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會史研究的緣起、發展及其理論與方法運用

作者朱英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原文載《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5期，注釋從略

學術評論

近代商會史研究的緣起、發展及其理論與方法運用

朱英

近30餘年來中國近代商會史研究的興起與發展表明，馬克思主義是歷史學研究拓展新領域並獲得不斷發展的重要理論指導。回顧「文革」之後近代史研究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商會史是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出現的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這一新研究領域的產生，與章開沅等老一輩學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拓展深化辛亥革命與資產階級研究緊密相連。自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國近代史學界對商會史研究初始起步，迄今為止雖然只有為時並不算太長的30餘年，但已出版的大型商會檔案、史料彙編為數不少，各種有影響的研究著作也接連問世，發表的論文更是數不勝數，日益受到學術界關注與好評。尤其是2015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馬敏主編4卷本200餘萬字的《中國近代商會通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稱為集中反映中國大陸史學界研究商會史最高水平的代表作。

商會史作為一個新研究領域，之所以很快就能夠得到近代史學界的重視與好評，原因之一是從事商會史研究的老中青學者梯隊較整齊，並且努力辛勤耕耘，刻苦鑽研，不斷推出分量較重和水平較高的研究成果；原因之二是在商會史研究中，不少學者十分注重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擴大研究視野和相關理論、方法的運用，不僅使商會史研究得以不斷深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起到了帶動整個中國近代史研究不斷發展的積極作用。本文無意對商會史研究的眾多成果作具體介紹，而是著重從宏觀層面闡述近30餘年來商會史研究視野、理論以及方法的探索與影響，以冀對進一步推動商會史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深入發展有所啟迪。

一、 商會史：辛亥革命與資產階級研究中探討新視野和新思路的產物

商會史研究為何能夠在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興起，並很快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新研究領域？這一新領域又何以能從一開始就呈現出較好的發展勢頭，受到近代史學界的關注？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必須對當時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以及面臨的問題予以回顧和分析，而且不能不談到老一輩著名學者章開沅先生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對商會史研究的倡導開創之功。

「文革」結束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中國近代史的諸多研究領域中辛亥革命很快成為研究重點之一。早在1980年，章開沅先生就發表了一篇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的重要論文，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膽識，推翻制約辛亥革命史和資產階級研究的所謂「資產階級中心論」「資產階級決定論」「資產階級高明論」，客觀認識辛亥革命的重要歷史地位及其作用與影響。這篇論文還首次闡明應該注重對商會、商團等課題的研究。「除了企業家與企業集團以外，行幫、公所、會館、商會、商團、碼頭、集鎮等等都應該列入我們的研究課題，也只有這樣逐步弄清各個側面，我們才能對於資產階級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政治動向作出更為深刻的科學的說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該文的相關論述在當時不僅對辛亥革命史研究，而且對整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興盛也產生了影響。

由於海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辛亥革命史和資產階級研究的發展極為迅速，但在改革開放初期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尤其是研究視野較為狹窄，研究方法也較為簡單。為了進一步擴大研究視野，引導辛亥革命史和資產階級的研究向縱深拓展，章開沅先生又相繼發表一系列相關論文，強調要注重對社會環境的考察與研究，並進一步揭示了商會史研究的重要意義。例如1981年發表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個問題》即著重說明以往對資產階級的研究，更多是考察少數個別企業主的經營活動，而對於這個階級的整體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情況卻缺乏專題性和綜合性研究。「譬如商會，我們一向就研究甚少，其實這是從整體上考察資產階級不可缺少的重要課題，1904年以後，各地相繼成立的商會，逐漸把工商業者組織起來。在資本主義比較發展的地區，其勢力不僅滲透到傳統的社會組織——會館、行幫、善堂等等，而且更控制了新建立的各種社會團體——商團、體育會、救火會、市政工程機構、地方自治機構以至學校、教育會、文藝社團、醫學團體等等。從不少大中城市來說，幾乎社會生活的各個主要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影響。」因此，「如果多注意考察一些類似這樣的社會『細胞』，並且認真地加以剖析，將有助於我們對辛亥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進行更確切的估量。」以上論述，是近代史學界對商會史研究重要性的第一次較為詳細的說明，同時也具體指明了如何開展商會史研究的路徑與方法。

稍後，章開沅先生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依據，將其注重考察辛亥革命與資產階級所處之社會狀況、社會環境的相關論述，簡明扼要地提煉歸納為「社會歷史土壤學」，其主旨是舉凡研究歷史思潮、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都必須深入細緻地考察和探討孕育各種思潮、人物與事件的社會歷史土壤，即重視研究當時的具體社會環境所產生的多重複雜影響。章先生對此曾予以具體說明，強調人物和事件都是社會運動的產物，而運動又總是在特定的環境中進行的，「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慮具體時間、具體環境里的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以便首先了解，哪一個階級的運動是這具體環境可能出現的進步的主要動力」。在對「社會歷史土壤學」的具體論述中，章先生又再次提到商會、商團等資產階級社團研究的重要意義，並指出所謂資料匱乏絕不是我們缺少相關研究的理由，「只要把研究的視野擴大到整個社會環境，許多有價值的史料便可以不斷發掘出來」。例如保存完好的各地商會檔案、蘇州市民公社檔案已塵封多年，很少引起研究者關注，更無人充分利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主動打開了封閉多年的國門，不僅兩岸四地的學界得以進行學術交流，而且中國大陸學者與西方學者之間的學術互動也漸次展開。隨之而來的是港台以及西方學者研究辛亥革命和資產階級的不同學術觀點，對大陸近代史學界的一些傳統結論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對這一挑戰如何作出令人信服的學理性回應，是大陸學者面臨的一次考驗。例如台灣學者直接否認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認為是「全民革命」，這一爭議成為海峽兩岸學者在芝加哥辛亥革命學術會議上交鋒的焦點。與此同時，西方也有不少學者對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結論提出質疑，其主要依據之一是辛亥革命前的中國尚未形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並批評中國大陸學者在研究中對資產階級概念使用過於寬泛，存在明顯不當之處。

作為中國大陸研究辛亥革命與資產階級的著名學者，章開沅先生不僅從視野、理論、方法的高度作出了回應，而且通過對江浙地區資本主義發展與資產階級影響的一系列實證專題研究予以證實，受到港台地區和西方學者的重視。關於資產階級概念問題，外國學者認為中國學者將並非資本家的革命者冠以「資產階級」之名，是誤用了資產階級概念，真正的資產階級應該是工商業資本家。章開沅先生指出，這是因為中外學者使用資產階級的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區別，中國學者主要是使用資產階級的廣義定義，包括自由職業者和中產階級，所以將革命者包括在內；而西方學者使用的則是資產階級的狹義定義，只包括工商業家、金融家在內的近代企業家。其實，這種分歧不僅存在於中外學者之間，而且存在於外國學者之間，同時也存在於中國學者之間。因此，「中外學者之間的主要分歧，似乎並不在於『資產階級』概念的本身，而是在於這個概念的具體運用」。在此基礎上，章開沅先生還從唯物史觀的高度論述了應該如何判斷辛亥革命的性質，闡明「有些人總愛攻擊唯物史觀是一種『框框』，但他們不知道，或者根本不願意知道，最為反對以抽象的、僵死的『框框』硬套歷史的，倒恰好是真正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就是『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它反對一切先驗的、主觀臆造的模式」。因此，考察辛亥革命的性質，不能完全以英法資產階級革命作為參照模式，因為它發生在距英法資產階級革命一兩百年以後的古老東方帝國，具有獨特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也具有自身的特點。當時的革命者從表面上看絕大多數確實不是資本家，而是知識分子，但對於政治界和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不能簡單地按家庭出身來劃分階級屬性，應該著重分析他們的言論和行動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反映哪個階層的願望。就此而言，辛亥時期的這些革命者顯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和代言人。

針對台灣與外國學者所說的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仍非常幼弱，沒有形成一股階級力量，不足以決定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的說法，章開沅先生則用大量史實以及國內近代史學界的相關最新成果，充分說明在20世紀初的中國已經「有一個資產階級存在著，活動著，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影響」。由於在此之前國內近代史學界對資產階級主體，亦即狹義概念的資產階級的研究確實比較薄弱，因而對工商業資本家組織的社團，亦即商會、商團等進行深入考察，就更顯得意義重大且尤為迫切。為此，章先生又一次強調開展商會史研究對於探討資產階級具體發展狀況和辛亥革命性質的重要性，並具體指出「1904年以後各地商會的先後建立，可以看作中國資產階級已經形成為一支獨立的階級隊伍的重要標誌。1905年以後，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在歷次反帝愛國運動中顯示越來越大的活動能量，是與他們有了商會這個紐帶和基地分不開的。……商會成立以後，資產階級方才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社團，有了為本階級利益說話辦事的地方，從此不再是以個人或落後的行幫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團法人的姿態與官府或其他社會勢力相周旋」。這段文字雖然不長，卻將商會在清末所產生的重要作用與影響展現得淋漓盡致。

可以說，章開沅先生對於辛亥革命史和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的視野、理論與方法等重要問題一直沒有停止思考，並不斷提出極具啟迪和指導意義的新見解。例如他後來還曾闡明辛亥革命史和資產階級的研究必須注重「上下延伸」和「橫向會通」，具體是指在綜合與專題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橫向會通，即不僅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長河中，而且要放在世界各國資產階級革命總範疇中，作切實深入的研究與相應的理論探索」。特別是章先生對於開展商會史研究的反覆倡導與呼籲，顯示出極為敏銳的學術洞察力與前瞻性，對於其後商會史研究的迅速興起與發展產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動作用。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上世紀80年代初章開沅先生不僅從視野、理論與方法的高度呼籲開創商會史這一新的研究領域，而且在推進商會檔案的整理與出版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改革開放之初，章先生為從事辛亥革命與江浙資產階級這一課題的研究，於1980年冬赴江蘇和浙江兩省查閱相關史料，在蘇州市檔案館發現完好保存著蘇州商會自1905年成立到50年代初的全部檔案，只是因為沒有整理，暫時無法對外開放提供給研究者閱覽。這對於一直倡導研究商會的章開沅先生來說，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喜訊。他立即向檔案局（館）領導說明了蘇州商會檔案對於辛亥革命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並主動提出由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與蘇州市檔案館密切合作，共同整理編輯並分期出版卷帙浩繁的蘇州商會檔案，蘇州市檔案館領導對這一建議欣然同意。馬敏和筆者二人當時作為剛剛入門的研究生有幸參與了這一工作，並由此與商會史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隨著系統而完整的蘇州商會和天津商會檔案相繼出版，更多學者開始關注並加入中國近代商會史研究的行列，其中還包括一部分海外學者。於是，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商會史迅速發展成為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分支領域。尤其是華中師範大學有不少中青年學者在章先生的率領之下，先後加入到潛心致力於商會史研究的隊伍之中，形成了一個研究商會史的重要團隊，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研究成果，並成立了中國商會史研究中心，被海內外近代史學界譽為中國商會史研究的重鎮。

不難看出，類似章開沅先生這樣的老一輩優秀學者，大都具有深厚紮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底，一貫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的運用，同時也能夠與時俱進，善於吸收借鑒其他各種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因而研究視野也更加開闊。如上所述，章先生正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方法，意識到考察社會環境和階級、階層、集團（團體）分析的重要作用，反覆呼籲近代史學界應該大力開展對商會、商團等資產階級社會團體的研究。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由於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有些史學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懷疑，甚至要與馬克思主義保持距離，而章先生一直堅持馬克思主義，他從來就自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即使是到國外講學也從不隱諱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觀」。與此同時，章先生十分重視原生態史料的挖掘與整理，推動蘇州商會檔案出版問世，為商會史研究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可以說，倡導商會史研究是上世紀80年代初章開沅先生的一大學術宿願。如果當時沒有章先生的反覆呼籲和倡導，就不會有商會史研究的迅速興起與發展。

其實，章開沅先生早在「文革」之前即有開展商會史研究的初步設想。據章先生回憶，1964年春他參與籌備「中國近代社會歷史調查研究委員會」計議中的有關資產階級調查項目，了解到天津市檔案館收藏有天津商會的檔案，即敏銳地意識到該檔案對於研究資產階級與資本集團的重要作用。但由於當時受到各種政治運動的影響，商會史研究難以付諸實施，「文革」爆發後這一計劃更只能束之高閣，直至「文革」結束章先生才又大力呼籲開展商會史研究。上世紀90年代初馬敏與筆者合著的《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出版問世，章先生在該書序言中十分感慨地說：「馬敏與朱英都是我『文革』以後的學生與同事，但他們從事的商會研究，卻是我『文革』以前即已著手籌劃卻終於被迫中輟的課題。因此，他們合著的《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得以出版，幫助我了卻了一樁多年未了的宿願。」我們為能夠實現先生多年未了的宿願當然深感榮幸與自豪，但沒有先生的遠見卓識與直接引領，當年懵懵懂懂對商會一無所知的我們，也不會自覺地意識到商會史研究的重要意義而步入這一新的研究領域。

20世紀80年代中期商會史研究的興起，對辛亥革命史與資產階級研究的深入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受到近代史學界重視與好評。但無可否認，商會史研究在初期的起步階段，主要只是附屬於辛亥革命史的一個分支領域，缺乏更加開闊廣泛的研究視野，所使用的研究範式也是比較單一的政治史或曰革命史模式，主要以商會的政治態度和行動作為評價其是否保守軟弱的標準，這無疑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足。因此，在商會史研究進行了十餘年之後，即有學者開始反思初期階段商會史研究在視野及方法等方面存在的缺陷。2001年，馮筱才發表《中國商會史研究之回顧與反思》一文，指出「早期中國商會史研究主要是作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被開拓的，商會成為對資產階級進行集團分析的一個標本，而分析的動機多出於更加清晰地了解資產階級的政治動向，所以時段上價值取向上均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稍後，馬敏也撰文闡明早期的商會史研究在政治史範式的制導下，呈現較為明顯的兩個情結，一是「資產階級情結」，即回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近代並無資產階級的論斷；二是「革命情結」，即通過商會的表現來證明辛亥革命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革命。

比較耐人尋味的是，商會史研究的興起原本乃是80年代初在辛亥革命史和資產階級研究中，為尋求擴大研究視野和改善研究方法的產物，結果初期階段的商會史研究自身也陷入了研究視野狹窄和方法單一的窠臼。由此也造成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這就是商會作為一個研究對象無疑是全新的，但商會研究的問題意識卻是舊的，即主要為了回應當時海外學者提出的挑戰性學術觀點，論證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已經產生以及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這似乎又給人一種新瓶裝舊酒的感覺。雖然早期商會史研究中這一缺陷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這一新研究領域產生的學術背景及特殊緣由的影響，也可以說有著一定的客觀因素的制約，但現在看來主要還是當時我們這些中青年研究者的主觀認識出現了偏差。因為章開沅先生早在倡導開展商會史研究的過程中，就曾經反覆闡明商會的作用與影響並不限於政治領域，而是在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有明顯體現，這實際上已經提示我們對商會史的研究不能僅僅限於單一視野的政治史模式。

二、 視野、理論、方法的拓展與商會史研究的不斷深化

很顯然，初期階段的商會史研究如果不能在視野、理論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極有可能伴隨著辛亥革命史研究熱潮的逐漸消退而淡化。從另一角度講，經歷了起步階段的商會史研究，如欲獲得進一步發展就必須走出附屬於辛亥革命史的局面，努力使商會史真正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而要做到這一點，唯有通過擴大研究視野以及在新理論新思路的探討等方面尋求突破。恰逢此時，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及其理論方法在國內興起，對新時期商會史研究的突破產生了重要影響。

20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早期現代化（當時也稱「近代化」）研究在國內史學界逐漸受到重視。此項研究對新時期的中國學術界而言，可以說是歷史學與其他多種學科交叉的一個新研究領域。具體說來，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的開拓與興起，主要得益於羅榮渠和章開沅兩位先生的大力倡導與身體力行的開創性研究。羅榮渠先生運用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相繼撰寫出版《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等學術專著，論證馬克思的歷史發展觀是多線的而不是單線的，進而提出了具有重要啟迪意義的「一元多線歷史發展觀」。章開沅先生在80年代後期主編有《中外近代化比較研究叢書》（共計7本）和《比較中的審視：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與羅福惠共同主編），並出版個人專著《離異與回歸——傳統文化與近代化關係試析》，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也提出了一系列獨到見解。關於現代化理論的源頭，羅榮渠先生曾指出：「人們通常都以為現代化是由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理論，其實，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就表述了這一思想。」不僅如此，「西方學者承認他們關於工業革命和現代化的概念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借自馬克思的思想」。稍後，羅先生還進一步提出「中國社會科學界有必要在發展中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客觀指導下，歸納和總結馬克思逝世一個世紀以來的豐富歷史經驗，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研究現代發展問題的綜合理論架構」，亦即「建立現代化研究的中國學派」。

羅榮渠和章開沅兩位先生依據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創的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僅進一步拓寬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視野，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內容，而且也為正在尋求商會史研究突破點的學者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與借鑒。於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開始有學者嘗試將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與方法運用於商會史研究之中。經過數年的辛勤耕耘之後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績，不僅發表了一批專題研究論文，而且還出版了新的商會史研究專著。其中，1993年出版的虞和平《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一書，稱得上是現代化範式下商會史研究的代表作。

該書「前言」指出：「無論從理論邏輯出發，還是從本書將要談到的歷史事實出發，都可以說明商會是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一個主要承擔者。如果把商會放到中國早期現代化過程中加以研究，那麼無論是對商會本身的研究，還是對早期現代化的研究，或是對資產階級的研究，都將會產生一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這段話所揭示的正是以現代化理論框架研究商會的意義所在。對此，作者還進一步特彆強調了以往商會史研究中僅注重商會的資產階級屬性，而對商會作為社會團體的屬性與功能注意不夠的偏向，認為商會同樣也具有一切社會團體所具備的社會整合功能。商會在早期現代化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作用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促進資產階級本身的現代化——從分化到整合；二是促進經濟與政治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工業化和民主化。因此，對商會的研究，除了已有的領域與方法之外，還應開闢與其現代化功能相應的領域和採用相應的方法。運用現代化理論把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或許可以更為確切而全面地說明商會在近代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國早期現代化理論框架下的商會史研究，考察視野較前明顯擴大，問題意識也較為新穎，更重要的是使商會史開始逐漸擺脫依附於辛亥革命史研究體系的從屬地位，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一個相對獨立的重要研究領域。簡而言之，其作用首先是促使史學界對商會本身的考察和研究，不再像此前那樣局限於較為單一的政治分析，而是在原有政治史和革命史範式的基礎上，對商會進行更為全面深入的細緻探討，從而使商會史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化。羅榮渠和章開沅先生都曾強調，現代化研究範式並不否定革命史範式，也不是要取代政治史範式，而是對革命史和政治史範式的一種補充，幫助我們從更多的角度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狀況，豐富我們對中國歷史發展規律與特點的認識。現代化理論框架下的商會史研究同樣也是如此。例如現代化理論強調社會各系統之間的互相聯繫、連貫的整體性與協調的發展，就對新商會史研究具有很大的啟示與幫助。「它促使我們以系統、整體和發展的觀點去看待商會組織，而不是孤立、割裂地看待它們。同過去單純就商會談商會不同，新的研究往往從商會的組織系統、商會與社會的關係中去把握商會的性質與功能，除研究總會、分會和分所組成的商會本體組織系統外，也研究商會與商團、商學會、教育會、救火會、市民公社、農會等新式社團組織的相互關係，極大地拓寬了研究視野，豐富了研究的內容。」馬敏與筆者合著的《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一書第二章即用很大的篇幅較全面地論述了廣義範疇的蘇州商會組織系統，包括其本體系統——商務總會、商務分會、商務分所；從屬系統——蘇商體育會、市民公社；協作系統——商會與教育會、農會等其他新式社團。《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一書的論述更為全面，章開沅先生在為該著所寫的序言中強調指出：「本書堪稱通論性的商會研究專著，因為它不僅探討了商會發展的全部歷史過程，探討了商會的內部關係，而且也探討了商會的外部關係，探討了商會的功能與作用。特別可貴的是，它不僅從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來考察、剖析商會，而且把中國商會放在更為廣闊的世界範圍中來加以觀照。」這種新的研究視野，顯然使商會史的研究內容更為豐富，也更為全面。

其次是推動史學界加強了對商會與社會各方面關係的深入考察，並透過商會對一系列重要的相關問題進行實證研究，包括民族化與現代化、傳統與近代、東方與西方、政治與經濟、商會與近代社會變遷等。例如虞著《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一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主要探討商會的產生、發展、組織結構，以及對資產階級從行業性整合到區域性整合，再到全國性整合併走向世界的重要影響及其整個發展歷程；下編則分別論述商會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商會與資產階級的政治參與、商會與資產階級獨立民族運動等相關內容。不難發現，在現代化分析框架之下的商會史研究，探討的具體內容更為寬泛，涉及西方商會對中國商會誕生的影響，亦即所謂東方與西方的複雜關係；作為類似中國這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落後國家的早期現代化，與西方多數國家現代化所不同的是民族獨立運動成為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商會與資產階級則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力量；商會的經濟功能以及對中國早期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影響，成為重點考察與研究的主要內容；與此相關者，還涉及商會參與商政，即與政府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另外，早期現代化視野下的商會史研究，又涉及新式商會與原有行會之間的關係，即傳統與現代的關係，隨後還在商會以及商人團體史研究者中引發了一些討論，使我們對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既二元對立又融合互補的關係獲得了某些新的認識。

但是，現代化理論的分析框架也並非能夠窮盡整個商會史研究的方方面面，而且這一分析框架自身也存在某些局限。例如在論證商會的現代性時，常常會不自覺地以西方的商會作為某種「理想型」的模式，忽略了誕生於中國本土情境下的中國商會的某些特點，其實在這方面章開沅先生很早就在分析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缺陷時即提醒我們注意避免，但時隔多年卻仍然在商會史研究中重蹈覆轍。正如馬敏所指出的那樣：「現代化範式實際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帶給我們銳利的理論分析的鋒芒，但同時又帶來若干理想化、簡約化或結論先行的偏見，關鍵在於如何去運用這種利弊皆明的理論模式。」在此情況下，商會史研究在原有基礎上的進一步拓展與深化，除了更為全面準確地運用現代化理論與方法，避免出現偏差之外，還需要在視野、理論和方法上作出新的探索。

20世紀90年代，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又稱公民社會）開始成為國內學術界討論的一個話題。如所周知，市民社會的理論與方法源於西方，一般都認為較早是由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將其運用於分析歐洲近代社會的轉型與變遷而引起關注，隨後不斷發展成為一種有影響的理論分析框架。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市民社會（中譯文馬克思著作有時譯作「資產階級社會」）問題也曾有過較多的論述。尤其是馬克思不僅闡明了市民社會的發展規律，揭示了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關係，而且通過研究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政治國家）的相互關係，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體系，對後來的哈貝馬斯等西方左翼思想家的市民社會理論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到了上世紀90年代，西方學術界尤其是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將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用於分析明清至近代中國的發展變化，其中有些學者認為近代中國也曾出現類似的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但也有些學者對此提出了否定意見，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各抒己見，互相討論甚至爭議，一時間頗為引人矚目。

市民社會理論與方法給商會史研究也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野，於是又開始有部分學者從這一新角度對商會進行了新探討。《傳統與近代的二重變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一書，是國內較早作出此一嘗試的研究成果。該書「前言」特別說明，當時的國際學術界對中國近代市民社會的發育程度極為關注，成為許多學者研究、討論的熱點。「在我們看來，弄清楚近代商會組織的實際運行情況，尤其是商會與行會組織和其他新式社團之間的關係，可能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通過對蘇州商會的翔實考察與研究，該書闡明清末商會組織已經把自己的影響力滲透到城市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其具體方式是以商會為核心，眾多民間社會組織縱橫交錯，形成一個官府以外的在野城市權力網路，控制了相當一部分市政建設權、司法審理權、民政管理權、公益事業管理權、社會治安權以及工商、文教、衛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城市經濟和社會生活。如果不拘泥於字面意義，完全可以將此在野城市權力網路稱之為市民社會的雛形，其背後的推動者則是新興的近代資產階級。稍後，馬敏又在其專著《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中，以較多的篇幅從紳商論及商會問題，並進一步說明：「20世紀初晚清城市公共領域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同於先前傳統的公共領域，其間已隱含著某種體制意義的變化，在許多方面它是可以和哈伯瑪斯所揭示的歐洲資產階級初現時期的『公共領域』相提並論的。」伴隨著城市公共領域這種具有體制意義的變革，某種更複雜的社會機體自組織過程也隨之開始出現，其結果是形成國家權力機關之外的以商會為核心的民間社會權力體系，實質上即是市民社會的雛形。

1997年，筆者出版的《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為主體的歷史透視》，也是運用市民社會理論與方法探討近代中國商會的一部學術著作。拙著主要闡明在清末至民初的重要轉型時期，近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變化，而且相互之間一度建立了某種新型互動關係，對近代中國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的演變產生了不容忽視的深刻影響。在清末誕生的商會雖仍在某些方面保留了傳統色彩，但其契約性自治規則、近代民主原則，以及相對獨立之經濟職能、「司法」職能、政治活動、報刊輿論工具等，也明顯反映近代市民社會雛形的特徵，集中體現了近代中國民間社會的新發展；而商會之所以能夠誕生並具備這些自治權利，又與清末民初國家推行的改革舉措，尤其是對民間社團的大力扶植與支持密不可分，從中也不難看出這一時期「國家」的重要改變與影響。但令人不無遺憾的是，這種良性互動關係未能長期維持，加之民間社會自身存在種種難以克服的缺陷，導致近代中國始終無法孕育出成熟的市民社會。

運用市民社會理論與方法探討商會所取得的新成果，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一定的重視。有學者指出：「運用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的理論框架對中國近代史作實證研究和探討，主要在商會史研究的豐富史料和大量成果的基礎上，以本身在這方面的深厚功底論證具有中國歷史特色的近代中國『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循此途徑從事研究的學者可稱之為『商會派』或『實證派』，以馬敏、朱英等人為代表。」還有學者說明運用市民社會理論使商會和近代中國市民社會兩個重要問題都取得了值得重視的成果，「朱英、馬敏在上述著作及相關論文中，通過對商會的具體考察，論證了中國近代市民社會的存在及其特點。他們的研究，超越了考察商會的性質和作用的一般套路，使人們從這個熟悉了多年的社會團體中，發現其內蘊著多種與歐洲資本主義曙光初現時相彷彿的社會因素。他們的研究得到學術界的認同，不僅是歷史學界，一些當代中國社會學的學者，當他們從歷史上尋找曾經存在的市民社會時，多舉近代商會為例」。

概而言之，當時的我們之所以將市民社會理論與方法運用於探究商會，其一，是希望藉助市民社會理論與方法，為商會史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形成新的問題意識，從而推動商會史研究朝著更深更廣的方向得以拓展深化。前已述及，現代化理論與方法的運用，幫助商會史從附屬於辛亥革命史的一部分發展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使商會史研究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但現代化理論與方法自身也存在某些局限，並不能解決商會史研究中的所有問題，而且學術研究也需要理論與方法的不斷創新，不間斷地作出新的探討與嘗試，這樣才能促使商會史研究不斷深化。將市民社會理論與方法運用於商會研究就是一個具體的嘗試。其二，將市民社會理論與方法運用於商會史研究，也是為了通過對商會進行新的實證考察與分析，取得中國學者有關市民社會的研究成果，來回應西方學者關於中國近代市民社會研究中提出的問題與爭議，同時也以此將商會史研究的學術價值及其意義在原有基礎上再提升一個層次。當時，在這方面也確實產生了一定的實際成效。有學者即認為：「10年來，對市民社會研究最深入的是商會，做出成績的代表人物是朱英、馬敏。」在此之前，美國學者已經發表了中國歷史上存在市民社會的觀點，但他們用以證明中國歷史上存在市民社會的論據，大多是中國傳統社會的舊式社團。「中國學者可以憑直覺認識到，市民社會是近代社會的產物，主要應該體現在近代社團中；以明清時期行會組織和慈善機構一類公共團體的擴張，來論證存在一個蘊含近代變革意義的市民社會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他們一時拿不出確鑿的論據。朱英、馬敏的商會研究做到了這一點。」

但是，將市民社會理論與方法運用於商會史研究同樣也存在某些缺陷。其中一個爭議較大的焦點，是因為無論就理論框架還是經驗事實而言，市民社會都是來源於西方，而且迄至當代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本身已極為龐雜，這種用於研究西方社會的複雜理論體系是否適用於分析近代中國，此一嘗試是否存在比較明顯的功利性與目的論，曾有一些學者提出了質疑，甚至美國學者對此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儘管我們非常小心謹慎地避免簡單地套用市民社會理論，力圖防止削足適履的弊端，一再闡明以清末民初中國商會與其他商辦社會團體為代表而產生的市民社會雛形，具有自身突出的特點，但即使如此，也仍然很難完全令人信服地闡述清楚市民社會理論的適用限度問題。關於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這兩個概念，在我們的研究中也沒有對其差異及其聯繫進行準確細緻的闡述，容易給人造成混為一談的感覺。

另外，僅以商會或是與商會關係密切的商人社團組織作為研究對象，考察近代中國是否存在市民社會這樣一個綜合性的重大問題，顯然也是遠遠不夠的。閔傑提出對近代中國市民社會「這個歷史實體的研究，至少應該包括三方面的內容：社會階層、社會團體、社會運動。三者是一個緊密聯繫的整體」。但實際情況卻只是對以商會代表的商人社會團體的研究比較充分，對其他眾多社會團體則研究較少；對社會階層的探討主要也只是限於紳商，對其他階層也缺乏研究；從社會運動角度則更少有考察分析，這顯然很不全面。還有學者指出，近代中國的商會雖然是最具代表性的市民社會組織，「商會派」學者「在研究中首先抓住這個最佳的切入點，提出了一些富有創意的新見解，其貢獻是不容抹煞的。但近代中國市民社會畢竟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社會體系，商會只是其中的一環，如果過分耽溺商會與市民社會的學術課題，便很容易導致片面的學術成果，甚至給人以『商會就是市民社會』的錯覺，把近代中國的商會等同於、混同於市民社會。因此，不能因為對商會的研究而忽視對市民社會其他環節的研究，要避免近代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中可能出現的『商會中心主義』傾向」。

由於上述原因以及出於其他方面的考慮，馬敏和筆者後來都很少再用市民社會理論與方法繼續探討商會。但我們通過嘗試這一探索性研究仍得到一些啟發，尤其筆者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中關於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政治國家）相互關係的論述，印象極為深刻，體會到「國家與社會」這一分析框架仍然不失為一個新的研究視野，它可以幫助我們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進行一些新的考察和分析。2006年，筆者在《江蘇社會科學》第4期發表《近代中國的「社會與國家」：研究回顧與思考》一文，闡明「在具體研究近代中國問題時使用『社會與國家』或是『國家與社會』的提法，也許較諸『市民社會』或『公共領域』更為穩妥和合適」。從實際情況看，以「社會與國家」這一新的理論框架從事近代中國專題研究的成果也已越來越多，「並且涉及近代中國歷史的其他許多領域，甚至也不僅僅限於中國近代史研究，包括中國古代史研究也開始有了類似的嘗試」。現在看來，需要注意的是「社會」與「國家」的邊界問題，因為在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社會」與「國家」的邊界劃分有時並非十分清晰，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要求研究者不能以類似截然兩分法的簡單思維方式看待「社會」與「國家」，否則將很難準確地把握「社會」與「國家」的發展演變及其互動關係。

三、 結語

學術研究貴在創新。近30餘年的商會史研究能夠持續拓展深化的歷程表明，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唯物史觀的指導不可或缺。正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前提之下，研究者努力擴大研究視野，不斷嘗試新的理論與方法，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新成果。具體說來，商會史研究的興起，即是老一輩學者在辛亥革命與資產階級研究中，運用唯物史觀探討新視野和新思路的結果；隨後使商會史研究從附屬於辛亥革命史的一個部分，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獨立領域，對商會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功能進行更為全面的探討，主要得益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與方法；繼而又從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中「國家與社會」這一新視角考察和分析商會，對商會的產生、發展、作用，以及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演變和互動關係獲得了新認識，這一嘗試不僅推進了商會史研究的深化，而且還使「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分析框架逐漸運用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更多領域，產生了更加廣泛的影響。

但是，現今回顧和總結近30餘年商會史研究的學術發展史，也可以從中獲得另外一些經驗甚至是教訓。從運用新理論與新方法探討商會史的整個歷程不難看出，這些嘗試雖然擴大了商會研究的視野，促進了商會研究的不斷深化，但同時也提醒我們運用新理論與新方法似乎難以避免地存在著一定的風險。正如馬敏所曾指出的那樣，我們嘗試運用的某種新理論與新方法很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帶給我們銳利的理論分析的鋒芒，同時也有可能會使我們墜入另外一種陷阱，出現某些意想不到的偏差。尤其是在借用來自於當代西方的一些理論與方法時，更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格外小心謹慎，不能忘記中國不同於西方的國情與社會環境。

章開沅先生提出的注重考察社會環境影響的「社會歷史土壤學」論說，雖然具體是針對辛亥革命與資產階級研究如何深入有感而發，但對商會史乃至整個近代史研究也具有啟發意義。其要旨乃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前文所引列寧的一段話也曾強調指出：不能「脫離具體的歷史環境」認識問題，「馬克思的方法首先是考慮具體時間、具體環境里的歷史過程的客觀內容」。因此，我們無論運用何種理論與方法研究商會史，都要努力遵循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這一重要原則，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與影響，避免出現各種各樣的偏差與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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