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酒寒冬憶舊朋
今年冬天芝加哥寒流來得很早。在這個灰色的下午，雪花紛紛落下來，小區的道路安靜而空曠。坐在溫暖的房間里，獨酌一杯蘇格蘭單一麥芽威士忌，看著窗外天色漸漸暗下來。冬季是懷念的季節，在冷與暖、雪與夜的對比中，某些時刻像一幅幅黑白照片一樣呈現。
曾經看到1980年北京大學的照片，校園看上去有一點荒涼，還是一片藍制服的海洋。青春歲月，往往在記憶里是一片暖色的繽紛，然而在照片上看去是一個單調而質樸的時代。
那年9月1號我走進燕園，成為一名大學一年級新生。報到第一件事是領一把宿舍鑰匙和一個板凳。進到宿舍第一件事是搶床位，因為到的早，我很幸運，搶到了宿舍靠窗戶右邊的下鋪。很快又有一位同學到達，他選了我對面那邊的下鋪。我們相談甚歡，原以為就此要朝夕相處，不料一星期後他被查出有肝炎，休學一年。他回到北大時，我已經去留學，從此一別30多年，直到今年夏天才在北京一家餐館重逢。
聚散就是這麼偶然，無論是出於選擇，還是順其自然。記憶也是偶然，路過的風景大多數被遺忘，只有時間能夠告訴哪些人與事被留在生命的河流，雖然人不能兩次走入同一條河流。
人生旅途中，有些朋友十幾年、幾十年也見不了一面，自然不敢妄托知己，卻會深藏在內心的一個角落，偶爾想起，百感交集。我與F相識於大學的第一個學期，那時北京的秋天還很晴朗清澈。我去西語系找高二時在區里一起上外語強化班的同學聊天，聽說他們自己辦了一本詩文雜誌《繆斯》，其時我正在從寫舊體詩改寫新詩，自然十分感興趣，便請我的同學帶我去見主編。F身材瘦削，雙肩微聳，身體略向前傾，抽煙時手掌張開，姿勢超酷。他性格開朗，十分健談，和我一見如故，第一次聊天就忘了時間。
當時我對於文學的興趣遠大於歷史。那一年高考是先報志願後考試，我本來是想報北大西語系的，可是報考外語類數學就一分都不算，而數學是我最有把握的一門課，高一時兩次競賽在全區名列前茅。為穩妥起見，我最後報考了歷史系，不過上大學後最喜歡旁聽西語系和中文系的課。我尤其傾心於當時剛剛進入中國的所謂外國現代派文學，看見一本相關的翻譯小說出版就會買下來，至今還有一部分散落在北京的故居里。想來那時和F談的就是這些書吧。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北京大學
F並不在寫詩上用力，《繆斯》給我留下印象較深的詩是一位T同學寫的，那是一位一望就覺得內秀但不愛說話的少年。十多年後，T當上了芝加哥大學的比較文學副教授，曾經同城卻不曾見面，大約是因為T是一位象牙塔里的研究家，我卻成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日常生活與關注都不復在一個方向。我對外國文學的了解，多數還是停留在閱讀翻譯作品的層面，雖然後來掌握了兩種外語，但在匆忙的時光里，更多是用來過日子、工作，而不是閱讀經典。
F的祖父是民國時代清華大學外文系出身的翻譯家。大概是1952年院系調整吧，被調整出清華，到了東北師範大學，於是F在長春成長，帶著寒地的豪氣與酒量來到北大。他眉飛色舞地描述的軼事至今記憶猶深：在高考前一天，他為了女朋友，帶著刀在外面約架決鬥。當然架是沒打成，否則他就上大學都懸，更不會以全省外語類狀元的成績考入西語系了。
多半是受祖父影響吧，F真正牛的地方是，大學一年級就拿得出很像樣的翻譯作品。有一次他把他的手稿借給我看，譯的是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說，文筆十分乾淨也很成熟。那是一個16開的大筆記本，字寫得很漂亮但是有時潦草，文本多有塗改。應該是同一年，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故事》出版，那些平靜內斂的壓抑故事，當時讀來頗為震撼。九十年代中期有一次開車去俄亥俄首府哥倫布，途中在一個小鎮吃午飯，餐桌還是年代久遠的原木長桌，忽然想起安德森杜撰的俄亥俄溫士堡鎮（Winesburg，Ohio），窗外沒有風，遠處平原一望無際。
我讀F君的譯文時，恰好找來一本英文的菲茨傑拉德短篇小說選在讀，半是受到激勵，半是逞能效顰，於是想自己何不也嘗試一下翻譯。我曠了一堂黨史和一節別的課，又花了兩個晚上，譯出一份草稿。譯完我自己先震驚了：菲茨傑拉德的原文如此靚麗精緻，即使由一個大學一年級學生翻譯都筆底生花。我又不禁感嘆：難怪自己更愛看翻譯文學，原來自己讀到的中文原創，有些連文字都不如譯文！
這是我年輕時唯一的一次翻譯嘗試，那時我很喜歡菲茨傑拉德。菲茨傑拉德(1896～1940)是一戰後「失落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然而與海明威相比，他更多青春小說的感傷氣息與流行元素。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年輕時會讀他的小說，中年以後卻不曾重溫的原因吧。我這種經歷過十年浩劫下人性的扭曲，很卡夫卡、很加繆的人，於美國文學更喜歡福克納或者貝婁。不過菲茨傑拉德文筆優美，很真實也很美國，所以至今廣為傳頌。他筆下的蓋茨比樂觀簡單、雄心勃勃、滿懷幻想卻又對人生如夢有直覺的感傷。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傑拉德
那一年F其實才18歲，卻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成熟。我們在八十年代的第一個冬天，在位於北京大學西南門外的長征食堂大嚼六毛左右一盤、我每去必點的熘肝尖，喝著啤酒，談論文學、人生、愛情。我和他不同系不同專業，平時沒有任何交集，這樣的聚會不超過兩三次，說過的話早已忘記，場景音容卻清晰如昨。
第二年春天我被保送留學日本，赴設在東北師範大學的留日預備學校學日語。F特意介紹我去他爺爺家，我去拜訪過一次，蒙盛情留飯，老先生和藹健談，接之如沐春風。越明年返京，去32樓找F，既是道謝也是道別。記得那天我在褲兜里塞了一張十元大鈔，那是當時面值最大的鈔票，差不多是一個大學生半個月的生活費。那時大學畢業生的月薪是56元，青年工人則是三十多塊錢，北大的全額助學金好像是一個月22元。
北大西門外開了一家西餐館暢春園，法式豬排一塊六毛一份，年輕時食慾極其旺盛的我，每念及就咽口水。F是痛快人，見我說請客並不客氣，便道「好，哥倆好好喝一頓」。我們在冬日晴朗的冷風中遊盪，穿過還有一小半荒蕪的未名湖，到了餐館，邊飲邊聊，不知道過了多少個小時，加了多少瓶酒。到結帳時，我把身上的每一分錢都掏出來，F也把他帶的10元大鈔也貢獻出來，才勉強湊夠。天色已晚，寒夜並無星光，然而年青的酒精熱力四射，一路高談闊論回到32樓前才揮手告別。別後我頗為不安慚愧：本來說好我請客的，最後把他半個月的飯錢都搭進去，只怕他又要找同學借飯票了。
二
曾經有一位擅長算命的高人說我性格的主要特點之一是隨遇而安，而這是一種既難得又害人的品質。我聽了也只是一笑答曰：一個人的優點也是一個人的缺點。年輕的時候我很擅長說這種顛撲不破說了也白說的話，不過隨遇而安其實也是有理由的：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很幸運的人，關於命運和際遇，常懷感恩之心。也許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對人生的目的性總是心存疑慮，對自己想要什麼也經常迷迷糊糊。
我在1982年初就出國留學，在當年絕對屬於時代的幸運兒。夏天參加出國35周年紀念聚會，重溫部分接受外語集訓時談自己夢想的作文，雖然偶爾有「期待每天吃冰淇淋」的妙語，大多數還是宏大而嚴肅。一起去留學的同學們，大多數當時想到的還是學成回國，少數人已經考慮到學成文武藝，然後走仕途。我很少想未來的事情，新的國度、不同的世界令人激動，也帶來更多的陌生感與困惑。不知不覺之間，那個使用母語的文學青年漸行漸遠。
遠離故國的日常生活是很具體的，在具體生活中，人很容易開始懷疑文字的意義。換而言之，人生是很容易被塵世淹沒的。我自己也是很多年以後才重新省視文史的意義：不僅僅提供一束光穿透有限而且斷片的經驗，更能串接起貌似互不關聯的塵世時空，建構一個完整的世界。
不過1984年我回國探親時，並未意識到青年時場景的驟變會帶來怎樣的潛移默化，只記得當飛機從高空下降，穿過雲層，清晰看見北方荒禿的山脊，彷彿看見歷史的蒼涼。那些年北京流行沙塵暴，大約就是因為北方植被的流失吧。如今飛機到低空的時候，嶺巒已經蔥綠，夜幕下的北京也呈現燈光璀璨的國際大都市范兒。經歷過天地翻覆的變化之後，想不起八十年代是什麼樣子其實也是相當正常的。
在春天的晚上訪F不遇，覺得來日方長，又有些雪夜訪戴的隨意，就沒有再去。不想歲月悠悠、世事茫茫，幾乎每個人的青春都奔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突然落幕時天各一方。我和F從此斷了音訊，再聽到他的消息已是1998年，發現他就在兩百哩（mile)外的普渡大學。我已經不記得從哪裡得到他的電話號碼，只記得那年春天，我一邊時不時回國出差，一邊忙著蓋房子：在某個江南小鎮歌廳唱罷卡拉OK，飛越太平洋回到芝加哥，在郊區一家建築商的展廳里挑選地磚的顏色。忙碌中年看似充實，有時卻忽然觸摸到一種空洞的感覺。
忽然聽到舊友消息，心中一陣激動。電話里聊了許久，終覺不過癮，於是說走就走，一到周六就驅車去了普渡。彼時F在讀比較文學博士，飄然一人，身無長物。他笑指著地上幾箱書說：我的全部家當就是這些和門口那輛日產桑德拉（Nis-san Sentra）。他的笑聲依然爽朗，而我們已經初識人生參商。如果我沒有記錯，他的孩子那年已經十一歲。
我聽他講那些年的故事，才知道在他神采飛揚的外表下，有淡泊向學的內心。大學畢業後，F連研究生都懶得考，留校任教，自得其樂。然而八十年代青年學人生活條件相當艱辛，知識分子的大多數開始得到實惠還是這個世紀的事。經歷八十年代末之後，我的同學們紛紛出國，記得我當時不是寄託福考試費，就是幫人擔保。
F也終於來到大洋彼岸重拾舊業，學習比較文學。海外學文史，就業極其不易，有很多人中途放棄，考律師、做生意、轉IT。F一直堅持，即便俞敏洪邀請他加盟新東方也沒有去。人到中年，他變得很謙和，平靜地說自己也就只能做這個。半日長談後，我驚覺我對F並不了解，所謂一見如故離相知甚深其實很遠。我從小秉承不去主動詢問個人生活的原則，尊重他人不願或者不足與外人道的隱私。所以我自然沒有問，也不清楚F的前妻是否是因為他的堅持離他而去。
我們重溫往日，在普渡最好的中餐館吃飯喝酒，然後照例搶著買單。由於飯後要開車回芝加哥，自然不敢多喝，於是少了年青時的激越，道別時多了一許感慨。
久別重逢的美好可一不可再，原本相約第二年再叫上我在東海岸的高中老友聚一次，然而約好的念想實現不了似乎更為正常。生活中各式各樣出乎意料的事情不斷發生，等到告一段落時，和F又失去了聯繫，我的高中朋友也不知所蹤。
三
夏天時朋友曾經告訴我陳焜先生當年對我的誇獎，我也許以前根本不知道，也許是一點都不記得了。不過如今聽說還是很高興，想起陳先生當年的樣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陳先生曾經是介紹西方現代文學的先驅者，但是不久就銷聲匿跡在太平洋彼岸，如今已經八十多歲，生活在美國東部安靜的鄉間。我托朋友的孩子帶一本我的小書給陳先生，不僅因為書中提到他，也是因為感激他讓我知道了許多20世紀西方作家。第一次聽說索爾·貝婁應該就是讀陳先生的文章，好像那還是1980年，我從中讀到關於《晃來晃去的人》的介紹，不僅印象深刻，而且感到了某種命運的提示。
《晃來晃去的人》是索爾·貝婁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和赫索格、洪堡一樣，主人公多少也有些是作者的夫子自道，日記體也特別適合索爾·貝婁式的長篇自我獨白。無論是青年約瑟夫還是後來的中年知識分子，索爾·貝婁筆下的男主角總是耽於不靠譜的冥想之中。約瑟夫在戰爭蕭條之年失業，等待遲遲不到來的入伍服役。
《晃來晃去的人》
作者：索爾·貝婁（美）
在一種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多少接近自閉的生活狀態中，約瑟夫會思考一些巨大的人生困惑。在芝加哥城北一棟大約建於二十世紀初的平淡無奇量產磚木結構住宅，「我獃獃地望著窗外。這時，太陽已被遮住了，雪也下起來了。雪花散落在礫石路黑色的縫隙里，在傾斜的屋頂上也出現了一棱一棱的積雪。從三樓的高度我放目遠望，附近有許多煙囪，冒出比灰色的天空更淡的灰煙，正前方是一排排貧民窟，倉庫、廣告牌、陰溝、霓虹燈暗淡的閃光、停放的汽車、賓士的汽車，偶爾還有一兩棵枯樹的輪廓……我和他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不管我願意不願意，他們是我的同時代人，我的世界，我的社會，我們就像同一情節中的角色，永遠緊緊地結合在一起……我們所追求的世界，永遠不是我們所看到的世界；我們所期望的世界，永遠不是我們所得到的世界。」
在索爾·貝婁的小說里，對已存觀念與秩序、對習以為常的生活發生疑問是和對自由精神的追求同步的。另一個不那麼美妙的同步是，主人公的個人生活往往也在這個過程里變得一團糟。很難說究竟是荒誕以危機的形式呈現，還是危機本身就是荒誕的本質。
一本好書就像一個美麗的女郎，一次邂逅就會惦記許久。我記住了《晃來晃去的人》，然而當時沒有這本書的中文版。索爾·貝婁的書最早被譯成中文的是《洪堡的禮物》，由蒲隆翻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在1982年出版。這部小說和1985年灕江出版社出版的《赫索格》是我二十多歲時反覆讀過好幾遍的作品。
八十年代最後一個冬天，我搬進了芝加哥城南一棟三層小樓的二層，窗外景色與索爾·貝婁的描寫如此相近，以至於當我讀到《晃來晃去的人》時竟然沒有新鮮感，而是一種又熟悉又刺痛的感覺。貌似有條不紊的生活乃至歷史，轟然倒下也只是剎那之間的事。有過坍塌感的經驗，再唱起「前塵往事成雲煙，消散在彼此眼前」就更有些感覺。體會到生活是一重重斷裂的延續，就格外珍惜不可復現的時空與容顏。
十月底在北大講座時，重逢兩位闊別近40年的發小，一位事先知道，一位完全出乎意料，見面的第一瞬間真是激動難忘。不過我覺得，有些斷裂是無法逾越的，有些情形其實未必要再見，比如年輕時無疾而終的愛情，又如曾經談得很深，有知遇之感的朋友。
和F再次音書不通後，幾乎二十年就這樣徐徐流過。其實谷歌時代想知道一個人在什麼地方相當容易，我也早就知道F雖然換了一個城市，一家大學，但是仍然只在兩百哩之外。我甚至記下了他的電話號碼，卻從來不曾拿起電話撥出。不知從何時起，我開始傾向於相見不如懷念。青年時代的美好回憶，並不需要在幾十年後刻意延續，有的時候封存也是一種珍惜。
在中西部平原披上今冬第一層薄雪，夜色一片白茫茫時，我在地下室放一張芭芭拉·史翠珊的老歌The Way We Were，這首歌的中文名譯為《往日情懷》，我倒以為不妨直譯為「我們曾一起走過」。
（作者系作家， 現居美國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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