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應麟的故事

原標題：王應麟的故事

王應麟是宋元之際大師級的文化名人，清代樸學的鼻祖，又是《三字經》的署名人，是一張亮麗的文化名片，值得今天中國文化界作進一步的打撈與發揚光大。本書的寫作，注意到了幾個視角：一是從漢學與宋學的轉型中思考王應麟的思想與學術，二是從敘事史學與義理史學的轉型中思考王應麟的史學思想，三是從中國傳統學術形態的演變中思考王應麟承前啟後的學術地位，四是多層面解讀，力圖從官場、學場、大眾三大領域來解讀王應麟。一個人最後可以留存於世的遺產是思想與學術。身後的王應麟，為人津津樂道的正是他的學術與思想，而不是什麼官至尚書。在西方世界，對人類文化作出傑出貢獻的人，才是最值得崇拜的人，王應麟晚年的選擇符合人類的最高企求。

王應麟的家，後人稱為王家府，或「王尚書第」，就在鄞縣縣學前（今寧波市區縣學街第一醫院後面）。第前的街巷亦稱「王尚書第巷」或「王府巷」。1927年，改名念書巷。昔時與念書巷相連的還有一條小巷叫「白鶴巷」，以白鶴廟得名，廟祀文昌，相傳為王應麟建。

1、王應麟家族是北方移民後裔。

王應麟家族可考的第一代祖先是曾祖王安道，王安道是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祥符縣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前稱為浚儀縣，浚儀是一個有著上千年歷史的古老縣名，文人出身的王應麟寫文章時，仍喜歡署古縣名「浚儀」。這樣做，當然是懷念故鄉也。

王安道是個軍官，南宋初期隨軍南下。晚年的王安道定居明州府鄞縣縣學街的王家府，當時稱為「寄居」，這是王氏移民寧波的開始。

王安道生王晞亮，他有二個兒子，名叫王撝、王拯。王拯走的是王晞亮的蔭承之路，王撝走了讀書應舉之路。不過，其科舉之路不太順。嘉定十六年（1223）五月，王撝終於中了進士，其時已經40歲。

這年七月二十九日（公曆8月27日），夫人陳氏（1192-1273）生下長子，取名應麟。那一年，父親40歲，母親32歲，可謂中年得子。8年後的紹定三年（1230）七月二十九日，王撝夫人陳氏又生下次子，取名應鳳。麟、鳳皆為稀有之動物名字，兄弟倆生日相同，只是差了8年，確是人間稀有之事。

王撝深得理宗歡喜，賜御書「竹林汲古傳忠」六字。王撝因此題書房曰「汲古堂」，文集也稱《汲古文集》。據天一閣洪可堯先生介紹，「王尚書第」與「汲古堂」藏書樓遺址，20世紀50年代初還在，後皆消失在城建改造中。

2、在南宋政壇的起伏 巍然為館閣冠冕

在王撝出任地方官的時候，兒子王應麟給了他新希望。王應麟是在父親教導下，自學成才的。

王撝的教育方法十分嚴格，據說，他常住在高高的座位上，用刻燭計時方法，嚴格訓練兩個兒子的作文速度。如果寫作速度慢了，就要受到懲罰。這樣的嚴格訓練，使王應麟養成了敏捷的思維與快捷的作文習慣。

王撝曾作《投筆詩》，其末云：「蘭台舊家學，胡不紹箕裘。」由此可知，王撝對兩個兒子的期望值相當高。王應麟確也不負父親所望，九歲時，已經讀完了六經。

宋代科舉，實行州試（國子監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製度。

咸淳元年（1174）五月，參加殿試，王應麟正式成為進士。比起老爸40歲中進士來說，兒子應麟19歲就中了進士，確實幸運，這多少讓59歲的王撝自我安慰了一下。

南宋時，地盤小，每科進士人數多，「僧多粥少」矛盾很突出，故許多新科進士往往要在吏部「候補」。應麟也不例外。科舉是中國的一種文官選拔考試製度，讀書的目的是為了敲開官場的大門。故中進士，也就意味著讀書生活的結束，「黃金仕途」的開始。

但王應麟的想法不同，他想繼續學習成為一個通儒。

宋時，進士之上還有一種考試，叫博學宏辭科。也是三年考一次，由皇帝親自主持。每科只選一至三名。博學宏辭科中式者，往往直接進入中央任職，所以，十分受人器重。物以稀為貴，由於南宋科舉錄取人數的人增加，博學宏辭科尤受人重視。

王應麟考「博」之念，源於王撝，而王撝則受當時詞科風影響。王撝的人生目標定位相當高，希望考中詞科。可惜，他的考進士之路就不順，最後沒有成功。王撝將希望寄托在了二個兒子身上，發誓「它日必令二子業有成」，希望兩個兒子能實現父親的未酬之願。

嘉熙三年，王撝對余天錫說的「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

王撝崇拜這些詞科名家，不求物質回報，只要求余天錫出面寫封推薦信，向二十多家曾經考中博學宏辭科的家族借複習所用藏書。

這確實是一個有眼光的要求。對於這麼一個要求，余天錫自然不便拒絕，於是出面聯繫。因余天錫的出面介紹，王撝從那些詞科家庭中借到了不少稀有的藏書。這些特殊的藏書，為王應麟、王應鳳兄弟考中博學科創造了條件。

王應麟讀書不僅面廣，方法也相當科學，用的是「編題法」。王應麟直接的詞學導師是王埜，不過，影響更大的是前輩呂祖謙、真德秀，都博學宏辭科中式者。呂祖謙擅長一種獨特的考試準備之法，當時稱為「編題法」。

編題之法，要經歷二個步驟，先是廣泛搜集，不可遺漏；後是將重要內容，分門別類加以歸納。這實際上是一種整理知識的方法，先廣泛閱讀群籍，然後確定重要的題目，最後把所有的資料歸納整理成精華的專題。

編題之法，使王應麟所學的知識條理化、系統化，既增強了記憶，自然也提高了應試能力。

寶祐四年（1256），34歲的王應麟中式博學宏辭科。

五月，宋理宗在集英殿主持殿試，王應麟擔任複試官。理宗看了考卷後，意欲把第七卷提到第一卷，交給王應麟複閱。王應麟讀了考卷後，也十分滿意，向理宗道賀：「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賀陛下得士!」遂以第七卷為首選。等到唱名公布進士錄取名單時，才知道是文天祥的考卷。如此，王應麟成了文天祥的座師。發現文天祥這個人才，以後成了人們的美談。

這一年，其弟王應鳳也中進士，排名第九名。在父親長期教導、哥哥榜樣作用下，王應鳳也發誓考「博」。三年之後的開慶元年（1259），王應鳳亦順利考中博學宏辭科，時年30歲。兄弟倆沒有辜負期望，先後考取了博學宏辭科，真的實現了其父的攀麟附鳳之願。

王應麟的做官之路比較曲折。王應麟是一個有思想的學者兼官僚，太有自己的思想與處世之道，太有社會責任感，於是與哪些追求利祿的官僚時有衝突。他想得到皇帝的重用，但南宋末期的幾個皇帝，都為權臣所控制，根本承擔不起治國重任。

開慶元年（1259），當時朝廷當道的是右丞相丁大全。丁大全想拉王應麟為其所用，許諾給御史之職，但王應麟不領情。丁大全靠一手遮天、討好皇帝過日子，堅持報喜不報憂原則，不敢把真實的邊情告訴皇帝。一次，面奏皇帝時，王應麟直接了當地說了。理宗聽後，愀心地說：「邊事甚可憂。」王應麟把君臣間建構起來的太平謊言鑿穿了，結果當天即被丁大全罷官。

十月，丁大全下台，浙江天台人賈似道接任右丞相。

咸淳三年二月，賈似道拜為平章事。左右丞相葉夢鼎、江萬里害怕賈氏權勢，辭職回家。一時，缺相數月。賈似道也屢次以辭職相挾。度宗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王應麟侍講時，則主動替皇帝出主意說：「孝宗朝闕相者亦逾年。」皇帝聽後，立馬以此成例，安慰賈似道。賈似道奇怪，小皇帝何以突然聰明起來，這個主意是哪兒來的。一打聽，才知是王應麟在經筵時出的主意。賈似道對王應麟十分痛恨，通過學士包恢，希望「少自貶」。包恢把賈似道的話轉告了王應麟，王應麟聽後笑笑說：「迕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

咸淳八年（1272）九月，王應麟母親陳氏卒。王應麟回慶元府家中守喪。三年後的咸淳十年（1274）十二月，王應麟服喪結束。

度宗因酒色過度而死，才35歲。在賈似道的挾持下，度宗5歲次子登基，是為恭帝，由祖母謝太后垂廉聽政。

德祐元年(1275)二月，賈似道打了敗仗，退居揚州。王應麟上書彈劾賈似道，這次恭帝聽進了，下詔追究賈似道。

不久，王應麟升為禮部尚書。十一月，王應麟辭了職。這個時候，宋軍節節敗退，元軍快到浙江了。王應麟眼見當朝昏庸，國事日非，自己無回天之力，遂決定東歸老家慶元。

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軍入杭州，皇帝出降，南宋滅亡。

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府正式改慶元府為慶元路總管府。慶元路總管府的設立，標誌著元統治在慶元的正式確立。

德祐二年，王應麟54歲。舊王朝滅亡了，本已回家「待業」的王應麟，更沒有了復出的希望。新王朝是一個蒙古族統治的王朝，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民族氣節思想影響的漢族士大夫，自然不肯出仕新朝。如此情況之下，王應麟只能「失業」在家。

在古代中國這個強國家弱社會中，與朝廷合作，就可能成為權力中心群體，獲得當世之名；而不與朝廷合作，只能成為隱居群體，成為權力邊緣群體。當時南方士人，面臨的就是這種二難選擇境地。王應麟為首的東南遺民群體，只能過著隱居的邊緣人生活。

故國滅亡了，「南人」社會地位最低，在這種「亡國奴」生活里，應麟唯一的消遣憂愁方式是讀書，通過寫札記抒發自己的感想。「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這一觀察非虛語。王應麟是宋朝最為博學的人之一，早年豐富的知識積累，中年起伏的政治生涯，晚年恬靜的遺民生活，讓他可以靜下心來獨立思考。「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正是這種治學生活的形象概括。

參加適度的社會活動

王應麟的活動空間相當小，足跡局限於慶元城周邊。作為東南遺民，他們父子倆過著十分生低調的生活，「平居不自表暴」。這麼說，並不表示他們不參加社會活動。他們可以不進官場，不與官府打交道，但一些民間社會活動還是會參加的。

大體說來，至元二十七年是一個轉折點，此前13年甚少參與社會活動，尤其不與地方官員打交往。此後8年，交往明顯增多。這不完全是王應麟，其它遺民也有這種傾向。這種現象的出現，與元世祖實行漢化統治有關。儒學的建立，使漢族士人與新政權有了共同的溝通平台，漢族士人便有意參與地方政府活動。

至元二十九年（1292）三月，慈湖書院落成，王應麟作《重建慈湖書院記》。

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二月，復九先生祠堂祀，王應麟作《先賢祠堂記》、《九先生傳》。

元貞元年（1295）春，與奉化老朋友陳著相見。八月，替洞橋天興廟作《天興廟記》。

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正月，廉訪使完顏貞到寧波，認為九先生祠宇愜陋，不夠氣派，下令改建。於是，九先生祠堂被改建到鄞縣學尊經閣右邊，規模一新。王應麟應邀作《九先生祠堂記》，這是目前所知王應麟的絕筆之作。

有人以為晚年的王應麟到了慶元縣，這是毫無文獻依據的。

3、晚年王應麟教授家人

王應麟是一位兒童教育專家，小兒子、孫子，朋友子袁桷之類，都是他教出來的。也是一位兒童教育讀物編纂專家。

入元隱居期間，王應麟仍堅持教書育人。王應麟不但從教，對於蒙學教材的注釋和研究也下過大工夫。晚年為了教育子孫，從事小學性的蒙科，編過不少教科書，主要有《小學紺珠》、《小學諷泳》、《蒙訓》、《姓氏急就篇》等。在他編的著名類書《玉海》中，也輯有蒙學方面的內容。實際上的教學需要，產生文化教育作品的編纂。當時沒有太多的教科書可供參考，往往要自己動手編纂。王應麟是學術大師，自然更擅長於編纂。為了教學子孫及學生的需要，只得親自動手編纂蒙學教科書，於是有了六部蒙學作品。

卒後，葬鄞縣陽堂鄉同嶴山（今為寧波市鄞州區五鄉鎮同嶴村）。同嶴曾是秦漢寧波三大古縣城之一鄮縣的縣治所在地，這是一個A字型的山嶴，兩邊山高，風景秀麗，同嶴從此成為王氏家族的祖墳，歷代子孫皆葬於此。

王應麟有一點小病，但他沒把它當回事。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到了六月，慶元天氣進入酷暑時段，王應麟身體越來越難以支撐。六月十二日，這位老人走完了他的人生，壽終正寢於家中，享年74歲。墓志銘是王應麟生前預先寫好的，稱《浚儀遺民自志》，其銘曰：「學古而迂，志壹而愚。其仕其止，如偓如圖。不足稱於遺老，庶幾乎守隅從先人，戰兢免夫！」在元初這個亂世，王應麟要自己給自己定位，而不需要別人歌功頌德，反映出王應麟頭腦的清醒。

十二月辛酉，兒子王昌世率領侄子侄孫諸人將王應麟葬到祖墳下的馬家山（今鄞州區五鄉鎮寶同村龍舌山）。葬前，王昌世略述王應麟官爵始末，寫了《宋吏部尚書王公壙記》，題「孤子昌世泣血謹記」。當時，王昌世30歲。

該墓地處寶同村同谷山之南麓，其東為千年古剎阿育王寺。墓前仲翁隱在荒草之際，墓卻只剩一堆小小的土包。墓道坐北朝南，偏東。分墓室和墓道兩部分，墓道依山勢而築，由南而北依次排列為石筍、石龜、石羊、石虎、石馬、文相、武將等，均東西相對峙。墓道選址科學，規模宏大，布局規整，造像雕琢細膩古樸，線條簡單流暢，神態栩栩如生，實屬難得藝術精品。王應麟的墓前排場比東錢湖南宋史氏家族的氣派要小些。

第四代王隲，學名彥倫，曾在同谷設立見南亭，作為讀書之處，稱為見南亭。鐵佛寺。為了守護王應麟的墓葬，王氏後人在同嶴墓葬邊蓋起了家廟。元末至正二十年（1360），王氏後人把家廟贈與本真和尚，改成鐵佛寺。顧名思義，鐵佛寺因寺內有鐵佛而得名。據記載，鐵佛為坐著的釋迦牟尼，高約3米，頭部和手部均為銅鑄造。此說不一定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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