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泰山廟

陳友興

一

泰山廟，位於高郵市區東北隅，乃是古城舊時的一處勝跡。

雍正《高郵州志》卷六，東嶽行宮，「在州治北新城小東門外街。北宋太平興國年間（976-984），道士李守堅建。吳元年（1367），道士邵惟仁；明洪武三十年（1397），道士葛日輝；宣德七年（1432），道士王日昭；正統八年（1443），道士呂崇德增修。嘉靖四十五年（1566），耆民夏新重修。國朝順治十二年（1655），孫鄉賢兆祥捐修。康熙三十二年（1693），吳封君邦義重修正殿、後樓。」

泰山廟，亦稱岱廟、東嶽廟、東嶽行宮、東嶽行祠等，源於華夏先民的山嶽崇拜或東嶽崇拜。宋寧宗慶元年間（1195-1200），高郵軍教授應武《岳廟記》曰：「凡天下名山大川有益於民者，莫不崇飭廟貎，以享以祀，矧五嶽秩視三公，而東為之首。」這種崇拜，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司馬遷說：「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皇家於泰山舉行封禪大典，成就著帝王的理想與希冀。從秦皇漢武到宋真宗，有六個統一王朝的皇帝，曾經蒞臨泰山築壇設祭，以報功於天下。盛唐開始，歷代帝王對泰山神加封不斷。唐玄宗封東嶽為天齊王；宋真宗封東嶽為仁聖天齊王、天齊仁聖帝；元世祖封東嶽為天齊大生仁聖帝；明太祖封東嶽為東嶽泰山之神。帝王的尊崇與加封，開啟了泰山神的國家性與帝王化進程。

與此相關聯，各地普建泰山廟，亦肇始於唐人之封禪。元人孟淳《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說，「自唐封禪始，郡縣咸有之。」《岳廟記》云：「其光靈威烈，焯示萬世，利澤福祥，普及四海，是宜行宮別廟，以嚴尊事。」在朝廷的倡導與支持下，泰山廟或泰山行祠遍布州縣，極大地推動了東嶽崇拜的平民化與群眾性。高郵之泰山廟，即因茲而來。明人徐階《東嶽廟記》：「東嶽在東方，揚之諸名山宗之，祠岳殆取諸此。自漢以來，古禮日廢，山川之祀達於齊民，而《禮》有能御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文邑濱大海，風雨無時，祀之以祈其庇，使雨暘時若而已。」

東嶽大帝誕辰為夏曆三月廿八日，北宋立制，每年此時設泰山廟會以祭之。祭祈活動之外，又逐漸增加了商貿、娛樂活動等內容，服務於來自四面八方的朝拜者。《水滸傳》中的燕青打擂，就是在泰山東嶽廟會上。南宋偏安江南之後，高郵泰山廟香火熾盛，名噪一時。《岳廟記》：「蓋自浙江以西，淮堧以東，來者肩摩袂接，旁午道途，而此邦岳廟之盛，甲於天下者是也。」《高郵州志》按雲，「宋自南渡後，畫淮為守。燒香者不得之泰山，率皆來高郵行宮朝獻。」在宋金南北對峙的大背景下，地處江淮之間的高郵軍岳廟，遽然躍升為泰山崇拜與泰山廟會的替身。

逮至明清，高郵泰山廟香火益盛。初一和十五香期，自有信奉道教的信男善女詣廟進香。每年東嶽大帝生日，三月廿七日白天，即有許多路遠的香客，從興化、樊川、江都等地陸續趕來。晚上為東嶽大帝暖壽時，泰山廟張燈結綵，鐘鼓齊鳴，鞭炮震耳。香客們虔誠叩拜，祈禱安康。廿八日正日，城裡、鄉村前來敬香的人更多。加上賣香的、賣古玩的、賣兒童玩具和小商品的人，一路上絡繹不絕。廟裡廟外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十分熱鬧。甚至於不少年歲大的人，還把壽衣穿來沖喜，以討吉兆。

明清時期的泰山廟，佔地約百畝，其正門在現在文游台石牌坊前二十餘米處（即大轉盤中的高桿燈腳下）。計有建筑前後五進，大門到澄子河邊口，另有廟田500多畝。1938年秋天，侵華日軍佔領高郵城。次年春，在東頭閘口和擋軍樓北邊築土城、砌碉堡，泰山廟第一、二進房子及院牆拆去。1947年初，國民黨軍為了築碉堡，又將第三、四進房子拆去。至此，泰山廟名存而實亡。延續了近千年的泰山廟會，也悄然消逝於歷史的長河之中，成為古城遙遠的記憶。

二

1990版《高郵縣誌》第十九篇，文游台，「文游台位於高郵縣城東北角的土山（又稱東山）上，土山相對高度約35米。北宋太平興國年間，道士李守堅在其上修建東嶽行宮（俗稱泰山廟）。其上又有台。」

這段文字，大有推敲的必要。

《輿地紀勝》卷四十三，高郵軍， 「東嶽廟，在城東三里五十步。太平興國中建，為屋幾千楹，為東淮祠廟之冠。」「文游台，在郡城東二里」。《輿地紀勝》之取材，當為宋代的高郵方誌。《江蘇古方誌》載，宋代的高郵方誌，有嘉泰中魯穎秀編《高郵志》十二卷、嘉定中汪綱所編《高郵志》十卷。王象之編纂《輿地紀勝》，必取材於這一時期的高郵方誌。就文字而言，「郡城東二里」與「 城東三里五十步」， 當不存在筆誤的可能性。因此，宋代高郵泰山廟與文游台，實系兩地兩物。

又，應武《重修文游台記》云：「慶元戊午（1198），分教高沙、麗澤之暇，出郛郭，入郊坰，有頹基屹立草莽。質之朋從，乃文游台故址也。」按應武《岳廟記》：「當建炎、紹興間，干戈俶擾，戎馬踐蹂，兩淮劫火，焚盪城闉，寺觀化為灰埃。而此廟巋然獨存。」一方面，文游台是「頹基屹立草莽」；另一方面，泰山廟卻能「巋然獨存」。 如果文游台確實是與泰山廟毗鄰而建，甚而是二位一體的話，依常理而言，後者是難免池魚之殃的。

應武《岳廟記》，「一日有社首聊周與其徒，凡二十九人，合辭請郡曰：本廟基址見管，東西闊二十四丈八尺，南北深一百三十九丈。東以東牆外路為界，西以西牆外路為界。南以三門滴水至官街為界，北至竹林寺後蓮花池北岸民田為界。」所謂社首，實質廟會活動的組織者。葉國良先生據金《道士曹道清碑》，考證社首乃「民間宗教社團之職稱」。這個聊周及其門徒，當為高郵本土人士，對泰山廟的了解極為周詳。應武所記，應該是準確而無誤的。

如載，泰山廟的四至，其北為「竹林寺後蓮花池北岸」，並非文游台。隆慶《高郵州志》，竹林寺，「在州治岳廟後，寺廢。寺地並井見存。」由於年代久遠，隆慶志所載之竹林寺、蓮花池與井，皆不可考。如前文，慶元間文游台「頹基屹立草莽」。故而，竹林寺與井，不當是文游台，或在文游台上。應武在高郵教授有年，文游台如果確在泰山廟的北側，是不會另出心裁地選表竹林寺的。

泰山廟「南以三門滴水至官街為界」，故其界址，在空間上應限在北澄子河岸之北。按梁方仲先生所列宋代尺的長度，相當於現在0.309-0.329米之間。取其較小的值，以每尺0.310米計，則泰山廟東西寬為76.88米，南北長為430.90米。在地圖上作一量算，以文游台北緣為起點，至泰山廟橋（北澄子河），其長度為330米，向南逸出100多米；以明代建築四賢祠南緣起量，至泰山廟橋，其長度為220米，向南逸出210多米。倘以現今的泰山廟與文游台的相對位置作比較，與地貌和水系的實際明顯不符。

綜上所述，宋代高郵之泰山廟，與明清兩代高郵之泰山廟，其廟址是不同的。實際上，篇首所引州志，論列泰山廟之沿革，從開禧二年（1206）至吳元年，其間存在著161年的巨大時間斷層。宋代泰山廟，也就是應武所記之東嶽廟，應毀於寧宗開禧邊釁之後的宋金戰爭，或其後的宋元戰爭。吳元年至正統八年，所謂泰山廟的增修，實乃明人異地重建，並落實在現今的這個位置上。宋代泰山廟在東，明清泰山廟在西，兩者之間並不存在界址繼承的關係。隆慶《高郵州志》卷十一，「文游台，在城東二里，東嶽廟後。」再續《高郵州志》卷一，「文游台，道光二十三年（1843），知州左輝春重修……同治三年（1864），知州馬鴻翔復珠湖書院。舊制，台仍屬泰山廟住持經營。」這種前廟後台緊密相鄰的格局，乃是明清兩代的狀況。

由於歷史的湮沒，我們今天已經無法準確定位宋代的泰山廟址。不過，竹林寺與蓮花池雖已不存，但其井卻是無法移動的。倘或有朝一日，這口井得以重現天日並能夠加以確認，則宋代泰山廟位置的確定，也就是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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