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歷史 | 勇於下罪己詔的唐德宗李適

原標題：隋唐歷史 | 勇於下罪己詔的唐德宗李適

唐德宗李適（kuò）（742年5月27日―805年2月25日），唐代宗李豫的長子，唐朝第九位皇帝（除武則天和唐殤帝以外），在位26年，享壽64歲。在位前期，堅持信用文武百官，嚴禁宦官干政，頗有一番中興氣象；但涇原兵變後，文官武將的相繼失節與宦官集團的忠心護駕所形成的強烈反差使唐德宗放棄了以往的觀念。在執政後期，唐德宗委任宦官為禁軍統帥，在全國範圍內增收稅間架、茶葉等雜稅，導致民怨日深。

天寶元年四月十九日（742年5月27日），李適出生於長安大內宮中，是唐肅宗李亨的長孫、唐代宗李豫的長子，母為睿真沈皇后。

李適的整個少年時代，正是大唐帝國昌盛繁華的輝煌歲月。但好景不長，他14歲那年（天寶十四載，755年）的十一月，爆發了安史之亂，第二年長安失守，唐玄宗出逃四川，從此大唐帝國陷於一場亘古少見的大動亂之中。在大唐帝國的盛衰變遷中，唐德宗和其他皇室成員一起飽嘗了戰亂中的家國之痛，也親身經歷了戰火的洗禮和考驗。

唐代宗即位之初，李適被任命為天下兵馬元帥，肩負起與安史叛軍餘孽最後決戰的使命。平定叛軍之後，李適因功拜為尚書令，和平叛名將郭子儀、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賜鐵券、畫像入凌煙閣。

廣德二年（764年）正月，李適以長子身份被立為皇太子，並於二月舉行冊禮。大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李豫病逝於長安宮中。

身為皇太子的李適遵照父皇遺詔柩前即位，就是歷史上的唐德宗。唐德宗在位整整26年，要用他遺詔中所說，就是「二十有七載」，這是虛指。唐朝皇帝中，比他在位時間長的只有唐高宗李治和唐玄宗李隆基，唐太宗李世民也不過在位23年；在他之後，再沒有哪個唐朝皇帝比他在位時間長。

青少年時代的動蕩生活使唐德宗深知安定的可貴，他登基以後，大有圖強復興的雄心壯志。即位之初，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實施革新，果敢有為。但是，唐德宗採取的很多措施都因為安史之亂後唐帝國的積重難返而收效甚微，有的儘管初見成效，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當唐德宗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後，他的雄心壯志竟然消失殆盡。唐德宗一生中，無論是性格還是作為，都充滿了矛盾和悲劇色彩。

由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變為對大臣的猜忌，並形成了拒諫飾非、剛愎自用的性格。

朝廷之上頻頻發生人事變動，尤其是頻繁地更換宰相，使唐德宗在位時期的朝政，即使偶爾能夠呈現令人鼓舞的新氣象，也都不過是曇花一現而無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紛爭使唐德宗徒有宏圖壯志，而不能實現救國興邦。

唐德宗即位後，一直試圖削奪擁兵自重的地方藩鎮節度使的權力。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鎮（駐守恆州，今河北正定）節度使李寶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鎮節度使死後將職位和土地傳給子孫的規矩，他的兒子李惟岳上表請求繼承父位。唐德宗早想革除藩鎮父子相傳、不聽命朝廷的弊端，堅決拒絕了這一要求。

魏博節度使田悅、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節度使梁崇義為了他們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密謀聯手，準備以武力抗拒朝廷。唐德宗徵調京西防秋兵萬餘人戍守關東，並親自在長安設宴犒勞征討兵馬，打響了武力削藩的戰役，並在最初階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後，他的兒子李納被打得大敗，李惟岳被其部將王武俊殺死，只有田悅在魏州負隅頑抗。

成德鎮的大將張忠和投降，唐德宗任命他為成德節度使。但是，唐德宗在削藩過程中，利用藩鎮打藩鎮，導致了參與朝廷削藩戰役的幽州節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滿。結果，形勢發生逆轉。建中三年（782年）底，盧龍節度使朱滔自稱冀王、成德王武俊稱趙王、淄青李納稱齊王、魏博田悅稱魏王，「四鎮」以朱滔為盟主，聯合對抗朝廷。

同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也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不久又稱楚帝），與四鎮勾結反叛。戰火一下從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東都告急。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唐德宗準備調往淮西前線平叛的涇原兵馬途經長安時，因為沒有得到夢寐以求的賞賜，加上供應的飯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發生了嘩變，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涇師之變」。唐德宗倉皇出逃到奉天（今陝西乾縣），成為唐朝繼唐玄宗、唐代宗以後又一位出京避亂的皇帝。涇原兵馬擁立朱滔的兄長、曾擔任涇原軍統帥的朱泚，稱大秦（後改為漢）帝，年號應天。朱泚進圍奉天，前線李晟、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等軍從河北撤軍勤王，唐德宗的削藩之戰被迫終止。

興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痛下「罪己詔」，聲明「朕實不君」，公開承擔了導致天下大亂的責任，表示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唐德宗在詔書中宣布，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人叛亂是因為自己的失誤，所謂「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故而赦免了這些叛亂的藩鎮，表示今後「一切待之如初」。

除了朱泚以外，甚至連朱滔也予以寬大，許其投誠效順。從此，開始調整了對藩鎮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納、田悅見到大赦令，取消了王號，上表謝罪。二月，由於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聯絡朱泚反叛，唐德宗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陝西漢中）避亂。一直到七月，唐德宗才因為李晟在五月打敗朱泚收復京師而重返長安，結束了顛沛流亡的生活。

貞元元年（785年）秋，馬燧收復河中，李懷光兵敗自殺，第二年四月，淮西將陳仙奇殺李希烈投降，唐德宗就任命陳仙奇為節度使。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唐德宗又以吳少誠為節度使。

顯然，唐德宗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後，特別是由於引發了「四王二帝」事件與「涇師之變」，他對藩鎮由強硬的武力轉為姑息。

據說，唐德宗在離開京城時，曾打算逃亡成都，說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後對自己能否重回京師感到絕望，對能否消滅叛亂的藩鎮和長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的勸阻，他也許會真的遠逃四川了。

唐德宗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銳氣大減的狀況，從他對待藩鎮的態度上可見一斑。唐德宗對待藩鎮態度的轉變，使登基以來解決藩鎮問題的大好形勢和良好機遇，也轉瞬即逝。藩鎮割據專橫，遂成積重難返。

對內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轉而變為後來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軍和擔任監軍成為制度。

唐德宗的父親唐代宗，因為是由宦官擁立，所以對宦官很是優寵，特別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開索賄、大肆搜刮。唐德宗為皇太子時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決心加以整治。

在剛剛即位的當年閏五月，唐德宗派宦官往淮西給節度使李希烈頒賜旌節。此人回京後，唐德宗得知，李希烈不僅送了他700匹縑、200斤黃茗，還送了他駿馬和奴婢。唐德宗大怒，將其杖責六十以後又處以流刑。此事傳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還沒有回來的，都悄悄地把禮品扔到山谷之中，沒有收到禮品的就再不敢亂來了。不僅如此，在即位的當月，他還將暗懷異圖的宦官劉忠翼賜死。

唐德宗即位後，總的情況是「疏斥宦官」而親近朝廷官員的。但在遭遇「涇師之變」出逃避難的過程中，唐德宗逐漸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原因是他信賴的禁軍將領在叛軍進城時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衛宮室，而他倉促逃亡時身邊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東宮時的內侍宦官竇文場和霍仙鳴及其所率的百餘名宦官。

竇文場和霍仙鳴的忠心可依與朝廷武將的難以依靠給唐德宗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亂，使唐德宗還進一步思考，皇帝絕對不能沒有自己的近衛親軍，而且這支近衛親軍交付朝廷官員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時候，由宦官掌領也就和自己親領沒有什麼區別了。慢慢地，唐德宗開始將統領禁軍的事宜交付竇文場和霍仙鳴等人，說明他已經開始改變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態度。

興元元年（784年）十月，也就是唐德宗重返京師剛三個月，就將神策軍分為左右兩廂，同時以竇文場和霍仙鳴（一開始為另外一個宦官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開啟了宦官分典禁軍的先河。神策軍自唐德宗重返長安以後，駐紮在京師四周和宮苑之內，成為比羽林軍、龍武軍更加重要的中央禁軍和精銳機動武裝部隊。

貞元二年（786年），唐德宗將神策軍左右廂擴建為左、右神策軍，竇文場等宦官仍然擔任監軍，稱為「監勾當左、右神策軍」，反映出對宦官的信賴和重寵。

到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唐德宗又設立了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分別由竇文場和霍仙鳴擔任，這一職務直接由皇帝授任，成為地位高於神策軍大將軍之上的實際統帥。從此，神策軍的統率權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貞元十一年（795年）五月，唐德宗還將宦官任各地藩鎮監軍的辦法固定下來，專門為擔任監軍使的宦官置印，不僅提高了監軍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唐德宗對宦官態度的轉變，使宦官由刑餘之人而口含天憲，成為唐德宗以後政治中樞最重要的力量。唐德宗以後的唐朝皇帝當中，像他的兒子順宗、孫子憲宗以及後來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於宦官之手。史學家往往把宦官專權稱為唐晚期政治腐敗和黑暗的表現之一，這一狀況的最終形成，與唐德宗對宦官態度的改變有直接的關係。

由即位初期的節儉和禁止各地進獻轉變為喜歡財物與大肆聚斂。

唐德宗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為相的兩天後，詔告天下，停止諸州府、新羅、渤海歲貢鷹鷂。又隔一天，唐德宗又詔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許進貢一次以供享宗廟，其餘的進貢一律停止。幾天後，他連續頒布詔書，宣布廢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宮中進貢奴婢和春酒、銅鏡、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進貢珍禽異獸，甚至規定銀器不得加金飾。

為了顯示自己的決心，他又下令將文單國（今寮國）所獻32頭舞象，放養到荊山之陽；對那些專門供應皇帝狩獵的五坊鷹犬更是統統一放了之。同時，還裁撤了梨園使及伶官之冗食者300人，需要保留者均歸屬到太常寺。為了顯示皇恩浩蕩，他詔令放出宮女百餘人。唐德宗的一些政令，的確顯示出新君登臨大寶以後的新氣象。

但是，自從因朱泚事變出逃奉天以後，他似乎意識到錢財的重要性，也開始改變了態度。從這時起，他不僅開始喜歡錢財，而且還主動地要求地方向他進貢。此外，唐德宗還經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門以及地方公開索取，稱為「宣索」。貞元年間擔任宰相的陸贄，因為拒絕所有來京城辦事的官員的禮物，唐德宗還派人開導他，不要太過清廉，對人家的禮物一律拒絕是不通人情世故，像馬鞭、鞋帽之類的小禮物，收受一點也無關緊要。

從禁止地方額外進貢到大肆聚斂錢財，唐德宗不僅改變了他的財政政策和用人政策，也給他的治國為君之道帶來了不良名聲。

唐德宗在位前後施政風格出現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一方面說明了這位自幼生於安逸後又飽經離亂的壯年天子的政治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帝國在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面貌。

公元780年，唐德宗採納宰相楊炎的建議，開始實行「兩稅法」使唐的稅收有了明確的規定。將之前雜亂的稅賦改為夏秋兩收。

下罪己詔

這是中國歷史上比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詔，其辭痛切沉鬱、其情摯誠感人。尤為可貴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對重大天災時、出於對「天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詔罪己，其辭往往流於形式，其情亦難免作態之嫌。而李適此詔則純粹面對人事，是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深刻反省和強烈譴責，因而雖是由翰林學士陸贄草詔，但唐德宗李適的深切懺悔之狀依然溢於言表，千載之下閱之，恍如猶在眼前：

……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

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征師四方，轉餉千里，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怨氣凝結，力役不息，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罪實在予！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勛舊，各守籓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勛，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並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

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

據說這篇罪己詔下達之後，「四方人心大悅」。

此詔由文章聖手陸贄所草，其文采自不待言。這篇詔書固然以其真摯的情感和斐然的文采打動了人們，但是這絕非重點。重點是--它關照了各方的利益訴求。

也就是說，真正能夠收復人心的東西從來都不應該是虛的，而必須是對於實實在在的利益的關注。間架稅、除陌錢，以及各種苛捐雜稅的罷廢，是百姓得以重新擁護李唐的關鍵所在；而除了朱泚之外，詔書又宣布對叛亂諸藩及其所有脅從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這也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間原有的利益共同點，瓦解了他們可能締結的聯盟，同時在此基礎上為李唐王朝建立起一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所以，與其說罪己詔是天子李適自我的真情告白，還不如說這是李唐政府面對日趨複雜的勘亂形勢不得不重新建立的一套戰略構想。

公元787年，唐德宗在一個叫辛店的地方打獵時，來到一個叫趙光奇的農民家中，唐德宗問：「百姓們生活的高興嗎？」趙光奇回答說：「不高興。」唐德宗說：「今年莊稼獲得了豐收，你們為什麼不高興呢？」趙光奇回答道：「國家的詔令不守信用。前邊說的是除兩稅以外不再有其他徭役，現在除了兩稅之外的各種強迫收費比兩稅還要多很多。

後來又說這是和糴，實際上是對百姓巧取強奪，而且還不給百姓們錢。開始時說收百姓的糧食由官府到百姓家中收取，現在卻強迫百姓們把糧食送到幾百里外的京西行營。由於路途遙遠，很多人家干農活的牲口被累死了，車也壞了，導致家庭破產，難以維繫。人們的生活如此愁苦，有什麼可高興的呢！國家每次發布的優恤百姓的政策，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聖上深居在防衛森嚴的皇宮裡，哪裡會知道這些呢！」唐德宗下令免除了趙光奇家的賦稅和徭役。

司馬光評點這段歷史時說：唐德宗真是太難以悟透治國之道了！自古統治者所擔憂的，是君主的恩澤被下屬截流而百姓得不到實惠，民間的真實情況被官吏隱瞞，上邊被蒙在鼓裡。所以君主雖然心裡經常挂念著人民，不斷出台優惠百姓的政策，但百姓卻由於得不到實惠而並不買賬；老百姓愁困怨憤，而君主卻無從知曉，以至於百姓和國家離心離德而走上反叛的道路，導致國家危亡，政權的消亡大都是由此造成的。

唐德宗偶爾因打獵來到百姓家中，正趕上趙光奇敢於直言又了解民間的疾苦，這是千載一遇的事情。唐德宗本來應當徹查有關部門擱置朝廷政令、殘酷搜刮百姓、橫徵暴斂和貪污盜竊國家資財，及身邊那些天天都說五穀豐登百姓歡樂的阿諛奉承之徒，將他們繩之以法。然後細察民情，改革弊端，推行新朝政，摒棄浮華沒有用的東西，廢除虛而不實的文風，出台政令謹慎務實，鼓勵勤勉誠信的社會風氣，仔細審查事物的真偽，辨別忠奸賢佞，幫助和扶持窮困的人，嚴格執法，為遭受冤屈的人昭雪申冤，這樣天下太平的大業才可以實現。

唐德宗拋開正事不做，只是免除了趙光奇一家的徭役。以天下四海之廣大，億兆眾多的黎民百姓，又怎麼可能人人都有親自向天子進言的機遇而令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國家優民政策的甘露呢。

其實，身為皇帝的唐德宗，也和歷朝歷代的皇帝一樣荒淫無度。他不但與他的前輩一樣，後宮擁有三千佳麗，而且還經常挑選如花似玉的才女充當後宮的女官。皇帝後宮的女官說穿了也就是皇帝隨時可以召幸的有官銜宮職的宮女。「六宮宮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這首古詩就是宮中女官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

當時，在衛河之濱的貝州清河，也就是現在的河北省清河縣有一個飽受儒學浸潤的書香世家，一連誕生了美艷照人的五朵姐妹花。在飽讀詩書的父親宋廷棻的教育和熏陶下，宋氏姐妹五朵金花個個天資聰穎，能文善詩，才華橫溢，一時名動天下。

據《舊唐書》記載：女學士尚宮宋氏傳女學士、尚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棻，世為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棻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為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女曰若莘，次女曰若昭，餘下曰若倫、若憲、若荀。大姐若莘和二姐若昭二人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尚紛華之飾。

宋廷棻一生把精力都放在了女兒的教育培養上。父親家教有方，循循善誘，五個女兒也皆聰明好學，相當爭氣，學業日進。因為若莘年長，又博學多識，才華出眾，文學造詣尤深，在後來若莘就代替父親教誨妹妹。在妹妹面前，姐姐儼如嚴師。五女皆潔身自愛，舉止大方，衣著樸素，而在這五姐妹中，尤以若莘、若昭高潔特出，不願與寒鄉凡裔聯姻，不屑於修容飾巧、薰澤靚妝，而專心學問，欲以學問為家庭爭光。

唐德宗貞元四年，即公元788年，昭義節度使李抱其得知這一傳聞，甚感驚奇，於是，他向唐德宗推薦宋氏五姐妹的才學，唐德宗立即召見宋氏五姐妹入宮。面對皇帝的召見，五姐妹從容鎮定，對答如流，唐德宗對此大為讚歎，遂將宋氏五姐妹全部留在宮中。

唐德宗每與侍臣寫詩唱和的時候，便帶著若莘姐妹隨從左右。五朵金花，玉樹臨風，月明花艷，光彩照人，在當時的唐朝宮廷之內可謂一時盛事。唐德宗敬重宋氏五姐妹的才學，不冊封嬪妃名分，而稱她們為「學士」，並命若莘掌管六宮文學，加封為「外尚書」。

女兒的成名讓遠在家鄉的父親也身受隆恩，唐德宗授予宋廷棻以官職，享受國家的俸祿。若莘死後，唐穆宗又拜若昭為尚宮，繼領若莘之職，同時，還教導諸皇子公主，歷經穆、憲、敬三朝，三朝皇帝均稱呼其為「先生」。若昭經歷唐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五朝，唐寶曆中期去世，封為「梁國夫人」。

宋氏五姐妹一生備受唐德宗恩遇隆寵，風光無限，在古代女子中可謂是難得一見。但是，在那個男權至上的社會裡，這五朵文采斐然、明艷照人的姐妹花，演繹的不過是皇帝後宮亦官亦嬪的歷史悲歌。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逝世，謚號神武孝文皇帝，廟號德宗，葬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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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佚名

來源 | 網路

編輯 | 洛陽市隋唐史學會 （ID：suitangshixue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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