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反那耳喀索斯」

首先，我非常感謝龔浩群、黃劍波兩位老師費心費力地組織這次會議，也很榮幸收到邀請並參加本次會議。我覺得我們這個會切中要害，因為中國人類學目前正缺乏一個真正的學術共同體，特別是有著新鮮血液的學術共同體。這對於每個學科的發展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其實我特別不擅長自述，更不用說學術自述。我的經歷跟很多在座的同仁一樣，都是從研究一個非常具體的案例開始。我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位於川滇邊境的納人（摩梭人），碩士和博士論文都做的是納人達巴儀式研究。從2003年起，我一直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近四、五年來，我的關注點從單純的儀式研究逐漸轉到認知方面，涉及納人的認識論、達巴知識的媒介、時空觀念，等等。去年我在《民族研究》發表的文章就是關於達巴儀式中體現的時空認知邏輯。

當然，持續研究同一個社會也容易覺得厭煩。為了擺脫這種情緒、尋找新鮮感，我嘗試著去做一些比較研究。近年來，我在蘇南、黔東南、湘西、大理等地做了一些短期調查，以拓寬研究範圍。涉及的主題有儀式、信仰、宇宙觀、記憶/忘卻、想像，還有一些其他陸續在整理的東西。

我接下來要談的「反思」可能帶有一點挑釁的意味。剛才大家在做學術自述的時候，我不自覺地想到一個事情：巴西人類學家維未洛斯（Eduardo Viveros de Castro）在2009年的時候出了一本書，叫《食人形而上學》(Métaphisiquescannibales)；他說這本書應該是一本更宏大的書的序言，後者的名字叫《反那耳喀索斯》（L』Anti-Narcisse）。大家都知道那耳喀索斯是希臘神話里的著名人物，是全希臘最俊美的男子。他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倒影，覺得自己太漂亮了，無法離開，最終憔悴而死，化作了一株水仙花。「那耳喀索斯」因此成了水仙花的名字，也是「自戀」（narcissism）的代名詞。

維未洛斯提出「反那耳喀索斯」，顯然是向他鐘愛的法國哲學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巨著《反俄狄浦斯》（L"Anti-?dipe）致敬。他批評人類學長期以來就是一個自戀的學科，人類學家眼中的「他者」（Others），不過是我們自身的倒影，這跟那耳喀索斯的舉動（以及命運）一模一樣。所謂的「反思」（reflection）是什麼意思？無非是從一個鏡面來看我們自己。人類學從進化論時期開始，就從未停止從他人中尋找自身。即便到了後期，相當一部分的人類學家依然寄希望於通過研究所謂的「傳統社會」，來打量、思考或解決自身的問題。維未洛斯說是時候我們來打破這面鏡子、停止這種自戀了。

2015年，我的導師、法國人類學家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受邀去加拿大做一個關於結構主義的演講。他談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即我們應該建設一種「對稱化」（symmetrization）的人類學。所謂「對稱化」，是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文化特徵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兼容，而非前者包括後者。在這裡，我想大膽地把「對稱化」和「學術自述」聯繫起來。我認為，中國人類學的年輕一代應該關注如下問題：寫作、演講時，我們究竟是在談論自己，還是在談論我們的研究對象/夥伴？田野調查與民族志材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轉化成新的、「對稱式」（symmetrical）的概念工具？以及，在中國和世界發展的版圖中，人類學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經常用那耳喀索斯的故事來提醒自己和我的學生，不要做那個沉迷於自身、最終憔悴而死的人。所以我不太願意「自述」。我覺得人們真正需要聽到的是納人、達巴教給我的東西。這些東西並非由我創造，而是人們在經年累月的實踐中積累起來的智慧與經驗。按照列維-斯特勞斯的說法，「神話沒有作者（les mythes n"ont pasd"auteur）。」我所理解的人類學，至少是對所謂「作者資格」（authorship）的批判。

我希望以上的簡單思考能夠激起進一步的回應與討論。謝謝大家！

陳晉代表作：陳晉 |「惹彌」與「惹撇」：納人達巴儀式中的時空認知邏輯

【摘要】本文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研究納人達巴在儀式中的「惹彌」與「惹撇」行為。這是指達巴通過唱誦，在空間上即時開闢出「道路」，用於接送祖先或驅逐惡靈。針對惹彌和惹撇的研究，揭示了納人獨特的時空認知邏輯，即時間與空間相互融合、轉化。藉助於達巴的知識和實踐傳統，這一認知邏輯得以傳承、固化，並在儀式中被反覆激活。研究加深了我們對納人社會、文化獨特性的認識。

【薦語】王煒是我鍾愛的當代詩人之一。這首《不可安魂者》與2015年的《洪水》相比，完成度沒那麼高，但似乎與人類學有著更緊密、深刻的聯繫。

王煒於2016年初寫下這首詩。從2017年2月開始，他與同伴按彝、苗《指路經》在大小涼山境內旅行。抵達終點布拖縣後，因看到「涼山的悲劇命運在布拖直白而殘酷」，王煒重新審視、修改了《不可安魂者》。詩中寫到：

「走來一些年輕人，看起來像老人。

『我們是勘察者』，他們說。

但這分明是個抵觸勘察的人居地帶。

正是以面對不可勘察之事的方式

這些自由田野工作者

與死於暴力者聯合

形成一個新的部族。

這些永久的同齡人

說話時蓬勃、憂鬱」

讀王煒的詩，時常讓我聯想到自己的工作。在《「惹彌」與「惹撇」》一文中，我描述了納人達巴在儀式中的開路行為，並在此基礎上討論了納人社會文化中的時空認知特徵。藉助於某種「文化地形學」，納人的祖先實現了生死之間的旅行，象徵污穢的惡靈則被驅趕出人類居住的世界。這像極了王煒筆下、從「無色領域」進入到「霓虹燈閃爍的彩色大陸」的安魂過程。事實上，「安魂」常常構成人類學民族志作品的主題，例如Eric Mueggler在《野鬼時代》中寫到的、彝族畢摩的「苦痛地理學」（geography of pain）。然而究竟什麼是「不可安魂者」或「反安魂曲」？

「必須生活就是反安魂曲

是的，一個死神來建議你

必須生活，因為死亡仍未被理解

在每次希望渺茫的行動中

重複的交談就是反安魂曲

繼續下去就是反安魂曲

聽，你是否有能力用它譜寫錯誤

把希望譜寫成不可替換的雜訊？」

的確，如果說人類學家通過田野調查、民族志寫作，部分實現了所謂「語言的梯田」，那麼終究有「不可勘察」甚至「不可理解」之事，是研究者需要特別謹慎對待的。在去年的小文《啞巴的詛咒》中，我曾短暫討論學術話語體系與權力帶來的問題。伴隨著中國年輕一代的人類學共同體形成，我期待人們從王煒的詩中進一步尋找思考和批評自身工作的線索。

王煒強調《不可安魂者》是未寫完的，因為「詩的『未完成』被一種力量再次強行打開」；「如何敘說並回應這種力量，會是一首新作的主題」。或許從廣義上講，人類學的研究同樣是未完成的作品。就像詩的開頭所說：

「一個重複的問題敲我的門」。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