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貢體制】鄧文初：朝貢體制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文史 01-07

原標題：【朝貢體制】鄧文初：朝貢體制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鄧文初：朝貢體制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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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貢體制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

摘錄：所謂的朝貢體制，其實質就是處在大清軍事打擊半徑範圍之內的帝國體制，大清統御朝貢諸國的政策，是建立在軍事佔有之效益成本估算基礎上的，所謂的道德文教，只不過是其邊際效用遞減的替代罷了。

」

○

文/鄧文初（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在新清史視野中，康雍乾三朝號稱盛世，不僅是大清的自詡，也是世界歷史的事實。僅以極盛時期大清帝國的屬國而言，乾隆時期曾達到40餘個，小國不計，甚至英吉利、荷蘭、法蘭西、義大利、俄羅斯等「也看做屬國」。《清朝通典》開列了40餘國，這些「朝獻之列國，互市之群番，革心面內之部落」都「咸奉正朔，勤職貢」。因此，朝貢體制，及其副產品「天下主義」，似乎就應該成為了一種替代現代國際體系的「中國話語」——因為那種由西方殖民主義者建立的現代世界體系是霸權主義的，而「天下主義」則是建立在「天下一家」的儒家禮治秩序上的，是以道義交而非以利益交。只不過大清武力不如人，時勢不濟，結果，「天下主義」錯失了引領世界的機會。

國人津津樂道的「朝貢體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天下主義的理想訴求，曾經成為過朝貢體系的道德內涵么？本文以清初的後金與朝鮮關係，康熙時期大清與準噶爾關係為例，做一個簡單分析。

康熙皇帝給噶爾丹的信

乾隆時期被認為是屬國極盛時期，而這一盛況又與大清征服準噶爾有關，一些史家說，除緬甸和喀爾喀外，其餘浩汗、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安集延、塔什干、巴達克山、愛烏罕（阿富汗）、乾竺特等中亞諸國成為清朝屬國，「都與準噶爾問題的最終解決有關」。那麼，準噶爾又是如何納入大清屬國的呢？

大清前期疆域圖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1689年），清廷決定派遣理藩院尚書阿喇尼等出使準噶爾（西蒙古或稱厄魯特蒙古、衛拉特蒙古），化解準噶爾與喀爾喀蒙古部落的衝突問題，在這場大規模的蒙古內戰中，戰爭的挑起方喀爾喀已經敗北，尋求大清的保護，準噶爾則堅持要懲處挑釁者。康熙遣使的目的，就是要準噶爾放棄懲處，與喀爾喀達成和平。阿喇尼隨身帶去了康熙給噶爾丹的信，在信中，康熙先是表示統御寰宇，率土生民，「皆朕赤子」，要一體同仁，而蒙古內部也應彼此和好，共享安樂，然後是對於責任的認定與提出化解衝突的辦法：

乃喀爾喀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自做弗靖，違旨興戎，又先發兵殺扎薩克圖汗及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又殺爾弟多爾濟札卜，是自取滅亡耳。爾因彼先舉，遂興兵破喀爾喀，其過在喀爾喀，不在爾也……今喀爾喀為爾所敗，其汗、濟農、台吉等率舉國之人，前來歸朕，朕矜其流離窮困，雖向非屬國，而隨屬國之列，誠心職貢。且追念彼為元之苗裔，窮而來歸，即以所屬待之。朕統御天下，來歸之人，若不收撫，誰撫之乎。故受而安插於汛界之外，其窮困人民，賑以米糧，而嚴責其興戎之罪……戰爭非美事，輾轉報復，將無己時。仇讎愈多，亦不能保其常勝。是以朕欲爾等解釋前讎，互市交易，安居揖睦，永息戰爭。特遣使賚旨前來，汝果遵朕諭旨，自今以後，各守疆界，不興兵戎，既不失揖睦之道,而兩國人民，亦免塗炭。

康熙

這封信透露的消息，首先是對於戰爭責任的認定，罪在喀爾喀，而不在噶爾丹。這也是康熙始終一致的主張，無論是內部講話還是對衝突的雙方、對協同調解的藏方佛教領袖（康熙在給達賴喇嘛的信中，也是曆數土謝圖汗等之罪，說他們「自取滅亡，違旨興戎，首先起兵」，「噶爾丹遂起兵破喀爾喀，此喀爾喀先舉召釁之過，朕不以之責噶爾丹也」）這個結論也是清政府的結論（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噶爾丹請求通商，王大臣集議，其公同的結論是：「今土謝圖汗等背棄盟約，殺扎薩克客圖汗及得克得黑根阿海。又先犯厄魯特，殺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卜，實系伊等之過」）。

其次，是康熙對於解決蒙古衝突的信心滿滿。他的預案是同時敦請藏區佛教領袖參與調停，並派人傳話給達賴喇嘛，請其遣一有名大喇嘛，同清廷大臣前往會盟，「召集噶爾丹、土謝圖汗等，令土謝圖汗等自陳其過，大集會閱，永議和好。」並表示，「意欲使厄魯特、喀爾喀盡釋前怨，仍前協和，各守地方，休兵罷戰」。這一方案遭到了喀爾喀方的拒絕，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土謝圖汗等具疏自陳，不願與噶爾丹會盟。康熙似乎也並不認為這是什麼大事，所以，在曉諭王大臣時，以一種輕鬆口吻表示：「今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等又難於會盟。其以朕收養伊等，中外一體，不忍令人失所之德意，並將土謝圖汗等，背盟興戎之過，一一申明，遣使賚敕，宣諭噶爾丹，令達賴喇嘛亦遣使於噶爾丹，則案可結矣」。——似乎只要對土謝圖汗等加以口頭訓誡，則衝突可以化解於無形，這樣的輕巧顯然是過於自信了。

其三，高調的天下共主口吻掩蓋著尷尬的不明身份。

在這封信中（也包括在更多場合），康熙一直在為其收留喀爾喀流亡者做辯解。這套辯解話語就是「天下共主」辭令。所謂「朕為天下主，來歸之人，不為收養，其誰收養之？」以守為攻。還有「朕統御天下，凡窮者救之，絕者繼之，離散者使之完聚，交惡興戎者使之和協，一切生靈，無不欲其咸底於安樂也」等等自我辯護。

然而，這套話語並非沒有漏洞，「天下共主」身份與作為仲裁者的第三方身份其實是相互抵牾的。按理，作為仲裁者的大清應保持一種中立立場，但收留喀爾喀部落卻讓大清失去調解人的中立立場，為此，康熙必須為自己的身份做出解釋，也就是說，他必須在清廷與蒙古關係上進行清晰定位。在此問題上，康熙的表述是混亂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在給噶爾丹的信中，他有時稱「厄魯特、喀爾喀皆累世職貢不絕」，「恭順職貢有年」，有時卻又用了喀爾喀「雖向非屬國，而隨屬國之列」。準噶爾並非大清的「職貢之國」，但康熙卻將其與喀爾喀混雜一起，想矇混帶過；喀爾喀自然也並非大清屬國，但康熙卻想將其當做自己的屬國對待，如此，則康熙就會喪失了天下共主資格，而偏於一方，由此陷入與準噶爾的衝突中，但康熙卻又想保持中立的仲裁人身份。正是因為康熙無法確定自己的身份，使得他在面對左右蒙古衝突時，首先得先為自己辯護，也無法拿出嚴格的辭令與法理迫使衝突的雙方接受，故只好寄希望於他們內部和解。顯然，這樣的閃爍其詞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大清是如何介入戰爭的：由仲裁者轉為征服者

喀爾喀歸降大清，康熙接納了；喀爾喀拒絕參加會盟，康熙竟然也採納了，這就使康熙失去了中立仲裁者立場，而將大清納入對抗準噶爾的陣營。但康熙卻試圖以天下共主身份出面調整蒙古衝突，噶爾丹自然不幹，他的理由很充分，錯在喀爾喀，則對喀爾喀必須實施制裁。儘管康熙使臣阿喇尼一再表示「聖上明鑒，久已晰彼之曲，諒爾之直」，「爾又何必屢以此事為言耶？」希望噶爾丹不要在此事上糾纏。但噶爾丹堅持己見，說聖上寬宥小人，賜敕書，我無言以奏，但「若不懲處，豈不放過惡人乎？」阿喇尼無法說服，就要求噶爾丹以書面形式把自己的想法寫下，第二天，噶爾丹送達奏疏，重複會談中的說法，「哲布尊丹巴、土謝圖汗二人曾違背旨意，苦累民眾，今慮及豈能使民眾受苦等因，不豈為此二人謹奏。」阿喇尼還想規勸，甚至以中斷貿易相要挾（這一點在阿喇尼出使前康熙就已經訓示過了，顯然是預定方案），但噶爾丹得理不讓人，由其大臣向阿喇尼傳話說「向由相和者，可變為相攻者，而由相攻者亦可為相和者。兵甲無常，孰保無事？」顯然，這表示，如果大清不能懲罰喀爾喀，則噶爾丹將保留付諸武力、自行懲治的權力。

綽羅斯·噶爾丹

康熙的第二條思路，就是敦請拉薩派遣使者說服噶爾丹。十二月，使者進京，密報拉薩方的決定，是「但擒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畀噶爾丹，則有利於生靈，此兩人身命，我當保之。」也就是說，拉薩方希望將犯事者交給噶爾丹處置，不過他會出面保障他們的生命（黑龍在其《準噶爾蒙古與清朝關係研究》中認為，拉薩方提出這一建議，也是基於康熙曾允諾交出土謝圖汗等人）。但康熙不幹，他再次表示自己的公正立場，說「欲止戰爭，同歸於好，原非有偏徇一家之意也」，且亮出自己「天下共主」的身份來為自己辯護：「朕撫視萬邦，有如一體，毫無偏徇」。

按一般官史的說法，是噶爾丹頑固堅持要懲處對手，拒絕康熙的調整，並挑戰大清，才導致清准之戰的。這樣的說法除了正統史觀作祟外，與史料本身的篡改也有直接關係。學界通過比較留存的蒙文檔案與正式出版物如《實錄》等各種官方文獻，已經發現清廷在史實方面的重大篡改。通過查證這些沒有公布的蒙文信件原文，也揭示了那些被掩蓋與篡改了是歷史實真相。

在《準噶爾蒙古與清朝關係史研究》一書中，黑龍通過對蒙文檔案的挖掘，梳理出清准戰爭的一個被掩蓋的根源。在阿喇尼出使準噶爾期間，噶爾丹特意強調，康熙曾有遣返眾喀爾喀的諭旨，阿喇尼也承認有此一條，他回答噶爾丹說，「若將歸附聖上之眾喀爾喀盡行遣出，在達賴喇嘛之處喀爾喀亦將遣出，汗爾處喀爾喀將如何為是？」也就是說，假如大清遣返喀爾喀，則噶爾丹也應該遣返逃亡到準噶爾的喀爾喀人，噶爾丹明確表示，「若將眾喀爾喀盡行遣出，吾處喀爾喀亦將遣出。」為此，黑龍推斷，康熙有過恢復喀爾喀國，使其成為緩衝地帶的意向，但由於他隨後改變了主意，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所以清朝所有的官修史書也都迴避記錄此事。

平定準噶爾之役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後長達七十年。平定準噶爾後，「拓地二萬餘里」，西域天山南北盡入版圖。

但康熙是否真有過設立緩衝國的想法？又因為何種理由改變此主意呢？通過對《實錄》等文獻的翻閱，可以推斷，儘管在喀爾喀流亡來歸時，康熙一再表示只是暫時收留，但其最終意圖，卻早在此年九月（1689年）就已經顯露。在諭令理藩院救濟喀爾喀災荒時，康熙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昔太宗文皇帝，以次收定四十九旗蒙古。後欲全收北邊喀爾喀，未及行而太宗文皇帝賓天。……今聞喀爾喀國內饑荒，互相殺擄，朕欲普天萬國皆得其所，一體加恩，喀爾喀流離至此，故特遣大臣收集流亡，使安插得所」。後半段雖然是在指示理藩院收輯流亡，但其藉機「全收北邊喀爾喀」以完成太宗遺願的想法卻躍然紙上。正是有了這種并吞北蒙古，並將其納入版圖的意願，則「緩衝國」之類的設想根本就是子虛烏有，而在準噶爾與喀爾喀的衝突中，無論噶爾丹做出什麼讓步，只要涉及到喀爾喀領土問題，康熙也就絲毫都不會退讓——帝國的最終目的就在土地的征服與佔有，哪有將吃進來的吐出去的帝皇？

這也就註定了清准之間戰爭的命運。其結果自然是，以仲裁者角色自任的大清皇帝，卻轉換角色，介入戰爭，並最終露出其征服者真面目。

「天下共主」的道義話語不過是征服者的說辭而已。

朝貢體制建立在軍事強權基礎上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大清第一個屬國——朝鮮——的「歸順」歷史。

1616年，後金立國，由原明朝一個屬部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其時，與後金國相鄰的朝鮮、蒙古，沒有一國承認它，作為「上國」大明帝國就更不會將它放在眼裡。1627年正月，皇太極即位，此時的蒙古喀爾喀部落雖與其訂立盟約，但同時也接受大明的賞金，甚至背盟進攻後金。察哈爾林丹汗則正在組織大軍向西徵發，準備統一蒙古，與後金為敵。而其東部的朝鮮則屬於大明屬國，不僅與明朝站在一起，而且成為明朝進攻後金的前沿基地。皇太極曾公開說過，「滿洲蒙古向以資取他國之物為生」，後金要圖發展，就必須突破這種包圍，以征戰方式謀求利益。但以其當時的力量而言自然無法與直接挑戰明朝，故他採取與明朝議和，先取朝鮮的策略，試圖各個擊破，此即皇太極時期對朝鮮的「兩次東征」。第一次東征在天聰元年正月（1627年），皇太極遣三萬大軍東征朝鮮，朝鮮因內無險阻，外無援兵，與之訂立「江都之盟」。後金要求朝鮮解除與明朝的宗藩關係，改奉後金正朔,遭到朝鮮抵制。後雙方妥協，「朝鮮以弟事兄，須進獻方物」。雙方地位雖不平等，但基本上屬於同盟關係，而非宗藩關係，後金目的並未完全達到。九年以後的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極改元稱帝。此時的後金已擊滅蒙古的察哈爾汗國，奪得故元傳國玉璽，收服漠南蒙古，一舉成為大國，國號也改為「大清」，於是再次發動對朝戰爭。崇德二年，破江華，俘虜朝鮮國王及其大臣家屬，迫使其簽訂不平等條約，要求朝鮮奉大清正朔，永為大清臣屬，每年進貢黃金百兩，白金（銀）千兩等，此後（崇德四年）並於三田渡地方樹立「大清皇帝功德碑」，碑文以滿、蒙、漢文撰寫。自此至甲午戰爭，朝鮮一直為大清屬國。

大清皇帝功德碑

從征服朝鮮而有了第一個屬國，到乾隆時期征服準噶爾汗國之後，新一批「屬國」歸順大清，極盛時期的大清控制著周邊40餘個屬國，「朝貢體制」確實到達其頂峰，而儒家「天下主義」世界秩序的話語也達到其頂峰——但不管以何種主義解說這一體制，其軍事征服實質卻是無法掩蓋的。

關於這些「國家」與清朝之間的關係,民國時期的史學家錢實甫就明白提出，這些「屬國」，有些是以武力強服的結果，如關外時代的朝鮮和乾隆代的緬甸等等；有些是繼承明帝國原有的朝貢關係(但明朝同樣也是以武力強服)而來的，如琉球等國。不管是直接征服還是繼承，歸根結底，「朝貢體制」的形成，都是武力征服與威脅的結果，這種判斷基本上符合史實。

在朝貢體制上，清廷曾有內藩外藩之分，學術界由此引出諸多假說，但我以為，拉鐵摩爾的邊疆理論最具解釋力。他厘分大清邊疆為行政控制線與軍事打擊線，內藩處於行政控制線之內，軍事打擊半徑範圍之內的，就屬於外藩。這一解釋精準地說明：所謂的朝貢體制，其實質就是處在大清軍事打擊半徑範圍之內的帝國體制，大清統御朝貢諸國的政策，是建立在軍事佔有之效益成本估算基礎上的，所謂的道德文教，只不過是其邊際效用遞減的替代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