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大年：把中國送進「深地時代」的科學家

南風窗

南風窗在2017年最後一期策划了年度「為了公共利益」人物專題。從2003年至今，南風窗年度公共利益人物（組織）的評選已經進行了15次。這個評選和這本雜誌一起見證了社會的變遷、人心的變動和時代的進步。

在新時代，我們同樣呼喚大國民。南風窗2017年「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他們身上就體現了大國民精神。

他們是愛中國的；他們是獨立的；他們是堅持的；他們是專業的；他們用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是生命，生動詮釋了什麼是新時代的大國民，什麼是新時代的「人人都起來負責」。

南風窗2017年度年度公共利益人物入選名單：

黃大年：把中國送進「深地時代」的科學家

吳光輝：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鄭永年：讓中國人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

羅斯高：關注中國農村教育「看不見的問題」

李振華：大山裡三代人的人民教師

杜聰：我想啟發社會改變歧視

郭柯：我還會繼續「自由散漫」下去

向春：環保是眾人之事，舉報不為整誰

年度人物：黃大年

「

頒獎詞

黃大年歸國7年，把中國的移動平台深地探測技術從落後狀態送入國際一流水平，7年來日以繼夜的工作也燃盡了自己的生命。他完整繼承並生動再現了錢學森、李四光、鄧稼先、華羅庚等老一輩科學家深沉的家國情懷和崇高的道德情操。他用行動告訴人們，人性的光輝所能抵達的深度，就像探測所能觸及的地球深度一樣，一直在層層推進。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正是黃大年這樣的人，讓這個國家裡善良的人們即便溺於庸常，卻始終相信英雄的存在。

」

2017年1月8日13時38分，地球物理學家、戰略科學家黃大年因病離世。

半年前的2016年6月28日，他負責的「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製與實驗」通過評審驗收，論證結論認為，中國深部探測能力已躍居國際一流水平，部分領域處於國際領先地位，中國進入「深地時代」。

黃大年在2009年的西方「平安夜」回到中國，其後短短6年多的時間裡，中國的地球深部探測技術便從「小米加步槍」變身為「導彈部隊」。

成就背後，是他辦公室那盞除非出差、夜夜長明的孤燈，是他把身體健康狀況視為一個重要「秘密」的故事，是速效救心丸納入口中時瀰漫著的冰片味道。

黃大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參加學術交流會時的照片（2011年12月5日攝）。

歸國

黃大年在英國，早已是一個「傳奇」。

在劍橋一家名為ARKeX的航空地球物理公司，黃大年擔任著高級研究員和研發部主任，帶領著一支包括外國院士在內的300人團隊，主要從事海洋和航空移動平台探測方法、技術和裝備研發。

黃大年所研究的，是能夠在海洋和陸地複雜環境和條件下，通過快速移動方式實施對地穿透式精確探測的技術裝備，被廣泛應用於油氣和礦產資源勘探。

他用生動的比方解釋過自己的工作：「醫學上我們用CT（斷層掃描）給人們檢查身體，我的工作就是給地球做CT。」

在所有航空物探儀器中，最關鍵的是航空重力梯度儀，它歷來是探測裝備領域的制高點之一，這也是黃大年為中國攻關的核心設備。

衛星、飛機、艦船上搭載了這一設備之後，就相當於裝上了具有透視能力的「千里眼」，可以看到地下數公里深處的結構狀況，也可以發現水下幾百米深處一輛卡車大小的目標。前者對於尋找地下礦藏、能源至關重要，而後者則在國土安全領域舉足輕重。

所以，「黃大年一回國，他國航母都要後退100海里」這一評價雖然出處不明，但卻恰如其分。

二戰期間，日本人在中國東北長期勘探尋找石油，未能發現大慶油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探測能力還不能抵達相應的深度。

今天中國經濟的騰飛與穩步發展需要大量能源支持，對進口的依賴日深成為突出的經濟、軍事安全隱憂。依賴的原因，並非因為資源貧乏，關鍵還是探測技術限制。

事實上，在大宗礦產資源領域，我國礦產資源探明程度僅為1/3，未探明的「2/3」，埋藏在陸地下500米至4000米乃至更深的地方。當西方發達國家勘探開採技術深度已達2500米至4000米時，我國卻大多小於500米。

曾有記者詢問黃大年中國的深地探測能力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多大的差距，黃大年的回答是，人家是「導彈部隊」，而我們還是「小米加步槍」，其中的一些「步槍」還是通過進口獲得，「高精尖的裝備人家禁運」。

研發自主技術，向地球深部掘進，是中國面對國際能源競爭必須解決的戰略瓶頸。

2008年國家推出「千人計劃」，召喚身在海外的高層次人才回國工作或通過適當的方式為國服務。2009年12月24日，黃大年扔下一切，應召返國。

這一刻早已註定。在1982年的畢業紀念冊上，黃大年寫道：「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在雙親臨終之前，黃大年都未能見上最後一面，但父母留給他的話如出一轍：「你是有祖國的人。」

1982年，黃大年在畢業紀念冊上寫下給同學的臨別贈言：「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

「拚命黃郎」

歸來的黃大年選擇了母校吉林大學，在朝陽校區一幢名為「地質宮」的辦公樓里安下了書桌，從那一刻起，「惜時不惜命」的7年拉開帷幕。

國家使命，讓回國後的黃大年徹底變了一個人。在英國，下班之後的黃大年從不談工作，登山、游泳、健身、自駕游是他的愛好，而回到中國之後，他再沒有「下班」一說，時間成了奢侈品。

從他進入「地質宮」開始，只要他沒有出差，507辦公室的燈光就會一直亮到凌晨，以至於連大樓的看門大爺都為此調整了作息時間，「無論多晚，我都給他開門」。大爺知道，照顧好這個大科學家，與有榮焉。

他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出差，長春的計程車司機劉國秋是他的「御用接送司機」，送他去機場前，常常還要心急火燎地催促他合上電腦，或者結束與學生的交流，因為再晚一點就會趕不上飛機。

來回地旅途，黃大年都選擇最晚的航班，為的是不浪費一分一秒的白天。如果黃大年從北京回來，劉國秋不用問接機時間，因為毫無意外，都是最晚的那班CZ6180。

這架航班上的空乘人員對黃大年都已很熟悉，他總在飛機平穩之後打開電腦埋頭工作，外表上「一點也不像個大科學家」，他還叮囑空乘人員，經常飛夜班，工作上要注意勞逸結合。

從劍橋回國之前，黃大年的夫人張艷賣掉了兩家診所，捨棄了自己的事業，丟下了在英國上學的女兒，跟著回來照顧丈夫，因為「國家為大」。

但回來之後，她發現這個男人幾乎無法「照顧」：做了飯的時候不回來，突然回來又沒做飯；晚上沒有見到人，第二天一早才知道另一個房間里的被窩動過又冷了；放心不下的時候去辦公室看看，發現他就搭著件夾克在椅子上睡著了。

黃大年在為吉林大學的學生們授課（2011年4月10日攝）。

他的科研助手於平教授常常會因為休息問題和他發生爭執，但在這一問題上幾乎沒有商量餘地。

實驗室、飛機上、會議前，他都曾因為過度勞累而暈倒。有一次在實驗室，因為幾天沒睡，起身時動作太快，一陣眩暈，「乓」就倒地上，把同事都嚇哭了，但黃大年卻一直要求身邊的人對自己的健康狀況保密。

黃大年曾經對記者簡單描述過自己的生活：「每天晚上都是兩三點睡，沒有周末。一天休息五個小時，有時只休息3個小時。中午打個盹兒，十幾分鐘吧，不到半小時，有時周末能補半天覺。」

黃大年深知這樣工作的後果，他對同事們說過，很多科學家就是這樣默默無聞地勞碌而終，「我也說走就走」。

因為玩命工作，黃大年被稱為「拚命黃郎」，每當身體無法支持時，他就會摸出一瓶速效救心丸。這種近乎「自虐」的工作狀態背後，是一種時不我待的急迫感。

黃大年說：「我已經50多歲了，生命也就這麼幾年了，希望能做出點兒事情，讓後來人有一條更好走的路。」

他一直用於自我鞭策的前輩名言，是鄧稼先先生質樸的臨終遺言：「不要讓別人落下我們太遠了。」

對於黃大年的「玩命」，作為同道中人的科學家施一公有過中肯的分析：「在前沿科學研究的競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績都將馬上成為過去，一個真正優秀的科學家總會有極其強烈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事實似乎證明了急切的必要，黃大年在人生的最後7年里全力報國，讓中國的航空移動平台探測技術裝備項目「用5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20多年的路程」。

如果速度慢一點，黃大年或許就無法在有生之年完成科技攻關，但邏輯又是辯證的，如果他不對自己那麼殘忍，他的生命也可能更長。

無論如何，黃大年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結題後的慶功宴上，他喝下去半瓶白酒，淚如決堤：「追上了，終於追上了。」

2014年8月8日，黃大年在松遼盆地大陸科學鑽探2號井現場。

戰略科學家

民間把黃大年這樣的人稱為「大科學家」，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崇敬，而在學術界他們還有一個更專業的稱呼——戰略科學家。

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方新說，戰略科學家首先應該是科學家，在他所從事的領域有精深的研究和學術造詣。但他們又不是一般的科學家，他們是具有戰略眼光、能夠較好地把握世界科技發展趨勢和國家戰略需求，開拓新的科技領域或方向；具有卓越的領導才能，善於組織大規模科技創新活動和承擔國家重大科技任務；具有崇高的道德風尚和人格魅力，能夠團結大批科技創新人才共同奮鬥的科技大家。

地球物理學是介於天體物理學、物理學（含力學）、化學和地質學之間的涉及面極為廣泛的一門邊緣學科。「邊緣」之意，就是和許多學科有著交叉內容。基於移動平台的地球深度探測，則還要涉及航空航天、艦船、汽車、計算機、新材料等更多領域。

所以，探測設備研製項目的領頭人，非戰略科學家不能勝任。也正因如此，黃大年的歸來，是國家之幸。

回國7年，他帶出博士18名，碩士26名，在各領域的交叉團隊成員400多人。為了讓國家更快地掌握深地探測能力，他組建的團隊直接面向裝備研發，減少科技轉化的中間程序，「不讓理論和實踐中間存在長跑般的距離」。

這一理念進一步擴大了組織動員範圍，全國各地有1600多名科學家在他的協調指揮下同步工作，運轉之繁難可見一斑。

黃大年（前排中）與學生外出徒步。

方新院士所提到的「崇高的道德風尚和人格魅力」，此時便至關重要。

黃大年手握上億元經費，從基礎理論到製造環節，長長的鏈條中有許多人都希望爭取資金。但在千頭萬緒之中，黃大年始終鐵面無私地掌控著經費的流向，唯一的標準就是讓它發揮最大的效用。

對於申請參與項目的相關機構，黃大年總是突然出現，考察其資質，又突然離開，那些合格機構的負責人，總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接到他的邀約，不敢相信的人還以為遭遇了電信詐騙。

即便是他所在的吉林大學，也沒能從中多得一分錢。「吉大沒有一分錢，我也沒有一分錢」，黃大年說，「在科研上，我沒有敵人，沒有朋友，只有國家利益。」

有的同事不能理解，提出了一個疑問：黃大年回歸母校引起震動，但他給吉大帶來了什麼？至少，他讓許多高層次人才「贏糧而景從」。

在黃大年的感召和努力下，王獻昌、馬芳武、崔軍紅等「千人計劃」歸國人才紛紛來到吉林大學，在不同學部、不同領域相互交叉、融合。2009年，黃大年還是東北地區第一位「千人計劃」歸國者，如今，僅吉林大學的「千人計劃」專家已經有32人。

2016年9月，黃大年還取得另一個他極為珍視的成果：輻射地學部、醫學部、物理學院、汽車學院、機械學院、計算機學院、國際政治系等領域的吉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正式成立，黃大年任首任學部長，一個非行政化的科研「特區」初步形成。

把中國送入「深地時代」的功績，並沒有讓黃大年的工作稍加鬆懈，他繼續著「拚命黃郎」的工作狀態，向更高更遠的目標繼續努力。

「可嘆忠義之人，天不予壽。」半年後，這個深沉的愛國者的生命戛然而止，地質宮裡的那盞孤燈再也無法亮起。

於平教授說：「我們再也看不到那燈光了，因為點亮它的人累了，想休息了。」

無數的眼淚為他奔流，傷心欲絕的同事、學生們，很長時間裡都不敢走過507辦公室緊閉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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