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曹丕時期的曹魏伐吳不伐蜀
三國鼎立初成並向四夷征戰示意圖
曹丕登基以後，以夷陵之戰作為轉折點，南方不可避免地向孫權一家獨大、劉漢短暫疲敝的趨勢轉化，按理說「柿子要見軟的捏」，偏居益州一隅的季漢政權顯然是更容易擊敗的勢力，可曹丕君臣為何完全不對季漢採取任何軍事打擊（五路伐蜀純屬演義情節），反而僅僅採取試圖孤立諸葛亮的政治宣傳攻勢呢？本文試著從以下五個因素入手理清個中緣由：
曹魏西南、中南、東南三條戰線的不同實力狀況
劉備在公元223年去世，在此之前的219年間，曹操勢力連續在西南戰線（關隴漢中）與中南戰線（宛城襄陽）遭受了重大挫折與軍力損失，整個中部與西部地區能夠調動的軍事與行政資源，都受到了波及，是需要時間恢復元氣的。
而在東南方面（兩淮），不僅孫權從217年派徐詳示好之後，便持續沒有重大戰事，而且整個兩淮地區的後方：青齊與冀州都是在漢末亂世中較早得到恢復的，曹操時期的屯田也大部分位於以鄴城、洛陽、壽春、許昌等重鎮為核心的地域裡面，所以有且僅有東南戰場能夠在曹丕即位之初為曹魏提供增加「威勢」的軍事實力了，這是曹丕伐吳不伐漢的最為基本的原因，是一筆事關糧食、兵源、軍資的經濟賬。
對孫吳做大的擔心與孫權態度不恭的相互疊合影響
從實力上看，孫權通過全取荊州中南部，在連續兩次不怎麼消耗自身實力的前提下，打光了關羽與劉備的精銳主力，不僅擴大了自身的勢力範圍，而且完全在勢頭上蓋過了西邊的劉漢，南方的平衡已然被打破。孫權與陸遜大可像219年劉備、關羽那樣，遙相呼應，進取襄、宛或肥、壽，進而克服掉大別山兩端的曹魏要塞，威脅北方，或者自三峽擇機入蜀，全取長江流域，都是曹丕等一干魏朝君臣所不願看到的。
從名分上看，孫權並不履行交送質子的承諾，顯然並非真心稱藩，這就引發了夷陵戰後、劉備死前的一次曹休攻吳，孫權在此次武力衝突後立馬調頭派鄭泉到白帝城問候劉備，漢吳恢復盟友關係的基調也便被劉備欽定了。所以，對於曹丕而言，一邊是老曹家的長期死對頭，一邊是老曹家的叛臣叛藩，而且劉漢人馬至少始終反曹，全無反覆，孫權則經常反覆投機，實在不是一個令人放心的主，神煩。
以上兩點在公元222年曹孫短暫蜜月之後的交互疊加影響，令曹丕始終把伐吳放在頭等重視的地位。
曹魏朝臣對季漢建興初年朝堂的輕視
關羽與劉備的兩次大敗，不僅喪失了兩支自新野屯兵時期就逐漸編練並吸收荊、益其他武裝的老兵隊伍，而且也損失了一大批中高層文武精英：劉備、關羽、張飛、馬超、黃忠、馬良、黃權、潘濬、孟達、劉封、吳班、馮習、張南等，或病故、或戰死、或戰俘、或處死，再加上之前亡故的龐統、法正，蜀中精英已經只剩下在223年的時間點並未指揮過大規模作戰的趙雲、魏延、馬謖等人，以及唯一的一位在益州爭奪戰中指揮過大規模行軍的諸葛亮。質言之，季漢擁有實戰經驗的軍政人才出現了斷崖式的斷層，這就使得曹丕君臣結合東南形勢認為，並不需要放過孫權這個主要刺頭而去理會那個已然爪牙盡失的次要刺頭。
伐蜀作戰的地形困難與魏延的經營漢中
相對於有水路串聯、屯田支援的東南戰場乃至中南戰場，魏漢西南戰場顯然在行軍與後勤的交通條件上，對主動出擊方相當不友好。而且魏延部自219年開始經營漢中的防禦工事，雖然僅僅過去了4年，但只要漢中盆地險要之處被漢軍掌握，那麼對於難以展開兵力、難以維續後勤的魏軍，自然難免再度面臨曹操當年的雞肋之局。
曹丕新君即位需要一個必要性更高且作戰成本更低的勝利
曹丕建立魏朝、稱魏帝，是完全建立在父王曹操的功勛基礎上的。對於新君曹丕而言，沒有自己名義下的重大軍功，便難說實現政治上的服眾，也很難應證魏朝官方所大力宣傳的「天命在己」。那麼，為了政治上的「應天」與「服眾」，曹丕就必須選取一個對手並取得一定的軍事勝利。
綜合前面談到的四個點位來看，實力更高、叛服不定、戰力柯基的刺頭孫權，在魏朝東部地區更有元氣的軍資實力支持下，以及東部地區更為低廉的交通成本基礎上，顯然是一個更好的選擇。而諸葛亮苦心扶持的劉禪政權，顯然是一個實力疲敝卻作戰成本與風險過高的選擇。權衡一番的黃初君臣，自然不會把精力放到入蜀作戰上咯。
何況，黃初君臣所追求的作戰目標，未必是軍事意義上的「打滅」，而是政治意義上的「打服」、「打乖」，既然劉漢已經被曹魏通過孫權借力打力地「打乖」了，而做了一番「魏狗」的孫權反而「咋呼」了起來，對於黃初君臣而言，自然是要「揍」幾下曾經罵過曹家漢賊卻又做過曹家「魏狗」的叛藩咯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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