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偉人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被稱為晚清「第一名臣」，後來者更推崇其為「千古人」，「官場楷模」。他帶領湘軍同太平軍作戰，並取得最後勝利。整肅學風，倡學習西洋，開啟「同治中興」，挽大廈於既倒，是日暮窮途的清王朝又苟延60餘年。

文正公之事功、道德、文章冠絕一代，引領湖湘學派一脈發揚光大，更兼後來人才輩出。其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事業，更是前無古人，鮮有後來者。

曾氏身後近百年，掀起了多次研究曾國藩熱潮。清政府嘉許他「學有本源，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凌霜」。

我們忘不了毛澤東對曾的評價：「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叄。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畢言炫聽，並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處之完滿乎？」

我們更不應該忘記，國民黨大陸潰敗逃逃台時，蔣中正在南京城頭痛哭流涕而言曰：「誰為吾之曾文正」的無奈浩嘆！

人們常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而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名人大傳中曾國藩傳打破了這一常識，譽其是「立功立德立言，千古第一完人，做官陞官保官，近代官家楷模。」那麼曾國藩到底有那些

過人之處呢？為了一明究里，筆者對其作了一些研讀。

其實，曾國藩與普通人並無二致，一樣有著七情六慾，有著善惡兼具的本性。難得的是，他總是嚴格要求自己，剋制內心私慾，壓抑人性中惡的一面。他小時候心胸並不寬容豁達，睚眥之仇必報；也非老練沉穩之人，稍有成功便沾沾自喜；心氣浮躁，常與人爭強好勝……這些不足，日後都被他在修身養性的功課中以堅韌的毅力一一克服。他篤信理學清心寡欲，可妻子歐陽氏經常患病，於是，他內心便十分羨慕妻妾成群的同僚。一次赴宴見到進士同年的美妾，不禁心猿意馬，「目屢斜視」，回家後聽見卧病在床的妻子呻吟不已，心緒更是煩躁不已。等到夜深人靜之時，曾國藩開始反省，不由得嚴厲責罵自己「真不是人，恥心喪盡，更問其他」。

他平素有抽水煙的習慣，煙癮極大，後意識到吸煙的危害，便開始戒煙。可戒煙的痛苦令他萬般難受，戒煙中期時有反覆，最後咬牙下定決心，經歷三次戒煙，才終獲成功，後半輩子的30年間，再也不抽。「截斷根緣，誓與血戰」，曾國藩在成就一番偉業的壯志激勵下，始終在理念與慾望相互鬥爭的困境中掙扎不已。他立有「三戒」，即戒煙、戒妄語、戒房闥不敬；寫有「三字箴」，即「清字箴曰：名利兩淡，寡慾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箴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作有「五箴」，即立志、居敬、立靜、謹言、有恆。「一日三省，慎之慎之！」他以「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為座右銘。他曾言道：「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他將自己居所命名為「求闕齋」，取意於求缺於他事，求全於堂上。

他給自己規定，每日必須做到12條：敬、靜坐、早起、讀書不貳、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哪怕戎馬倥傯，他都堅持每天寫日記，並且寫得相當細緻。記下白天的一切，也就是不斷反省、不斷改過、不斷求知、不斷前進的過程。他的精神核心可用一個「誠」字予以概括，誠心、誠敬、誠懇、誠篤、誠樸、誠實、誠摯，腳踏實地，不投機取巧，不做苟且之事。沒有誰去要求他、苛責他，可出於修身養性、自我鍛鑄的內在生命自覺，他為自己訂立了一系列必須遵循的規矩，並且嚴格施行，將這些良好的人生習慣一堅持就是一輩子。

曾國藩留給後人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毅力格外堅韌。隊伍從衡陽剛拉出來不久，接連打了幾次敗仗，幕僚在寫給朝廷的奏摺中如實供述，稱湘勇「屢戰屢敗」。曾國藩審閱時，當即揮筆改為「屢敗屢戰」。四字仍在，但位置一經調整，那種不服輸、不氣餒的剛毅氣魄頓時躍然紙上。

曾國藩謙和內斂，以退為進，韜晦有術，從不張揚，沒有半點文人的狂傲之氣。在清政府的猜忌、地方大吏的排擠中求生存，在多重勢力的夾縫中求發展，為人行事不得不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謹小慎微，「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時時刻刻、事事處處不忘適可而止。

曾國藩常以林則徐為榜樣，提倡節儉，要做一名清官。他穿的是又短又小的馬甲；睡的是布被草席；不食煙酒，每頓飯通常只有一個菜，「決不多設，雖身為將相，而自奉之嗇，無殊寒素」，因他每食僅菜一品，時人諧稱為「一品宰相」；隨身之物只有兩口小木箱，沒有一件珍玩貴物；哪怕位居兩江總督之時，家眷仍維持鄉居生活狀況，每天晚上，全家長幼女眷全在油燈下紡紗績麻。

就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所追求的「三立」而言，曾國藩將道德轉化為一種內在人格令人敬仰不已；留下的書信之類的文字，從中見到的多是金玉良言；唯有事功一項，卻是爭議多多。

曾國藩的一生，將社會人生的道義看得太重，主動承擔的責任太多，而中西文化的衝撞又將他撕扯得太痛，時代激蕩的風雲對他的要求太高……如果以當代的休閑生活觀視之，曾國藩一輩子，活得實在是太累太累了！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年3月12日），回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午飯後至署內西花園散步，突感腳麻，一個踉蹌，身子向一旁歪斜，走完了他61歲的人生旅程。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最具影響的風雲人物，中國本土最具勇敢堅毅的改革家，中國歷史上最具完善人格的士大夫，中國傳統文化最具理想的化身，曾國藩的離世，象徵著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尊精神偶像的消失。

就個體生命而言，曾國藩是一個相當矛盾的統一體。他嚴肅刻板，卻又顯得幽默風趣；他推崇仁愛，卻濫殺無辜；他提倡清廉，卻對部下的貪贓枉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擁有一支虎狼之師，卻以愚忠自剪羽翼，結果受制於清廷……特別是面對先進的世界文明大潮，曾國藩以其遠見卓識，奮然投身其中：第一個上奏提出「師夷智以制船造炮」，第一個造出輪船，第一個派人出洋購買成套「制器之器」，第一個提出「官商督辦」，第一個上奏提出派遣留學生計劃……然而，在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他又是一個相當守舊之人，他所堅守的傳統文化，並非全是精華，有很大一部分屬於應該丟棄的糟粕。比如對西醫沒有正確認識，子女請西醫給夫人看病，他心中便十分不快；對厘稅徵收工作，他堅決反對按照西方的科學管理方法進行；他主張引進翻譯西方自然科學，但對其政治制度、思想體系方面的內容，卻視而不見。

曾國藩雖然使得清廷軍事大權下移，抽空了滿清政權根基，但就當時情形而言，清朝的確仰賴曾國藩而得以苟延殘喘。因此，清廷獲悉曾國藩死訊，舉朝震驚，輟朝三天以示哀悼。又追贈太傅，謚號「文正」，入祀昭忠、賢良二祠，並於湖南湘鄉、江蘇南京建立專祠，予以少有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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