讚美苦難似乎是一種無法遏制的潮流，電視、報紙上幾乎每天都在刊播一曲曲苦難的頌歌：一女子幾十年如一日照料在工地摔成殘廢的丈夫，以及一家老小，她不離不棄、吃苦耐勞的精神感動了中國；一個7歲小男孩獨自撐起殘破的家，人們感動於「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一個貧窮的單身盲人收養了一個女棄嬰，一把屎一把尿將其拉扯大，父女兩相依為命，令全城為之動容；一老嫗陪75歲的丈夫撿了15年垃圾，走了近4萬公里路，可以繞地球赤道一圈，媒體讚頌道：「愛他，就陪他撿垃圾。」……

在我們的傳統觀念里，苦難就是財富。從學生時代寫作文開始，便大肆讚美起苦難來，比如，謳歌母親含辛茹苦，終將自己拉扯成人。但母親的苦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誰應該對這種苦難負責？做子女的在改善母親的境遇方面做了什麼？這些都不是表述的重點。

我們已經習慣於讚美那些在苦難中匍匐的人們，讚美他們吃苦耐勞，讚美他們任勞任怨，毫不吝嗇地用最華美的辭彙渲染他們的崇高，用苦難催生感動的典型宣傳將他們捧上道德神壇。

這樣的讚美，直接導致的後果，一是鼓勵苦難中的人們心甘情願承受苦難，認為自己所受的困難理所應當，甚至視苦難為光榮；二是誤導人們只關注籠罩在苦難之上燦爛的榮譽光環，而忽略了一切導致苦難的起因和內在的邏輯。

這樣的讚美，實際上是一種冷血，是一種惡毒。它毀壞人的尊嚴，傷害人的心靈，扭曲人的靈魂，扼殺人的創造力。

不可否認，在一定的意義上，苦難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質，增強了人的生命厚度，激發了人的創造力，使一個人最大限度地擺脫生命的庸碌。但這樣的幸運只屬於極少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的尊嚴、心靈、創造力完全被苦難和凄慘的生活窒息。

隱居的陶淵明雖然在小茅屋裡，寫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美妙詩篇。但這根本不是苦難所激發出來的豁達心境，而是「不為五斗米折腰，尚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的悠然自得。要是給他來個強征強拆，他還有對著鳥木花草吟詩作賦的雅興嗎？

說到底，陶淵明還是有選擇的自由的。而那些一無所有、靠出賣苦力賺取微薄收入的底層勞動者，他們幾乎沒有選擇，唯有匍匐在苦難中艱難前行。我們讚美農民吃苦耐勞、清潔工人勤儉節約、下崗工人衣著樸素，就像讚美太監守貞操、讚美奴才很聽主子的話一樣沒有意義。

吳久靈《烏江縴夫》

這種冷血文化孕育出的冷血道德，魯迅稱之為「瞞和騙」。「瞞和騙」的要訣在於，閉上眼睛，繞開真實人生，把一切需要改良的現實問題轉化成一個無私奉獻的道德自律問題，然後用形而上的空洞抒情代替形而下的技術改進。苦難華麗轉身，便成了一種美。

這是一種病態的美。所以在人們的傳統觀念里，司馬遷寫出了《史記》，是因為漢武帝對他施以的殘忍宮刑激發了他的創造力；屈原寫出了《離騷》，是因為楚懷王對他處以放逐的結果；南唐後主李煜創作了許多流傳千古的詞章，是因為亡國之痛。這樣一想，不正是苦難成就了他們的事業嗎？但我們卻忽視了司馬遷並非受刑後才開始撰寫《史記》、屈原和李煜都具有極高個人藝術天賦的事實。於是，那些苦難製造者的責任竟奇妙地撇清了。

不讚美苦難，是對苦難承受者自身價值的凸顯和安慰，是對苦難製造者的無聲抗議。美國叱吒風雲的脫口秀黑人主持奧普拉是個私生女， 9歲被辱， 14歲生子，吸毒，被人虐待，60歲卻成為首位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黑人女性，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婦女之一。

有人說，如果奧普拉沒經歷那些苦難，就沒有現在的精彩人生，她該感謝那些苦難才是。可奧普拉不感謝苦難，她要感謝自己。2013年，離開《奧普拉脫口秀》兩年後，奧普拉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作演講，講述了自己經歷的苦難、失敗、奮鬥以及幸福。事實證明，如果奧普拉沒有非凡的毅力，超凡天賦和過人的心智，她早就毀滅於無盡的苦難中。

一切美化苦難的華美言辭都是浮誇的，一切炫耀苦難的姿態都是做作的。面對世間的苦難，我們應常懷愧疚之心和悲憫之心，撥開覆蓋在苦難之上的美化悲情，看到苦難背後的種種問題。尤其是對人為製造的苦難，更要徹底反思其產生的根源，引以為戒，避免出現更多的苦難吞噬人的心靈。

比窮、比慘、違反人性的正能量當警惕

《「口袋婆婆」弄哭朋友圈》、《探訪「口袋婆婆」：這一路我們都不離不棄》、《愛心涌動這個冬天「口袋婆婆」的小屋不再寒冷》……

這幾天，一個悲慘的故事再次感動了媒體和朋友圈。我看到這個故事卻沒有感動，只有心痛，心痛一個81歲高齡的老婆婆為了養活患腦膜炎癱瘓的女兒，竟然在街頭拾荒10餘年。這是一個老人應該過得生活嗎？

媒體是這樣說的：「壓彎脊背的口袋，撐起全家的生活」「背著口袋，年復一年，她搜索著街面上的礦泉水瓶、塑料紙板，換下一疊零鈔，養活了一家老小」「口袋婆婆的生活或許是清貧的，但內心卻是高尚的。她始終以一種積極向上的心態對待生活，懷著一顆感恩的心對待社會、對待身邊好心人，自立自強，用自己瘦弱的身軀，擔起一家人生活的希望。」

這麼可憐的人，脊背都壓彎了，媒體卻總喜歡用各種煽情的語句宣揚她如何自立自強，養活這個貧苦的家，撐起這卑微的生活。

不可否認，媒體報道後，引來了很多人關注，政府積極幫扶，很多好心人上門捐錢捐物、聯繫住敬老院、幫忙辦低保、為她女兒提供藥物，他們的愛心令人尊敬。但我的疑問是：為什麼之前十多年都沒有對老婆婆一家人做好保障工作？而等到媒體曝光之後，卻利用老婆婆的貧窮、悲苦以及愛心人士的幫助，來大肆傳播正能量。

傳播正能量當然對社會有正確的引導。可是如果不顧及人的正常情感和基本邏輯，甚至不顧及正常的人性，則往往適得其反。但事實是，這樣的比窮、比慘、沒//人//性的正能量幾乎到了泛濫的程度。

比如，「民警婚禮4小時後回崗執勤 新娘：選擇他就是選擇付出」、「帶病堅守崗位 用情溫暖人心」、「7歲小女孩獨自撐起一個家，全中國都被她感動」、「為他點贊——父親去世依然堅守崗位」……那些為了工作不管家人死活、跌斷胳膊摔斷腿依然拚命工作的「拚命三郎」、「英雄」和「先進典型」，彷彿成了各路媒體的救命稻草，抓住了就要極盡煽情之能事，而且越窮、越慘、越沒人性的，就越感動人，傳播正能量的效果就越好。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將恭順、盡責視為中華傳統的優良品德，但似乎總有人忘記這條鐵律：突破了人倫底線的恭順和盡責，必定是虛偽的表演——一個連自己和父母親人都可以不管不顧的人，他有什麼理由去愛護別人呢？

管仲病重之際，齊桓公曾問他：「群臣之中有誰可以代你為相？」齊桓公列舉了三個對他最「忠心」的人——易牙、開方和豎刁，但這三個人都被管仲以「不合人情、難以親愛」為由否定了：易牙把自己的親兒子煮給桓公吃，連父母對子女的愛都沒有又怎麼可能愛國君呢？開方在他父母活著時不侍奉，父母死了都不回去奔喪，這樣的人如何能信任？豎刁為了進宮服侍桓公，主動把自己閹割了，他對受之於父母的身體都不愛惜，怎麼可能愛國君呢？

管仲死後，齊桓公按照管仲的遺囑將易牙、開方和豎刁罷免。但不久桓公又懷念他們三人的種種忠心體貼，於是將三人召回，並且越發親近他們。後來，這三個人果然在朝中結黨專權，禍亂朝政。

歷史的教訓歷歷在目，而現今我們卻對此缺乏警戒之心，依然對各種不顧人情、不合邏輯、違反人性的典型人物和事迹大加讚美。

真正的讚美應該實事求是，不能什麼事都上升到人類無法企及的高度，用那種高大全的形容詞去極力渲染，否則會令人麻木甚至反感。總拿民眾的貧苦和毫無原則的自我犧牲和突破人倫底線的行為來煽情，這樣的正能量太多了，不但無法正常傳播真正的真善美，而且極容易誤導公眾的價值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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