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科學理解、準確把握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基本問題

原標題：王今朝：科學理解、準確把握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基本問題

科學理解、準確把握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基本問題——對改革開放40周年的一個紀念

【摘 要】科學紀念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方法論是要把握改革開放中的重大事物之間的邏輯關係。鄧小平把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並列為「兩個基本點」，而從邏輯上看，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必須遵循的不可動搖的前提和原則。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對這一邏輯關係的實證的證明。鄧小平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貫徹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歷史觀。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當時具有現實的必要性，但在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事情恐怕已經遠遠不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麼簡單了。讓各種事物真正地各安其位是今天中國深化改革要注意的關鍵問題。特別是不能讓經濟妨害政治，不能讓私有化再蔓延下去了。這是對改革開放的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初心的堅持，也是對改革開放的最好的紀念。

40年前，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進程。40年，是幾乎半個世紀的長度了。回首40年和更長的時期，即使如我這樣的還算年輕的人也可以看清很多東西，得到許多有益的客觀的認識。這種認識對於今天中國的政治、社會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對於中國防範、處理可能面臨的國際複雜局面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有觀點認為，中國正在被系統地拉入戰爭的中心。按照這種觀點，今天的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就有點類似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了。當時，蘇聯經過消除叛亂，抗擊外敵入侵，取得了喘息和發展之機，但外部的干預還可能發生，而內部的隱憂並未消除，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斯大林採取了一些人所謂的「清洗」的政策。[1]而這種政策後，在二戰中，蘇聯抗擊了德國的入侵，佔領了柏林，形成了戰後與美國抗衡的戰略國際格局。很難想像，面臨德國如此巨大規模的入侵，如果蘇聯內部不統一，不團結，[2]如果斯大林如列寧那樣被暗殺，蘇聯會出現什麼樣的格局，二戰的格局會怎樣。

那麼，在改革開放40年後，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紀念它，除了經濟發展之外，還紀念它什麼呢？特別是作為收入的中產階層，作為收入的低級階層，作為真正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階層而不是可以移民海外的階層，還紀念它什麼呢？為了真正與黨的十九大保持一致，還紀念它什麼呢？為了防範可能出現的戰爭，還紀念它什麼呢？弄清這些問題，是2018年中國的重大理論問題。

一、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的前提和指南

198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做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表述。而也有觀點認為，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也形成了新的「一個中心（實現中國夢），兩個基本點（全面深化改革和堅持群眾路線）」。[3]看來，科學理解「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結構是非常重要的。紀念改革開放，必須在理論上釐清「兩個基本點」的邏輯關係。對這兩個基本點，在一時的實踐中可以有所偏頗，但從長期看，必須根據二者的內在邏輯關係，否則，必然出現治國理政上的重大混亂，甚至顛覆性錯誤。

兩個基本點，一個是政治，一個是經濟。在政治上，改革開放後，中國共產黨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但無論改革還是開放都無法脫離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格局。儘管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甚至罕提階級鬥爭，[4]但從邏輯上看，鄧小平1979年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是在改革開放的理論上堅持了階級鬥爭理論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在四項基本原則中，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無疑是針對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而提出的。它們的提出同樣也不是空穴來風，而且不僅有和風、微風，而且有狂風、暴風，也就是表現為各種各樣的階級鬥爭。

蘇聯解體殷鑒不遠，中東的顏色革命是最近的例子。中國的社會主義就那麼穩健嗎？不會被動搖嗎？

從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來看，這應該反映了鄧小平在多年的政治鬥爭中得出的這樣的意識和認識：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工人階級領導就可能變化為資產階級領導、工農聯盟基礎就可能被削弱甚至不復存在、最廣泛的同盟者也將不再是同盟者，社會主義也將瓦解，因此不能動搖人民民主專政這個以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以及其他認同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先進性的階級中的某個集團或某些個人對國外資產階級及其勢力以及國內有意無意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的個人或集團的專政。

這樣看來，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本身即是以階級鬥爭的客觀性為前提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意味著堅持階級鬥爭的觀點，不管是否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觀察社會的一個基本點，是馬克思主義矛盾論觀點在分析解決社會問題上的一個具體、科學應用。不堅持階級鬥爭的分析方法就無法把握社會的發展方向。那種不分敵我的和諧論必然導致被敵人裹挾而去。而如果整個中國被腐朽、沒落、兇惡的西方世界裹挾而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成為空想。

除了四項基本原則之外，鄧小平指導改革開放所使用的諸多概念，不管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資本主義道路、精神污染、現代化、共同富裕、組織戰線、思想戰線、統一戰線、理想、紀律、法律、生產關係、兩極分化、公有制、市場經濟、方針政策、和平演變都與階級鬥爭直接有關。中國1978年時儘管已經沒有資產階級，但這並不能保證在一系列條件下不出現新的資產階級。畢竟，奴隸主階級不是從來就有的，資產階級也不是從來就有的。因此，階級鬥爭無疑是鄧小平領導時期中國執政黨思考中國發展問題的一個基本立足點。

那麼，中國的改革開放理論與階級鬥爭具有怎樣的關係呢？僅從語言學角度看，改革、開放本身是中性詞，社會主義國家有改革有開放，資本主義國家也有改革有開放。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是資本主義國家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革和開放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不能不維護和鞏固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因此不能不與階級鬥爭發生關係。特別是，當某些人打著改革開放的旗號，來做損害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事情時，鄧小平不得不首先站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立場從理論上劃清同這些行為之間的關係和界限。

首先，中國改革開放的初始方向和性質非常明確，即社會主義。

早在《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78、4）中，他從無產階級政治的高度指出，「中國要掌握和發展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和各行各業的新技術新工藝，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要建設成為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並且在上層建築領域最終戰勝資產階級的影響，……」。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對鄧小平而言，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向是不言自明的。

他在《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3）中說：「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採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講話中，鄧小平把搞活和改革並列起來，並且放在了改革的前面。只是在二十一天後的講話中，他才把改革作為「第二次革命」的命題提出來，從而讓改革上升到戰略的高度。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鄧小平又把改革開放與脫貧、致富聯繫起來。[5]《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1986、9）說：「我們講的致富不是你們講的致富。社會主義財富屬於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坦率地說，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這就表明，鄧小平對於改革的手段和結果都強調要與社會主義原則相一致，這無異於要求中國改革開放同時達到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而且，鄧小平不厭其煩地強調這一點。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是本質的東西。

在《用中國的歷史教育青年》（1987、2）中，鄧小平說：「我們干四個現代化，人們都說好，但有些人腦子裡的四化同我們腦子裡的四化不同。我們腦子裡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係就大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這個鬥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

他在《我們乾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1987、10）中說：「就我們國家來講，首先是要擺脫貧窮。要擺脫貧窮，就要找出一條比較快的發展道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有什麼優越性呢？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於人民的。……我們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經過若干年的努力，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體現出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走得對。」

所以，他強調的改革開放、四個現代化、「先富」是建立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前提下，建立在發展社會主義的目的上。也就是說，在這些論述里，鄧小平把改革開放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非常注意手段與目的的一致性。從多因一果邏輯現象來看，既然改革開放是手段，手段並不是唯一的，那麼，它的重要性就不及目的了。畢竟，從邏輯關係看，為了目的可以犧牲手段，但不能為了手段而犧牲目的。其實，在《實行開放政策，學習世界先進科學技術》（1978、10）中，鄧小平就說過，好傳統必須保留，……。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能動搖。

其次，改革開放方式的選擇應該儘力符合無產階級利益最大化。

1、改革開放以資產階級已經不復存在為基本階級狀況前提。

鄧小平在《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1979、6）中說，「在這三十年中，中國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變化。工人階級的地位已經大大加強，農民已經是有二十多年歷史的集體農民。工農聯盟將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基礎上更加鞏固和發展。廣大的知識分子，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覺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在《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79、11）中說，「現在，中國國內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了。過去的資本家還有，他們的成分已經改變了。」

2、改革開放具體手段必須注意防微杜漸。

比如，在《用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改造企業》（1978、9）中，鄧小平認為，合格的管理人員、合格的工人應該享受比較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勞分配。這個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平均一百元二百元的工資，變不成資本家。這毫無疑問是對的。

《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3、1）主張，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

《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1983、10）中說：「經濟方面我們採取兩手政策，既要開放，又不能盲目地無計劃無選擇地引進，更不能不對資本主義的腐蝕性影響進行堅決的抵制和鬥爭。」

《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84、10）中說，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在本世紀內最後十六年，無論怎麼樣開放，公有制經濟始終還是主體。同外國人合資經營，也有一半是社會主義的。合資經營的實際收益，大半是我們拿過來。不要怕，得益處的大頭是國家，是人民，不會是資本主義。鄧小平沒有在哪個地方講過，怎樣才能算公有製為主體。從這個講話看，既然在與外國人合資經營中，中國佔有一半以上的資本，那看來，公有製為主體，首先就是至少公有制資本在中國社會中佔一半以上了。從這個角度看，把國有企業賣掉，是不大符合鄧小平的公有製為主體的原則的。

在《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8）中，他表達了對於外資的如下觀點：中國可以從外資學到一些好的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技術，用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樣做不會也不可能破壞社會主義經濟。他感覺，當時外國投資還太少，還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關於改革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他認為，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總之，改革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值得指出的是，1949-1976時期，中國就是以公有製為主體，沒有產生兩極分化。所以，鄧小平這裡的「以公有製為主體」已經與1949-1976時期的公有製為主體有很大的不同了。這時，他才提出要注意不能出現兩極分化。

3、改革開放必須以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為前提和保障。

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79、3）中，鄧小平給政治下了一個定義。他說：「我這裡說的政治，是國內外階級鬥爭的大局，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現實鬥爭中的根本利害。」正是基於對國內外階級鬥爭大局的認識，鄧小平認為，中國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他尖銳批判了那些鼓吹所謂「社會改革」的人實質就是指望在中國搞資本主義。

儘管鄧小平反對把階級鬥爭擴大化，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後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但認為對於一切反社會主義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否則，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專政是國內鬥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鬥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不可能設想常備軍、公安機關、法庭、監獄等等的消亡。……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為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鄧小平認為，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沒有無產階級的政黨就不可能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建設。

鄧小平還引用列寧的話說：「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沒有鐵一般的和在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黨，沒有為本階級全體忠實的人所信賴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鄧小平還特彆強調，列寧所說的這個真理現在仍然有效。

4、改革開放有一個基本的限度，那就是不允許產生資產階級。

《實行開放政策，學習世界先進科學技術》（1978、10）說：「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我們引進先進技術，是為了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

《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3）告誡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們提倡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為了激勵和帶動其他地區也富裕起來，並且使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幫助落後的地區更好地發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是同樣的道理。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徵收所得稅。還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後，自願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總之，一個公有制佔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從長遠說，最終是過渡到共產主義。」鄧小平這裡的「如果」不是純然的虛擬語氣，而必定是了解到中國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趨勢。所以，這裡的「如果」只能理解為鄧小平在委婉地提醒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注意這個趨勢及其所代表的事實。

到了1990年12月，他在《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重申說：「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很顯然，只有通過保證改革開放不出現資產階級，中國經濟發展的利益才可以幾乎全部歸於無產階級，即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才可能是真正的共享經濟，而不是「共享」單車經濟。

第三，階級鬥爭理論應該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理論基礎。

鄧小平深知改革開放與思想路線的關係，他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1983、10）說：「在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以後，全黨要研究如何適應新的條件，加強黨的思想工作，防止埋頭經濟工作、忽視思想工作的傾向。各級黨委，首先是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要密切注視和深入研究思想戰線的形勢和問題，採取切實有效的辦法改進這條戰線的工作。我建議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書記處就黨的思想戰線的工作進行專門的討論，系統地解決有關的方針、任務、措施、步驟等等問題。」

《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3）說，共產黨員一定要嚴格遵守黨的紀律，遵守紀律的最高標準，是真正維護和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國家的政策。所以，有理想，有紀律，這兩件事我們務必時刻牢記在心。一定要讓我們的人民，包括我們的孩子們知道，我們是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我們採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為了將來實現共產主義。他還說，我們一定要經常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年，要有理想，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他希望宣傳方面任何時候都不要忽略。

1986年，他在《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中說：我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一直遵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詞叫共產主義。我們過去幹革命，打天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因為有這個信念，有這個理想。我們有理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所以我們才能取得勝利。革命勝利以後搞建設，我們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建設，人們常常忘記是什麼樣的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就是我們今天做的事。

《我國方針政策的兩個基本點》（1987、7）說：「國際上一些人在猜測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對一位外國朋友說，說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如果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說我是保守派。比較實際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堅持改革、開放政策，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

綜合以上，既然改革開放的開始是以社會主義為方向，以資產階級不復存在為條件，以防微杜漸的具體手段為依託，以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為前提和保障，以不產生資產階級為限度，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開創改革開放局面的鄧小平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出生的，他戎馬生涯半生，跟隨毛澤東打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江山。在他接掌政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黨員已經有3000萬，中國國有企業的工人在全社會處於最高的、最受尊重的勞動者的地位，另外還有幾億的生活在社會主義集體土地所有制下的農民，整個國家以全民和集體名義已經積累起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曾有過的巨額的資本、資產積累。作為這樣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加上他和他的戰友都與農民、工人有著同樣長期的深厚的感情，對於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擁有共同的信念，這就不難理解鄧小平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了，這就不難理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階級鬥爭理論為其精髓，以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和原則了。

以上對於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關係的認識可以進一步用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關係框架（也是一個是政治，一個是經濟）加以類比說明。鄧小平把實行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並列的兩個相互依存的基本點，但其實，這兩個基本點的相互依存並不是對稱的，就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相互依賴關係不是對稱的一樣。馬克思主義者都承認，在特定的階段，可能不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而是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阿爾都塞甚至提出，在現實的社會中，必須堅持生產關係優先於生產力的原則。就鄧小平的理論和政策論述所涉及的中國發展階段和時空看，也從馬克思的社會形態理論看，在邏輯關係上，四項基本原則（不變的和不能變的）實際上是改革開放（變化的和可變的）的政治基礎和前提，相對於改革開放具有更基本的作用。這樣看來，鄧小平認可把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說成是兩個基本點的表述，意在強調前者的重要性而已，決不是要用前者去取代後者。否則，為什麼鄧小平還要提出「兩個基本點」的概念呢？為什麼不把改革開放加上四項基本原則來提「五項基本原則」的概念呢？再反過來看，如果改革開放衝擊了四項基本原則（反作用的表現），改革開放就成為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面了，就不能說是「五項基本原則」了。因此，僅從「兩個基本點」的表述來看，鄧小平對於改革開放的風險也是有所認識的。[6]

上述分析也表明，改革開放只是發展經濟的手段而已。既然作為手段，就有與目的的一致性問題。在這個手段與目的的一致性問題上，在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之後，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發展戰略、政策制定上，一直存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還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的鬥爭。[7]雖然中國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但鄧小平上了另一個弦。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指出，「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從而正式推出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概念。他在《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86、9）中說「我們用反對資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

以上分析說明，從經濟學學術的角度看，兩個基本點的關係確實是政治與經濟的關係。政治與經濟須臾不可分割的。不能讓反對「政治挂帥」成為某些人走到以經濟害政治的反面去的借口。如何擺正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不以經濟害政治是中國乃至世界治亂經驗的最基本原則。

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要求

政治不是空洞的，也不一定是邪惡的，政治解決的是究竟如何發展經濟、為誰發展經濟的問題。政治方向錯誤了，經濟發展了，但老百姓窮困了，政治就邪惡了。而為了防止這種事情的發生所進行的政治鬥爭是非常必要的。

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一些人那裡，一提以階級鬥爭為綱，就簡直是天大錯誤。其實，從語義學看，「以階級鬥爭為綱」與「以糧為綱」、「以鋼為綱」在對「綱」的用法上是一樣的，它也是一種工作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一種中國式的在具體問題上的表達。「綱」的意思與西方發展經濟學增長點、增長極概念中的「點」、「極」實際上是同義的。只要不把「以階級鬥爭為綱」理解為、發展為天天只抓「階級鬥爭」，不是用階級鬥爭取代各項具體工作，特別是代替經濟建設，而指在各項具體工作，特別是經濟建設中要注意階級的偏向性，要防微杜漸，不做最終導致顛覆性錯誤的事情，就沒有問題。

因為階級偏向性是貫穿所有工作、活動的共性的、戰略性的、方向性的社會屬性、政治屬性問題。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天天講，月月講。西方的資產階級專政不是也是天天講、月月講嗎？講了你可以不聽，但時間到了，就給你算總賬。麥卡錫主義不就是算總賬，所有領域幾乎最有名望的人都算到了？包括政界讓凱恩斯失去風頭的懷特，包括科學界的愛因斯坦，包括藝術界的卓別林。至於撒切爾的私有化國企和里根的供給側改革和瓦解工會不也是不遺餘力地打擊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以至於在美國，誰要是敢提社會主義，誰就註定要在政界完蛋、學界完蛋、藝術界完蛋嗎？

正是因為這點，雖然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但在改革開放的理論摸索中，鄧小平排他性地選擇了階級分析方法，[8]也並沒有放棄階級鬥爭的概念，實際上，他的改革開放理論是在階級鬥爭的背景下摸索出來的。

在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十分強大，面對這個強大的專政機器，任何直接的攻擊都必然如雞蛋碰石頭一樣，因此，一開始，對這個政權的攻擊必然是零星的、個人性質的、偷偷摸摸性質的、上層建築領域的，傷痕文學、虛無主義、資本主義補課論、甚至全盤西化論都是。還有一些攻擊是利用社會心理（如西方經濟發達的光環效應；中國腐敗和官僚導致的近因效應等）的，打著似乎光明正大的旗號（反腐敗、促發展）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因為如果不打看似光明正大的旗號，奸計就無從得售。而這些人的階級出身、階級偏向性也是很值得思考的。這些人的主張一旦化為中國的現實，中國會成為資本主義嗎？中國會成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嗎？答案不言而喻。

以下分析表明，鄧小平作為第二代領導核心時期，特別是在初期，對於改革開放中存在的階級鬥爭是頭腦清醒的。

（一）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定性

在首次推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概念之後的五年，鄧小平以一篇文章的題目《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85、5）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定了性。在該文中，他認為，在改革開放中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會使中國內部統一不起來，成為一個亂社會，什麼建設都搞不成。因而，對共產黨（領導層）來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

在鄧小平看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以階級鬥爭為綱」顯然是不同的。否則，不用推出一個新的概念。然而，「以階級鬥爭為綱」概念的提出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概念的推出有一個共同目的，那就是防止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他在《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86、9）中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

他在《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6、12）指出，「如果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折騰一詞在近年來中國政壇中較為流行。然而，它到底是指什麼，並不明確。很顯然，不能把群眾運動簡單地理解為折騰，因為鄧小平在抗日戰爭時期對群眾運動是贊成的。如果這裡折騰是指文革，那鄧小平就是把走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同於文革中的擾亂黨、擾亂國家。

針對一些人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主張，在《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1987、3）、《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1987、4）中，他又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加了一個極端情形，即要把中國全盤西化。[9]該文指出：「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道理很簡單，中國十億人口，現在還處於落後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會容忍有的人反對社會主義。我們說的社會主義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要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1987、4）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保證整個政策不變，對內開放、對外開放的政策不變。」

《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1987、5）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反對全盤西化，反對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6）指出：「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1989、6）指出，「六a四」的核心是打倒a共產黨，推翻a社會主義制度。

《堅持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1989、11）說，中國如果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會有動亂，就會什麼事情也幹不成，已經制定的方針、政策、路線、三個階段發展戰略的目標統統告吹。

根據這些講話，是否可以說，鄧小平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某種「以階級鬥爭為綱呢？

改革開放伊始，中國雖然還沒有一個資產階級，但既然中國革命是從星星之火開始的，鄧小平怎麼不知道資產階級自由化可能會導致國家顛覆的道理呢？實際上，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發生髮展的過程，在其發生之初，就帶有事物本身的基因和本質了。當歐洲在中世紀開始出現私人老闆的時候，就已經拉開了資產階級顛覆封建貴族統治的序幕。如果蔣介石都知道要發動五次圍剿來三番五次地試圖撲滅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共產黨為什麼就不能把資產階級自由化看作是階級鬥爭呢？如果這不叫階級鬥爭，難道非要蘇東巨變式的國家變色才叫階級鬥爭嗎？這樣來看，鄧小平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堅持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種「以階級鬥爭為綱」或某種程度上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呢？

黨內和國內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國際上顛覆中國的勢力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國際階級鬥爭理論無疑是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又一理論基礎。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必然面對與作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的關係，而美國不僅是要做世界警察，還要推廣其經濟體系、意識形態體系。因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論基礎不能不與國際階級鬥爭聯繫起來。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1982）中，鄧小平用「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三句話強調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個原則，然後指出：「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同時，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決抵制外來腐朽思想的侵蝕，決不允許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在我國泛濫。」

在5年後的《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1987、4）中，鄧小平給出了堅持毛澤東所提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主張的客觀理由。他說：「現在國際壟斷資本控制著全世界的經濟，市場被他們佔了，要奮鬥出來很不容易。像我們這樣窮的國家要奮鬥出來更不容易。」在這一點上，他和毛澤東的認識是一致的或趨於一致的。而這個認識在今天顯得尤其重要。

還是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中，他無疑是在針對國際敵對階級實力說：「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保證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保證整個政策不變，對內開放、對外開放的政策不變。如果這些都變了，我們要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就沒有希望了。」

這樣，他就對內對外表明，中國絕不會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雖然沒有太多用階級鬥爭的話語，但無疑是在使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因此，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鄧小平的態度是堅決的，在理論上，也是比較清楚的。這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種新形勢下「以階級鬥爭為綱」或某種程度上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呢？如果是，那鄧小平的認識與毛澤東的認識是一致的或趨於一致的。

（二）改革開放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必然性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必然性是由於對立面和中國社會實際，特別是黨內情況決定的。

1、對立面和社會情況。

《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1983、10）明確指出：「我們的社會內部還有壞人，還有舊的社會渣滓和新的社會渣滓，還有反社會主義分子，還有外國和台灣的間諜。」這說明，鄧小平清楚地認識到，國內國際有借經濟改革、文化傳播、學術研究等方式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否定馬克思主義，否定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勢力。這些勢力無疑不是與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利益直接對立的階級，就是由這些階級力量推動的某個、某些集團、團體。而從這篇講話的標題看，早在1983年，敵對勢力的擴大、囂張甚至需要鄧小平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了。

《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85、5）說：「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總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

《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6、12）說：「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鬥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麼領導人民搞建設？」

2、黨內情況。

鄧小平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不僅因為，敵對勢力的擴大、囂張，而且因為，甚至主要地因為黨的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的軟弱。中國共產黨是從敵強我弱的狀態中發展出來的，所以，敵對勢力的擴大、囂張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黨組織的軟弱無力。因為只有在黨組織軟弱無力的條件下，敵對勢力的作用才能充分發揮，甚至無限制地發揮。對此，鄧小平也有充分的認識。

根據《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1983、10），鄧小平認為，1981年黨中央召開了思想戰線問題的座談會，「批評了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和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現象，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狀態仍然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沒有克服，有的發展得更嚴重了」、「我們黨內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傳起人道主義、人的價值等等來了。他們不了解，不但在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抽象地講人的價值和人道主義」、「有些同志卻超出資本主義的範圍，甚至也不只是針對資本主義勞動異化的殘餘及其後果，而是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認為社會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由於社會主體自身的活動，不斷產生異己的力量。他們還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人道主義和異化論，是目前思想界比較突出的問題。其他類似的問題還不少。比如宣傳抽象民主，直至主張反革命言論也應當有發表的自由；把民主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在黨性和人民性的問題上提出違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對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有一個時期，有少數同志認為，我們這個社會是不是社會主義社會，該不該或能不能實行社會主義，以至我們黨是不是無產階級政黨，都還是問題。有些同志又認為，既然現在是社會主義階段，『一切向錢看』就是必然的，正確的。這些錯誤的觀點大都寫成文章公然在報刊上發表，有些一直沒有得到澄清」、「現在有些同志對於西方各種哲學的、經濟學的、社會政治的和文學藝術的思潮，不分析、不鑒別、不批判，而是一窩蜂地盲目推崇。對於西方學術文化的介紹如此混亂，以至連一些在西方國家也認為低級庸俗或有害的書籍、電影、音樂、舞蹈以及錄像、錄音，這幾年也輸入不少。這種用西方資產階級沒落文化來腐蝕青年的狀況，再也不能容忍了」。當鄧小平分析了這些問題之後，他兩次指出，「可見理論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亂到什麼程度」。而他自己也說「沒有想到」。[10]

在《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6、12）中，他依然有類似的判斷，他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好人沒有勇氣講話，好像自己輸了理似的。沒有什麼輸理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

鄧小平在這裡只差說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天天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天天講了。這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種「以階級鬥爭為綱」或某種程度上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呢？如果是，那鄧小平的認識與毛澤東的認識是一致的或趨於一致的。

（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三大手段

首先，專政手段。

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認為，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衊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

鄧小平《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987、3）說：「當然，如果有人（用資產階級自由化）搞得我們總是不安寧，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種專政手段，使用紀律、法律手段。」

《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1989、5）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不能動搖。這一點我任何時候都沒有讓過步。中國不搞四個堅持能行嗎？人民民主專政能不用嗎？堅持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不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個根本問題。

《善於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1990、12）說：「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你鬧資產階級自由化，用資產階級人權、民主那一套來搞動亂，我就堅決制止。馬克思說，階級鬥爭不是他的發現，他的理論最實質的一條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於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在四個堅持中，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不低於其他三條。理論上講清楚這個道理是必要的。」

《總結經驗，使用人才》（1991、8）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要講。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問題是要把什麼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麼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鄧小平毫不含糊地認為，依靠無產階級專政。

鄧小平在《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1）中接著說：「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決不能掉以輕心。」針對專政的對立面，鄧小平指出，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針對有人害怕外國人說我們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損害了自己的名譽，鄧小平指出，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定的，就沒有什麼可怕的。

其次，組織手段。

《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1989、9）中說：「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鄧小平確實講過多次。這讓我們回顧起10年前鄧小平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1979、7）。在這篇文章里，他就已指出：「政治路線確立了，要由人來具體地貫徹執行。由什麼樣的人來執行，是由贊成黨的政治路線的人，還是由不贊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間態度的人來執行，結果不一樣。」這段文字還不是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無疑可以用來指黨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

《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6、12）指出，凡是學生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裡。」

第三，教育手段。

鄧小平非常重視人民民主專政和組織手段，但也非常重視教育，把它上升到解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根本手段的高度。

《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1987、3）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看作是「一個長期教育的問題」，……，「不可能搞運動，只能靠經常性的說服教育，必要時採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們堅定不移的原則是要有穩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證有秩序地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

《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1987、5）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著重在教育。這是長期的任務，不是運動所能解決的問題，不採取運動的方式來處理。」然而，鄧小平也認識到，教育並非萬能，並不排斥專政手段和組織手端。他說：「當然不是說任何時候，對任何性質的問題，都一定要花上十年時間去解決，主要是看採取這個方法的效果怎麼樣。」1989年，鄧小平採取了嚴厲的手段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與鄧小平擔心那時的動亂可能會根本破壞中國的穩定有關，畢竟，在那個時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因此，鄧小平認為，必要時可以採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針對1989年的動亂，在《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1989、6）中，鄧小平曾指出：「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這樣看來，平時更加堅決一些，也許就不會讓資產階級自由化發展到動亂的程度。而自1989年後，中國也沒有出現過動亂，可以作為這點的證明。

今天，針對中國實際情況，如何組合使用這三種手段，無疑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選擇。

（四）改革開放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

針對國際國內階級鬥爭格局，毛澤東曾經說過「七八年來一次」，很顯然，毛澤東認為，國內的階級鬥爭不僅長期存在，而且在一段時間裡必然會不斷積累，嚴重起來。[11]對此，鄧小平也幾乎完全肯定。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86、9）說：「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

在《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6、12）中，鄧小平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間延長了，「至少還要搞二十年」。

《用中國的歷史教育青年》（1987、2）「我們嚴肅地處理了這件事。但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還沒有結束。……這個鬥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最終說服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的發展。如果我們本世紀內達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們清醒一點；到下世紀中葉我們建成中等發達水平的社會主義國家時，就會大進一步地說服他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才會真正認識到自己錯了。」

《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1987、3）認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四個現代化建設是並行的。……「四個現代化，我們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個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987、3）說：「開放也會帶來一些壞的東西，影響人們的思想，特別是青年的思想。所以我們同時必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現在要講，而且還要講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因為如果不講，就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是亂鬨哄的。」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1）中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這裡，鄧小平還說：「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後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12]

從這種長達幾十年的甚至要求注意苗頭的指示來看，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種「以階級鬥爭為綱」或某種程度上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呢？[13]

綜合以上，儘管鄧小平在某些情況下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態度相比毛澤東對待階級鬥爭的態度更加溫和，但他對階級鬥爭的態度是鮮明的，沒有什麼保留的。但是，很顯然，在具體執行中，他的這些理論在指導中國實踐方面做得是很不夠的，以至於中國出現了許多傷痕文學、虛無主義、資本主義補課論、甚至全盤西化論。至於隨著他的年齡日漸增大，信息來源日漸稀少，他的正確的觀點未能貫徹，這是值得改革開放四十年後的中國大大吸取的教訓之一。

三、結論：不忘改革開放的政治初心是對改革開放40年的最好紀念

改革開放的初心是完善社會主義，這與共產黨的初心是一致的。鄧小平經常被看作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日常談話中，這個說法是可以的，但上升到對鄧小平的一生貢獻的定位，就不完整、就不準確了。本文分析表明，鄧小平不是抽象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的，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更主要的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他的一生是為了無產階級的事業奮鬥的一生。他的一生不能不與階級鬥爭聯繫起來。鄧小平的理論在總體方向上以階級鬥爭為基礎，不管是改革方法、改革手段、開放方法、開放手段，都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都體現了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深情地愛著」祖國和人民的他所具有的警惕之心、與資本主義競爭之心。[14]

鄧小平式階級鬥爭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歷都讓他積累了寶貴的階級鬥爭經驗，並取得了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性認識，如關於徵兵，參見《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1938）；關於根據地政權，參見《黨與抗日民主政權》（1941）、《根據地建設與群眾運動》（1943）；敵占區政權和群眾組織，參見《五年來對敵鬥爭的概略總結》（1943）、《敵占區的組織工作與政策運用》（1943）；土地改革，參見《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1948）；城市管理，參見《在西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提綱》（1950）；黨的建設，參見《克服目前西南黨內的不良傾向》（1950）、《驕傲自滿是團結的大敵》（1954）、《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1956）；統戰工作，參見《全黨重視做統一戰線工作》（1951）、《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1965）。等等。儘管鄧小平並沒有把這些文章寫成堪與《矛盾論》、《實踐論》媲美的哲學文章，但他對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等的認識都是難能可貴的。特別是在《建設一個成熟的有戰鬥力的黨》（1965）中，他說「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戰略和策略要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特別是對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情況，要作深入的了解」。中國共產黨付出了多少代價才總結出這個看似極為平常的結論啊！這個總結表明，階級鬥爭的觀念實際上已經滲透到鄧小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了。

改革開放理論和實踐絕非完美無暇。毛澤東晚年多次說自己三七開，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說過自己四六開，有時甚至一半對就不錯了。由此看來，改革開放理論和實踐中也存在缺點並不奇怪。實際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對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事件進行總結，指出一些問題。然而，鄧小平所沒有反思或沒有深入反思（由於年齡等原因）的是，他在一些關鍵情況下是否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太過「溫和」了呢？鄧小平傾向於選擇「溫和」策略或許是鑒於文革期間老幹部受傷太深，但這些老幹部是經受過各種考驗的幹部。對於黨，雖受冤屈而不改信仰馬克思主義甚至黨的創始人的初衷。[15]毛澤東「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思想所團結的犯錯誤的同志至少是要推翻國民黨的，他們只是方法上犯了致命的錯誤，在無產階級解放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和平年代，讓五湖四海的人們走到一起來的理想可能對於許多人沒有類似對於三座大山的切膚之痛了。[16]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只講階級鬥爭，卻不採取行動，或採取一些簡單的行動，甚至不講階級鬥爭，那與拔了牙的老虎沒有什麼區別，就可能讓實際的改革開放偏離正確理論所指明的指向。[17]對此，鄧小平在晚年提出的發展後的問題不比發展前的問題少的觀點已經做了一種總結。而如何落實這個總結，也可說是我黨十八大後的新的中央和十九大所形成的新的中央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對此，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的確立就是一個重要的步驟。

回首過去40年的歷史，還有一些教訓值得總結。在中國處於公有制的汪洋大海的時候，改革開放中發展一點兒個體經濟、私有經濟、外資經濟不會危害社會主義並不為過。但一個好的國家管理者就像一個好的將軍，總是在創造自己的優勢，陷敵人於劣勢。淝水之戰中苻堅試圖通過自己後退來實施半渡而擊弄巧成拙可謂殷鑒。鄧小平也說過「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很顯然，在中國私有制經濟成分與公有制經濟成分的關係上，鄧小平沒有注意或者沒有來得及注意相關的「苗頭」。

今天，中國經濟已經由原來的公有制的汪洋大海幾乎變成了私有制的汪洋大海。中國GDP中已經有60%以上是由私人企業生產，就業有70%以上由私人企業提供，擁有資產超過3000萬元的人何止百人、千人。連殘存的大型國有企業也面臨著被私有化的危險。這種情況已經遠遠超出了鄧小平所設定的以公有製為主體的限制，無疑地已經達到了兩級分化的地步。[18]這種經濟基礎局面如果持續下去，從長期看，在政治上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被完全徹底地顛覆了。對於這種格局，中國應該用什麼加以應對呢？是否應該重提階級鬥爭、重新強調人民民主專政呢？不僅應該重提，而且應該早就提了。

如果鄧小平都已經認識到，不堅持階級鬥爭的觀點，不使用階級的分析方法，不把中國人的知識、力量統一到為了作為中國最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上來，中國就會一盤散沙，就會被帝國主義各個擊破，那麼，今天重提階級鬥爭、強調人民民主專政無疑是十分正確的。陶行知主張知行合一。因此，不僅應該早就提了，而且應該早就幹了。

鄧小平在《軍隊整頓的任務》（1975、7）說：「我們的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這個柱石是可以用的。警察法院是可以用的，輿論也是可以用的。組織手段也是可以用的。經濟手段也是可以用的。[19]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8、12）說，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今天，承認階級鬥爭的客觀性並加以處理、解決，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實事求是，就是對中華民族13億人做出的重大貢獻。中國古人認為，「文武之道，一張一馳」。[20]對於今天中國存在的階級鬥爭，在何種程度上發動群眾來預防、反擊資產階級，是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但發起一個非常的時期，實在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應有之義，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應有之義。不這樣來分析看待當前中國的階級鬥爭，就是違背鄧小平理論。

這樣看來，王偉光院長發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一文可謂振聾發聵，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應用，也是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的真諦。[21]如果連這種科學認識中國社會經濟現狀的言論都不能發表，那就是用民主的手段反民主，打著科學的旗號反科學了。如果連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發表與鄧小平理論、中國傳統智慧高度吻合一致的言論都引起攻擊，那可見中國的意識形態（包括經濟學理論領域）是多麼混亂，而階級鬥爭是多麼激烈了。

樹欲靜而風不止，今天中國各級黨委和政府真是應該在十九大所形成的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著力解決中國在意識形態和經濟政策領域內的存在的問題了。

鄧小平曾在《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975、3）中針對「徐州那個鬧事的頭頭」說：「實際上是他在那個地方專政。對這種人不及時處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說，只等他一個月，等到三月底。如果再不轉變，頑固地同無產階級對立，那樣性質就變了。」如果中國在後來的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中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也採取這種斷然決然的態度，中國今天也許就不用大談階級鬥爭了，也就更可以偏向一點兒普遍的民主了。鄧小平曾講過，「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如果中國後來更多地使用，中國今天也許就不用大談階級鬥爭了、不用大談人民民主專政了。

參考文獻：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8月26日，第二版。

注 釋：

[1]沒有人願意進行清洗，但無論是革命派還是反革命派，都搞過清洗。清洗不能過度，但談清洗而色變在哲學上是非唯物主義的，在實踐中是極端有害的。

[2]關於十月革命後9年中蘇聯發生了什麼，可以參見謝·庫茨維貢主編：《捷爾任斯基傳》，河南師範大學外語系俄語翻譯組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捷爾任斯基曾任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

[3]見百度百科「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詞條（2018年1月5日）。由於網址很長，這裡沒有明確列出出處。

[4]或許主要是由於文革經歷，《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罕提階級鬥爭，但多篇多次使用階級一詞。

[5]這裡，不是說鄧小平首先把社會主義與脫貧、致富聯繫起來。實際上，如果中國實現了現代化，脫貧和致富應該就沒有問題。這樣來看，似乎沒有必要把脫貧和致富上升到用於解釋社會主義的內涵。鄧小平可能是在回答一些國內或國際的疑惑中把社會主義與脫貧、致富聯繫了起來。

[6]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亂提口號、名詞是大忌，把口號、名詞當成理論更是大忌。無產階級的理論通常都是非常鮮明的，而不是抽象的。

[7]既然現在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階級，就沒有第三條道路可走。

[8]當然，鄧小平沒有做類似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式的階級分析。但他無疑看到了中國無產階級生產力還較低，而西方資產階級的生產力較高，國內的個體以及某些力量也具有自己的特點。

[9]其實，那些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一旦付諸實施，就不會真正全盤西化，而是會搞選擇性吸收。關於選擇性吸收這個概念，參見龍斧、王今朝：《社會和諧決定論：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重大理論探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324頁。

[10]這個「沒有想到」到底意味著什麼呢？是否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嚴重程度和危害性沒有想到呢？如果沒有想到，在看到之後，是否採取了合適的處理措施呢？鄧小平為什麼沒有想到呢？做領導工作，最根本的就是接觸人、鑒別人。從個人來說，沒有想到關係不大，對於領導人，那就是一忌了。而如果後來沒有亡羊補牢，那可能就會為時已晚了。

[11]本文這裡沒有探討它們嚴重起來的原因，但對此，毛澤東曾指出：「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學過積分學的人都應該理解，七八年的這樣的積累可能會產生什麼結果。

[12]其實，只要真正做到防微杜漸，就不能一夜之間垮起來。所以，「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實際並不可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質變數變規律所決定的。

[13]毛澤東曾說過「七八年來一次」，這點就蘊含了階級鬥爭的長期性，也蘊含了中國共產党進行階級鬥爭的階段性。在這點上，鄧小平的主張和認識與毛澤東也是一致的，或趨於一致了。

[14]當我們對「以階級鬥爭為綱」提出一種新的含義的時候，我們不僅思考，毛澤東如何看待「以階級鬥爭為綱」呢？他連蔣介石都可以聯合、連美國右派都可以面談，當不會是想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黨內的分歧。而從世界各國的實踐看，任何一個領導人提出一個理論後，往往對於在實踐中出現什麼問題鞭長莫及，更何況是一個老者。

[15]在這方面，除了鄧小平、彭德懷、黃克誠等人之外，曾任南京大學校長的匡亞明堪稱一個代表。

[16]李自成們在打天下時可以團結一致，一旦打下天下，儘管天下還並不太平，卻已經開始離心離德了。

[17]作者並不認為鄧小平的「溫和」戰略毫無優點，因為作者推測（因處江湖之遠），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與「溫和」戰略相一致）用在國際關係中就是要為中國爭得一些穩定的發展空間和時間。但在國際關係上實施韜光養晦政策，就要同時在國內實行外松內緊政策。

[18]一些學者還在懷疑中國是否有兩級分化。假設一個人利用改革或開放政策（如前面所說的國退民進、薪酬改革）擁有了3000萬資產（平安公司高管一年年薪即達6000萬），並把這筆資產以現金的形式放在銀行，以年利息率3%計算，這個人不做任何工作，每年得純收入90萬。這個收入可以讓這個人不勞而獲卻生活得像資本家一樣。一般人不可能獲得這種經濟地位，甚至眾多大學教授、政府官員也無法獲得。按照馬克思的階級的定義，這個人當然屬於資產階級。社會學家都知道，90萬年收入、3000萬財富都意味著怎樣的權力。這就是兩極分化。

[19]近年來，中國進行的一些諸如廢除死刑、取消勞動教養的改革在目前國際國內局面下恐怕是不利的。

[20]對此，毛澤東應該是非常熟知的，畢竟，他在遵義會議上和之後很長時間裡所運用的策略（即集中精力解決軍事指揮權問題，而把政治路線問題的解決推後）就是一張一弛，而且是在同一個時間空間里不同策略維度上的張弛。毛澤東發動文革也不總是張，也有弛。

[21]作者認為，對於中國在過去60多年中進行階級鬥爭的策略，包括毛澤東發動文革究竟在策略上有什麼錯誤，也包括鄧小平的「溫和」策略的利弊分別是什麼，可以進行深入研究。這些研究將會大大有利於今天中國社會的治理。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經濟學系教授、博導，崑崙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崑崙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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