？這裡只蜻蜓點水地說如下幾個以「戰略保守主義」為中心的要點。

一，在這百年中，英國一直面臨著如下挑戰：作為利益遍布世界的頭號全球性大國，相比於要守護的廣泛利益，英國只能依託看似單薄的「可支配」能力；或者說，英國面臨著「能力」與「利益」的明顯不對等。

英國人如果想多管管海外的事，對歐洲的一些事也許就顧不了那麼多；如果想多管管中西歐的事，對東南歐的事也許就顧不了那麼多。英國雖然是頭號強國，但能力相對於利益的富餘度反而可能是列強中最差的。該矛盾從19世紀後期起就更明顯了：其他主要國家伴隨著工業化的進行或完成，力量在上升，與英國的實力差距在縮小，對外更有積極性或進攻性。英國人喜歡將本國比喻為獅子，此時，老公獅感到更鎮不住旁邊的幾頭年輕公獅了。

英國的「國獸」(nationalanimal)有兩個：獅子和鬥牛犬。

二，英國人欠缺的「能力」首先或主要體現在軍事力量上。

對英國這樣一個貿易、殖民和海軍大國來說，海軍孱弱的痛苦如同今天對多數人而言沒有wifi。但在該時期，英國海軍雖然堪稱海上王者，但雄風猶在，而霸氣不足。比如，相比於他國海軍，英國海軍進入蒸汽化時代的的時間並非最早(法國要更勝一籌)，在該時代的實戰經驗更非最多，訓練水平也難言最佳或高出一大截。1916年的日德蘭海戰雖然屬於一戰時代，但數量佔優的英國艦隊小負德國艦隊仍暴露了一戰前英國海軍在「內功」上的不足；假如在1905年進入對馬海峽與日本艦隊交戰的是一支英國艦隊，難說後者的結局必比俄國同行強。再比如，英國人在1889年設立了一個「兩強標準」，要求英國海軍的力量至少相當於另兩支最強海軍(當時是法國和俄國海軍)的總和，但隨著法俄海軍的發展，以及美國、日本、德國這些新興強國的海軍的壯大，英國海軍在世界海軍總力量中的佔比是在下降。

英國海軍的軍旗。

英國陸軍的問題更大。在一戰前一百年中，英國陸軍的最偉大勝利還要追溯到1815年的滑鐵盧之戰。將近四十年後，英國陸軍才得以與歐洲豪門再次對決，此即針對俄國的克里米亞戰爭，而就他們遭遇的損失、暴露的問題和受到的批評來講，此戰是雖勝猶敗。在該時期的絕大多數時間中，尤其在19世紀中期後，英國陸軍的首要任務在於維護「帝國」，即保護海外殖民地的內外安全(也是由於在歐洲沒有拿破崙或希特勒式的重大威脅)。但在這方面，19世紀後期的英國軍人看似也沒有好看的成績單，比如布爾戰爭更像雖勝猶敗，如同足球場上巴西隊對馬爾地夫隊踢成四比三。不能說，海外使命必比歐洲使命更簡單，對付看似不入流但神出鬼沒的游擊武裝必然比對付大國軍隊更容易，但對前一任務的強調確實妨礙了英國針對後一任務的作戰能力的成長。當德國人以普法戰爭作為「現場教學」(如同美國人以1991年海灣戰爭作為「現場教學」)示範如何進行現代戰爭時，英國是其他大國中學得最不積極和最慢的，總參謀部制度的建立是姍姍來遲，義務兵役制的實行則拖到了一戰打響後。俾斯麥曾戲稱，如果英國陸軍來到歐陸對德作戰，我們派些警察就能收拾他們。英國陸軍當時與警察也近似同行，其首要任務不就是在海外當「維穩」的「警察」么？與海軍一樣，英國陸軍在數量上也一直有捉襟見肘的局促。

布爾戰爭中英軍的形象。

三，並非是英國的國力不足以令其擁有更強大的軍事力量，而是種種原因在英國身上造成了某種明顯的「軍備保守主義」的傾向，簡單講能省就省，能將就便將就。

比如：

1、老天爺已送給英國一個既不用花錢、又值得依靠的「國防工程」：英吉利海峽的存在為英國的本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險。

2、在英國，是議會掌握著「錢袋子」或財稅大權，而在財政議案包括軍備支出議案被提出時，議員們總要想想這筆錢該不該花，何況他們自己也難免要出錢。

3、至少從17世紀起，英國人便有了對常備陸軍的如下不安：強大的常備陸軍有可能被君主或政治強人利用，成為在英國顛覆自由和建立專制的工具。

4、在19世紀的英國，在工業革命完成、議會改革推進、自由主義氛圍漸濃的背景下，如下觀念也在上揚：應通過開拓貿易、擴展憲政、倡導國際道義、促進國際協調去維護國際和平，軍備競賽、戰爭和權力外交則是短視甚至邪惡之舉，義務兵役制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理想主義的國際政治理念已在英國生根開花，這在前述的激進派身上就有明顯體現，也體現在不少英國政要身上，代表就是19世紀後期最重要的英國首相之一、自由黨巨擘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Gladstone)。後世因理想主義國際主張而出名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Wilson)就是格萊斯頓的「超級粉」，他在十幾歲時就說了：格萊斯頓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家！

5、也在上述背景下，以格萊斯頓命名、在激進派中尤受支持的「格萊斯頓財政主義」(Gladstonianfinance)在英國也有很大影響。它從實踐經濟自由放任、限制腐敗和特權等出發，要求注重政府財政的平衡，注重開支上的節約和效率。

6、在自由貿易背景下，來自關稅的政府收入相對有限，這樣，英國政府若要大幅增加軍費，難免大幅增加國內稅收(在當時的英國，這首先是增加作為直接稅的財產稅)，這是不討很多人歡心的；那麼，放棄自由貿易？在當時的英國，這就像從老虎嘴巴上薅鬍子。

7、到19世紀末，英國國內的如下思潮也愈發明顯(常稱為「新自由主義」，也體現在激進派身上)：國家不應緊抱自由放任，而應通過積極的經濟和社會幹預，去滿足勞工大眾的福利需求，促進社會公平和穩定。這也意味著，應將資源優先投向福利而非軍事領域。

8、在該時期絕大多數時間中，外來安全挑戰在英國人眼中並未嚴重到必須大幅強軍的地步。無論是維也納和會後至60年代的法國，還是1870年後至90年代的德國，還是在19世紀中後期作為英國首要對手的俄國，都大體如此。

9、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對英國人來說是代價慘重、雖勝猶敗，這也加劇了他們對對外用兵和大規模軍備開支的抵觸。

研究格萊斯頓的一部專著。

四，在該時期，英國身上還明顯有著「結盟保守主義」的傾向：避免承擔對他國的同盟義務，尤其在和平時期。這往往被不恰當地美其名曰「光輝孤立」(splendidisolation)。

持此主張者的主要理由可綜合如下：

1、英吉利海峽的存在和海軍的強大為英國的本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險，也就減弱了英國對盟友的需要。

2、結盟會限制英國的行動自由，尤其是可能將英國人拖入他們不願參加的戰爭；結盟可能加大英國的軍費支出；結盟也可能強化盟友的地位，令其對外更有恃無恐。

3、不少外部問題包括歐洲的問題對英國並非如此重要，外來挑戰也非如此嚴峻，以至於須有盟友相助。

4、即便英國沒有盟友，外交手段和其他大國之間的相互制衡也能發揮所期望的作用。

5、議會的審核、內閣的更替都會影響到盟約能否締結和維持。

6、主張通過開拓貿易、擴展憲政、倡導國際道義、促進國際協調去維護國際和平的理想主義國際政治觀也在發揮作用。

7、通過不結盟而維持和平更能體現英國的卓爾不群。

8、英國在歐洲等不少地區是守成型或防禦型的，這樣，當某個強權發動危及英國以及他國重大利益的擴張性戰爭時，英國再與他國抱團也來得及。

9、在18世紀至1815年的英國戰略傳統中，結盟保守主義也是重要內容。

關於該時期英國對外戰略的一部要著：《光輝孤立？英國與均勢，1874-1914》

五，在「軍備保守主義」和「結盟保守主義」背景下，該時期的英國其實不像真正的霸權國家那樣擁有強有力的對外權力工具，這樣，進攻性的對外行為和「炮艦政策」(尤其是針對其他強國)仍是局部性的。

比如，英國的「炮艦政策」多是體現在近東和非歐洲地區，就在歐洲和近東(近東的一部分也屬於歐洲)的表現而言，又較多體現在19世紀中前期的「帕麥斯頓時代」。再比如，在這百年中的十餘位英國首相中，對外可謂「強勢」的最多只有帕麥斯頓和主要在70年代中後期執政的保守黨人本傑明·狄士累利(BenjaminDisraeli)，但這二位也遠非窮兵黷武，對英國力量的弱點也有自知之明。

狄士累利。

六，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在該時期的英國對外行為中，如下的「低烈度」手段有更重要位置。

1、通過讓步、妥協、協作去籠絡和牽制對手或潛在對手。英國在19世紀20年代的希臘獨立問題上針對俄國，在19世紀30-60年代針對法國，在一戰前十多年中針對多個強國，都有此類表現。

2、締結與其他強國的協約關係。該關係是指：雙方並非正式結盟，但通過達成諒解或協定，就進行戰略協作甚至軍事互助達成某種默契或共識。19世紀40年代的和1904年後的英法協約關係、80年代締結的地中海協定都是例證。

3、在相互競爭的其他大國之間扮演某種平衡者、調停者角色，以防止前者之間的對抗失控。比如，一戰前夕英國在德國與法俄之間就有此角色，若認為英國是所謂「協約國」集團的鐵杆成員，「協約國」與德奧「同盟國」是像後來的「北約」與「華約」那樣對抗，這不盡符合史實。

4、在某個國際爭端並不涉及英國重大利益時，或英國無力進行有力干預時，置身於外，以靜待動。用索爾茲伯里勛爵(LordSalisbury，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當了十幾年的首相)的話講，要有「明智的不作為」(intelligentinaction)，令人想到前些年某部大熱諜戰劇中的一句「名」台詞：有一種勝利叫撤退！

1900年左右的英國也像當時的老首相索爾茲伯里那樣愈發精力不濟。

七，鑒於「軍備保守主義」、「結盟保守主義」和「低烈度」對外手段在該時期英國身上的突出表現，該時期英國大體有可稱為「戰略保守主義」的傾向，它即由上述三者構成。

該傾向大體延續到一戰發生之際：此時，能力與利益的不對等在英國身上仍明顯存在，雖然英國面對德國的挑戰大力加強了海軍，也在改進陸軍，但難言軍備保守主義已消失；雖然在1902年出現了英日同盟，但在歐洲這一核心地區，英國對法國是只願偷偷談「戀愛」但拒談「結婚」：同意進行秘密的軍事磋商，但迴避法國的結盟請求；低烈度手段仍多有表現，比如英國締結了與法國的1904年協定，與俄國的1907年協定，與德國的關於中近東利益分配的1914年協定，而且仍試圖在德國和法俄之間起到某種平衡作用。

八、從19世紀中期至一戰前，在英國兩大政黨保守黨和自由黨身上，戰略保守主義的體現難言有重大差異，雖然在自由黨身上看似更多。

保守黨和自由黨的基本主張雖然有不少區別，但首要區別還是在國內政策而非對外政策上；在對外領域，對於前述的造就戰略保守主義的各理由，兩黨內部都多有認可或接受。

自由黨更多地是代表工業界包括工人階層，以倡導議會改革、經濟自由放任、自由貿易、格萊斯頓財政主義、大眾福利(對這點的倡導要晚些)、理想主義國際理念而著稱，激進派在自由黨中也很有勢力，因此，自由黨的戰略保守主義傾向更重，也可以說，自由黨的該傾向有更多的意識形態性。

保守黨的戰略保守主義則更具實用色彩。比如，保守黨的支持者首推兩個群體，一是土地階級(貴族和鄉紳)、二是貿易和金融界，而對於軍事開支導致的高稅收，他們都缺乏熱情；再比如，從工業革命後英國推行的自由貿易中獲益最大的其實不是英國的工業界，而是貿易和金融界(常稱為「紳士資本主義」，gentlemanlycapitalism)，其經濟利益也更多地不是在歐洲，而是在英國殖民地和其他海外地區，與此相關，該群體也不贊成通過放棄自由貿易而提升英國的國防實力，對歐洲也更有孤立主義傾向。

但是，英國的戰略保守主義只是一種傾向，一種相比於「典型」霸權國家的「非典型」性，即便是自由黨領導層也絕非心慈面軟的唐僧，或高舉「非暴力「大旗」的甘地，兩個黨的高層大體都是絕不排斥軍備和戰爭的現實主義者。所以，在一戰前與德國展開海軍競賽、在1914年對德國宣戰的是自由黨政府，雖然這對黨內的激進派來說是節操碎了一地。當自由黨主要靠承諾國內福利改革而贏得1905年大選時，不少德國人就顯得天真了：他們猜測，自由黨執政的英國將更為眼光向內，更沒精氣神與德國搞軍備競爭。

第九，在他國力量上升更快、英國面臨的外來挑戰更多的背景下，至少從19世紀80年代起，英國的能力與利益之間的明顯矛盾及其戰略處境的明顯被動，已在英國人中引發了廣泛關注。與此相關，主張對內外政策做重大改革的聲音也在抬頭，其中也包括對戰略保守主義的改變。

這種聲音主要來自民族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群體，在兩黨內都有，一個代表是曾任殖民大臣的約瑟夫?張伯倫(JosephChamberlain)。他們在對外領域的變革主張主要是：

這本關於張伯倫的傳記將他稱為「最激進的帝國主義者」，他則將英國稱為「疲憊的巨人」。另可參見：《疲憊的巨人：英國以及對相對衰落的體驗，1895-1905》

1、英國由自由貿易(其實是單邊自由貿易)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或互惠性貿易，以改善英國的經濟地位。

2、加強英國與其「自治領」之間的協作和整合，主要是在經濟和防務領域，讓自治領幫助減輕英國的負擔。

3、加強英國的軍事力量，比如實行義務兵役制。

4、推行更積極的對外政策，包括尋找有力盟友。

但是，這些主張在一戰前的英國並未得到積極響應。不說別的，無論是基於自由貿易的既得利益集團，還是激進派，都是強大阻力所在。

戰略保守主義限制了英國對軍事和對外事務的資源投入，有助於維持英國的經濟和社會穩定，減緩英國的衰落。但它不能阻止英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的下降，這主要是由英國在經濟尤其工業領域的原因造成的。假如英國及時推行上述變革，這也可能對英國更有利，比如，轉向保護主義也許更有利於提升英國的國力，擁有更強大的軍力和強大的盟友也許更有利於英國維持歐洲和平：如果英國人明確說將在德國攻法時站在法國一邊，而英國陸軍在德國人眼中也不再是「警察」級別，德國人在1914年也許不敢輕舉妄動。當然，也不能完全否認另外一種「可能」：面對一個更強勢、實力上升更快的英國，德國人是否會更急不可耐地搶先動武？但無論如何，在19和20世紀交會之際，英國確實需要更具勇氣的變革，因為這個「疲憊的巨人正在命運的軌道上蹣跚而行」（張伯倫之語）。（完）

（本文為嘉賓在戰略圓桌「近代西歐大國的戰略與興衰——世界千年戰略經驗」的論壇的發言，經過嘉賓本人審閱。編輯：豆姑娘，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

嘉賓介紹

梅然，1991年從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1999年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獲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國際安全與戰略、戰略史、國際關係史領域的研究和教學，撰有專著《德意志帝國的大戰略：德國與大戰的來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戰爭、帝國與國際政治變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以及《中心-側翼理論：解釋大國興衰的新地緣政治模式》、《俄羅斯、海上霸權國家與世界政治的邏輯》等多篇論文，並參與編寫《國際關係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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