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楓《借命而生》預覽之三新刊精彩
精彩導讀
說起頑主，曾親歷過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文化急劇變遷的人們大多還記憶猶新。京味十足、帶點不正經痞味的王朔給素以道貌岸然著稱的當代文壇帶來了罕有的新氣象與新格調。他在敘述故事時不但沒有前輩作家中正平和的氣度，缺乏文以載道的遠大抱負，而且不時地耍貧嘴、瞎調侃，以幽默的口吻談天說地，指點江山，對一度被尊為崇高神聖的事物不屑一顧，竭盡戲謔嘲諷之能事。此外，在拆解崇高面具時，王朔採取的姿態並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視，而是放低身段，讓自己也一併成為火力攻擊的目標。他筆下創辦三T公司的於觀、楊重、馬青等人遭遇了諸多荒誕不經的喜劇性事件，他們的種種弱點缺陷也成為作者嘲諷的材料。
時光荏苒，王朔筆下的頑主們紛紛老去，淡出江湖，但不能由此推定京城裡的頑主已斷子絕孫。有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七零後作家石一楓近年以其諸多京味十足、風趣幽默的作品讓人刮目相看。他眉飛色舞地講述著新時代的諸多故事，十多年前寫的《不準眨眼》已是初露鋒芒，早有批評家將他視為王朔當仁不讓的繼承者。
作為生於北京長於北京的原住民，石一楓有著其他從外省漂到北京的作家難以超越的優勢。他的代表作之一《戀戀北京》中結尾的那幾句話無疑道出了他對母城的摯愛：「北京，你不再繁華得六親不認，不再古老得千秋萬歲，你有了生命，你是我滄桑的不老的情人。」他筆下的人物並不成天憤世嫉俗怨天尤人，氣質上沒沾染多少裝逼的文藝腔，平日里沉溺於世俗生活的享受中。在性愛上他們也與前輩頑主一脈相承，雖然並不禁慾，時不時意淫一把，但輕易絕不出軌，恪守著如不欲明媒正娶則不濫情忽悠的市民道德，《戀戀北京》中趙小提與北漂女孩姚睫間那種發乎情止乎禮義的關係再鮮明不過地展示了這一清教主義的做派，裡面有的是幾分溫情的迷惘、溫暖的感傷，再加上純真的曖昧。但細細辨析之下，不難發現石一楓筆下的人物與其前輩相比還是有著不小的差異：他們為人處世似乎少了昔日頑主的那份銳氣，那種決絕，那種玩世不恭的刻毒。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可視為新世紀退化版的頑主。
如果僅止於此，石一楓只是個神情亢奮、活力四濺的故事敘述者，將永遠匍匐在王朔的陰影下。然而，他近期作品中呈現出一個新的維度，那便是在眾多當代文學作品中久違了的強烈而純正的道德感，這也使他最終與王朔劃清了界線。《營救麥克黃》中的顏小莉是孤身漂泊在北京的外省女子，上司黃蔚妮對她有知遇之恩。一次她陪黃蔚妮尋找丟失的寵物狗麥克黃，途中一個小女孩被撞傷。如果不進行手術，她將終身殘疾，而女孩家因貧困恰恰湊不齊這筆錢款。顏小莉出於底層小人物惺惺相惜的正義感，認定她們對女孩受傷負有責任，因而不惜與黃蔚妮鬧翻，以近乎極端的手段從她手中搞到了這筆救急的手術費。儘管細究之下，顏小莉的行為隱含著對中上層精英敵視報復的深層動機，但其道德感不得不令人感佩。而《地球之眼》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可視為前者的姐妹篇。主人公安小男出身貧寒，不諳世事，但對道德淪喪的世道難以釋懷，一心尋求有效的解決方案。他不顧個人安危，將老闆李牧光非法轉移贓款的劣跡曝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和顏小莉一樣，他依舊窮困潦倒，但卻罕見地保全了人格的誠實。
在新近問世的長篇《心靈外史》里，主人公楊麥尋找誤入傳銷陷阱的「大姨媽」構成了敘述的主線，活色生香的當代生活場景俯拾即是，但作者並不單純在獵奇，他開始觸及人物靈魂間的幽暗區域。在那動亂年代「大姨媽」曾有意無意間揭發楊麥家私藏字紙而使其母親落難，她一直為之愧疚。當楊麥被傳銷人員囚禁，生死攸關之際還是她挺身而出救了他一命，藉此補贖往日的罪孽。這裡底層人尚未泯滅的道德感閃爍出人性的尊嚴與高貴，也成了其最終的精神歸宿。石一楓對倫理主題的執著讓人聯想起康德的話：「有兩樣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那便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而石一楓近作的意義於此可見一斑。
——王宏圖《昔日頑主今安在》
《借命而生》精彩預覽之三
逃跑事件後來成了杜湘東心裡的雷，隨時會炸，炸得他寢食難安。但在當初，杜湘東卻認為自己善待那倆犯人是理所應當的。比如給姚斌彬看手，就既符合管教的職責，又符合人道主義。他先問過看守所的獄醫，獄醫表示犯人確無重傷表徵，非說手疼，或者是逃避勞動的幌子也未可知。但這就與姚斌彬的表現不相符了。於是杜湘東又給城裡打電話，約了一位法醫專業的同學。常人印象里，法醫都是研究死人的，其實活人也能看，而且因為接觸的外傷居多，反而比普通醫生有經驗。那天法醫其實也有任務，大興發生了一起中毒案，他下鄉去驗屍了，等再折到看守所，已經又是晚飯的點兒。來了先感嘆，在這種地方待久了不會得抑鬱症吧，今天那個喝農藥的婦女就是抑鬱症；又說長此以往，個人問題得不到解決，沒準兒還會憋出別的毛病。杜湘東只能訕笑，自掏腰包請食堂師傅做了幾個小炒，招待同學吃好喝好，然後把姚斌彬從監舍提出來。
這次就沒讓許文革跟著，不過經過隔壁十八監舍時，他留意到許文革正往窗外望著，那神情竟是信任和感激的。人骨子裡都有三分賤，如果一個既冷又硬的人對自己示好，所激起的暖意往往超過親昵的人的噓寒問暖。杜湘東旋即又為這種暖意感到惱怒，喝道：
「靠牆坐好，輪流背監規。」
領著姚斌彬來到辦公室，便由同學問診。法醫見過的死人太多，對活人也懶得廢話，直接讓把手交出來，像玩兒「九連環」一樣又捏又扭。姚斌彬明顯疼得厲害，但卻忍著不叫，娃娃臉上淌滿了汗珠。忙活一陣，法醫臉色一變，把杜湘東叫到屋外。
杜湘東問：「什麼毛病？」
同學卻問：「這孩子跟你什麼關係？」
杜湘東又問：「什麼意思？」
「麻煩了。」同學說，「如果是親戚，有親戚的處理辦法，或者他們家屬跟你『意思』過了，那麼總也要給人家一個交代，否則情面上說不過去，對不對？」
「要是沒關係，就是普通犯人呢？」
「那我勸你別給自己添亂。直說吧，他右手拇指的掌骨和基節受到鈍物重擊，造成了粉碎性骨折。這種傷勢從外部往往看不出來。但你也有手，我也有手，都知道大拇指的作用，沒了這根軸，其他指頭差不多就相當於白長了。所以在評定傷殘的時候，食指中指都折了，頂多也就是個八級，拇指尤其是右手拇指喪失功能，直接就是五級。出了這種情況，你要是裝沒看見，其實也能遮過去，反正案子一結，犯人就交給監獄了，到時候再怎麼處理自有監獄的規矩；但要是從你這兒捅上去，那就相當於案子之外另起了一樁案子——這麼重的傷是怎麼造成的？如果是在收監期間弄的，你這個管教有沒有責任？」
法醫分析得頭頭是道，杜湘東聽得恍然大悟。不愧是一畢業就在城裡待著的人，雖然見的凈是死人，但卻比他更懂人情世故。杜湘東不禁再問一句：「這傷還有得治嗎？」
「骨折，粉碎性的，又耽誤了這麼久。明白了嗎？」
法醫撇下這麼一句，看到杜湘東面色有異，就沒讓他送，急匆匆先告辭了。杜湘東靜立片刻，耳中似有什麼東西嗡嗡鳴叫，使勁兒晃了晃腦袋才把那聲音驅逐出去。他往門外走廊走了一段，這才想起屋裡還關著個人，便又折回辦公室，叫姚斌彬回監舍。在路上，姚斌彬走在杜湘東半步之前，表情有點兒獃滯，一雙眼睛卻格外的亮。難得是個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從窗外透進來，照得他的臉也是一團透亮的白。這孩子以後就是個殘廢了。直到看到監舍門了，杜湘東才開口：「你沒大事兒，也就是軟組織挫傷，養養就好了。」
姚斌彬沒說話。杜湘東又道：「心別太重，好好改造。」
姚斌彬好像點了點頭，突然說：「您是個好人。」
杜湘東本可以說，假如世上的人真有好壞之分，那麼按照通常的標準，警察自然是好人，被警察看管的就是壞人了。但他說出的卻是另一句話：「你還有什麼要求？」
姚斌彬說：「能不能托您給我媽帶個信兒？」
「帶什麼信兒？」
「說我知錯了，說我一切都好……說等我出去再伺候她。」
杜湘東看著姚斌彬那張溫良的、不管何時何地總帶著三分羞怯的臉：「那得看我有沒有時間，還得看工作上有沒有必要。」
姚斌彬便向杜湘東鞠了一躬：「謝謝政府。」
這天晚上杜湘東沒睡好，躺在床上只是來回來去地翻騰，面朝牆感覺堵得慌，面朝桌子腿又感覺空得慌。他想到了老吳的那半瓶白酒，湧起了灌兩口的衝動，但又想到一個警察是不適合當酒鬼的，衝動就沒付諸行動。好容易挨到上班，他還是決定找一趟所長。一進門，就見所長正扯著脖子對著電話吵吵，聽了兩句才明白，所里的一台吉普車打不著火了，汽修廠的人來看過，說沒法修，只能報廢，而所長向上面申請換車時又遇到了刁難。人家說，別的單位還缺車呢，你們一個看守所，反正也沒什麼出勤任務，沒車就湊合吧。說得也不是沒道理，可言語中流露出了輕視看守所的意思，所長就受不了了，反戧道：「看守所怎麼了，看守所就是家裡蹲嗎？說句不好聽的，假如犯人跑了，你讓我們拿腳去追？」
但戧也白戧。沒車，這是客觀事實，更是全國上下各個系統的普遍事實。杜湘東等所長在電話里泄完憤，這才硬著頭皮把姚斌彬的傷情彙報了。才剛廢了一輛車，又聽說廢了個人的事兒，所長的臉就綳得更緊了。他不說話，先點煙，三口抽完，又轉肩膀，轉完才說：「你說的屬實？」
杜湘東道：「找了個法醫先看了。」
所長說：「那你什麼意見？」
杜湘東道：「要真是這種傷，所里肯定沒法治。獄醫老張您又不是不知道，青黴素包治百病，紅藥水抹哪兒哪兒靈。要不我帶著犯人到城裡的大醫院，找個專家再看看？」
所長卻問：「上哪兒看？協和還是積水潭？你要有門路，弄得到這些醫院的專家號，那能不能先給我掛一個？我這膀子一疼，半邊身子都動彈不了。」
吃了一癟，杜湘東只好閉嘴。半晌才問：「那您的意見是——」
「這倆犯人在咱們這兒待了多久？小一個月了吧？現在要求大案要案從速從嚴，他們的判決也快下來了，到時候就要正式移交給法院和監獄系統。這樣吧，辦移交的時候你寫份補充材料，說明犯人有傷，到時候是該保外就醫還是減輕勞動，就由其他機關酌情處理。」所長說著又點了根煙，「我理解你的想法，人在你手裡，你得對他負責，但責任分個輕重緩急，更分個力所能及和力所不能及。上面撥下來的經費就那麼點兒，大伙兒的加班費和改善伙食還得靠自己創收呢，真要做手術，拿什麼給他做去？」
杜湘東便說：「明白了。」說完轉身就走。
所長在後面又跟了一句：「還他媽不如打仗呢，起碼彈藥管夠。105榴彈炮，一枚炮彈就得上千，看見哪個山頭有動靜，先轟丫十萬塊錢的。」
以前也聽所長講過打仗，說的都是大動脈里的血一噴一丈多高，或者步兵腦袋讓彈片削掉了一半還往前衝鋒，從沒想過戰爭也能從錢的角度理解。看來往事的面貌是多變的，取決於你眼下正在琢磨什麼事兒。而杜湘東出了辦公室，才又想起今天是該和劉芬芳打電話的日子。倆人有個約定，再忙也得每個禮拜通一次電話，可自從上次劉芬芳掛電話，這習慣就中斷了。不僅如此，再去冷庫交接冰棍棍兒，也見不著劉芬芳了。換她來的是個四十多歲的胖大姐，見著杜湘東就翻白眼兒：「你又怎麼欺負母們芬芳了？」一拖再拖，就把杜湘東拖毛了，他想，不管怎麼樣，今天得先和她說上話。
…………
這一天，杜湘東破了參加工作以來的第三個戒，就是擅自離崗。他從職工專用的側門溜出看守所，沿著土路走到一條河邊，茫然地發起了呆。出來散散心，這是個明智的提議，相當適合失戀的人。然而到哪兒散呢？他索性跳上了最先開來的一輛公共汽車，也不問站，徑直坐到後排的空座上。車一晃悠，竟晃悠得他睡著了。睡時也沒夢見劉芬芳，再醒過來，卻是被一群鵝吵的。只聽得四下里嘎嘎叫，還以為車掉進水裡了呢，凝了凝神，才知道有一農民帶了一筐鵝上車，半路筐漏了，鵝滿車廂亂跑。好容易都抓回來，失主卻堅稱少了一隻，並一口咬定是被此前下車的旅客擄走的。他要求司機把車往回開，拉著他去找鵝。司機哪裡肯依，雙方便吵，鵝的嘎嘎叫里又混進了人的嘎嘎叫。最後鬧到杜湘東這裡來。
「警察師傅，您給評評理。」農民對他說。
杜湘東遺憾地搖了搖頭，表示這不歸他管。
農民的氣性越發高漲：「那你穿這身『皮』有個屁用。」
解釋也解釋不通，恰好又到一站，杜湘東便從后座上拔起來，逃也似的下車。臨出車門問這是什麼地方，售票員告訴他：「六機廠。」
杜湘東這才反應過來，所謂六機廠，就是第六機械廠，也就是倆犯人姚斌彬和許文革原先工作的廠子。當年國家要搞工業化，北京首當其衝，光負責機械製造的廠子就建了許多。排到六機廠，城裡的地皮已經不夠用了，因此選址在了郊區。而農田之間生生拔起一座工廠，對於原住民的生活影響可想而知。杜湘東老家所在的縣城附近，也有一家上萬人的鍋爐廠，如果不是託了關係到工廠附屬學校上學，他或許不會萌生出通過考學成為一個「公家人」的願望，更不會知道北京有所警校正在面向全國招生。他從姚斌彬和許文革想到自己，忽然感到此時下車如同一種冥冥的前定，既偶然又必然。
於是他往工廠方向走去。廠房和圍牆肅然聳立，越往近處，越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也多虧了這身「皮」，杜湘東剛一出示證件，說想要「了解一些情況」，傳達室的人立刻便給保衛科打電話，叫來了那位膀大腰圓的副科長。過了將近一個月，胖子的臉已經養得直冒油光，頭上的紗布卻不摘，彷彿光榮負傷的癮還沒過夠。這人也認得杜湘東，詫異道：「那案子刑警不是調查過了嗎，你一獄警又來幹嗎？」
杜湘東面無表情地告訴對方，第一，他不是獄警，而是一名看守所管教；第二，甭管是刑警還是管教，只要警方有調查的需要，保衛科都有配合的義務。副科長嘟囔起來，說把犯人送過去那天，該交代的情況不都交代了嗎。杜湘東立刻又糾正，目前案子還沒經過法院判決，人也還沒正式移交監獄，因此對姚斌彬和許文革的稱謂就不應該是「犯人」而是「犯罪嫌疑人」。這就有點兒存心較真兒了。在那個年代，上述法律常識還不普及，也根本沒人會深究，就連看守所的管教都一口一個「犯人」地叫，彷彿進來的一定會判，不是罪大惡極也不會進來。而杜湘東非要找碴兒，是因為他預估到胖子是哪種人——你要不當回事兒，他就煞有介事，你要煞有介事，他就特當回事。
胖子果然肅穆起來，引著杜湘東走進廠區，來到主樓一層的保衛科辦公室。他給杜湘東沏上了茶，又專門讓手下科員拿個本子來做記錄，這才說：「您想了解什麼？」
杜湘東直截了當問：「姚斌彬手上的傷是怎麼回事兒？」
胖子像受了刺激，跳腳道：「你們不會都覺得是我弄的吧？刑警這麼問，廠里的人也這麼議論我。雖說我當年打過姚斌彬他媽的主意，人家沒看上我，可事兒都過去這麼多年了，我就是度量再小也不至於跟一個女人記仇吧？那孩子的傷真是自己造成的，當時他們把機器從車殼子里吊出來，懸在一米多高的鐵架子上，本來就沒掛牢實，我們進去一衝一亂，那鐵坨子就落了下來，正好砸在姚斌彬按著前保險杠的手上——不信你問他，我有人證。」
記錄員便抬起頭來：「這是事實。刑事責任，我們也不敢撒謊。」
副科長又說：「我還專門找人問過，這種情況算誤傷，誤傷就不賴我對吧？」
杜湘東點點頭：「你別激動，我又沒說賴你。那麼許文革把你打了，是在姚斌彬受傷之前還是之後？」
副科長嘆口氣：「在這之後。他本來也沒反抗，還偷偷央求我們說要『私了』呢，不想混亂中姚斌彬傷了，他就跟瘋了似的朝我來了。」
杜湘東接著問：「許文革幹嗎那麼護著姚斌彬？」
「倆人從小就跟哥兒倆似的。姚斌彬慫，長得像個女孩兒，在外面沒少挨欺負，為了他，許文革把十里八鄉的混混兒都打遍了。這孩子性子狠，跟誰有仇當面不吭聲，但日後一定得找回來；而惹了他還是小事兒，要是惹了姚斌彬，他非跟你玩兒命不可。」
記錄員像個盡職的捧哏，又補充道：「以前還有風言風語，說他倆是……那個什麼……」
杜湘東眨了眨眼，也問：「到底是不是——那個什麼？」
副科長卻哈哈一笑，揮手道：「這他媽不是扯淡嗎。廠里的老人兒都知道，許文革跟姚斌彬好，是因為他從小沒爹沒媽，相當於是姚斌彬他媽帶大的。而且他還談過一個女朋友呢，跟姚斌彬他媽當年一樣，也是廠花。」
「許文革的女朋友在哪個車間？」
「早不在廠里了。現在的女的多精啊，知道臭工人沒前途，後來認識了個工業局的幹部子弟，沒兩天就跟人家結婚了，又沒兩天就調到機關坐辦公室去了。」
說的是許文革的感情生活，卻讓杜湘東彷彿被誰窩心踹了一腳。他又問：「那麼和姚斌彬與許文革關係密切的還有什麼人？」
「也就姚斌彬他媽了。過去是個質檢員，現在退休了。」
「把她家地址給我。」
杜湘東走出主樓時，從一扇窗戶里聽到了女工的合唱：「我卻沒法分辨，我終日不安，他倆勇敢和可愛呀，全都一個樣……」是蘇聯歌曲《山楂樹》，「五一」勞動節快到了。再穿過一道鐵柵欄門，就是職工宿舍。一個彎腰駝背的老太太正在翻揀著垃圾堆，風把灰土紙屑吹起來，直鑽到她花白的頭髮里去。杜湘東按照保衛科提供的門牌號鑽進一幢格外破舊的筒子樓，只覺得走廊里暗無天日，飯味兒、霉味兒和隱約的屎尿味兒悶在一處，近乎發酵。他爬上四樓，先在樓梯拐角看見了個蜂窩煤爐子，爐子上燒了一壺熱水。再往縱深里踱幾步，總算髮現了一道開著的門，門口掛著一道油漬麻花的布帘子。這就是姚斌彬的家了。
杜湘東在那門口站定，卻不撩帘子，也不叫人。他此時還不確定這次「家訪」是否得當。屋門對著一扇窗，光線貫穿而出，照得空氣里緩緩飄浮的塵埃清晰可辨。不知從哪兒又卷過來一陣風，吹得布帘子撲啦一晃，杜湘東便看見了屋裡那人的側影。初時也沒在意，覺得那就是個再尋常不過的女人：不高，很瘦，臉色蠟黃，留著齊耳短髮，全然看不出當年漂亮過，但卻很符合一個與兒子相依為命的母親的模樣。警察眼「毒」，杜湘東隨即察覺到，這女人的站姿有些不對勁。她把握不好平衡，上身往不該傾斜的方向傾斜著。他疑惑了一下，終於伸手把布帘子扯開半寸，這才看清了女人的真實狀態。她一手扶著窗檯，半步半步地往床頭的方向挪著，那裡有個刷著白漆的鐵架子，上端有把手，下端裝著四個輪子。這玩意兒的學名叫站立器，是給腦中風和輕度偏癱患者準備的。也就在這時，女人終於抓住了站立器的把手，幾乎壓上了全身重量，喘了兩口氣，這才扶著它往房間一側的書桌挪了過去。左腳拽著右腳，右腳幾乎無法抬離地面。書桌上擺著兩瓶葯，大概就是女人此番跋涉的目標了。
在那一刻，杜湘東很想走進屋去，幫那女人倒水、吃藥。但在小小的助人為樂之後，他又該如何面對人家？假如她問姚斌彬怎麼樣了，他就告訴她，你兒子正在等候判決，同時成了個殘廢？一恍惚，他僵在了那裡。屋裡的女人卻沒看見他，她正在專心致志地把手伸向藥瓶。而再一恍惚，背後突然有尖厲的哨聲鳴叫起來。煤爐子上的水開了。
沒等女人扭頭，杜湘東就轉身奔了過去。估摸著女人從屋裡挪到爐子旁還有段時間，他又拎起地上的暖壺，依次把兩隻都灌滿，然後才像逃跑似的衝下了樓。
自打從工廠回去，杜湘東就不得不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姚斌彬叫「媽」的意味了：那不是指望媽能救他，而是在心疼媽、牽掛媽呢。經由姚斌彬的媽，杜湘東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他爸在縣文化館賣電影票，他媽在菜市場賣菜。賣票清閑又體面，賣菜則是粗活兒，因此倆人結婚算是他媽佔了便宜。但結婚以後，為家裡做貢獻最大的是他媽，最辛苦的也是他媽。每天早上五點之前，他媽就得從鄉下把菜進上來，直站到天黑才能喊一聲「包圓兒啦」，就這麼日復一日，零敲碎打地攢出了兩間瓦房、一輛突突響的帶篷「三蹦子」和杜湘東的學費。回家時乍看一眼，住上大瓦房、開上「三蹦子」、把兒子送到北京去的媽已經衰老得像個七十歲的人了。都說感謝好政策，好像政策隨便開個口子人民就能富起來，其實如果你是個小老百姓，點滴的豐足也是十倍百倍的汗水換來的。
而姚斌彬的媽所要承受的何止艱難，還有與兒子被捕相伴而來的恥辱。這時再想到姚斌彬叫的那聲「媽」，又有了懺悔的意思——但杜湘東卻為這事兒打了姚斌彬。遠遠看去，那孩子還是那麼文靜，勞動時總是偷偷望著許文革，像走丟的小羊在尋找著頭羊。他們的案子也該判下來了吧，上面的精神不是從重從速嗎。按照以往的經驗，等待他們的不是青海就是新疆的大牢，起碼十年往上，二十年也沒準兒。十年或者二十年過後，倆人回來，誰還認識他們呢？十年或者二十年過後，姚斌彬的媽不知是否還活著。
過了兩天，恰好管教食堂吃豬肉大蔥餡兒包子，杜湘東心裡一動，央求大師傅多給他留了十個。晚上前往監舍，卻不叫姚斌彬，單把許文革拎了出來。杜湘東將他帶到走廊拐角，從身後抄出飯盒：「吃。」
許文革不吃，站得筆直，兩眼發直。
杜湘東說：「不是全給你的，還有一半給姚斌彬拿過去……隔著窗戶扔給他，不準交頭接耳，也不準擠眉弄眼，我在後面盯著你呢。再告訴鄭三闖一聲，這包子誰要敢搶一口，我讓他連去年的飯都吐出來。」
許文革便接了飯盒，卻不打開。那意思是全給姚斌彬。
杜湘東嘆口氣：「等案子判下來，你們就不必隔離看押了，到時如果還在所里多耽擱兩天，我把你們調到同一個監舍里去，你們也聊聊……當然主要是互相反省。姚斌彬要是想給他媽寫信，我也可以代交。」
許文革的鼻翼翕動兩下，看向杜湘東：「管教，您是個好人。」
這話姚斌彬對他說過，如今許文革也這麼說。作為犯人，妄想評價一個警察是「好」還是「不好」，這實在有些荒唐。而同樣的話由柔弱的人說出來還能理解，出自一個冷心冷麵的人之口，似乎就有點兒別樣的內涵了。杜湘東竟一怔，搪塞道：「甭說沒用的。」
說完指示許文革回監舍。犯人背影挺拔，雖然吃了個把月的牢飯，渾身仍有一團英武之氣。在不明不暗的光線里，他的側臉像西方雕塑一般見稜見角。杜湘東忽然又想，不知道這倆犯人「下了獄」之後是否能分在一起服刑，也不知道在新環境里，許文革是否保護得了姚斌彬。但這些都是瞎想了，也與他無關了。而在幾天以後，杜湘東才會懊悔：他其實是早該看出端倪的。他怎麼連一點兒端倪都沒看出來呢？
（預覽部分至此）
——摘自中篇小說《借命而生》，作者石一楓，原刊《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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