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美國為啥也迷戀帝國主義？
朱劍/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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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當1962年歷史學家威廉·蘭格高呼「再見帝國」時，他也許會驚訝於僅在半個世紀之後，帝國便再次回歸，並且被冠以帝國名號的竟是美國。自由主義者因其對個人自由和民族自治的推崇，而天然地被認為是反帝國主義的。然而，如密爾、威爾遜等自由主義者卻對本國的帝國擴張抱持認可甚至支持態度。對此，一種解釋認為，帝國管制有助於「未開化民族」的文明進步，由此促使自由主義者支持帝國對外擴張；另一解釋則主張，對國內自由政體的維護才是自由主義者支持帝國擴張的根本因由。跳出來看，既然自由主義者會將帝國視作一種選擇，那麼沒有理論不會因為現實需要而擴張出帝國主義理論來。事實上，通過梳理自由主義歷史，義大利哲學家多米尼克·洛蘇爾多發現自由主義者始終都與奴隸制、殖民主義等明顯違犯自由主義原則的行為糾纏不清。
當歷史學家威廉·蘭格在1962年高呼「再見帝國」時，他也許會驚訝於僅在半個世紀之後，帝國便再次回歸。而或許更令其難以置信的是，此次被冠以帝國名號的竟然是美國，且是以冀望美國成其為是的立場來賦予它這一名號的。
雖然有如約翰·伊肯伯里等論者指責的那樣，「美國的帝國主義野心」只會「引致一個更具敵意的國際體系，從而使其愈發難以實現美國利益」，並且對查莫斯·約翰遜而言，它最終將會導致國內自由政體的病變，因為「黷武主義，權力的傲慢以及那些為帝國主義辯護的委婉表述，不可避免地會與美國政府的民主結構相互衝突，並扭曲它的文化和基本價值」，但就現實來說，越來越多的論者開始「準備使用帝國一詞來描述美國過去是，將來是或應該是的情狀」。
尤其是對新保守主義者來說，美國作為一個帝國不僅無須為此愧疚，且還應當為此自豪，因為正是作為「仁慈帝國」的美國「保障了國際安全和繁榮」，從而使其「有益於世界人口的絕大部分」，因此，一旦美國衰落，「對世界其他地區人口造成的損失將遠大於，並且也遠快於對美國人造成的損失」。
不過，在理查德·艾柏林看來，儘管「9·11」事件使人們普遍認為新保守主義者是籲求創建「美利堅帝國」的主要聲音，但在之前的10年間，依照美國的設計，那些為開創一個嶄新的、更好的世界而要求對外干涉的呼籲，卻主要來自於美國政治光譜中的自由主義一面。「9·11」事件雖然使新保守主義者成為這些呼籲的首要發聲者，卻也使一部分自由主義者可以開始毫不避諱地將這些呼籲同對「美利堅帝國」的支持聯繫起來。
在他們而言，美國成為帝國或許並非不可接受，甚至可以說是必要的。如曾任加拿大自由黨黨魁的伊格納季耶夫即主張：由於對大國安全至關重要的邊緣地帶缺乏秩序，且又無力自我擺脫暴力和混亂的惡性循環，因而不得不需要美國扮演柔性帝國（empire lite）來塑造秩序，保障人權，並在此基礎上教會「這些只懂得自相殘殺的人以自由選舉、法治和民主自治」。儘管他同查莫斯·約翰遜一樣意識到帝國和自由之間存在緊張關係，但因其相信此一帝國是「暫時的」「人道主義的」，並且是「民主的」，而遠不如約翰遜那般擔心這會腐蝕國內的自由政體。相反，伊格納季耶夫擔憂的是這個「民主帝國」可能會因國內民眾缺乏耐心，而無法擔負起耗資巨糜、耗時巨大的帝國負擔。
不過，由此引出的一個問題便是：為何通常被認為天然反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者會將帝國視作可行乃至必要的選擇？對此，本文將會整理各位學者對此一問題的解答，歸納出兩種解釋路徑：外部解釋路徑與內部解釋路徑。前者強調自由主義者支持帝國擴張的緣由主要在於帝國統治有助於管制對象，即「未開化民族」的進步；後者則主張帝國擴張事實上有助於帝國內部的自由，由此才會促使自由主義者支持帝國的對外擴展。在此基礎上，本文會分別詳述兩種解釋路徑的邏輯及其存在的不足，並最終就此問題給出自己的解釋。
▍一、為何支持帝國擴張：兩種解釋路徑
通過梳理自由主義運動的發展史，義大利哲學家多米尼克·洛蘇爾多發現自由主義者自始至終都與奴隸制度、殖民主義等明顯違犯自由主義原則的行為糾纏不清。究其緣由，在洛蘇爾多看來，是因為自由主義者「界定了一個受限的神聖空間」，只有在這一「神聖空間」內，自由主義原則才可無所顧忌地加以施行。而對於處在「神聖空間」之外的群體，自由主義原則將會退避三舍，取而代之的是針對此一群體的「奴役」，「或多或少顯明的征服」，甚至是「大規模的屠殺和滅絕」。
由此，「自由主義被改造成了一種支配的意識形態，甚至是戰爭的意識形態」。在紐約市立大學特聘教授烏代·辛格·梅塔看來，自由主義者之所以能夠劃定這一排他性的「神聖空間」，並將「征服、奴役、屠殺」此一空間之外的群體當作是合法的，則是因為在他們認為，「神聖空間」之外（梅塔稱之為「陌生社會」）的生活方式只是「臨時性的」，不「合目的性的」，並因而會趨向「不整全」「靜止」以至「落後」。相反，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則明顯處於歷史發展的更高階段：「更為卓越的知識結構，更為可靠的科學，更為一致的道德，以及更為公正和自由的政治」，由此使得控制「陌生社會」，對其加以教化被認為是「正確」，甚至是「必須」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所謂的「征服、奴役和屠殺」實際上是推動「陌生社會」順應歷史走向的無奈（但有益）之舉。
芝加哥大學副教授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幾乎完全接受了上述二者的邏輯，只是她更為強調自由主義者支持帝國擴張的條件性。在其而言，18世紀的自由主義者，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等，曾極為堅定地反對歐洲殖民帝國的擴張。但隨著歐洲在19世紀相對於世界的勃然興起，自由主義者開始以一種更加自信的態度接納對歐洲社會與非歐社會分屬「文明」與「未開化」的判斷，並進而將推進文明擴展至落後的非歐社會視作不可推卸的責任。
正如皮茨所說：「在興起於19世紀上半葉的帝國自由主義的普遍主義意象中，歐洲站在了世界歷史的頂點，此一優勢被認為可以賦予歐洲人必要的知識和道德權威，從而將進步強加於欠發達社會，當暴力和強制被明達和善意的殖民當局視作是必要的時候，就可以利用它們。這種進步主義的普遍主義論證了歐洲的帝國統治是落後社會的福利，認可了對許多當地國家主權的廢除，並批准了針對殖民地社會的教育、法律、財產和宗教體系的干涉政策。隨著這種帝國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一種更為寬容和多元主義的普遍主義——以所有人類的平等理性作為前提，相信管制歐洲內部關係的道德和正義標準理應適用於歐洲人處理與其他社會的關係——黯然消退。」
「文明」與「未開化」的區分，解釋了自由主義者何以在支持帝國擴張的同時，不認為自身違犯了自由主義原則：「未開化民族」被認為尚不適用於自由主義原則。事實上，對「未開化民族」的干涉、管制和教化正是為了帶給其文明自由。因此，真正促使自由主義者支持帝國擴張的緣由，就是在於將進步帶給「未開化民族」的使命意識。儘管經由自身努力實現進步無疑是最佳的選擇，但某種程度的外部介入、管制和教化並未被排除在外，畢竟，自由主義者似乎總能發現停滯不前的「未開化民族」。
如果說上述解釋路徑強調的是帝國擴張對於「未開化民族」的助益，那麼，另一解釋路徑則是主張：對國內自由的維護才是自由主義者支持帝國擴張的根由。對此，皮茨藉助對夏爾·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解讀詮釋道，自由主義者擔心現代商業社會的到來，可能會「驅使現代的個體脫離政治而進入私人領域（即是商業追求和家庭事務的領域），由此將留下一片政治真空。而國家則迫不及待地試圖填補此一真空」，這就必然導致國家權力的擴大和集中。同絕大多數的自由主義者一樣，托克維爾對這一可能的發展趨勢表示極度憂慮，他為此提出的應對措施就是藉助帝國擴張來強大國家，從而刺激公民因利益和榮譽重新投入政治領域，並由此抑制國家權力的集聚。皮茨認為，正是為了維護「法國國內的美德與穩定的自由」，才使托克維爾「縱容，並且事實上是倡導了對阿爾及利亞的征服」。
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則試圖通過證明徵服、管制「未開化民族」的合理性，來反對國內日漸興起的民主化進程，並以此來維護國內自由。畢竟，在他看來，英國的工人階級同落後民族一樣，容易「沉溺於習慣和迷信，無法持續努力，並對進步和創新抱持敵意」。一旦不恰當地賦予工人階級政治權利，那麼很有可能導致他們將「手伸向他人的口袋」，從而侵犯被視作自由基礎的財產權利。皮茨認為，正是這種焦慮推動了自由主義者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帝國主義轉向。
相對於前一解釋路徑對外部效益的強調（外部解釋路徑），此一解釋路徑注重的是帝國擴張對國內自由的維護（內部解釋路徑）。然而，就此一路徑來說，其不足之處在於過分倚重自由主義者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所面臨的情境。畢竟，對商業社會的擔憂和對民主化的焦慮已然時過境遷，但仍有部分自由主義者會對帝國擴張表示支持，且其依然採取的是內部辯護路徑。而就外部解釋路徑來說，其不僅同樣過度依賴18、19世紀的歷史證據，且還未能把握它本身所具備的內部性。這並不是說需要以內部解釋路徑來補充外部解釋路徑，儘管這無疑是必須的，而是說自由主義者教化「未開化民族」的使命意識本身就帶有維護國內自由的含義。不過，在具體闡釋兩種路徑的不足之前，本文將會分別解釋兩種路徑何以能夠成立。
▍二、外部解釋路徑
如前所述，外部解釋路徑強調的是帝國擴張對於「未開化民族」的助益。然而，並非所有的自由主義者均能認同此一邏輯。事實上，對反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來說，帝國對「未開化民族」的統治未能使其立基於「未開化民族」的同意之上。而「如果沒有發言權就使一個國家臣服於其他國家的立法機關，那麼，這是一種『奴隸狀態』」。
由此理查德·普賴斯（Richard Price）、約翰·卡特賴特（John Cartwright）等18世紀後期的英國自由主義者十分同情美國的獨立運動，與此同時，這也為美國的建國先賢們提供了為何可脫離大英帝國的辯護邏輯：英國對美洲殖民地的統治應建基於當地社會成員的同意基礎之上，儘管因帝國疆域的遼闊而無法實現直接民主，但也並不意味著可以用「實質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來為他們根本無法知曉其利益所在的地區代言。代表只能出自「現在居住，或是曾經確實居住，或是將要居住」在當地的人們，故此，要麼敦促英國允許殖民地選派代表進入議會，要麼賦予殖民地最終的獨立以保障其權利。前者因可能使大英帝國對殖民地的統治合法化，且又無法對其加以限制而為美國的國父們所拋棄，從而使得後者成為了最終的合理選擇。
對「代表應出自當地社會成員」的強調，其實還構成了駁斥因將殖民地社會成員視作「未開化民族」而接受家長式帝國主義的一大理由，即認為由於「未開化民族」不知其利益何在，不曉如何行使權利，因而需要一個真正了解其利益，並能通過教化以使其更好行使權利的外在權威來加以管理。地理的隔離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導致聲稱了解邊遠殖民地社會成員的真正利益純屬虛妄：「你關心他們什麼，或者你能關心他們什麼？……對於如此不同於你自有的生活方式和習慣，你能建構出怎樣的設想？你何時能見到他們？……如果他們遭受痛苦，你的耳會因他們的痛哭而飽受創傷嗎？你的眼又可曾見過他們的不幸？」況且，當所謂的「未開化民族」有其不同於「文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習慣時，又何以斷定他們「未開化」的行為是因為缺乏理性判斷能力，而不是對大為不同的生活環境的理性反應呢？
畢竟，至少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人類團體，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民族之間的最主要區別，並非取決於生物學意義上的，或是周遭環境的差異，而僅是源自對情境理性和自由的不同應用罷了。以此觀之，具有同等理性判斷能力的「未開化民族」事實上應當被認為並不劣於「文明民族」。
再進一步說，當文明發展存在多種方向和路徑，且相互之間又缺乏能夠判斷優劣的共同標準時，如以賽亞·柏林主張：「人類的目標是多樣的，且並非所有的目標都是可以相互比較的，甚而有些目標之間所處的是一種永久敵對的狀態。假定所有的價值可以根據單一尺度來評分等級，因而僅需略加檢視便可決定何者最高，這在我而言是歪曲了我們關於人是自由主體的認知，是把道德上的決定看成了原則上由計算尺即可進行的運算」。推動殖民地社會向帝國文明模式靠攏，難道不是對理應得到尊重的他者文明的野蠻毀滅嗎？
然而，對支持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文明不僅是可比較的，且事實上還能被歸入一個具有普世標準，並因而可判斷優劣的理性秩序中。如前所述，隨著19世紀的到來，歐洲人普遍接納了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分屬「文明」與「落後」的看法。
他們認為，經過科技和工業革命的醞釀發展，西方社會正在不斷現代化：「壽命得以延長……痛苦得以減輕……疾病被消滅了……土地更加肥沃了……海員們獲得了新的安全設施……戰士們獲得了新的戰鬥武器……江河上架起了先輩們從未見過的大橋……黑夜被照耀得像白天一樣明亮……視野擴展了……體力增強了……動作更快了，距離更短了……交通、通訊，一切友好往來，所有商業通信都更加便易了；人們進入到海底深處，翱翔在天空之際」。
而就非西方社會來說，非洲人被認為「缺乏動力或壓力去發展或發明，任何壓力都只會通過使用奴隸，而不是改進方法來消除」，他們「富於侵略性，愛好奢侈，如果不是奴隸主就是奴隸」。亞洲人同樣沒有創造力，因為「它的體制壓抑了創造力，或是將其導向生產促人驕奢淫逸的奢侈品」。他們的社會「越來越不具流動性」，「缺乏成文的法律體系」，「沒有關於政治邊界的概念」，並且還「充斥著盜竊和搶劫」。他們的農民是「愚蠢的」，容易「嫉妒和懷疑」，他們的統治階級則是「腐敗，貪腐成性和寄生的」。就拉美人來說，正如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干涉墨西哥、多米尼加與海地時所發現的：他們如果沒有陷入完全的無序狀態當中，那麼就是處在獨裁政權的統治之下。
而之所以非歐民族會陷於停滯或落後狀態，在其時的生物種族主義者看來，主要是因為他們不具備歐洲人那樣的遺傳優勢。對馬爾薩斯理論的信奉者來說，則是因為非歐民族沒有節育，以致人口過剩，從而導致饑荒、瘟疫和戰爭的發生。而環境決定論者認為，非洲的潮濕炎熱造成非洲人的懶惰，亞洲的乾旱促使東方獨裁主義的興起。有些人類學家則是主張，非歐民族缺乏理性才是導致其無法前進的根由。儘管並非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能認可上述邏輯，但確實有諸多的自由主義者未能擺脫這種「時代精神」。
事實上，密爾就主張「未開化民族」「不能……克制」，「太容易動感情」，「個人自尊心太強」，以至於「不存在自發的進步動力」；托克維爾儘管反對約瑟夫·戈比諾（Joseph Gobineau）的生物種族主義，但還是承認非歐民族就是「次等民族」（lesser peoples）；威爾遜雖然把墨西哥的韋爾塔政府稱作「屠夫的政府」，卻又不相信「墨西哥的農民現在可以像其他人——比如我國的農民——那樣進行自治」，而且，他還認為菲律賓「在政治發展方面尚處幼年期」，是「未開化民族」。
在上述自由主義者看來，這些「未開化民族」確實不知其利益何在，不曉如何行使權利，並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因為缺乏理性而「尚未達致表達同意的必要條件」。所以，未經非歐社會的同意就對其進行殖民統治可能是合理的，甚至還是道德的。當然，前提是此一殖民統治旨在通過教化實現非歐社會的最終自治，並接受文明（自由主義式的）生活方式。
對此，密爾便曾指出：「在對付野蠻人時，專制政府正是一個合法的形式，只要目的是為著使他們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這個目的之得以實現而顯為正當。自由，作為一條原則來說，在人類還未達到能夠借自由的和對等的討論而獲得改善的階段以前的任何狀態中，是無所適用的。」而那些終究無法教化的，或者說拒不遵照歷史走向的「野蠻人」，便只能被剝奪繼續生存的權利（畢竟，倘若無法接受教化，他們也終究會被歷史淘汰）。這也是為何托克維爾會說，針對「落後民族」，有時候「我們非但必須採用暴力手段，並且還要施以顯見是邪惡的方式」。
通過與「文明教化使命」的結合，自由主義事實上極大地弱化了它原本主張的抽象個人主義，即每一個人皆享有同等的價值與權利，而無論其社會屬性和歷史屬性為何，因為它將所有人以及民族都納入了一個可分屬優劣的秩序當中：「文明」構成了區分民族優劣的標準，並進而成為了自由主義者決定是否賦予某一民族平等地位的依照。而與文明標準相應的是，「品格」（character）成為了判斷個人能否成功的基準。當自由主義者相信品格發展需以某種必要的社會情勢作為前提時，為了個人達致品格以順應現代自由社會，塑造這種必要的社會情勢便成為了國家的應有義務，「至少以現代眼光來看，這就有陷入下述陷阱的危險，即為促進品格的家長作風和毫不寬容缺乏品格的生活方式辯解」——恰如密爾為文明專制所作的辯護。
因此可以說，與自由主義者在19世紀下半葉開始支持帝國主義相伴隨的是國內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儘管二者並非必然對應，如為新自由主義提供了最佳讀本的倫納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就極為反對英國在南非的帝國主義行徑。但二者確實皆源於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國內層面是工業社會內在張力的日益顯現以及針對擴大選舉權的鬥爭，於國際層面是由新興強國崛起所導致的對世界的瓜分；均旨在通過增強國家主義要素來應對衝擊：在國內層面是拓展政府干預的範圍和手段，於國際層面是增強國家實力；且都呈現出一種家長式的作風：在國內層面是經由社會改革（如控制生育、禁酒改革等）為尚不具備品格的人發展品格奠定基礎，於國際層面是通過拓殖為「未開化民族」實現最終自治提供指導。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外部解釋邏輯並不僅限於皮茨關注的19世紀。儘管如生物種族主義、馬爾薩斯主義等理論在20世紀（尤其是下半葉）開始呈逐漸式微態勢，但西方社會與非西方社會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勢卻並未改變，這就使得某些自由主義者仍舊不能擺脫二者實屬文明兩端的判斷，雖然他們不再尋求如生物種族主義等的「科學」支持，但依然會有現代化理論、「失敗國家」理念等來提供理論支撐。事實是，現代化理論所揭示的「傳統和現代截然對分；經濟、政治和社會變革相互依賴；現代化是普遍的、線性發展的；以及與發達國家的聯繫可以戲劇化地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就是以另一種話語確認了西方社會的優勢和非西方國家的落後。
而那些現代化理論家，如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 Parsons）和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也無不認為這種差距的存在源於是否擁有「在『現代的』、『西方的』文化中發現的獨特做法和價值」。雖然這種落後不再被視為出於其種族屬性，但無疑還是因為其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如「他們的品格和習慣上的不良方面」，「不成熟、情緒化、具有破壞性的個人主義以及目光短淺」。這就使得它們不僅未能如西方那樣實現現代化，且還陷入了傳統社會的泥潭無法自拔，甚至成為「失敗國家」。
只是，它們畢竟還有模仿的能力，只要效仿西方社會的生活方式，爭取西方的援助，它們仍舊可以邁向現代化。而就西方社會來說，它們也同樣負有義務來引領這些國家走向現代化，除了可以進行外部投資之外，它還可以提供科學技術和訓練，對民主體系的優點給予指導，幫助建立更加有效的商業組織形式，甚至灌輸一種新的理性精神。這樣不僅為西方社會支持仍存於20世紀中期的歐洲殖民帝國提供了辯護，並且還為美國延宕至今的對外干涉提供了理據。
更為重要的是，外部解釋路徑未能把握此一邏輯本身暗含的內向性。也即是說，對自由主義者來說，為「未開化民族」提供秩序，賦予其文明乃至自由的生活方式，內在地有助於自由國家本身的安全與繁榮。他們認為，只要帶領「未開化民族」實現文明生活方式，構建起自由民主政體，那麼，一個民主國家佔主導地位的國際秩序終將成型。而「偉大的民主國家並不好戰，它們不會尋求或渴望戰爭……征服和統治並不在我們的設想中，也與我們的原則不符」。相反，「如果不能認可和接受這一原則，那麼任何和平都將不可避免地遭致擾亂……世界只有在其生活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才能保持和平。而如果抱有反叛意志，沒有精神的安寧與公正、自由和正義之感，那麼穩定無有可能」。
與此同時，正如威爾遜所指出的那樣：「一個能夠確保經濟自由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最有助於美國資本主義在世界市場上贏得應有地位。」從消極意義上來說，這是因為對「未開化民族」的自由教化最終會摧毀戰爭體制，而戰爭會導致相互之間的敵意，增加通商成本。就積極意義上來看，則是由於穩定、自由的擴展同時也意味著「門戶的開放」，由此勢必有助於自由貿易的推進，進而為自由國家提供更為廣闊的市場。因此可以說，自由主義者的教化使命並非完全出於利他動機，而是帶有鮮明的自利傾向。
▍三、內部解釋路徑
就自由主義者在支持帝國擴張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自利傾向來說，闡釋最為深入的無疑還是內部解釋路徑。當然，同外部解釋路徑一樣，並非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認可這一邏輯。事實上，正如查莫斯·約翰遜對美國陷入黷武主義的憂懼一樣，諸多的自由主義者擔憂帝國擴張可能會導致國內自由政體的病變。畢竟，試圖對「未開化民族」進行教化，推行文明生活方式在當地的深植，勢必會導致那些依然習慣於本土生活方式的成員的反抗。而反抗所必然伴隨著的武力鎮壓，不但可能導致自由主義者擔憂會出現人道主義災難，而且還會喚醒自由主義者對戰爭和軍隊（尤其是常備軍）的內在恐懼。
羅馬共和國的教訓曾告誡自由主義者：長期的對外戰爭以及外駐軍隊可能會「激發軍隊的派別忠誠，從而給予馬略、蘇拉和凱撒這樣的人物以手段來推翻憲政」。即便沒有此類人物，但長期對外征戰的結果也往往會導致國內社會的軍事化：民眾好勇鬥狠；政府好戰成性並為此不惜施以詭詐和欺騙來鼓動民眾；藝術、科學等能夠增進文明的活動則被擠佔了應有位置。而這必然會造成國內自由的喪失。
然而，托克維爾卻擔憂現代商業社會的到來會導致個人退出政治領域，從而導致國家權力的擴大和集中。為此，他支持通過帝國擴張來強大國家，從而刺激公民重新投入政治領域，進而維護國內自由。儘管帝國擴張的暴力傾向同樣使其心生疑慮，但這更多地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而不是對暴力可能侵害自由的擔憂。相反，他不僅將武力的使用視作強大國家的必要手段，並且還認為軍隊有助於展示並激勵公民美德。基於此，托克維爾拒絕接受貢斯當的主張：帝國將摧毀自由，而強大的軍隊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從根本上來說同民主自由不相兼容。
密爾同樣抱有托克維爾的擔憂。在他看來，經濟繁榮容易導致「道德上的嬌氣」，使人「更少英雄氣概」，「私人美德」也會因此遭致腐蝕。只是他更為憂慮的是大眾民主的興起，因為對他而言，大眾，尤其是勞工階層，往往並不理智。他們會沉溺於酗酒或性慾當中，從而使生活陷入困頓。一旦不恰當地賦予其政治權利，很有可能導致他們侵害他人的財產權利。
為此，密爾試圖通過比例代表制、複數投票權等設計來給予富有品格的階層以優勢，從而賦予其權利來教化民眾——糾正其惡習，培養其品格，並在此基礎上保障自由。而這種家長式作風擴展至國際層面即成了密爾的「文明專制」。對「未開化民族」來說：「一個文明政府要對他們真正有利，將必須是在相當程度上專制的，即必須是一個他們自己無法實行控制，卻對他們的行動加以大量強制的政府。」反過來，「未開化民族」事實上的無能和「文明專制」的可行又為國內的家長式管制提供了論據。
不過，此一解釋的不足之處在於未能將「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邏輯納入其中。事實上，在密爾看來，他之所以支持大英帝國的對外擴張，其一大緣由就在於，19世紀中期的英國已經開始出現了人口過剩以及資本過剩，而人口過剩（在資本和生產技術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不僅將導致「工資下降」，從而造成「勞動階級的境況惡化」，並且還會因「糧食需求增加」促使「地租上升」，進而造成資本利潤的下降；資本過剩（在人口和生產技術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則會造成「工資上升」，並由此導致「勞動成本的相應增加和利潤的減少」，而「勞動者生活狀況的改善會增加對糧食的需求」，進而造成「生產費用增加」，資本利潤將進一步下降。隨著19世紀下半葉美國、德國等新興資本強國的迅猛發展，以及諸多國家因經濟衰退所採取的保護性關稅政策，「大英帝國的屬地，包括白人拓殖地和在愛爾蘭、亞洲、非洲的附屬地，不僅可能成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可以作為英國資本市場和貿易夥伴的地區」。因此，密爾主張，唯有鞏固並拓展殖民地，才能有助於緩解大英帝國的人口壓力，提高資本的利潤率，並在此基礎上保障國內的穩定、自由以及繁榮。
此一邏輯揭示了經濟自由主義者支持帝國擴張的理由。儘管經濟自由主義者是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而自由貿易又通常被認為是與和平相生相伴。但其前提在於自由貿易已然被各國視作切實可行，並可從中獲益的選擇，由此才能最大限度地確保各國在此基礎上實現國際間資源的最優配置。而因這獲得的繁榮，勢必會將各國納入同一利益共同體，和平也因此可得。雖然這一邏輯為自由國家所大力推行，但其他國家或地區，尤其是「未開化民族」，或者從根本上拒絕進入自由貿易體系，或者無法為自由貿易提供必要的秩序，因而需要奉行自由貿易的強國在必要的時候使用武力強行打開其經濟門戶，如開放港口、降低關稅、簽訂貿易條約；駐紮軍事力量以提供秩序，確保「未開化民族」尊重、保護強國的商業利益和特權；甚至直接佔領關鍵的戰略要點以保護通向全球市場的貿易航道的通暢與安全。
通過推動「門戶的開放」，拓展海外的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者相信可以為儘可能多的人提供「機會」——對勞動者來說是更加豐富的工作崗位；對資本家來說則是更為廣闊的投資場所。而經由「機會」的擴展，經濟自由主義者試圖稀釋國內日趨劇烈的經濟衝突，並由此避免社會動蕩，維護國內自由政體。事實上，在威爾遜看來，美國就必須依靠拓展了的海外市場，來增加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勞動者的「機會」，緩解「過剩的問題」，釋放「美國資本的能量」，解決失業和貧困問題，並以此緩和可能危及國內憲政自由的社會矛盾及其動蕩。
此一邏輯的結果，按照威斯康星學派的說法，必然會導向新帝國主義，即「將新的地區整合進正在擴張中的經濟體這一過程所激發出來的一種充分的政治功能」。而威爾遜也確實通過頻繁干涉拉美國家，對菲律賓施行漸進獨立政策，支持國際聯盟的「委任託管」體系，顯示了他的帝國主義傾向。
▍四、自由主義者為何支持帝國擴張
依上所述，針對自由主義者為何支持帝國擴張這一問題，內部解釋路徑的不足在於未能將「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邏輯納入其中，這不僅會影響此一解釋路徑的整全性，並且還會導致人們忽視自由主義者對帝國擴張的支持並非只是在19世紀。而就外部解釋路徑來說，其缺陷在於沒能認識到這一邏輯本身的內向性，由此勢必造成對自由主義者自利性的無視。
事實是，對自由主義者來說，一個同質性的自由世界總是更有可能提供安全、繁榮與自由。因為自由民主制度的擴展會帶來共同的價值判斷和利益認知；而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則會引致相互理解和利益紐合，由此將在很大程度上紓解各國之間的疑慮戒備，緩解安全困境，自由國家的安全、繁榮與自由也因而可得。
並且，正如外部解釋路徑指出的那樣，自由主義者確實相信只要教以「未開化民族」文明甚至自由的生活方式，他們就能真正取得進步，並進而同享安全、繁榮與自由。這就有如威爾遜所言：「安逸與繁榮使我們希望整個世界能夠如我們一般幸福和富裕，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措施就是施行我們的制度和原則。」
儘管由這些「未開化民族」通過自我努力來構建自由制度，施行自由原則是最佳選擇，但某種程度的暴力以及直接的管制並非完全被排除在外。畢竟，自由主義者總是能夠發現，某些「未開化民族」因為外部現實環境的壓制，不僅無法構建起自由政體，甚至難以確保國內穩定，正如威爾遜在拉美民族身上看到的那樣。而倘若這些民族不能通過自我發展來改變這一外部環境，那麼，由「文明民族」介入其中或許就是可行的選擇。威爾遜對墨西哥、海地、多米尼加等國進行干涉，否定直接予以菲律賓獨立，並支持國聯的「委任託管」體系，都是這一點的體現。
而自由主義者之所以願意承擔如此繁重的教化任務，除了其內在的使命意識之外，對國內自由政體的擔憂也是促其承擔使命的重要動能。事實上，正如密爾和威爾遜所發現的：自由國家極易因為內部的利益衝突而導致動蕩，並進而威脅憲政自由，這使得自由主義者將對外尋求「機會」視作稀釋並緩和利益衝突的有效手段。而如果說「機會」在農業時代指的是有利於護持「品格」的土地，如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所說，或是能夠激發勇武精神的戰爭，如托克維爾所言，那麼，在商業時代則是指有助於利益尋求的工作崗位——對勞動者而言，或是資本市場——對資本家來說。
在農業時代，傑斐遜這樣的民主主義者主張通過領土擴張來增加土地，從而促使更多的人因獲得耕地而成為「最有精力，最為獨立，最具道德」的自耕農，他們因擁有對地產的絕對所有權而被賦予了財產，進而享有人格上的獨立地位。由此無須像沒有土地、相對窮苦的佃戶那樣依附於地主，也不用如亟亟於私利的商人那般依靠需求多變的買主，當然，更不必說只有仰仗僱主方能生存的工人。這些自耕農「作為古典家政主人的繼承者，得以享有閑暇和自主，從而使其既能考慮對他人有益的事務，又能考慮對自己有利的事務」。
因此，傑斐遜認為，他們可以並且應當成為共和政體的基礎，以此「確保國家仍為自耕農的共和國，而不是過度城市化、商業化和工業化的共和國」。畢竟，此三者所塑造的人因為「依靠偶然性和顧客的反覆無常」，而「會導致恭順諂媚和唯利是圖，扼殺道德的萌芽，並為野心家的陰謀提供適當的工具」。此外，領土擴張所需藉助的武力行動必然會激發民眾的勇武精神和榮譽意識，從而恢復他們的參政熱情，避免國家對政治領域的完全把控，正如托克維爾所指出的那樣。
在商業時代，如密爾、威爾遜等自由主義者則擔憂人口過剩、資本過剩以及產品過剩會造成國內各個階層的爭端，從而導致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和暴政的惡性循環」，而這正是自由主義者對古代共和政體的擔心。譬如，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就認為美國的現代共和政體避免了古代共和政體「不安的騷動，以及使它們永遠搖擺於暴政和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極端之間連續不斷的革命」。為此，他們希望經由商業擴張來保證各國「門戶開放」的持續和國際經濟溝通的順暢，從而確保國內各個階層始終享有尋求利益的「機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因階層間的極端利益衝突導致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或是被迫採用獨裁政體。
基於此，自由主義者才會願意承擔教化「未開化民族」的重擔，尤其是當這一「未開化民族」所在地區對於自由國家的穩定、繁榮與自由來說至關重要時——譬如，威爾遜認為，拉美國家的動蕩不僅會損害美國在這些地區的經濟利益，並且還有可能引致歐洲列強的介入，從而對美國本土造成威脅。而在某些自由主義者看來，對於美國這樣的自由領導者國家，即便「未開化民族」所在地區（即邊緣地區）的動蕩與其並無直接關聯，它也應當使用軍事力量以確保那裡的動蕩不會外溢，並損害邊緣地區與核心地區（對美國來說包括歐洲和東亞）的經濟聯繫。因為他們認為，自由領導者國家的繁榮與這些核心地區直接關聯，所以，捍衛核心地區與邊緣地區的經濟聯繫，確保核心地區能夠獲得邊緣地區的市場和原材料應當成為自由領導者國家的重要任務。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願意教化「未開化民族」並不意味著自由主義者認為「未開化民族」完全缺乏理性，以至於根本無法經由自身實現進步。事實上，在自由主義者看來，這些「未開化民族」如同孩童，雖然尚不具備理性，但只要假以時日，並經由「文明民族」的管制和教化，他們終究還是能夠獲得理性的，雖然這可能需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
基於此，在針對何時給予菲律賓獨立這一問題上，儘管威爾遜「在公開場合同意1916年的克拉克修正案——該修正案規定將在4年之內准予菲律賓群島獨立，但他私下裡承認，他認為這項法規定得不適當；他還私下干預，使修正案有了如此這般的修改，從而把採取行動的最終控制權置於總統的掌握之中，消除了對他的漸進政策的任何威脅」。他認為，美國儘管並非「菲律賓島嶼的主人」，卻是菲律賓人民的託管者，所以美國「有責任使菲律賓的政府安排最有助於他們的自由和發展」。
不過無論如何，正是對「文明民族」與「未開化民族」的區分，使得自由主義者可以認為他們對帝國擴張的支持並未違犯自由原則。畢竟，「未開化民族」如同孩童，尚未具備理性，因此無法作為獨立的主體判斷行事。洛克就認為理性是表達契約式同意必不可少的條件，由此使得自由主義者將「未開化民族」的孩童性視作「剝奪其民主權利和代議機制」，「施行其他帝國禁制」的有效辯護。
事實上，他們並未如洛蘇爾多所說的那樣構建了一個排他性的「神聖空間」，相反，這一空間是開放的，只要達致理性，任何人都能進入其間，享受自由原則的庇佑。而對於那些尚未達到標準並進入「神聖空間」的人，如孩童、勞工階層、「未開化民族」等，自由原則將會暫時退避，家長主義則會加以施行。經由成人、有教養階層、「文明民族」的干涉、管制、教化，自由主義者希望並相信孩童、勞工階層、「未開化民族」終究能夠達致理性的標準，成為獨立的主體。因此，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家長主義（包括家長式的帝國主義）最終將會有助於「未開化民族」的自由。
綜上所述，如果說對「文明民族」與「未開化民族」的界分賦予了自由主義者支持帝國擴張的辯護之辭，那麼對一個自由國際共同體更有可能帶來安全、繁榮與自由的判斷，則是給予了自由主義者擴展自由生活方式（並不必然是通過帝國式擴張）的經久動能，而真正促使自由主義者支持國家對外干涉，並對「未開化民族」施以教化的，則是因為他們總是能夠發現陷於暴政或無政府狀態的 「未開化民族」，尤其是當這些民族所在地區的動蕩可能最終會影響到自由國家的穩定、繁榮與自由時，自由主義者便會將干涉以及管制視作理所應當的手段。
▍五、結 語
脫胎於宗教戰爭的自由主義通常被認為是主張價值多元主義的，即將美好生活問題從政治中剝離出去，使其成為私人信仰問題，由此自由主義者極為注重對私人空間的劃定和保護，以及對個人自由的尊重和推崇。而國家權力，由於其天然的擴張性，使得自由主義者往往將之視作個人自由的首要天敵，故而任何能夠有助於權力擴張的行為（帝國主義無疑是其中一項），都會遭致自由主義者的堅決抵制。
但與此同時，由於認為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適用於所有人，自由主義者又試圖推進自由的對外擴展。當他們對其他文明及其成員抱持足夠耐心和基本尊重時，他們便會選擇自我展示和勸導說服，而不是外部強制灌輸的方式——這非但不能使施行對象接納自由主義生活方式，甚至還有可能侵害國內的自由——來作為實現上述目標的手段。
不過，當自由主義者更為堅定地相信自由的全球擴展符合歷史必然性，卻又同時發現現實世界存在著諸多事實上沒有能力實現，或僅是無法認同此一生活方式的「未開化民族」，尤其是其所在的地區對自由國家的穩定、繁榮和自由來說極為重要時，帝國主義便儼然是實現這一歷史必然性最為有效（儘管並不情願採用）的手段。
儘管這些自由帝國主義者不時也會表現出對帝國主義政策可能腐蝕國內自由政體的擔憂，但他們更為憂心的是「未開化民族」所在地區的失序和混亂對自由國家穩定、繁榮和自由的威脅，這使其更能接受採用自由帝國主義邏輯所意味著的風險。而當生物種族主義、馬爾薩斯學說等「科學」理論以其依據證明「未開化民族」根本無力經由自我發展融入自由共同體時，自由帝國主義便不僅是必要的，並且還是理所應當的，甚至是合乎歷史規律和道德規範的。
現今的自由主義者雖然不能再借用生物種族主義和馬爾薩斯學說，卻可直接依照現實中「未開化民族」的失序狀態來為「國家重建」（當今的文明教化形式）辯護，正如伊格納季耶夫所做的那樣。只是這種極需堅韌毅力的工作往往缺乏來自國內民眾的長時間支持。洪堡大學教授赫爾弗里德·明克勒就認為：「相對於獨裁帝國，那些擁有民主統治形式或民眾具有高度回應能力的帝國，極少能夠長時間堅持施行那些耗費遠大於收益的帝國政策。」再加上二戰之後的反殖民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塑造了人們對任何外部直接控制的拒斥，由此根本無法通過長時間的教化來實現自由主義秩序的深植，其結果註定是自由帝國主義者的尷尬，即儘管堅信自由帝國主義對「未開化民族」以及自由國家的穩定、繁榮和自由至關重要，卻終因缺乏現實環境（包括金錢、時間以及內、外支持）的支撐，而根本無法完整地施行自由帝國主義政策以證明其效能。
本文原載《政治思想史》2017年第3期，原題為「自由主義者的帝國傾向」。圖片來源於網路，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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