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讀者足夠好 哪裡需要這麼多「圖書排行榜」？
又到年度圖書排行榜出台時，各類榜單紛至沓來。
榜單的優點是將原本模糊的世界變清晰，給人足以把握它的錯覺，而缺點是用簡單取代紛繁、用一元遮蔽多元。
每個榜單的背後，都隱藏著參評者的偏見，只是圖書排行榜表現得尤其明顯。
一般來說，雖評判標準不同，但行業榜單總會呈現出「頂端相近」現象，比如最有影響的3種全球大學排行榜，前10名相差不大，而歐洲與美國推出的全球經濟學家排行榜，前10名亦近似。
可翻開不同方面推出的2017年圖書排行榜，卻極少互見。這可能體現出三方面的問題：
首先，讀書領域達成共識更難。
其次，相關評選不夠客觀、公正。
其三，榜單這種評價方式不適合圖書業。
圖書排行榜如何能體現全年出版成績
2016年，我國共出版新書262415種，2017年應與此相差不大。而讀者一年能讀完200種，已屬奇蹟（全國人均紙質書加電子書的閱讀量不足8本），低於總量的千分之一。
在網上，頗有一些讀者自稱年閱讀量達三四百種，甚至有人創造過1天讀完4種書的記錄，只是不知閱讀質量如何。即使是這些奇人，所讀亦不超過年新書總量的千分之二。
用千分之幾的閱讀量，如何評判圖書業全年成績？又如何擬出一份相對公平的榜單？顯然，圖書排行榜從一開始便落入「盲人摸象」的困境中。
在信息不充分的前提下，可用概率學知識來輔助判斷。
比如想知道池塘中魚的數量，可先捕100條，做好記號，放回池中。再捕100條，如其中有5條魚是有記號的，可推知池塘中大概有2000條魚。這樣的測試多重複幾次（20次為最佳），就會得出較精確的結果。
換言之，一名評選者的閱讀量只及千分之一，如多找一些評選者，當其中幾人共推一本書時，根據貝葉斯定理，則這本書是好書的概率極大。
在良好運作前提下，年度榜單的結果確有價值。
「集體判斷」為何成了「集體確認」
幾種情況會影響圖書排行榜的評選結果。
首先，評選者閱讀量不足。事實上，如今許多評選者的年閱讀量僅二三十種，只能靠外部評價、既往經驗下判斷，所以書名「高大上」、名家之作和肯花錢做宣傳的書更易中標。
其次，評判機構設置潛規則。比如平衡各出版機構上榜圖書數量、向名作者傾斜等，這些價值引導給非規範操作提供了可能。
其三，出版機構主動操作。每到歲末年初，都會有一些出版機構在微信群中用發紅包的方式拉票，使貌似公正的「讀者投票」環節變成擺設。此外，目前各圖書排行榜均未建立有效制度，以隔絕出版機構與評選者的私下溝通。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圖書排行榜有「專家合議」環節，這違背了經濟理性。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喬治·吉奧索和理查德·萊克曼曾做過一個心理學實驗，他們讓受試者參與討論，並故意在討論小組中安插一名「攪屎棍」式人物，堅持否定意見，且態度強硬。結果大出意料，所有參試者最終都同意了否定意見，甚至忘掉他們曾持肯定意見。
實驗證明：人類的判斷是隨機產生的，很容易被環境掌控。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判斷常常是臨時編造出來的，我們只是假裝在深思熟慮。
換言之，「專家合議」很難產生客觀、理性的結果，職位高、名聲大、態度堅定的評選者將左右最終結果，使「集體判斷」變成「集體確認」。
警惕虛假的反饋機製版成績
圖書排行榜存偏差，會引發「黑暗球場效應」——人在第一次步進球場時，投籃會有偏差，但他能據此調整下次投籃的力度、角度等，通過反覆訓練，他最終會成為一名神投手。如果這個球場一片黑暗，投出球後，根本看不清偏差多少，則不論訓練多少年，他都無法取得進步。
進步總是通過試錯而獲得，掩蓋問題、忽視差距的代價是長期停滯。
民航曾被認為是最危險的交通方式，但航空業很早便建立起規章，每架客機上必須安裝兩個黑匣子，將所有操作數據均記錄下來。在經歷多次悲慘事件後，如今民航已成最安全的交通方式，全球年均大型空難僅1—2次，甚至更少，而全球每天因醫療事故死亡的患者數量卻超過一次大型空難。《黑匣子思維》一書的作者馬修·薩伊德提出：如果手術室中也安上黑匣子，結果肯定不同。
科學最偉大的價值在於它的反饋機制，正因不斷主動修復、自我完善，人類才能從刀耕火種發展到今天，才能用200年實現過去幾萬年都無法實現的生產力。
在今天，我們更應警惕「黑暗球場效應」，因科技進步大大超越了人類進化速度，我們的本能原是為適應叢林環境而準備的，沒有考慮到更精細、更複雜、更多元的現代生活。在鋼筋水泥包圍下，我們很容易喪失洞察力，很容易走進這樣的困境中：建立一個虛假的反饋機制，自以為在不斷進步，其實一直在做無用功。
評選機構忙著推圖書排行榜，評選者忙著列書單，出版社忙著發紅包……似乎人人都忙於不得不做的事，可這些工作疊加起來，真的是在推動出版業進步嗎？
文化做了商業該做的事
圖書排行榜的問題已非一日，曾有不少文章批評「榜單成了『傍』單」「缺乏公信力」等，卻無人能拿出解決方案。
首先，圖書排行榜的困境是多種因素合力造成的，僅靠其中幾方面努力，於事無補。
其次，以出版業現有投入能力不足以支撐一個更公正的評價體系。
批評圖書排行榜越來越像「立場秀」，其功用只在表現一下批評者超凡脫俗、出淤泥而不染。沒有解決方案，說明我們也許從一開始就誤解了圖書排行榜，我們並未把握其本質。
圖書排行榜始於1895年，是美國《書商》雜誌根據全美16個城市最主要的書店數據，將各城市銷量最好的6本書予以公布。1942年4月9日起，美國《紐約時報》開始以周榜或月榜的形式，對暢銷書進行排名統計，至今它仍是全美最權威的圖書榜單。
可見，圖書排行榜從一開始就是商業行為，由商家在操作。這種做法在歐洲曾被抵制，直到上世紀70年代，英國才在《泰晤士報》上有了類似榜單，因此引起頗多非議。
1983年，我國台灣省的金石堂書店最早引進暢銷書排行榜制度。
1994年，這種商業操作方式被引入大陸，卻貼上嚴肅、專家指導等標籤，承擔起「推動閱讀、引導讀者」等義務。
不否認，圖書排行榜在對提升大眾閱讀品位、鼓勵閱讀上確實做出了貢獻，但代價是它長期找不到清晰定位，在商業與文化之間搖擺。
能上圖書排行榜就是好書嗎
本是商家的事，卻由文化僭代，不利於閱讀發展。
首先，將閱讀納入通俗與嚴肅的評判體系，否定了閱讀本應有的多樣性。
林語堂曾說：「我認為風味或嗜好是閱讀一切書籍的關鍵。這種嗜好跟對食物的嗜好一樣，必然是有選擇性的，屬於個人的……教師不能以其所好強迫學生去讀，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們一樣。如果讀者對他所讀的東西感不到趣味，那麼所有的時間全都浪費了。袁中郎曰：『所不好之書，可讓他人讀之。』所以，世間沒有什麼一個人必讀之書。」
把閱讀也變成一種義務與負擔，則有不如無。
其次，排名不是對圖書質量的真實反映。圖書質量是一個複雜而模糊的概念，同樣一本書，不同人的看法截然不同，甚至連《紅樓夢》這樣的名著，也有讀者不以為然，比如胡適先生曾說：「我向來感覺，《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也比不上《老殘遊記》。」
閱讀應以個人體驗為準，不能少數服從多數，用數據來評判一本書的質量，很可能是簡單粗暴的。比如《紅與黑》等不朽名著，剛問世時乏人問津，肯定進不了圖書排行榜，因此否定它，則人類將失去一筆寶貴的文化財富。
其三，圖書排行榜提倡的是病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年度圖書排行榜引人關注，因為它能迅速排出座次，滿足了現代人過分追逐勝敗的心理需求。在此心態引導下，讀者只看數字疊加，不看綜合實力，將不同種類的書放在相同的數據環境中去比較，這就營造出一個虛假的賽場，則閱讀也變成一個娛樂事件。
商業與文化，還是分開好
據學者庄瑩2014年10月完成的《大眾對圖書排行榜的認知度》調研問卷，發現圖書排行榜對普通受眾影響比例較高，72.92%的受訪者表示曾購買或借閱過上榜圖書，可在碩士以上學歷和出版業內人員中，僅有49.03%受訪者如此。
可見，對於精英讀者群體，圖書排行榜的影響有限，這或者意味著：隨著這一群體不斷擴大，圖書排行榜的影響將日漸衰微，逐步回歸其本來的、商業化的狀態中去。
塵歸塵，土歸土。商業的歸商業，文化的歸文化。這樣既能繁榮市場，也更有利於文化自身的獨立。
文|唐山
本文刊載於20180109《北京青年報》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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