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之神：宋代張王信仰傳播研究（二）
原標題：他鄉之神：宋代張王信仰傳播研究（二）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07期
他鄉之神
宋代張王信仰傳播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皮慶生
（本文由皮慶生教授特別授權轉載）
摘要：
宋代民間信仰世界出現的重要變化之一是部分神祇掙脫「祭不越望」觀念的束縛，到外地建立行祠。本文通過對張王信仰的研究指出，兩宋之交政治、經濟、交通網路等方面的變動，使張王信仰的傳播路徑發生了重要變化，以臨安為中心的東南地區出現了一個張王信仰傳播的熱潮。東南地區的商品經濟發展只是張王信仰向外傳播的隱性因素，一些轉任各地的官員、士人和釋道人士（而非商人），是推動張王信仰傳播的主要力量，朝廷的態度在其中則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關鍵詞：
宋代 張王 行祠 信仰傳播
3
南宋張王行祠的分布
南宋人為張王行廟撰寫廟記，經常會提到張王信仰遍布各地的盛況。如慶元二年（1196）錢塘縣主簿趙師白在給霍山張王行祠撰寫的廟記時便說：「光靈之遠，旁加橫被。於是離宮行廟，金碧丹雘之輝，連城誇郡，苕蕘相望焉。」[25]沈殻在記文中稱「夏屋渠渠，廣殿耽耽。飛閣層台，流丹聳翠。自江之東，建神祠者，罕與倫比。」[26]曹至給江州祠山行祠寫廟記時，甚至說張王「廟貌雄嚴，盛於浙右、江左，而江西、嶺表多見。」[27]行在臨安也有三座張王行祠，其中霍山張王行祠還是臨安最重要的宗教場所之一，南宋滅亡後，士人在回憶昔日臨安繁華景象時都免不了要提到霍山張王行祠廟會的熱鬧情景。[28]廣德祖廟的張王聖誕更是熱鬧非凡，「江、浙、荊、淮之民奔走徼福者，數千裡間關不辭」，[29]聲被之遠，可以想見。
表2 南宋張王行祠分布表
背景，更進有一層的問題是：是什麼力量在推動張王向各地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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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張王行祠的具體分析
在韓森的著作中，商人在張王信仰傳播方面的作用被一再強調，其觀點對於認識南宋信仰與商業經濟的關係很有啟發，但她只分析了少數幾座支持其觀點的行祠，這直接影響到其結論的可靠性。下面，我們將對南宋所有張王行祠做一全面分析，以期切實了解張王信仰的空間分布格局和推動信仰傳播的真正動因。[30]
1、江南東路的張王行祠
這裡是張王祖廟廣德軍所屬路分，但行祠並不多，只有6處，而且散布在寧國府的宣城（1座）、太平州繁昌縣（1座）、池州（1座）、建康府（1座）、徽州（2座）五地。宣城（今安徽宣城）的張王殿由進士趙孟爚所建，時間大約在南宋末。[31]根據《指掌集》卷三、四所載張王靈應事迹，有不少與宣城有關，張王信仰進入該地很可能在趙孟爚建祠之前，但文獻缺失，只好存而不論。繁昌縣（今安徽繁昌北）的張王廟由著名詩人陳造修建。陳為淳熙二年（1175）進士，調繁昌尉。「嘗旱禱於祠山昭烈王，即大雨有年。建廟，偕民事之所欲，必請，請必酬。」 [32]徽州（今安徽歙縣）二祠有一處具體情況已不可考，另一處由知州趙希遠所建，位於報恩寺旁邊。[33]
池州（今安徽貴池）行祠始建於何時已無法詳考，只知道袁甫在紹定二年（1229）年提舉江東常平之後不久曾重修廟宇。修廟的原因很有意思，袁甫之父袁燮在淳熙十年（1183）大病中夢與神遇而獲愈，「後三十一年，先公復病，乃卜醫於神，良驗。」二事皆袁甫所親見，但他說自己修廟並非要「僥福於神」，而是為民祈禱，是為了「表吾思親之心。」在記文的最後，袁甫還希望「凡吏於池，家於池，與我同是心者，其世世葺治焉，俾勿壞。」[34]袁氏父子是陸象山心學在四明的代表人物，袁燮更是「甬上四先生」之一，其對經典解釋見《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另有《絜齋集》二十四卷，皆收入四庫全書，《宋元學案》卷七十五專列《絜齋學案》，其對地方信仰的態度大是耐人尋味，而作為袁燮之子兼思想傳人的袁甫對張王的態度也很有意思，如果說前者還是個人行為，後者則是個人觀念影響其為政理民的絕好例證。[35]
建康廣惠廟在城東三里。[36]《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四附《淳熙省札》一道，是資正殿學士、正奉大夫、知建康軍府事錢良臣的奏狀，由此可知廟由建康軍民「自行蓋造」，不久錢良臣因雨水愆期前去祈求，獲應後即為之申請廟額，結果「賜廣惠廟為額」。錢氏除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在淳熙十二年（1185）正月，十四年八月除資政殿大學士。[37]則行祠的建立時間距此不遠，且系民眾自發修建，後來官方出面為其取得賜額，錢良臣在奏狀中說申請的目的之一在於「使一方軍民轉至欽崇。」 開禧三年（1207）旱，知建康府葉適亦「禱於祠山廟，期以三日，逾日而雨大降，」作詩刻石於廟。[38]
句容張王舊祠在南宋的情況也值得注意。地方官員曾於此祈禱，「香爐移轉不已，有碑記其事」。[39]乾道八年（1172），邑士許恭、李立等倡議重修廟宇，縣令趙善言為之撰寫廟記。此廟在南宋中期已成為一方祈禱中心，「遠近之人歲以王之誕日集祠下」，其靈應主要為「水旱必禱，痛疾必呼，是皆感於精神，發於夢寐，曰雨曰晹，如操左劵」。[40]
2、兩浙西路的張王行祠
這個地區新增的張王行祠數量最多，共有32處，佔南宋張王行祠的一半。
鎮江府（治今江蘇鎮江）在南宋又添了3座新祠，丹陽縣的兩處應該是在舊廟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其中一處位於縣南五十里竹塘，一位名叫洪秉權的人與鄉人郭之奇賭博，發生爭執，後許願建廟。洪是否為丹陽人，不詳。又，丹陽縣之東城有靈惠王廟，即威濟李侯廟，但不知興於何時。[41]延陵鎮建於嘉熙間，創建不明，1256年由地方官員趙良鍺「率眾增廣」，這中間相距不到20年。[42]金壇縣（今江蘇金壇）的行祠位於縣治西二里，紹興三年（1133）重建。當然，此廟很可能北宋已經存在，但無確切證據，只好根據重建時間置於南宋。[43]丹徒縣的舊祠此時影響進一步擴大，不僅出現了與防江軍、地方政府相關的神跡，還成為江淮帶張王信眾的信仰中心之一，「每歲仲春，江淮及境內士民拜奠祠下者，凡月不絕。」[44]
常州（治今江蘇常州）過去只有與廣德接界的宜興有張王行祠，南宋時至少增加了4處行祠，武進（今江蘇武進）、無錫（今江蘇無錫）、宜興新祠具體情況不明，[45]州城行祠在崇勝寺西，由知州王圭所建。[46]常州東北的江陰軍（治今江蘇江陰）也出現了張王行祠，由鄉豪陳氏子起願心建立，在卜地建廟的過程中有神異事迹發生，張王託夢于軍學錄蔣永達，蔣再轉告他人，「自是肇修香火，一殿巋然，郡縣祈禱感應，祠祀甚謹。」[47]此事周秉秀輾轉從薛齊誼處獲知，而薛聞之於蔣，蔣在江陰張王行祠的建立過程充當了代言人的角色，此次行動實際上是曾任廣德軍學錄的蔣永達與江陰鄉豪陳氏聯合操縱的。蔣是江陰張王行祠與廣德張王信仰發生關聯的重要媒介。
湖州的祠山廟
平江府（治今江蘇蘇州市）的張王行祠共4座。崑山縣（今江蘇崑山縣）的行祠大約建於1171年，在永懷寺內，香火維持了一百多年。[48]常熟（今江蘇常熟市）的行祠依託乾元宮，是邑人從外地迎奉神像建立的，不久鄉人籌集資金加以擴建。[49]吳江縣（今江蘇吳江縣）的行祠建於嘉定十六年（1223）之前，《指掌集》卷四記載了該祠的一個神跡，與太湖水災有關。平江府治所在地吳縣的張王行祠位於雍熙寺東。國家圖書館所藏碑刻拓片有兩則碑記提到該廟，一是莫子純所撰《平江府新建廣惠行祠記》，提到慶元三年（1197）的一次地方祈雨；另一則是《張真君廟免賦執照碑》，主持張王廟的僧人在咸淳六年（1270）向平江府申請廟田免賦，獲准後立碑。[50]此外，黃震在開慶元年（1259）任吳縣尉之初所拜謁的五處祠廟也包括張王行祠。[51]也就是說，平江府的張王行祠至少存在了近百年，並獲得官方承認，一直是地方信仰的重要場所。廟從最初在寺東，後來完全由僧人管理。[52]
蘇州的張王廟
嘉興府（治今浙江嘉興市）有張王行祠4處，其中海鹽縣（今浙江海鹽縣）南一里的行祠紹熙二年（1191）由文林郎、紹興府察推蔡與義建，淳祐十一年（1251）知縣何三壽再建。[53]該縣澉水鎮的南市行祠，嘉泰三年（1203）立，紹定三年（1230）重建。寶祐二年（1254），因泊戶以廟門為酒肆，監鎮張焯與茶院陶監酒拆去酒店，在廟門的對面立李太尉小殿，「以免穢雜」。[54]華亭縣（今上海松江區）兩處行祠的具體情況則不清楚。[55]
湖州是張王信仰東傳的主要地區，南宋時又增加了5處行祠。安吉縣（今浙江安吉縣北）行祠在縣西北常樂寺東，[56]武康縣（今浙江德清縣武康鎮）行祠在縣治，[57]德清縣（今浙江德清縣）行祠建於宋末，情況不明。[58]長興縣新增行祠在縣西五峰山，由道士陳靜逸所建，此祠至明代仍由道士主持。[59]州治新增行祠位於定安門外，亦即湖州州城南門，[60]周密曾提及他母親向此處的張王祈禱，問的是他父親的仕途。[61]
南宋臨安府新增的張王行祠數量最多，共7處，其中臨安城就有3處。臨安霍山的張王行祠可能是廣德以外最有名的張王廟，幾部描寫南宋臨安的筆記小說都提到它，從二月八日開始的張王聖誕也是臨安士民最熱鬧的節日之一，「傾城士女咸集焉」。[62]然而，此廟的建立卻不太順利，乾道庚寅（1170）開始修建，紹熙甲寅（1194）始成，費時二十五年，廟成後錢塘縣主簿趙師白、監潭州南嶽廟裘梓先後為之撰寫廟記，是了解建廟經過的主要材料。這座張王祠建在臨安錢塘門外西湖之北霍山上，與都城有一定距離。建廟原因為「臨安歲毎涸，帥閫遣吏走數百里告，波余露積，家懷戶感」，但出面建廟的並非臨安地方官府。不過，也應該不是純粹由普通百姓建立的，如出資最多的張宗況乃判院，[63]檢《止齋集》卷十八有《張宗況、張宗愈轉一官與干官差遣》制詞，稱其為「勛閥世臣」，若二者為一人，[64]則張氏不僅擔任朝廷判院之職，且有相當背景，所以廟宇建成後能讓錢塘縣主簿趙師白撰寫廟記，也可知修廟實際上是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認甚或是支持的。廟宇修建久拖不成，問題可能出在資金籌集方面，所謂「集於積勸之久」也，之所以在紹熙五年大功告成，原因之一可能是廣德軍在紹熙二年（1191）申請朝廷在張王原有的八字王封號更改二字獲得成功，[65]此舉對臨安的建廟者們極大鼓勵，二十餘年未成之事乃在數年內最終完工。
景定二年（1261）、咸淳四年（1268）安撫使洪燾、潛說友相繼主持霍山張王行祠的修葺。霍山廟建立後不久，朝廷下令修內司在金地山另建新祠。[66]據說朝廷在金地山建張王廟是為了便於民眾祈禱，但「都人士女競趨霍山，不以一關為憚也。」[67]事實上此後金地山的張王行祠一直默默無聞，即便朝廷遣使向臨安的張王祈雨，也是到霍山。慶元六年（1200）僧善彬又在木子巷北的千頃廣化院建張真君行祠。[68]屬縣的4處行祠，昌化縣（今浙江臨安市昌化鎮）行祠由縣令張任所建，在上清宮之西，[69]於潛縣（今浙江省臨安市於潛區）行祠由官員駱嗣業建，道教的無極宮在其右，[70]餘杭縣（今浙江杭州餘杭區）行祠在著名的洞霄宮，開禧間內廷賜神像及左右侍從，[71]富陽縣（今浙江富陽縣）的情況不太清楚。[72]
嚴州（治今浙江建德市東北）有張王行祠5處，州治行祠舊在兜率寺東廡間，淳祐元年（1241）知州王佖拓展寺東廢址，建立獨立的祠山行宮，南臨通道，廟貌更新。[73]桐廬縣（今浙江桐廬縣）的行祠在縣西一里，紹熙中（1190－1194）邑令陳准感夢立，據說開禧初（1205－1207）方秘科舉奪魁與之有關係。[74]淳安縣（今浙江淳安縣）廣惠行祠在縣治南，嘉定乙亥（1215）知縣應與權建。應氏為淳安人，「性孝友，嘉定間游太學，以親老乞歸養。上美其意，授本邑令。公勤廉恕，興學勸人，甚稱之。」[75]另外兩處行祠位於遂安（今浙江淳安南）、分水縣（今浙江浙江桐廬北），情況不明。[76]
3、兩浙東路的張王行祠
目前尚未發現南宋之前張王信仰在該地區傳播的記載，而宋代居然出現了13處張王行祠，應該是前面談到的交通路線變化的間接產物，也可以理解為兩浙西路的臨安府、嚴州地區張王信仰傳播的進一步延伸。
紹興府（治今浙江紹興市）的4處張王行祠情況都不太清楚，但餘姚縣（今浙江餘姚縣）行祠「在縣西二百六十步」，嵊縣（今浙江嵊縣）行祠「在縣北一百八十步」，離縣衙極近，[77]或許暗示它們與地方官府有著某種關聯（前面的平江府行祠即如此）。
明州（治今浙江寧波市）也有4處張王行祠，最早的一座在海中的昌國縣（今浙江舟山市定海區）。此廟建於紹興二十年（1140），由於有昌國教授高誾的廟記，我們對這座張王祠的了解相對多一些。高誾在記文詳細敘述了張王信仰的起源以及部分神靈感應故事，朝廷對張王的態度，可知當時一般士人關於張王的知識和觀念與廣德地區的張王信仰關係十分密切，後者所塑造的張王形象直接影響到其他地區的士人、民眾對張王的認識。廟記中也提到的建廟緣起，建廟者為烈港都巡檢使李全，曾經擔任廣德都監，「事王甚恭」，紹興十八年（1148）初調任烈港都巡檢使，正逢海寇出沒，上司督責甚嚴，李全祈禱張王，任務得以順利完成，「遂出已俸就建行廟以嚴奉之，一王四公十一侯有九夫人亦皆塑像以從其祀。烈港之人從而向信，又增侈而丹雘之。」廟記最後高氏系銜為「左迪功郎新廣德軍學教授」。[78]烈港張王廟建立的兩位主角——修廟者李全、廟記撰寫人高誾都與廣德有關係，前者是離任的廣德都監，後者是即將上任的廣德軍學教授，但都不是廣德本地人。李全可能是在廣德任官時接受了張王信仰，到昌國烈港履新遇到難題時不求助於本地神靈，而繼續向張王祈禱，獲得靈驗之後在烈港發起建立了一座張王行祠，此舉後來又得到當地人的支持，正如廟記中所云「烈港之人從而鄉信，又增侈而丹雘之」。該地另一座張王行祠則「附祖印寺之右。」[79]
鄞縣（今浙江寧波市）二靈山的張王行祠在宋元四明方誌《祠廟門》中均未記載，只在山水部分提及，實則此祠大有來頭。[80]《指掌集》卷四稱，乾道七年（1171）史越王浩遣客將范時升以祝文請香火歸明州供養，史早先鄉舉失利，往寧國府謁親，過桐川，托宿祠下，卜以前途，所夢皆得應驗，遂「請香火歸鄉奉安，以報洪德，近已於鄞邑之二靈山建立聖像云云」，祝文《史浩請香火歸明州供養文》收入《指掌集》卷10。據《寶慶四明志》卷十，史浩與高誾皆為四明鄞縣人，且都是紹興十五年（1145）榜進士。[81]四明史氏、高氏乃當地大族，他們或為張王撰寫廟記，或直接為張王建立行祠，其行為對於張王信仰傳播的作用雖不可誇大，但他們在地方社會乃至朝廷都有相當影響力，他們的態度有時很可能變成推動張王信仰的重要力量。史浩與張王發生聯繫固然與其鄉舉失利有關，但張王之所以能在其面臨早年人生挫折的關口闖入其夢境，則有賴於他寧國府謁親之行，這也是前文所說的交通網路變化影響張王信仰傳播的一個例證。
張渤像
慈溪縣（今浙江慈溪市）張王行祠於開禧初（1205－1207）由縣尉施子升創建，寶慶二年（1226）縣令周符、縣尉庄鎬向本地信眾募集資金擴建。「水旱疾疫，邑人必禱焉」。[82]明州州城的張王行祠舊附靈濟院佛殿之右，隘陋卑濕，「淳佑六年（1246）夏，制帥集撰顏公頤仲卜院之南偏，鼎新創建。」南宋滅亡前夕，黃震奉命置司慶元府團結軍民，所拜謁的神靈也有張王，則此時明州張王行祠已納入官方祀典。[83]
衢州（治今浙江衢州市）的張王行祠2處，常山縣（今浙江常山縣）行祠在縣學東，因縣令鄭元鼎祈雨有應建立，江山縣（今浙江江山縣）行祠情況不明。[84]婺州（治今浙江金華市）行祠1處，在武義縣（今浙江武義縣），信眾稱之為「張車騎廟」，說張王是漢代的張安世。[85]台州（治今浙江臨海市）張王行祠在《嘉定赤城志》中只記載了一處，在州城棲霞宮東，但作者隨後又說「諸邑類有之，今不盡載。」所以，台州的張王行祠很可能有四、五處。[86]溫州（治今浙江溫州市）的張王行祠也至少有一處，嘉定四年（1211）、寶祐七年（1259）楊簡、吳詠先後知溫州，上任之初都曾向張王禱告，而且往往是與當地的最重要的神祇城隍或海神一同祈禱，可見張王在溫州在1211年已納入地方祀典，並且一直維持到宋代末年。[87]
4、福建路的張王行祠
共有5處張王行祠，散布在福建各處。建寧府崇安縣（今福建崇安縣）在1238年之前已有張王行祠，[88]而且，張王甚至不再是張渤的專利，而是可以由死去的人充當的職位，1257年建寧知府孫夢觀死前，「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神，出視之，則夢觀也。」[89]該故事的產生和流傳似乎還暗示，建寧府府治所在地也有張王神祠。
福州古田縣（今福建古田縣東）的張王行祠最初依附於古田本地的惠應祠，嘉定九年（1216）縣令劉克遜因祈雨、捕賊等事祈求獲應，遂與縣丞洪某、主簿、縣尉等人共同倡議重修廟宇。從劉克莊撰寫的廟記來看，廣惠在新廟中似乎佔據了主導位置。修廟過程中「士民咸樂助」，廟基用地由謝某提供，記中未言姓名鄉里，應該是樂助的眾多士民中較有錢財或地位之人。發起修廟的包括古田的主要官員，劉克遜是劉克莊之弟，莆田人；縣丞洪某為鄱陽人，據說是三洪之後；縣尉之一諸葛氏泉州人，是捕賊求神的主角，因功改京秩；其他兩人皆為福州本地人。張王在古田的傳播模式是邑人率先建祠，官方接受，並成為積極支持者，但民眾仍為張王的主要信眾，他們積极參加了官方發起的廟宇重修活動。[90]
另外三處張王行祠位於漳州（今福建漳州市）、泉州（今福建泉州市）和汀州蓮城縣（今福建連城縣），具體情況都不太清楚。[91]我們只知道蓮城行祠緊靠著一座佛教寺院，而泉州張王廟在嘉定十年（1217）之後已經納入地方祀典，真德秀的文集中有五首他兩次知泉州時祈禱張王的祝文，說到泉州地方官員要向張王行祠「春祈秋報」，並負責出資修繕廟宇。
5、江南西路、淮南西路、淮南東路、荊湖南路的張王行祠
這四個地區或者位廣德西部或北部，距離都比較遠，我們只勾輯到7處張王行祠，當然會有漏略，或者有些行祠在文獻失載，但與這些地區同廣德的關係基本吻合。其中，江南西路與廣德最為接近，所以有3處行祠。撫州（治今江西撫州）行祠在報恩禪寺之左廡，是郡中祈雨場所，[92]吉州（治今江西吉安）行祠在能仁寺右側，由寺僧負責祠中香火。[93]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張王廟乃知州曹至所創。他在記文中云：「予來九江，凡雨晹有禱，應如響答。欲祠之，未有其所，通籍奸吏居近闤闠，據尋陽之勝，於是即而廣之為行廟。」廟基靠官方權力獲得，修廟之費也似乎是官方所出，所以曹至說廟成「而民不知」。曹至還說，觸發修廟之機的深層原因是傳說張王曾隨廬山歸宗寺的智常禪師聽法，「此距山南不遠，人皆能誦其詳，則江人尊敬，蓋非一日。」[94]佛教與張王信仰的關係成為修廟的媒介，不過，僅就張王在江州的傳播而言，曹至的態度無疑具有決定作用。
嘉陵江亭子口的張王廟
淮南西路的張王廟只有一處，位於安慶（今安徽潛山縣）城牆邊上。[95]淮南東路則有兩處，六合縣（今江蘇六合縣）行祠由縣令劉昌詩所建，盱眙（今江蘇盱眙縣）祠山廟由知軍鮑某所創，大約在同年春，鮑氏主持祈雨獲應，「自是千里之間，祗率奉事如嚴君，敬共朝夕。潛格陰化，如得良傅。師政益孚，民益易諭。」廟記中語難免誇飾，意在說明鮑某在盱眙引進張王信仰之舉因祈雨靈驗得到地方民眾的肯定。這是張王在宋代最北的一座行祠，難怪陳造在寫廟記時一再強調張王的神力無大江南北此厚彼薄之分了。[96]
荊湖南路湘陰縣（今湖南湘陰縣）的行祠在宋代張王祠中位置最靠西部。此祠由僧人祖發創建，原因是「楚尾之民，奉祠山者多，」於是，在修建萬歲寺時特別設立祠山大帝殿，「以為往來祈福之地。」 [97]
綜上所述，宋人對張王信仰傳播的概括性的基本屬實。南宋的150多年中，每不到3年就有一座新祠出現，[9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紹熙五年（1194）臨安霍山張王行祠建立之後，整個東南地區出現了一個張王信仰熱，在不到二十年時間裡，臨安就出現了三座張王祠，而各地至少建了十幾座張王行祠，還不包括舊祠宇的重建、維修活動。[99]從空間分布來看，以廣德、建康、臨安三個地區為中心，西起湖南的湘陰，東到海中的昌國，北部到達淮河附近的盱眙，長江以北的安慶，最南到福建路的泉州，都有張王的行祠，傳播的地域十分廣泛。具體而言，分布最密集的地區為建康、淮西經廣德通往臨安的通道附近，建康、臨安為中心的周圍地區，以及東部運河沿線地帶，而廣德以西明顯比東部地區要少。[100]
不過，即使是東部運河沿線一帶，張王信仰的傳播路徑在兩宋之交也發生了變化。北部鎮江、建康，東部湖州兩個方向仍持續外傳，並進一步向常州、平江等地拓展，但其勢頭遠不如臨安、嚴州，以及紹興、明州等地。信仰傳播新格局背後是整個社會的變革。
對兩宋之間的各種變化，學者們已有充分討論，如伴隨政治中心南移帶來的人口、經濟向南推進，東南地區的開發等。從信仰方面而言，韓森曾提到南宋經濟發展、地區性開發程度的差異對神靈信仰的影響。[101]這些研究成果都很有價值。但對於廣德地區的張王信仰而言，國家政治中心從東京南遷至臨安，更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周秉秀曾提到「宋家駐蹕吳會，桐川舊都天密邇，郡守監司治其境，士夫往來經其途。」[102]一語道破遷都臨安之後廣德在新的交通網路中所處的重要位置，北部建康、兩淮至臨安的驛路之一須經廣德，而長江中上游地區至臨安也可以先走水路，再到太平州等地登岸經廣德進京。[103]新的交通網路使廣德與東部湖州地區與南部臨安聯繫日益加強，也推動了張王信仰朝這兩個方向傳播的力度，並進一步向兩浙東路甚至福建路滲透。
當然，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對南宋張王信仰傳播的路徑、空間分布有了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由此也可以看出政治社會的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交通路線等方面的變革對某一特定信仰的巨大影響力，但這種轉變只可視為影響南宋張王信仰傳播的總體背景，更進一層的問題是：是什麼力量在推動張王向各地傳播？
注釋:
[25] 《咸淳臨安志》73，《宋元方誌叢刊》，第4012頁。
[26] 《指掌集》卷5。
[27] 《江州志》，《永樂大典方誌輯佚》，中華書局，2004年，第1650頁。
[28] 如《夢粱錄》卷1，第13－15頁；《武林舊事》卷3，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第48頁。
[29] 見黃震：《黃氏日鈔》卷87《廣德軍滄河浮橋記》，文淵閣四全書影印本（台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08冊，第912頁（以下類此簡作四庫708冊，第912頁）。黃震在這則記文中還說，橋修後可使「江、浙、荊、淮數十萬眾咸獲其惠」，從中可知南宋末張王誕會之盛況。
[30] 由於某些張王行祠只簡單交代了其位置、存在的大致時間，我們只能闕而不論。但只要言及創建或重建的原因、主持者等基本要素，本文都將逐個論列。
[31] 見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801《寧國府部·祠廟考》，中華書局影印本，1934年，第124冊，第2頁。
[32]陳造：《江湖長翁集》卷21《重建祠山廟記》，四庫1166冊，第264頁。
[33] 見《［嘉靖］徽州府志》卷10《祀典》，第10頁，《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29冊，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231頁。
[34] 袁甫：《蒙齋集》卷13《池州重建祠山廟記》，四庫1175冊，第483頁。
[35] 《蒙齋集》中還有多篇廟記，多為袁甫任職地方時修建祠宇的記錄，如卷12的《衢州徐偃王廟記》、《徐偃王行宮記》、《衢州重修靈順廟記》、《衢州重修岳帝殿記》，卷13的《池州西祠儷景樓記》，卷14的《信州自鳴山孚惠廟記》，其中在池州昭明太子祠乃袁甫赴任江東常平之初所修，他給幕僚下達了七項重要事務，每三日檢查一次落實情況，所以他說這幾條「無非切務，分委幕屬，各司其事」，其中之一便是修建昭明靈祠。見《蒙齋集》卷11《無倦序示江東幕屬》，四庫1175冊，第461－463頁。他在多處提到自己對民眾祠神信仰的態度是本著「順民心」、「從民願」的原則，強調「事神之禮」仍儒家傳統。作為當時思想界的精英人士，袁甫對民眾信仰的這種觀念、行為顯然與時下的各種著作中提到的有較大區別，有必要細加探究。
[36] 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44，《宋元方誌叢刊》，第2057頁。
[37]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18，中華書局，1986年，第1246－1247頁。
[38] 詩見《水心集》卷6《禱雨題張王廟》，《葉適集》，中華書局，1961年，第47頁。
[39] 張鉉：《至大金陵新志》卷11上，《宋元方誌叢刊》，第5688頁。
[40] 楊世沅：《句容金石記》卷5《重修建康府句容縣南廟記》，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宋代石刻文獻全編》第2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160頁。
[41]《至順鎮江志》卷8，《宋元方誌叢刊》，第2732頁。
[42] 《至順鎮江志》卷8，《宋元方誌叢刊》，第2732頁
[43] 《至順鎮江志》卷8，《宋元方誌叢刊》，第2735頁。
[44] 《至順鎮江志》卷8，《宋元方誌叢刊》，第2731頁。
[45] 分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卷14，《宋元方誌叢刊》，第3075、3076、3077頁。
[46] 《咸淳毗陵志》卷14，《宋元方誌叢刊》，第3073頁。又據《咸淳毗陵志》卷8《秩官》，王圭知常州在淳祐八年（1248）至十二年，《宋元方誌叢刊》，第3022頁。
[47] 《指掌集》卷4《顯應事實》。
[48] 凌萬頃等：《淳祐玉峰志》卷下，《宋元方誌叢刊》，第1090頁。永懷寺即永懷報德禪院，「在縣西南二百步，舊為景德寺普賢教院，有諸天閣，范浩為記，後敕賜今額，以奉顯恭皇后香火。」見《淳祐玉峰志》卷下，《宋元方誌叢刊》，第1086頁。
[49] 孫應時：《琴川志》卷10，《宋元方誌叢刊》，第1242頁。
[50] 分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第44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137頁。
[51] 《黃氏日鈔》卷94《祠山祝文》，四庫708冊，第1003頁。
[52] 雍熙寺的位置在「（吳）縣北十步。」見王謇：《宋平江城坊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0頁。
[53]徐碩：《至元嘉禾志》卷12，《宋元方誌叢刊》，第4496頁。
[54]常棠：《澉水志》卷上，《宋元方誌叢刊》，第4664頁。
[55] 分見朱端常等：《雲間志》卷中，《宋元方誌叢刊》，第28頁；《至元嘉禾志》卷12，《宋元方誌叢刊》，第4492頁。
[56]談鑰《嘉泰吳興志》13，《宋元方誌叢刊》，第4746頁。
[57] 《嘉泰吳興志》卷13，《宋元方誌叢刊》，第4745頁。
[58] 《吳興續志》，《永樂大典方誌輯佚》，第839頁。
[59] 《浙江通志》卷29《寺觀四》，四庫519冊，第744－745頁；並參《古今圖書集成》卷971《湖州府部》。
[60] 《嘉泰吳興志》卷13，《宋元方誌叢刊》，第4742頁。
[61]周密：《齊東野語》卷13，中華書局，1983年，第239－240頁。
[62]施鍔：《淳祐臨安志》卷8，《宋元方誌叢刊》，第3301頁。
[63] 此判院我懷疑是判臨安都稅院，《咸淳臨安志》卷93引洪邁《夷堅志》的一則故事反映了張王與臨安都稅院有著特殊關係，且此事正好發生在霍山行祠建成後不久。《宋元方誌叢刊》，第4208、4209頁。
[64] 昌彼德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台北：鼎文書局，1973年）未收此二人，不過，據《指掌集》卷5所載，嘉泰三年（1203），直秘閣張宗愈出錢百萬重建諸殿，與創建霍山行祠的張宗況應該就是《止齋集》制詞中的張氏兄弟。又，張宗愈見《淳熙嚴州圖經》卷1《正倅題名》，在慶元六年二月以朝奉郎提轄左藏庫，嘉泰二年二月任滿。《宋元方誌叢刊》，第4305頁。
[65] 據《指掌集》卷2，《世系》，張王在紹興五年即封為正順忠祐靈濟昭烈王，這是當時神祠封號制度中的最高榮譽，但隨後廣德軍不斷提出在八字中更改二字以示褒崇，由於未有突出的神跡，一直末允，至紹熙二年八月方援例易靈濟為威徳。
[66] 修內司隸將作監，由內侍充任，掌皇城內宮殿垣宇及太廟修繕之事，南宋時兼製造御前軍器，其官廳在臨安孝仁坊青平山口，離金地山很近。金地山在臨安城內，離大內、三省六部官衙、大廟等地都很近，山下即為雄七營、雄八營，附近有妙果尼寺、上方寺等佛教寺院。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中華書局，1997年，第369頁，《夢粱錄》卷11，第142頁。
[67] 《咸淳臨安志》卷73，《宋元方誌叢刊》，第4011頁。
[68] 《咸淳臨安志》卷76，《宋元方誌叢刊》，第4041頁。
[69] 《咸淳臨安志》卷71，《宋元方誌叢刊》，第4039頁。
[70] 並見《咸淳臨安志》卷26、73，《宋元方誌叢刊》，第3612、4020頁。
[71]鄧牧：《大滌洞天記》卷上，《道藏》第18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143頁。
[72] 《咸淳臨安志》卷73，《宋元方誌叢刊》，第4021頁。
[73] 兜率寺是嚴州官員祝聖壽滿散道場的地方。佖為金華人，淳祐元年（1241）三月十四日到任，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任，救荒有大功，修州學，行鄉飲酒禮，修釣台書院。分見方仁榮：《景定嚴州續志》卷2、4，《宋元方誌叢刊》第4360、4379頁；《浙江通志》卷29，四庫519冊，第744、745頁。
[74] 《景定嚴州續志》卷7，《宋元方誌叢刊》，第4400頁。
[75] 《景定嚴州續志》卷6，《宋元方誌叢刊》，第4396頁；凌迪知：《萬姓統譜》卷57，四庫956冊，第864頁。
[76] 分見《景定嚴州續志》卷8，《宋元方誌叢刊》，第4404、4408頁。
[77] 分見《嘉泰會稽志》卷6，《宋元方誌叢刊》，第6810、6807頁。
[78]《乾道四明圖經》卷10，《宋元方誌叢刊》，第4947頁。
[79]郭薦：《大德昌國州圖志》卷7，《宋元方誌叢刊》，第6105頁。
[80]方萬里等：《寶慶四明志》卷12，《宋元方誌叢刊》，第5148頁。
[81] 《寶慶四明志》卷10，《宋元方誌叢刊》，第5117頁。
[82] 《寶慶四明志》卷17，《宋元方誌叢刊》，第5217頁。施子升在開禧二年（1206）曾受命修縣學（《寶慶四明志》卷16，《宋元方誌叢刊》，第5204頁），周符任慈溪縣令在寶慶元年（1225）七月二十八日至紹定元年（1228）十月二十七日（《寶慶四明志》卷16，《宋元方誌叢刊》，第5203頁），紹定元年還曾在縣治之後修攬秀亭（《延祐四明志》卷8，《宋元方誌叢刊》，第6275頁），然二人籍貫以及修張王祠之動因均不可考。
[83] 黃震：《黃氏日鈔》卷94《張真君祝文》，四庫708冊，第1015頁。
[84] 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1014，《衢州府部·祠廟考》，第139冊，第55頁。
[85] 王象之：《輿地紀勝》卷24，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1年，第292頁。
[86]陳耆卿：《嘉定赤城志》卷31，《宋元方誌叢刊》，第7519頁。
[87] 楊簡：《慈湖遺書》卷18《海神、祠山祝文》，四庫1156冊，第905頁；吳詠：《鶴林集》卷14的相關祝文，卷16《知溫州到任謝表》，分見四庫1176冊，第126、129、131、155頁。葉適也曾提到嘉定四年楊簡曾守溫州，修緝社稷，並且談自己年幼時看到溫州社稷不修，不受地方官重視，批評水旱祈禱往往到「行廟之祠山」等地方，實則楊氏也曾祈雨祠山（《水心集》卷11《溫州社稷記》）。
[88] 管聲駿：《［康熙］崇安縣誌》卷3，《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32種，中國書店，1992年，第976頁。
[89] 《宋史》卷424《孫夢觀傳》，第12655頁。
[90]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8《古田廣惠惠應行祠》，四部叢刊本。
[91] 分見《福州通志》卷65，《雜紀》，四庫530冊，第321頁；《西山文集》卷52－54相關祝文；《臨汀志》，《永樂大典方誌輯佚》，第1284頁。
[92] 《臨川志》，《永樂大典方誌輯佚》，第1930頁。
[93]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900，《吉安府部·祠廟考》，第131冊，第46頁；劉辰翁：《須溪集》卷4《吉州能仁寺重修記》，四庫1186冊，第478頁。
[94] 《江州志》，《永樂大典方誌輯佚》，第1650頁。
[95] 見《勉齋集》卷34《曉示城西居民築城利便》。榜文中或稱張王廟，或稱祠山廟，知此廟即廣德張王行祠。據《宋史》卷430《黃幹傳》，他知安慶府之前有金人破光山之事，而安慶近邊，所以黃幹上任之初即修城備邊，檢《宋史》卷40《寧宗本紀四》，事在嘉定十二年（1219）二月，由此推知安慶在此前已有張王廟。
[96] 陳造：《江湖長翁集》卷21《重建祠山廟記》，記中只雲「永嘉鮑侯守於台」，所守之地不明，但同集卷22《槐袞堂記》提到今鮑侯時談的正是盱眙軍之事，且與記中「淮民」、「淮之流」等語亦相合。記言「重建」，或是慶元二年祈雨獲應後鮑某在盱眙民眾支持下的修葺之舉，見四庫1166頁，第264、265、275頁。又，《盱眙縣誌稿》卷7上云：「鮑□□，慶元二年知盱眙軍。」見李之亮《宋兩淮大郡守臣易替考》，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第304頁。
[97] 《古羅志》，《永樂大典方誌輯佚》，第2345頁。又，明《湘陰縣誌》卷2，有「祠山，在縣治，其神為張渤，能鑿河通舟，有功於民，或曰武陵人，或曰黃帝子大禹時居武陵，未知孰是。」古羅即湘陰也，則宋代或宋以後張王在此地又有傳播，其在縣治可知官方認可。《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38冊，第501頁。
[98] 這64座張王行祠在時間上的分布為： 1133年前（金壇縣）；1133年（常山縣）；1135年（安吉縣）；1140年（昌國縣）；1171年前（崑山縣）；1171年（鄞縣二靈山）；1174-1189年前（常熟縣）；1176年（長興縣，繁昌縣）；1181年前（於潛縣）；1181年（華亭縣）；1183年前（建康府）；1185年（武康縣）；1186年（台州）；1190－1194年（桐廬縣，吉州）；1191年（昌化縣，海鹽縣）；1194年（臨安城霍山）；1190－1194年（臨安金地山）；1196年（餘姚縣，盱眙）；1197年（平江府）；1200（臨安千頃廣化院）；1201年前（湖州，嵊縣，上虞縣，新昌縣）；1203年（海鹽縣）；1205－1207年（丹陽縣，慈溪縣，餘杭縣）；1208年前（溫州）；1208年（江山縣）；1210年前（歙縣）；1210年（徽州）；1215年（淳安縣）；1216年前（古田縣）；1216年（六合）；1217年前（泉州）；1219年前（安慶）；1220年（湘陰縣）；1221年前（武義縣）；1222年（江州）；（1223年前吳江縣）；1228年前（漳州）；1229年前（池州）；1237－1240年前（丹陽縣延陵鎮）；1238年前（崇安縣）；1241年前（嚴州）；1246年前（明州）；1248－1252年（常州）；1252年（崑山縣）；1258年前（蓮城縣）；1262年前（遂安縣，分水縣）；1268年前（富陽縣，武進縣，無錫縣，宜興縣）；宋末（昌國縣，華亭縣，德清縣）；南宋（撫州，宣城）。
[99] 臨安霍山張王行祠最初由民眾興建，費時25年方建成，目前尚無明確證據表明隨後興建的各地行祠與臨安行祠之間存在關聯。但是，臨安行祠修建的最後階段逐漸有官方力量參與，建成之後很快為朝廷承認，據《宋會要輯稿》記載，此後的30年中，朝廷曾24次派侍從官到霍山張王廟祈雨，足見朝廷此期對張王信仰之重視，各地官員、民眾受此影響建立張王行祠也是有可能的。見《宋會要輯稿》禮18之25、26。
[100]張王信仰傳播的東西差異應該與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較西部發達、人口流動也更快有關。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東部地區在文獻保存方面較西部完整，所以對這一分布特徵的解釋尚有待未來其他文獻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方可下一相對確定之斷語。
[101] 《變遷之神》第五章《湖州個案》，第102－125頁。
[102] 《指掌集》卷6。
[103] 曹家齊：《宋代南方陸路交通幹線沿革述考》，載張其凡主編：《宋代歷史文化研究》（續編），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8頁。
※宣城市新四軍資源開發利用的調查與思考（一）
※他鄉之神：宋代張王信仰傳播研究（一）
※皖贛鐵路的前世今生
※明代中後期心學在宣城的傳播、特點及其影響
※唐代名相裴耀卿供職宣州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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