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懷疑文人的想像力
文兩不堂主人
文字可以分為四類。一類是為衣食謀所作的文案，如律師起草的訴狀、辯詞，老師準備的教案、範文，甚至醫生所開的處方；又一類，比衣食謀進了一層，即給予他人之衣食謀以指導，為訓練職場人專用者也。這類文字（書籍）是些訓練的工具、手冊與指南。無論作精神導師狀，還是熬制心靈雞湯，說到底，也只不過是吃訓練者捧食的飯。這兩類文字，可以合併為一類，確實似乎夠不上詩或文。還有兩類文字，其一，自娛自樂、打閑逗趣，即便出以示人，也不過滿足一下淺顯的分享或自我的炫耀。這類詩文，於作者之外，往往並無實用價值，即是對於作者自身，其價值，也是無用之用。通常，我們喜歡把這類文字，稱作純文學。最末一類，便大致是一些自以為是的文章，作者以為自己發現了真理，掌握的真理，希藉己口，廣而告之。廣而告之，還不是目的，目的在期冀其所發現的真理為更多人掌握，繼而有更多人依據真理行事，讓世界變得更美好！舞弄這類文章的作者，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
我倒更願意把這最末一類人，稱作文人；把這類人的文字，稱作詩文，真正意義上的詩文。
文人的詩文，有特殊的魅力。他們的文字，非為一已之私的發泄和表達，表達背後有崇高的目的，目的所系，用現在時興的說法，叫做情懷。除了情懷感人之外，文人詩文，當然也講技巧，比如簡潔、生動，比如辭章、結構，等等。這些技巧，均與個人的偏好或某種特定的能力相關，它們共同構成文本的風格。
然而，情懷和風格，於文人詩文固然重要，但真正直指人心、攝人魂魄的，卻是隱藏在情懷與風格背後的東西——文人的想像力。
想像力，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自我超越的能力。我們認知世界，大致依賴於本能、經驗和邏輯。經驗又包括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直接經驗就是自己參與其中的體驗，間接經驗來自觀察和閱讀。想像力超越這一切，它將它們打散、揉碎，再拼裝，有點小說家的意味。小說家的創作依仗於想像力，但想像力絕不止於小說創作這一個出口。更加汪洋肆溢的想像力，甚至摒棄了日常的經驗和邏輯，把日常的不可能想像為可能，彷彿遠古的神話或譬如《聖經》，直接表達和闡述神靈的意志與行為。
人的內心如同外在的世界，各自都藏匿著沒有邊界的無限可能。於尋常百姓，自己的內心，自己面對，所謂冷暖自知。文人們呢，總以為自己多讀了些書，多識了些人，對自己和世界，以及自己與世界的關聯，也總多那麼幾份不請自來的責任感，喜歡通過文字來言說，來說教，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視。甚至，希望藉此構建起一個大同世界。不能說初心本身一定是壞事，但文人的初心，變好或變壞都有可能：因為文人表達初心，將同時依賴於想像力和修辭，想像力和修辭相互強化，當它們共同的效應超越人之為人的基本規則、超越常識乃至人倫，文人的初心就可能演變為災難！
文人的想像力，可能假修辭以為理論。譬如，階級鬥爭，將人之私慾假想為惡念，進而做無限的演繹。「狠斗私字一閃念」，曾幾何時，一夜之間，階級鬥爭，使多少夫妻反目，兄弟成仇，同袍陌路。
文人的想像力，可能假修辭以為謀略。譬如，互聯網經濟，從技術出發，又歸於技術，作為工具和手段的技術無所不在，技術也便成為了目的，人反倒成了目的外的對立物。互聯網是物的聚合，卻是人的碎片化。
文人的想像力，也可能假修辭以為未來主義。譬如，人工智慧，徹底地將人淪為對象物的奴隸。
由此可見，我們需要警惕文人的想像力，特別是警惕這種想像力與權力的結盟。因為，任何一種想像力在真實的生活面前，都是偏頗的、片面的、作偽的。在生活的自發秩序面前，不可能存在一個單純以想像力所極力鼓吹和描繪的盡善盡美的世界。即使文人在某個領域具有較為豐富的專業知識，也因此形成了在某個領域較為有影響力的權威，他終究不是洞察一切的神。相反地，一個負責任的文人或稱知識分子，應該始終對於自己的發現和表達懷有謙虛的審慎心、謙卑的敬畏心和慈悲的感恩心。
想像力的局限，來自人性的局限。某種意義上，想像力本身，即是人性的局限的產物！無論一個人多麼博學，多麼胸懷世界，多麼勤奮，他終究也擺脫不了基於信息和知識的缺失、情感的偏移和邏輯的疏漏等諸多方面帶來的干擾，從而導致判斷的失誤。
進一步說，我們要警惕的，不是文人的想像力，而是這種想像力的濫用，特別是借責任感的名義，將基於個人想像力基礎上的判斷甚至是好惡推廣至大眾。類似的警告並不少見，美國著名的保守主義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就對知識分子熱情洋溢的救國救民的「責任感」表達了強烈的懷疑與批評。以整個二十世紀全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歷史為背景，索維爾對著名知識分子在經濟、社會、法律和外交領域的所作作為進行了疏理和分析，最後他發現，在相應歷史階段，這些知識分子對社會發展的主要功能和貢獻，一個詞可以概括：添亂！
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1930年6月30日出生，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托馬斯·索維爾曾在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等學術機構講授經濟學課程。曾擔任政府部門經濟顧問。現在是斯坦福大學「羅斯與米爾頓·弗雷德曼」學會高級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駐校學者。索維爾獲得過多種榮譽，包括總統人文成就獎、全國人文學科獎、布萊德雷基金獎等。
學者劉瑜在介紹索維爾的學術成果時這麼說：索維爾的批評對象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而主要是左翼知識分子。在他的筆下，我們讀到，在經濟領域，幾代左翼知識分子熱衷談論財富如何被分配卻不關心財富如何被創造，這種「半路開始的敘事」最終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經濟政策；在外交領域，他們總是迫不急待地擁抱「和平」、「裁軍」、「反戰」、「協約」等美好的字眼，但這種膚淺的道德觀塑造了綏靖主義的外交政策，從而犧牲了長期的和平；在法律領域，他們鼓動法官採取「司法能動主義」的立場來推動「進步事業」，卻最終使法院失去了捍衛憲法而不是捍衛特定「理想」的本意……總之，如果這本書可以有一個副標題，索維爾大約會把它叫做「那些糊塗蛋知識分子是如何把整個二十世紀搞得一團糟的」。
當然，「搞得一團糟」的判斷，仍然是文人的「事後諸葛」。並且，不只限於左翼知識分子，單方面地踐行任何一個學派的所謂治國理政之宏大理念，更大的可能是——用「另一種一團糟」取代「現有的一團糟」。不管文人或稱知識分子的動機多麼崇高、多麼純潔，我們都需要對於他們基於想像力和修辭之上的「巧簧之舌」保持足夠的戒心！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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