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為何突然變得這麼牛？西歐擴張的根源又在哪裡？
異軍崛起的西歐
世界與西方之間的衝突至今已持續了四、五百年。在這場衝突中，到目前為止，有重大教訓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擊，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擊——狠狠的打擊。
那麼，西方為何突然變得這麼牛？
因為，中世紀後期，歐亞世界有了一個不尋常的重大發展。一方面，伊斯蘭教帝國和儒家帝國閉關自守，愈來愈僵化；另一方面，歐亞大陸西端正經歷著一場空前的、徹底的思想和技術變革。西歐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幾乎都在發生深遠的變化。向海外的大規模擴張就是西歐所具有的新動力的一個表現。
這一擴張給整個世界後來的歷史以極其重要的影響。它使西歐人控制了外洋航線，能夠抵達、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亞的人跡稀少的廣闊地區，並移居那裡；從而，改變了世界各種族傳統的地區分布。最後，通過擴張，西歐財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強，19世紀時，已能滲入並控制位於中東、印度和中國的古老的歐亞文明中心。
所有這一切確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個地區成功地控制其餘地區，以前從未有過。而且，這個重大發展還似乎有一個有悖常理的特點，即它們是由歐亞大陸上一向最不發達、最默默無聞的地區引起並完成的。
中世紀末以前，西歐大部分領域都很落後。在文化上，它從外界得到的多於它所能給予的；在經濟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後，它極想求得南亞的香料和中國的絲綢，自己卻沒有什麼可用以交換；在軍事上，可以肯定地說，東方對西方的入侵遠遠多於西方對東方的入侵。
那麼，如何解釋這一出乎意料的驚人轉變呢？為什麼西歐會突然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種原動力呢？
好戰的基督教世界
歐洲的擴張在某種程度上可用歐洲基督教的擴張主義來解釋。與歐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濟主義、改變異端信仰的熱情和好戰精神。從一開始起，基督教就強調四海一家，宣稱自己是世界宗教。而且，為了使異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會總是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
基督教的好戰性源自猶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復仇和懲罰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戰爭作比喻，將人間世界看作上帝與撒旦交戰的戰場。因之，絲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領在執行"到世界各地去，將福音傳播給每一個人"的命令時，時常採用種種強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戰也是對東方在較早幾個時期里頻頻入侵歐洲的一種反應。歐洲是歐亞大陸的邊遠地區，落後、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蠻的、信異教的印歐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馬扎爾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躪。因此，中世紀時居住在這一大塊邊遠地區的歐洲人東臨信異教的斯拉夫和波羅的海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
歐洲人的反應是發動接二連三的十字軍東征。其中，矛頭指向耶路撒冷"聖地"的幾次十字軍東征最雄心勃勃、最舉世聞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紀時，基督教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立足點相繼淪於穆斯林手中。
不過，其他幾次十字軍東征取得了較持久的成果。約1100年前後，諾曼底人將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島；條頓騎士團在12和13世紀時，用利劍將基督教傳播到普魯士和波羅的海諸國家。
因此，歐洲有歷時很久的遠征傳統，海外擴張在某種意義上是這一傳統的繼續。
早期的探險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東征，部分地是出於宗教上的考慮。他們想到達印度和中國——自13世紀馬可·波羅東遊以來，歐洲人已知道那裡有一些大國，而且還知道這些國家不屬於穆斯林，所以希望它們能同基督教徒聯合起來。
此外，中世紀時有關約翰牧師的傳說也在人們中間長期流傳——在遙遠的東方，有一塊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約翰牧師是他們的強有力的統治者。因此，好幾個世紀里，基督教首領一直嚮往能同約翰牧師建立聯繫，從東、西兩方大舉夾攻穆斯林世界。
歐洲人沒有找到約翰牧師，但是，他們的確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見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這些民族還未開化、不信教，因此，是適於徵服、拯救、使他們歸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歐洲人開始海外冒險事業的動機很多，為上帝服務和尋求黃金可能是其中最強烈的動機。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為美洲的殖民地進行宣傳時這樣寫道：
他們將得到的是有關我們宗教信仰的知識，
而我們將得到的是這一地區所擁有的那種財富。
這種好戰性和努力改變異端信仰的精神顯然是歐亞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確實，穆斯林用刀劍征服了遼闊的地區；在這一意義上說，他們也是好戰的。但總的來說，他們的統治者更感興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蘭教，而是向自己納貢了沒有。
同樣，佛教為印度以外地區所接受，與其說是因為僧人盡心竭力地從事傳教活動，不如說是由於愛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漸傳播開來的緣故。佛教的傳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憑藉其教義和儀式的吸引力。
中國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條主義的。早期去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士對他們在那裡所遇見的人們互相容忍的態度，都有著極深的印象。他們對中國人允許他們自由地傳播福音這一點，又驚又喜。1326年（元朝泰定三年），佩魯賈的安德魯主教曾這樣寫道："實際上，在這幅員廣大的帝國，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個民族、每個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為他們持有這樣一種看法，或者更確切地說，持有這樣一種錯誤觀點：人人都能夠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靈魂的拯救。不過，儘管如此，我們仍可自由地、毫無阻礙地傳經講道。"
傑出的義大利耶穌會會上利瑪竇曾在1582至1610年（明萬曆朝）間居住中國，他對中國人的不好戰、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樣大為驚異。他寫道：儘管他們擁有裝備精良、可輕而易舉地征服鄰近國家的陸軍和海軍，但不論國王還是他的人民，竟然都從未想到去進行一場侵略戰爭。他們完全滿足於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並不熱望著征服。
個體主義的大爆炸
西歐擴張的智力背景是「文藝復興」，這促使了個體主義和現世主義增長——它體現了對人類的尊嚴和創造力的一種新的信心。人類無須一心想著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只鬚髮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尤其是思考能力。
換而言之，在西歐，曾有過一場思想騷動，它十分強調個體解放，而在歐亞其他地區則沒有。這一根本的不同之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在中國，儒學繼續在社會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集體主義，遏制個人主義；尊崇過去，輕視現在；尊崇已確認的權威，輕視變革。最終，導致了處處順從、事事以正統觀念為依據的氣氛，排除了思想繼續發展的可能。這一點也有助於說明為什麼中國儘管最初在發明造紙、印刷、火藥和指南針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後來卻在技術上落後於西方。
歐亞其他國家的情況基本上與中國相同。例如，在奧斯曼帝國，穆斯林的學院為了強調神學、法學和修辭學而不惜捨棄天文學、數學和醫學。這些學院的畢業生對西方正在做些什麼一無所知，而且也毫無興趣去弄清楚。
經濟及人口大爆炸
中世紀時西歐地區經濟的顯著發展是促使西歐向海外擴張的一個無可爭辯、顯而易見的因素。
當然，這裡應該指出，中世紀時期，歐洲經濟的發展並不是連續不斷的。從900至1300年，經濟穩步增長，但14世紀時，出現衰退，這由多種因素結合所致。這些因素包括：連年的糧食歉收和饑荒——1315年和1316年時，糧食歉收和饑荒的程度尤為嚴重；黑死病——它首次發生於1348至1349年，奪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後它又周期性地發生，持續了好幾個世代；英法兩國間的百年戰爭和德、意國內的其他衝突。
不過，1400年後不久。經濟開始復甦，從那時起，經濟發展的趨勢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歐經濟除了在14世紀曾衰退外，在中世紀早期幾個世紀以後，一直保持相當穩定的增長。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後，外來入侵隨著馬扎爾人和維京人終止進攻而告停止。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使西歐免遭東歐那種因接二連三的外來猛攻所致的破壞。這種外來猛攻在東歐一直持續到17世紀末土耳其人慘遭失敗時為止。在那些世紀里，東歐對西方起著減震器的作用，從而大大幫助了後者的發展。
這一點也部分地說明了在10至14世紀間中歐和西歐的人口顯著增長的原因。當時，那裡的人口約增長了50%；這一增長率在今天看來似乎微不足道，但在當時，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面積大體相當的地區所無法與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們努力改進農業技術以支持人口的增長，而糧食的增長轉而又使人口的進一步增長成為可能。
歐洲提高農業產量的途徑有兩條。一條是發展細耕農業，即改進耕作方法。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從8世紀起，逐漸採用三輪制的耕作方法。這種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佔耕地總面積的二分之一減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產率。
更有效地使用馬力也幫助了農業的發展。在古代，馬在農田裡派不上什麼用場，因為那時所使用的軛在馬使勁拉東西時，會將馬脖子扼得透不過氣來。此外，由於沒有釘固蹄鐵，馬常常折斷蹄子，成為廢物。不過，到10世紀時，歐洲發明了架在馬肩上、不會扼住馬脖子的馬頸圈。另外，還發明了馬蹄鐵和串聯式馬具；後者可用來使一對以上的馬共同拉一車貨物。最後結果是，速度較牛快、能力較牛強的馬從此以後成為農業經營中必不可少的動力之源。
歐洲提高農業產量的另一條途徑是發展大面積耕種，即開發以前未耕種過的地區。12世紀時，法、德、英三國得到耕種的土地僅分別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當時，其餘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澤和荒地。歐洲的農民絡繹不絕地進入這些空無人跡的區域，清除森林、燒掉灌叢、排干沼澤，為犁和鋤頭開路。農民們不僅耕作他們所在地區中的處女地，而且還向東遷移，進入東歐和南歐的人口稀少的廣大地區。正如美國曾有過西抵太平洋的西進運動那樣，歐洲也有過東達俄國邊界的東進運動。例如，到1350年，在西里西亞已有1500塊新拓居地，由15至20萬名殖民者耕種。
新開闢地的召喚力鬆弛了農奴制的束縛。過去的種種勒索和限制已不能無限期地強加於人們，因為他們已知道，往東去，可得到個人自由和廉價土地。農奴主必須減少自己的要求，否則，就要冒農奴們紛紛逃跑的危險。
簡而言之，在此期間，西方的農民們大體上已自由起來，並保持了自由，只是種種約束的最終解除須待到18世紀末即法國大革命開始後。
農奴制的削弱是歐洲擴張的先決條件。它造成了一種更易變動的社會，這種社會能積聚起資本，為探險、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組織和自由的勞動力。因此，歐洲諸國從事海外冒險事業的成功的程度與其擺脫封建束縛的程度成正比，並非偶然。
人口的增長和農業的發展相應地促進了商業和城市的發展。剩餘糧食由船從新農田運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則向新開闢地區提供其所需的各種工具和製成品作為回報。於是，商業繁榮，城鎮興起，尤其是在波羅的海沿海一帶。
經濟的這種發展極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歐開始崛起——這一趨向後來幫助英國人和荷蘭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可怕的軍艦
與經濟的擴展有密切聯繫的是技術的發展，它是歐洲擴張的先決條件，因為歐洲人如果沒有適當的海船和航海設備，原本是不可能抵達印度和南北美洲的。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林恩·懷特教授評論說："中世紀後期最可誇耀的不是那時的大教堂、史詩或經院哲學，而是有史以來首次建立的一種複雜文明。這種文明並非建立在揮汗苦幹的奴隸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動力為基礎。"
為碾谷、伐木、排干沼澤和礦井而發明並使用的水車和風車，可代表這種"非人力"的動力之源。其他有用的發明包括木匠用的創、曲柄、獨輪小車、紡車和運河閘門等。
確實，希臘人和羅馬人儘管在哲學和藝術上成就極高，但在以機器力量減輕人類的辛苦勞作方面，在長達千年的時間裡所取得的成績卻還不及中世紀的歐洲人在短短數世紀里所取得的。
就歐洲擴張來說，最重大的技術進步表現在造船、航海設備、航海術和海軍裝備方面。
當歐洲人抵達南亞和東亞清高度發達、軍事上強大的國家時，他們具有一決定性的有利條件，即在海軍裝備上佔優勢。
在16世紀的前20年中，佛蘭德、德國和稍後的英國的冶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這些新火炮長5至12呎，能發射重達5至60磅的巨石，後來，還能發射如此重量的鐵丸，因而，能擊毀300碼射程內的船體。這時，海軍的戰術已由設法攻入敵船轉為舷炮齊射；對軍艦也重新予以設計，很快每艘軍艦平均能架置40門炮。
這些發展給歐洲人以一個決定性的有利條件，使他們能奪取並控制世界各大洋。東方的統治者也趕忙裝備自己的船，但他們的船並不是為安置火炮而設計和建造的，在他們能重新設計自己的船之前，歐洲的海軍裝備已迅速發展，以致它們兩者間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增大。因此，日本人於1905年在對馬海峽取得對俄國人的劃時代的勝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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