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日子
王國維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日子
張家康丨文
五四運動後，學術界喊出「整理國故」的口號，即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學術，也就是國學。1925年2月，清華學校正是在此背景下創辦國學研究院。籌辦之初，就把師資標準定得很高，重在聘請「國內碩學重望」者設帳清華。王國維正是這樣的學術大師，如郭沫若所說：「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漢晉竹簡和封泥的研究，是劃時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驚人的成績。」3月，王國維受聘入國學院為導師，至1927年6月2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他在清華園度過了他五十年短暫生命中最為愜意的時光。
去還是不去，他在進退兩難的矛盾之中
1924年秋，清華學校（即清華大學）籌辦國學研究院時，校長曹雲祥曾聘請胡適入國學院，胡適表示：「非第一等學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導師。我實在不敢當。你最好去請梁任公、王靜安、章太炎三位大師，方能把研究院辦好。」梁任公即梁啟超，王靜安即王國維。查《胡適書信集》，期間，他們有過多次書信聯繫和往來，互為切磋學術，而更多的是胡適向王國維討教。
清華學校聽從胡適的意見，向王國維發出聘請。他何嘗不為之心動呢？可卻因是溥儀敕封的「南書房行走」，倘若應聘就怕不能與所謂清室往來了。他把這種顧慮告訴胡適，表示將在一個星期後給與明確的答覆。1925年2月13日，胡適針對王國維的顧慮複信說：
「一星期考慮的話，自當敬尊先生之命。但曹君說，先生到校後，一切行動均極自由；先生所慮（據吳雨僧君說）不能時常往來清室一層，殊為過慮。鄙意亦以為先生宜為學術計，不宜拘泥小節，甚盼先生早日決定，以慰一班學子的期望。」
溥儀被逐出故宮，他這個五品「南書房行走」，自然少了一份俸祿。為報溥儀的知遇之恩，他辭去了北大通訊導師的職務，拒絕在民國的學刊上發表文章。這也就意味著少了一份導師的薪金和稿費。說是「不食周黍」，說說容易，做起來就難啦！是人都要食人間煙火，都要盡人倫之責，真可謂是「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了。
是去還是不去，他在進退兩難的矛盾之中。他把自己的顧慮寫信告訴了老友蔣汝藻，蔣汝藻知道他的心事，在複信中給他轉思想上的彎子，通達而又實際地告訴他：清華月有四百大洋，「有屋可居，有書可讀，又無需上課，為吾兄計似宜不可失此機會。」又說：「從此脫離鬼蜮，垂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至於挽回氣數，固非人力所強留。」「脫離鬼蜮，垂入清平」，正中他的心思，至於「為天地間多留數篇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更是他的心聲和志願。可他還是以遺老自居，以為受恩五品，並「著在紫禁城騎馬」，可謂浩蕩皇恩，如果背主而去民國的學校任職，豈不是失節嗎？
據王德毅《王國維年譜》：「胡適在王國維婉辭清華國學院職時，乃去托溥儀請其代為勸駕，溥儀答應了，胡先生並請他寫封信給靜安先生，溥儀在天津關起門來做皇帝，便命師傅們代寫了一道詔書。靜安先生至是不好再謝絕，就答應了，所以靜安先生到清華任教是奉詔去的。」另據吳其昌《王國維先生生平及其學說》：王國維「正當躊躇未決的時候，梁先生（梁啟超）轉託庄士敦（一個中國國籍的英國人，溥儀的英文教師）代為在溥儀面前疏通，結果經溥儀贊同，當某次先生上天津去請『聖安』的時候，面諭講學不比做官，大可不必推辭躊躇。於是，先生乃『奉旨講學』，應聘遷居清華園。」
心中的結終於解開了，他欣然答應去清華國學院了。3月25日，他去信告訴蔣汝藻：「數月以來，憂惶忙迫，殆無可語。直至上月，始得休息。……弟於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漫，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一個把學問看的等同於生命的讀書人，在「憂惶忙迫」中掙扎躊躇，以至「數月不親書卷」，其苦悶的心情是難以言表的，如今他終於突圍出來，當然要在第一時間告訴老友，以一起分享解放的快樂。
清國學院聘任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教授，李濟為講師。國學院為有別於清華的其他教授，稱王梁趙陳為四大導師。王國維是4月17日來清華。次日，全家又遷至清華。他是到任最早的的一位。清華最初想聘他任國學院院長，主持院內一切。王國維不是行政人才，一再堅辭。校方只得讓吳宓主持，不叫院長，而改設辦公廳，吳宓任主任。同年7月17日，清華學校校務會議通過國學院章程，這個章程由吳宓起草，主要徵求了王國維的意見（當時四大教授還未悉數到齊）。章程規定國學院「以研究高深學術，造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培養目標為：「一，以著述為畢生事業者。二，各種學校之國學教師。」老清華人劉壽民晚年回憶：
「當時主持學校大計的人，以為清華有獨立的經費，特殊的歷史，應當有獨特的工作，在學術上有所表現。以往清華只是留美預備學校，所以偏英語英文與西方文化科目。現在既改成國立大學，應當提倡國學的研究，來溝通中西的文化，用西方的科學方法科學概念，來整理國家固有的文化。時在五四新潮之後不久，國學與科學同為當世所重視，所以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成立很受學術界的注意，所聘導師是當時一時之選，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李濟之諸先生，各以蜚聲學術界的專門學問，來指導後進。」
王靜安先生突然笑出聲來
在清華園有兩個人，只需看他的背影，就能知道他是誰，兩人構成了清華園的別樣風景。一是王國維的辮子，再就是梁啟超的一高一低的肩膀。五四後，西風東漸，清華園內的新派人物多是西裝革履，唯有王國維永遠是不變的裝束，冬天一襲長袍，外罩灰色或深藍色的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帶，頭戴一頂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臘月，也不戴皮帽或絲絨線帽。平時只穿平底布鞋，從來沒有穿過皮鞋。夏天穿熟羅（浙江特產的絲織品）或夏布長衫。
他的辮子引起許多人的好奇和迷茫，夫人對此也多有不解，因為每天早起上班之前，夫人都要給他梳理盤在腦後。一次，夫人邊給他梳理邊嘀咕：「人家的辮子全都剪了，你留著幹什麼？」他的回答卻耐人尋味，『「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當時在北大，許多男人的辮子都給學生剪了，可常出入於北大的王國維頭上的辮子為什麼毫髮無損呢？這是因為「天下無人不識君」，學生中很少有人不知王國維，他們仰慕他，敬仰他，知道這條辮子象徵著他的尊嚴，沒有人忍心去冒犯。
女兒王東明對父親的辮子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她說：「由於他的辮子，有人將他與當時遺老們相提並論。他不滿於當時民國政府政客及軍閥的爭權奪利而懷念著滿清皇室，也是實情。」
他最初是研究哲學，後又研究文學，最後乃致力於考古學。隨著地下發掘材料的增多，研究的興趣越益增濃。整天沉浸在安陽甲骨、敦煌簡牘、千佛洞典籍之中，所做的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墾荒的事業。在他所接觸的學者之中多是晚清遺老，而且大多都拖有一條辮子。似是為了交流的方便，況且本有遺老思想的他，蓄留一條辮子，自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這位拖著小辮子的先生，衣著陳舊，雖很整潔，但舉止古板，乍一看還以為是商店裡的小夥計。他深諳教育學，但講課時從不會高談闊論，也不搞什麼噱頭，學生最初對他的興趣不大。
他是個不善應酬的人，所交好友僅二三人，如陳寅恪、吳宓等。一年三百六十日，他僅春節進城給朋友拜年，年拜畢回清華園後，就再也不進城了。他的神態永遠是沉靜永遠是枯寂，而其中多少流露出和藹。每當夕陽西下，他會出來散步，與人相遇必然點頭微笑，笑容也是淡淡的。他很少看報紙，似是桃花源中人，可他有時又耐不住向同事打聽時事。他很少開懷暢笑，少有的一次大笑曾被他的同事遇見，這位同事說：
「我沒看見他大笑過，只記得有一次在一家晚飯席上，無意中遇見他老先生也在座，還是那個勁兒，呆坐，沒話，只吃菜，不吃酒。我向來好打哈哈，不管什麼人在眼前，我都說笑一陣。當時座中南北的朋友都有，偶然說起北方的土話不通，不禁引起我的火來。我說土話就沒有通的，無論南北，譬如北方的『骨里包堆』和南方的『一搭瓜子』，都是一樣的不通。又一位接著說：『那麼唯有說外國話了？』（那時清華的風氣，談話用英語的很多，所以這位朋友的話里也含有諷刺。）我說，自然『All togather』是凡能英語者都懂，通得多！向來一死兒沉默的王靜安先生這時忽然笑出聲來。我立刻感覺不安，自悔失態了。接著王先生在懷裡拿出一盒紅錫包的紙煙來，吸得好像頗得味。從那時，我知道他不吃酒，卻是吸煙的。」
王國維是不太管家事的，用民間俗話說，醬油瓶倒下他都不會扶一扶的，一門心事只管讀書做學問。每月校方發工資，他都悉數交給夫人，只留極少的零花錢，而這些錢多用來逛琉璃廠和買書了。孩子們小時頑皮，常常打鬧追逐，但逢此時，他似沒事人一樣，照樣捧著一本書注目觀看。哪怕打鬧到他的膝下，他依然捧著書，一心二目就是不離書的字裡行間。孩子們進一步，他退一步，不發一言，不分一點神，繞屋退避。直至孩子們把動靜鬧大了，母親趕到，孩子們才安靜下來。
在女兒王東明的記憶中，父親就是個傳統的讀書人，除了書和學問，也就是吸煙和吃些零食。夫人知道他的喜愛，家中常備些蜜棗、膠切糖、小桃片、雲片糕和酥糖等。王東明回憶：「父親每天午飯後，抽支煙，喝杯茶，閑坐片刻，等於休息了。一點來鍾，就到前院書房開始工作，到了三四點鐘，有時回到卧房自行開櫃，找些零食。……父親對菜肴有些挑剔，紅燒肉是常吃的，但必須是母親做，他才愛吃。……父親愛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認為香瓜等較難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我們吃，其他如桔子、柿子、葡萄等，還較喜歡吃。我們大家也跟著他吃。」
他才可以算是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王國維在國學研究院沒有公開課，只負責指導研究生和作專題講演，也就是大學所講的上大課。他的講課，細膩細緻，廣徵博引，引人入勝。講東漢經學家、文學家許慎《說文解字》時，會用甲骨金文，用三體石經和隸書作比較，由此對漢字的研究細密多了。學生學會了觸類旁通，由此知道了許多相關的書籍。他做學問從不妄下結論，在掌握了所有的材料後，才初下結論，然後再把這一結論和相關的問題比照一下，在確定無疑後才下結論。例如總結甲骨金文中的資料研究殷周兩代的一切制度，就是總結殷周兩代個別問題的綜合。這種綜合研究的方法，使很多學生受益匪淺。他的學生薑亮夫深有體會：「這個問題我在清華讀書時，不是太了解，後來我出來教書，做科研工作越來越感到王先生的教導對我幫助很大。」
國學院以研究國學為主，自然要給學生講國學經典《尚書》，這本成書於公元前五世紀的典籍，幾千年來注家蜂起，很多註解都還是莫衷一是，難下定論。他在給學生講《尚書》時，有一段至今仍在清華流傳的段子：「諸位，我對《尚書》只懂了一半。這是我對諸位應該說的第一句話。」這使學生們感受到他為學的老實，同時也知道了他的自信。他的治學的方法奠定了清華國學院的學風，同是導師的梁啟超極為推崇，他說：「先生之學從弘大處立腳，而從精微處著力，具有科學的天才，而以極嚴之學者的道德貫注而運用之。」又說：「其辯證最準確而態度最暖和，完全是大學者的氣象，他為學的方法和道德，實在有過人的地方。近兩年來，王先生在我們研究院和我們朝夕相處，令我們領受莫大的感化，漸漸成為一種學風。」
他認為做學問沒有什麼捷徑可走，唯有笨辦法「尋源」。胡適曾開過一個國學必讀的書目，在學生中流傳。他知道後不以為然，他對學生說：「胡先生想把國學開出一本賬來，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細賬開好後，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讀書。」這個讀書就是「尋源」的工作，同時結合古籍，用地下出土的考古資料，相互參證稽實。這個「尋源」的工作，既真實又辛苦，馬虎不得，草率不得。
他就是這樣一位平實的學者，凡事不喜張揚，只做學問，不擅應酬，在公眾場合寡言默語，如不是別人提及，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當年的清華員工畢樹棠在一次聚餐會上第一次認識王國維，他的回憶十分傳神地記錄了王國維的神韻：
「我正用筷子夾了一塊海參，還沒到嘴，鄰座某君推了我一把，伸手一指道：『瞧！王國維。』……我順著那人的指尖看去，果然在校長對面坐著一位清廋而微須的四十多歲的老頭兒，紅頂小帽，青馬褂，身後垂著小辮兒和玄色扎腰，很謙恭而謹靜的坐在那裡。在大家喧聲談笑中，似乎他總是安靜的，沉默的，除舉箸停箸而外，什麼都不理會。曹校長應酬態度很周到，話很多，看神情每一節話都必問到老先生，他只是微笑，點頭，沒有很多的回答。飯後，照例有各種餘興，如清唱、諧談，及諸般遊戲，那時便不見他老先生的影子，大概是吃完就走了。……王先生本是終年在故紙堆里的人，對於這個，當然受不住，所以一下子就把他打回去了，再也不露頭。」
他的學問廣而深，從甲骨、考古到邊疆地理，從蒙古史到詞曲，都有超邁前人的造詣。在國學已成為熱門，國學大師的帽子滿天飛時，梁啟超稱王國維的學術貢獻為中國乃至世界的「絕學」，魯迅除對他的老師章太炎甚為信服外，讚佩的人唯有王國維，說「談到國學，他才可以算是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郭沫若則稱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山。」他在清華期間主要進行蒙古史的研究，撰寫了許多論文，出版了《蒙古史料校注四種》等。他在生命的最後日子裡，全力在研究元朝秘史，意在完成一部專著，可是終究沒有完成，成為他一生中的遺憾。
1926年，北伐軍攻克長沙。嗣後，自命清室遺老的葉德輝被鎮壓，此人也是一位學者，且也留有一條辮子。春夏間，馮玉祥的西北軍加入國民革命軍後，不多日，韓復榘部進入河北。馮玉祥當年驅逐溥儀出故宮的畫面歷歷在目，在他自認為這是遭受了一次人格意義上的侮辱，可如今又是在劫難逃啊！次年5月，梁啟超在北海松坡圖書館開茶話會，正式宣布，時局如此動蕩，國學院也難以辦下去了。他本人也將重過流亡生活，東渡日本，暫避國民革命的鋒芒。
這一切都來得太快太突然了，也讓他措手不及。梁啟超說：「他平日對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由此痛心入骨，「故效屈子沉淵，一冥不復視。」又說：「他對於社會，因為有冷靜的頭腦，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氣，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濃厚的情感，所以常常發生莫名的悲憤。積日既久，只有自殺一途。」6月2日，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留有遺書，其中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
這算是對他自沉的交代，在他是說的再明白不過了，可後人的解析卻那麼費勁，以至疑竇叢生，聚訟紛紜，然他對中國學術，即中國國學的貢獻，卻都是眾口一詞：學界重鎮，國學大師。
- 作者簡介 -
張家康，文史作者。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會員。福建《黨史月刊》特約作者。著有《新青年 時代巨變中的人與事》（北京大學出版社）。在國家級中文類核心期刊《傳記文學》和《人物》《百年潮》《名人傳記》等報刊上，發表了諸多文章。這些文章中，多篇被文摘類報刊和香港《文匯報》、美國《僑報》等轉載。多篇被一些叢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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