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集通訊：稿件選登——返城後的難忘歲月

最新 01-09

返城後的難忘歲月

黃建忠

一、引子

我返城和別的知青不一樣。1979年，當大批知青返城的時候，我沒有走，而是和戀愛了兩年多的當地姑娘孟凡艷舉行了婚禮。

我倆相識於1976年。那是我從上海下鄉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5師50 團14連的第六個年頭，擔任三排排長。記得是夏天，4個當地高中畢業生分到我們排，孟凡艷是其中的一個。通過觀察和接觸，這是個本分、能幹、肯吃苦又有責任心的姑娘。我倆漸漸走近了。然而沒有想到，到了1978年秋季，知青大返城的浪潮會那麼猛烈地席捲而來，幾乎一夜之間，我連150多名知青都在以頂替和病退為由忙著辦返城。當時我和孟凡艷沒有結婚，父親來信說我可以回滬頂替他進工廠工作。我沒有猶豫，一封長信回掉了父親和全家人的好意。為了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的承諾和責任，我決定留在北大荒。1979年5月1日，在連隊知青只剩下我一個人的情況下，我和孟凡艷在當地老鄉的祝賀聲中舉辦了婚禮。由此，我在那裡又度過了漫長的十年。我們有了心愛的女兒，我的生活和情感也完全融入到了那片黑土地之中。

二、傳來返城「新政」

1988年，我是查哈陽農場（兵團已改製成農場）海洋分場黨委副書記。那時農場搞整黨，我是主抓領導之一。上級派來工作組，我配合開展工作。工作之餘的閑聊中，偶然聽到一則信息：留在農村沒返城的知青也可以返城了，條件是「一個人帶一個孩子生活有困難的」。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本已斷了返城念想的我不禁有些心動。當時為了愛情留下來，我一點都不後悔；可有了女兒後，為了讓她能接受質量好一些的教育，想過回上海，但也只是想想而已，因為那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什麼都管得很嚴，工作很難找，加上拖家帶口，謀生談何容易，便不敢往下想了。可現在情況不一樣了，改革開放了，搞市場經濟了，掙錢的門路多了，有錢到哪兒不能生存？不少農民都進城闖蕩了，我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又有知青回城的「新政」，為什麼不爭取呢？凡艷聽我說了情況後，支持我的想法。和老人商量後，他們也說應該從長計議，同意我們到上海去。為了符合返城「條件」，我設法開出了「離婚證明」，通過農場勞資科向我下鄉出發的所在地——上海市徐匯區勞動局發出了請調信函。沒想到信函一到，對方一下子就看出了破綻：「離婚」是法律文書，哪有單位開證明的？這肯定是用假離婚來騙回城。西洋鏡被戳穿，這可如何是好？！我急忙請教知青戰友，又和凡艷商量，決定「假戲真做」，「老老實實、正正規規」地到民政部門去辦離婚手續，並「雙方同意」把孩子判給男方。這樣我就很「過硬」地符合回上海的「條件」了。我和凡艷相濡以沫，心心相印，怎麼會擔心「弄假成真」呢？等我和孩子的戶口落下了，再回農場復婚。待夫妻「兩地分居」達到一定年限後，凡艷的戶口按規定就可以落到上海了。商量定當，照此辦理，果然一路順暢。雖說以這種「離婚」的方式辦返城不那麼好聽，但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否則回不了上海啊！好在婚姻自由，通過民政部門辦理離婚、結婚，合理合法。想想當年知青大返城時，很多人都是通過病退返城的，難道真有那麼多人有病嗎？顯然不是，只是上面通過這麼個「合理合情」的「說道」和「程序」，默許知青回城罷了。只是如此一來，我們這對恩愛夫妻「無奈」地多了一張結婚證書和一張離婚證書，它們成了我們回上海的特殊的「紀念物」。

當我們辦好一切手續，一家三口要離別農場時，還真依依不捨，那裡有我們的家人和親屬，有我生活了18年留下的濃濃的氣息……

三、上海灘多了一個「個體戶」

1988年8月，帶著老婆、孩子回到了上海。這次不再是以往的回家探親，而是舉家遷回來不走了。按照返城「新政」，我只能以工人身份調回上海，這意味著過去的一切歸零，不再是「幹部」「黨委副書記」，而是大上海茫茫人海中自尋出路的人群中的一員，一個需要從頭起步的三口之家的當家人。

沒有房子，只能和爸爸媽媽、弟弟弟媳一起擠在僅有26平米的二居室里。一張床是我和凡艷的安身之處，女兒只能打地鋪。

更迫切的是怎樣掙錢養家糊口。我反覆想過，下鄉時初中沒有畢業，文化不高，又沒什麼特別的技能，但我也有長處，能吃苦，做事認真，願動腦筋，憑這些到上海自謀生路，當個個體戶，開家小商店，做點小買賣，相信只要踏踏實實、勤勤懇懇地干，不信站不住腳。

當時上海街道為解決下崗和無業人員就業，允許申請當個體戶，還協助自建攤位。我弟弟建國在我還沒有回到上海前，就通過朋友和街道市政科打交道，替我申請了在我家附近41路公交車終點站旁邊的一塊閑地上建商亭，並得到批准。我回來時什麼傢具和生活用品都沒帶，就帶了積存的3000元錢和岳父母給的4000元錢，作創業的本錢。雖然這筆錢在當時不算小數，但對於開商店來說只能是杯水車薪。為了減少投入，建商亭的角鐵，是我弟弟花50元錢把他單位兩個長兩米、高1米多的廢棄角鐵貨架買回來，又托同事幫忙拆開，再用電焊燒成長2.5米、寬2米、高1.8米的商亭架子。包架子的鐵皮是老爸托朋友搞來的，也只花了50元錢。商亭架子有了，外包鐵皮有了，剩下的活我自己干。我買了二十多盒六分螺絲，大哥幫我借來電鑽，弟弟請住在四樓的鄰居好友幫忙接下來電源，我一點一點的將鐵皮包在角鐵架子上，起早貪黑幹了3天，鑽了二千來個螺絲孔，干到手發麻、皮磨破，總算完成了第一步工程。之後，門窗安裝、房頂上瓦、室內外油漆和貨架、櫃檯的添置擺放等等，都由我獨自完成。整個工程忙乎了一個星期，粗略算了算總投入不到300元錢。

那年我36歲，正值壯年，為了生存，為了母女倆，渾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勁。也虧得有在北大荒當農工的底子，眼下的這些苦和累，比起那時經歷的風霜雨雪、嚴寒酷暑算不了什麼了。看著通過自己的雙手，在弟弟和朋友們幫襯下建成的小商亭，我高興的時不時圍著它轉，自言自語地對它說：「我們一家三口在上海的生活來源就全靠你了！」

有了商亭，不等於可以開業，因為有一系列的證件要辦。賣食品需要衛生許可證，賣煙酒需要煙草酒類專賣證等等。這些證件辦起來手續都很繁瑣和費時。等各種證照辦齊了才能發放營業執照，而領營業執照前經營者要先接受培訓，培訓合格了才能領證開門營業。一套程序走下來，快者三個月，慢起來半年也說不定。為了不坐吃山空，我一邊辦證，一邊做些小買賣，發綠豆芽到市場上去賣，在馬路邊擺地攤賣自行車雨披等等。這種無證無照的攤販經營不合法，城管會來驅趕和取締，我只能偷偷地「低調」行事，迴避和他們遭遇。不時也會碰到昔日的老同學和早年返城的下鄉戰友，不免會有些「不好意思」，但面對現實生活，我很快就調整了過來。除了賺些小錢，我和愛人該省則省，就連外出坐公交也在「省」的範疇，本該買一角的車票，買5分的，坐一段，走一段。結果在等證照下來的日子裡，建商亭的花銷被我們連「賺」帶「省」地補了回來。

1989年3月中旬，我們夫妻老婆店終於可以開張了。令我驚嘆的是，當年冰櫃的價格奇貴，買一個小冰櫃竟花去了7000元本金的近一半。剩下的錢，加上問母親、兩個弟弟借的一千多元，能進貨的錢也就五千來元。記得開張那天一共進了17種商品，由於貨的種類太少，第一天的營業額僅174元，按當時20%的凈利潤計算，也就34.80元進賬。不過我們仍然很高興，因為那時一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只有四、五十元。我們店的市口很好，挨著41路公交車終點站，這裡離著名的龍華寺很近，每到清明節龍華搞廟會，坐41路來逛廟會的人滿滿登登的，一下車看到的就是我們的店，不少乘客就會進來買冷飲，那些天賣冷飲就像發牌一樣忙碌。上海牌啤酒、正廣和汽水和幸福快樂汽水，屬於緊俏商品，徐匯煙糖公司一星期只各批給我10箱，我蹬著三輪車，累得滿頭大汗好不容易把它們拉到店裡，常常不到十分鐘、一刻鐘就一售而空。為了保證貨源，增加收入，老爸也幫著到漕河涇煙糖公司親戚處搞貨源。那時浙江嘉善有一家上海啤酒廠分廠，上海貨不好進，我們就到嘉善進，他們用卡車送貨，一送就是50箱。就這樣，生意漸漸做大了，貨品種類也多了，原有的小商亭有些不適應了，在朋友的幫助下，小商亭擴建成了磚瓦結構的商店。我愛人守店，我蹬三輪車四處進貨。顧客需要送貨上門我從不拒絕，50斤一箱啤酒扛在肩上，5樓、6樓蹭蹭地往上送，送出一箱賺5元錢。要說不累是假話，但靠自己的力氣有錢賺，就覺得有勁，心裡也舒坦。一段時間過後，不僅不再擔憂日常生活的開銷，還有了一些積余。

四、貴人相助

我是一個不輕易麻煩別人的人，有困難盡量自己想辦法克服，但是總會有力所不及的時候，就得要找人幫助了。令我欣慰的是，每當此時總會碰到貴人，其中下鄉戰友余正湖可謂是貴人中的貴人。

他雖和我是下鄉在一個農場的上海知青，但彼此只是認識，並不熟悉。我們農場不小，光知青就有三千多名，分布在二十多個生產連隊和營、團多個單位，我在14連，這是個農業連隊，由於農活繁忙，閑暇時間很少，因此活動範圍基本就在自己的連里。余正湖分在團機關，後來到18連當指導員，再後來上大學，畢業分配到了上海徐匯區勞動局。對此我也只是略知一二。我假離婚事情敗露後，急忙跑到上海想打探返城政策的具體內容，以便定應對之策。可找誰了解呢？我和先期返城的知青戰友方雲章聯繫，他想了想說這事得問余正湖，他在勞動局工作。雲章陪我見了余正湖，這樣我倆才真正認識。他聽了情況後說，對留在農村有困難的知青回城大家都很同情，這次上海出台的政策，主要照顧因為種種原因造成「一個知青帶一個孩子」的情況，只要符合這個條件就能辦回來，但情況必須屬實。如果你有這樣的證明材料拿來給我，我遞上去，不會有問題。正是因為搞清了底細，我才設法走通了回上海的路。

每逢過年，我總想對余正湖表示一下，給他打電話給要上門拜年。每回他都客氣地說：「不要來了，咱們在電話里互相拜年就行了。你不容易，一年忙到頭，難得有空，在家裡好好和老婆孩子一起過年吧。」當我執意登門送上一份薄禮，臨走時他總要加倍還我一份厚禮。幾回下來，我感到不好意思了。

2003年8月，是我返城的第15個年頭，按我所知的政策，此時我愛人的戶口可以遷到上海了。我找到派出所的戶籍警，把相關申報材料交給了她。沒想到過了20天，戶籍警對我說：「你老婆的戶口沒辦下來。」我問：「為什麼？」她說：「理由不充分。」「怎麼不充分？」我又問。她說：「具體我也不清楚，你自己到分局去問一下。」我想戶籍警都不清楚，我去問有用嗎？

老百姓辦事難，往往和政府部門不把政策和情況說清楚有關，你要去問，又會常常碰到不耐煩的辦事老爺，或者業務不熟悉的工作人員，甚至這個部門推諉給那個部門，來回踢皮球，搞得百姓一頭霧水無所適從。因此常會聽到人們抱怨政府部門是「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

我著急了，想到了余正湖。電話打過去說了情況。他驚訝地說：「你老婆的戶口怎麼到現在還沒回來？按規定你回滬6年你老婆就可以按商調辦到上海。查哈陽農場是國營農場，屬全民所有制企業，你只要在上海給她找到一個接受單位，私企也行，就能辦了。」他安慰我不要急，先放下電話，等他和主管此項業務的區社保局聯繫後再回話。15分鐘後，正湖電話來了：「建忠這樣，你下午到區社保局調配科找一位錢科長，具體怎麼辦他會詳細和你說的。」正湖這麼快就給了我回復，我激動地在電話里一個勁地說：「謝謝！謝謝！」

下午到社保局找到錢科長，他開門見山直奔主題：「這是一張菜單，你拿回去好好看一下。我了解了一下情況，你愛人是10月1日生日，你按照菜單的要求務必在9月30前——盡量再提前點，將菜單上要求的材料讓農場辦好寄過來，因為政策方面有要求，外地職工商調到上海起碼要交滿5年社保金，這樣退休後才能享受社保待遇，如過了10月1日，你愛人離退休就不滿五年了，享受社保待遇就會有問題，所以必須在10月1日前報上來，今天已經是9月3日了，時間很緊，一定要抓緊辦。另外，上海接受單位『同意接受』的介紹信也要與材料一起送達。」我忙說：「好的，我知道了，我一定抓緊辦，謝謝錢科長！」

回到家，我馬上打電話給農場的領導和朋友說明情況，並將菜單傳真過去，讓他們務必在半個月內按要求把材料辦好寄過來。

回過頭，我弟弟建國托他的好朋友、上海龍門貿易有限公司老闆李萬強幫忙，接受孟凡艷為龍門貿易有限公司職工。李老闆二話沒說，就開出了介紹信。

農場的朋友真給力，不到半個月材料就快遞到了我的手裡。接過快遞我沒敢拆，直接去社保局交到了錢科長手裡。錢科長拆開快遞一張一張仔細地查看，一旁的我心「撲、撲、撲」地直跳：千萬不要出什麼問題呀，出了問題再往返，時間可就來不及啦！待錢科長看完最後一張，抬起頭，微笑地對我說：「你還真行啊，這麼快就把材料搞全了。好了，沒有問題，完全符合要求。」接著他問：「接受單位的介紹信拿來了嗎？」我說：「拿來了。」趕忙遞了過去。錢科長看過之後說：「好了，恭喜你愛人成為新上海人了。」他當著我的面，直接將戶口遷移證明填好蓋上章交到了我的手中，讓我去派出所辦入戶手續。我激動的心情真是難以言表，緊緊地握著錢科長的手說：「謝謝錢科長，太感謝了！」

就這樣前後不到一個月，我愛人的戶口遷入上海，而且還是一名上海企業職工。五年後的2008年10月1日她到年齡退休，開始享受上海企業職工的退休待遇，每月銀行卡里都會收到退休金。

從遇難求助，到豁然開朗，再到錦上添花，事情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對我們家庭來說有多麼地重要！假如沒有餘正湖和其他貴人們的相助，會是怎樣的結果呢？我真不敢想像。

五、牽掛岳父母

1989年7月一天的下午五點鐘左右，我正在家，聽屋外有人喊「黃建忠電報！」趕緊出門從郵遞員手中接了過來，一看是岳父坐火車到上海來了，讓我們去接。我忙到商店告訴凡艷，說爸想我們來上海了！凡艷很高興，但過了一會兒，又有些疑慮起來：怎麼事先一點信也沒有突然來了，會不會有什麼事？去年返城前岳父因患癌症動了手術，情況比較穩定我們才回來的，難道複發了？

我們趕到火車站，侯在車廂門口，見岳父提著旅行袋步履緩慢地走了下來。「爸，你怎麼一個人來了？」他指著右頸肩上的瘤讓我們看，嚇了我們一跳，那裡長著一個拳頭大的包，不用問，是癌細胞轉移到脖頸了。

第二天凡艷要照料小店，我用自行車馱著岳父到離家不遠的腫瘤醫院。醫生一看就說，怎麼這麼大了才來？我問能手術嗎？醫生說手術是可以的，不過這裡開了那裡長，很麻煩的。「那怎麼辦？」我問。醫生說：「要不用保守療法。我介紹你們到漕溪北路地段醫院，那裡有一個中醫叫王松青，用偏方治癌症有些辦法，不妨去試試。」我又用自行車馱著岳父找到了王醫生，他看後說這個瘤太大了，要想化解有難度，先開個方子吃吃看，隔一個星期來複診。王醫生的偏方是用中藥「狼毒」煮雞蛋，一天吃兩個。吃了一個多月，不見好也不見壞。王醫生說，要不打一種德國進口的化療針試試？不過這個針的價錢很貴。我問：「多少錢？」他說一針500元左右。89年的時候500元可不是個小數，但救命要緊，我同意先打一針試試，見效再接著打。沒想到一針下去，第二天岳父頸肩上的瘤由白色變成了紫色，疼痛也明顯加劇，以往疼起來吃2片止痛片就能緩解，這回4片吃下去也壓不住。岳父拒絕再打化療針。眼看來上海治病已一個多月，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加重了。一天岳父把我叫到跟前說：「建忠，看來我的病不會好了，我不能死在上海，我要回去了，往後你媽、凡艷、盈利（小舅子）就全靠你照顧了。」我深知岳父的病情，但還是安慰說:「爸，不要瞎想，保持好心情，天無絕人之路，慢慢會好起來的。家裡的事你放心，我會全力承擔的。」過了幾天，我和凡艷以難捨的心情把老人家送上了北上的列車。

轉眼過了五個來月，1990年1月中旬，家裡又發來電報：「你爸病危速回！」凡艷急得當即哭了。學校已放寒假，為了能讓姥爺見上外孫女最後一面，我們帶著女兒一起回到了查哈陽農場的家。一進門，見岳父坐在炕上正和來串門的左右鄰舍聊天，看不出病危的樣子。忙問岳母：「爸不是好好的嗎？」她說：「前兩天茶飯不思，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壽衣都給他穿好了，不曾想一會又緩過神來了，後來聽說你們要來，精神一下子又好起來了。」尤其看到外孫女，岳父更是高興。不過他脖頸上的瘤比在上海時又長大了不少，瘤上還竄出好幾個不規則的小瘤，疼起來要靠打「杜冷丁」。一晃到了蛇年春節，節後學校就要開學，為了不耽誤孩子上學，凡艷讓我帶孩子先回上海，她留下來照顧父親。正當我要帶孩子回上海時，岳母在包餃子時突然感到手指發麻不聽使喚。我一看這癥狀，想起當年母親得腦血栓時也是這個樣子，判斷岳母很可能是因為著急上火形成了腦血栓。火車票都買好了，明天就要走，我只能交代凡艷抓緊送老媽到醫院治療，腦血栓初期打丹參點滴疏通血管會見效的。初六早上我帶著孩子心情沉重地踏上了南下的列車。

到了四月中旬的一天晚上10點多鐘了，凡艷突然回來了。我說怎麼也不給個信去接你。她說我一個人輕手利腳的不能再勞累你了。我忙問爸媽情況，她說爸還那樣，不好也不壞。媽聽說齊齊哈爾富拉爾基有個神醫用氣功專治偏癱，就去治了一個多禮拜，還真有點效果，手能慢慢抬起來了，腳也能動了。她告訴說，三姨、四姨和姨夫都說了，建忠一個人又要帶孩子又要看商店夠嗆，兩老一時半回還能將就，你還是回去吧，老人有我們照應。我這才回來的。

沒想到凡艷回來剛一個星期，一紙電報傳來噩耗：「爸已去世」。凡艷傷心地痛哭起來。是否要回去奔喪？我給盈利去了電話。小舅子說，姐剛回上海，你們就別回來了，爸的後事我和親屬、鄰居、朋友們會料理好的，你們放心。那年盈利剛滿20周歲，這麼重的擔子落在他稚嫩的肩上，我和凡艷於心不忍，但路途遙遠，回去需要時間，為了讓老人家早日入土為安，只能委屈小舅子和有勞親朋好友了。

岳父走後不久，不幸的事又發生了。姨夫打來電話說，你岳母昨晚看電視，突然從沙發上倒了下去，現在說不出話，大小便失禁，到齊齊哈爾市醫院看了，說不好辦，你看如何是好？我問能動嗎？姨夫說動是動不了，但神志還清醒。「能把她帶到上海嗎？」我急切地問。姨夫說：「背著她來唄。」我說行，麻煩姨夫和盈利背她來上海吧。隔了兩天，我和弟弟開車到火車站把岳母接回了家。第二天，我在三輪車上放了一把躺椅讓岳母躺在那裡，姨夫坐在三輪車橫樑上，我蹬著直奔華山醫院。CT檢查確診為腦梗，血管已堵死近10厘米。醫生說沒有啥好辦法，動手術危險性很大，建議去岳陽醫院中醫調理。我又拉著岳母去岳陽醫院，吃了兩個月中藥沒見好轉。醫生說不要再花冤枉錢了，到就近的地段醫院做推拿針灸，再幫她鍛煉，爭取讓她站起來，重新學會走路。我到居委會借來了輪椅，每天推著岳母去家附近的宛平醫院接受針灸推拿。時間長了我也學會了推拿的手法，後來推拿的活由我包了。兩個多月後，岳母的病情開始好轉，我按醫囑託扶著她慢慢站起來，扶著她學走路。通過一段時間的鍛煉，她步履蹣跚地能獨自走幾步了。為了安全起見，給她買了拐杖。好在岳母是左撇子，癱的是右邊，穿衣、洗臉、吃飯，用左手漸漸地能自理了。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後來她每天都早早起來自己拄著拐杖到小區里堅持練走路。天涼凡艷幫她擦身洗腳，夏天能自己進浴室洗澡。看著岳母的病一天天好起來，我們打心眼裡感到高興。

岳母來上海這一住，住了整整13年。左右鄰舍都說，這可是奇蹟啊！然而不幸的事情又發生了。2003年8月的一天早上，有鄰居在門外喊：「凡艷，你媽摔倒了！」我們急忙出去，見她倒在一輛停放在小區內的小車邊上，是她不小心腳碰到車輪絆倒的。我把她背到屋裡床上躺下。不曾想她從此再也沒能站起來。盈利聽說後，來電話和我們商量要接母親回農場。我說你們能照顧好媽嗎？盈利說你們放心，我們能照顧好。媽把我養大，也該我儘儘孝心了。我理解盈利的想法，他在為母親的未來打算，老人離不開故土啊！我和凡艷接受了他的請求。他和弟妹專程到上海把母親接回了查哈陽。2006年10月2日她老人家由於腦幹出血住進農場醫院，入院時已不省人事。我們趕去在她床邊守了一個星期，最終她沒能和我們說上一句話停止了呼吸。

90年代初的那幾年，我們夫妻雙方四位老人三位先後離世，一位半身不遂。雖然很是悲痛，但因為盡了自己的一份責任和孝心，心裡是平靜的。

六、收穫和欣慰

回想18年北大荒的艱苦生涯和30年返城後的難忘歲月，我對自己的評價是：盡到了一個男人應盡的責任。

沒錢的時候和凡艷努力掙錢；有了一些積攢後，為夫人、女兒和自己買了遞增養老保險和重大疾病保險，為家庭的長遠著想，為未來的晚年生活提供一份保障。現在我和凡艷的養老保險已得到了回報。

女兒已經成家立業，小兩口有了自己的事業，外孫已入讀小學。我們一家五口住在一起，相互支撐，其樂融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