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信林：新時期的文學精神是一種寂寞的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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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的文學精神應該是一種寂寞的堅守，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深層次的思考，更是一種穿透浮華的鳳凰涅槃。

唐信林，穿青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貴州納雍人，經濟學研究生，貴州省作協會員。從事文學創作多年，有作品近百萬字散見於各級報刊，有詩文集《遙遠的水西》出版發行。現為水城縣文廣局局長。

蔣能：2011年5月31日，《畢節日報》專版刊載你的散文詩作品及創作談。你說：寫作有一種癮！只要時間稍有空閑，不讀上幾頁，不寫上幾筆，總會覺得生命蒼白無依。可見，寫作已經成為你生活及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通過讀、寫方式介入世界、了解世界、透析世界，而在這物慾橫流的時代，經濟與文化的劇烈碰撞，讓詩人們生活得很矛盾、很艱難，大家會時常反問自己，是該放棄寫作，還是繼續寫作？同樣的問題，在詩人空空那裡，回答得非常堅定，他說：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他甚至「詛咒」自己是染上了一種「千年絕症」，如果真要去除這一千年絕症，唯一的治療方法就是任其病入膏肓。可以說，詩歌賦予了我們做人的底線，詩歌成為了一種信仰，詩人像一根剔除血肉的骨頭，像詩一樣孤傲地生活。

在當下，你怎樣理解文學精神或詩歌精神的？怎樣看待和平衡人生因文學或詩歌而產生的「得」與「失」？

唐信林：關於新時期的文學精神，我的理解是，社會已發展到多元時代，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文學的地位在下降，也日漸地邊緣。在過去，人們的人生軌跡幾乎是固定的，想要跳出固有的生活軌跡，去獲得更多的名聲、利益等，除了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人，愛好文學是一種時尚，寫作幾乎就是唯一的渠道。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改革開放，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文學的地位也開始變化，不過在那個轉型時代，文學還享受著雙重的好處，一方面是市場上獲得名聲和財富，另一方面又受著傳統體制的供養。文學在變化，寫作者也在變化，原來的文學就一大塊，不分純文學、通俗文學，而且文學站在整個社會的中央，萬眾矚目，或者說，對於試圖改變命運的人來說，寫作可能就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道路。而到了現代，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之後，社會多元了，年輕人有了更多的選擇，不一定非要選擇文學。而且，即便是文學，本身也變了。文學原來那種影響力，已經到了最後，然後逐漸變得更弱。許多人起初靠寫作，後來轉戰影視，而更多作者則進入了網路，原來的文學結構變了，類型文學出現，青春、職場、盜墓、懸疑等。年輕人或者乾脆選擇了別的道路，或者進入了文學的新領域。

那麼，文學精神是什麼？印刷品的時代，文化單一的社會裡，文學曾經是萬眾矚目的對象。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傳播即時的革新，文學漸漸變得邊緣，變得不再那麼重要，那麼，此時的文學，又是什麼？其實文學依舊重要，雖然它的現實影響力慢慢讓位於影視，讓位於網路，但是它在社會生活中依然有它的作用。不論社會如何變化，閱讀依舊是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事情，而文學，也永遠都不會失去讀者。因此，新時期的文學精神應該是一種寂寞的堅守，是一種與時俱進的深層次的思考，更是一種穿透浮華的鳳凰涅槃。

從習作至今，已逾三十餘年，關於得與失，無從說起，先是愛好，再是想以此成名、成家，之後閱讀和寫作就變成了一種習慣，總之，得比失多。

唐信林（右）在北盤江

蔣能：「民大現象」一直是當代貴州文學的重點話題，而「民大現象」又以散文詩和詩歌尤為顯著。我發現「民大現象」有個特點，數學系、歷史系,或其他非中文專業的學生，都會不約而同且瘋狂地愛上詩歌，形成一股強勁的文學力量，延綿不斷，以致成為當今貴州文化的先鋒隊或主力軍。

你作為87級「民大」校友，在寫作上受到過哪些「民大人」的影響？我聽王鵬翔介紹，當時你們還召開「野草散文詩」研討會，請你詳細介紹一下？

唐信林：作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民大人」，我們倍感驕傲，那時，物質上我們極端貧困，但那一種學習精神和寫作氛圍特別好。我是1988年在校報當學生兼職編輯，每期我們收到的文藝稿都超過500件以上，先是半月報，後來是旬報，每期定稿時，編輯老師都萬分糾結。小小一個文藝四版，除掉個別老師作品後，每期可以推的就四、五篇短文或詩歌之類的，大家都想上，包括我們幾個編輯，又不敢太明顯表露，最後暗下商量，採取輪流上的方式，大家不擠在一起，把關老師也心照不宣，每期都有個把編輯的作品見報，其他再編幾篇。報紙一出，絕對火一把，全校知曉，你就算圈內人了。如果能上《山花》《花溪》的，那絕對是大咖。

民大四年，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兩個，一個是已逝的貴州少數民族文藝評論家安尚彧老師，他是我大學的寫作老師，每次安排作文，批改時，基本每篇都有大段大段的評論，有修改，有鼓勵，更有引導，本來高中時很畏懼的作文課，被他給弄成了一種期待，一種缺一節課都是一種遺憾的感覺。另一位就是著名散文詩人徐成淼老師，沒有他，民大不會有「野草散文詩」研究會，如果他不在民大任教，民大也不會有這麼多散文詩人。我是在1988年成立「野草散文詩」研究會第一次會議上認識徐老師的，他一發言，我就被他立論高遠，平易近人的風格俘虜了，最後他還和我們一起坐了一回麻辣燙地攤，他出酒，我們出菜，喝得不亦樂乎。我的第一章散文詩《高原河，一條外流的河》就是經徐老師修改後見報的。三十年了，他一直關注著我們。

另外，「野草散文詩」研究會在民大當時的眾多協會中非常活躍，一是民大大部分學友來自草根，積極向上的精神非常可嘉，大家都沒有背景，都想通過文章打天下，出人頭地；二是民大有熱愛創作傳統，氛圍極好，成立協會時參加人員特多，好像超過200人，其它協會開會一個小教室可以，「野草散文詩」研究會開會時非得用大教室，外面還站了很多準備參加的人；三是協會內有許多優秀執著的人，包含現還活躍在文壇上的喻子涵、王鵬翔、鄒永東以及貴州三劍客等等。

唐信林

蔣能：上世紀90年代，納雍詩歌處於一種忍隱狀態。那時，你從大學畢業回到納雍，先後擔任副鎮長、鎮長、鄉黨委書記……寫作成為業外之事，但是，你始終堅守詩歌的良知，從未放棄手中的筆，沒有濫用手中的筆，把它當成敲門磚或者杵手棍。你始終堅持內心的抒寫，去水城工作後，在開發區、住建局、文廣局等單位任職，離「文化」單位越來越近，這是否屬於你的意願？你是否經常和水城的詩人、作家交流？你處於一種什麼樣的寫作狀態？

唐信林：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一路走來，事業上有成功，也有失敗，有欣喜，更有憂傷，之所以選擇去文化單位，也是一種文心不死的想法，就是想再回首，重拾幾近乾枯的筆，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水城雖然沒有納雍文化底蘊深厚，但在鵬翔師兄的帶領下，成績可圈可點，尤其是在散文詩、小說創作上，是納雍不能比的。

本人的寫作狀態非常不好，幾近棄筆。本想在文化部門可以回歸，但繁雜的事務，幾乎淹沒了自己。加之，本人屬於約束力很差的人，對自己的懶惰往往自己原諒了自己。但願早日解甲歸田，再找回失落的自己。

蔣能：散文詩作為一種新興文體，介於散文及詩歌之間。在我的印象里，納雍詩人當中，只有你和王慶才是專註於散文詩創作的人，後來，徐源也寫過部分散文詩，其他詩人則以新詩創作見長。你是什麼時候、什麼原因開始散文詩創作的？一般在什麼狀態下寫詩？發表、出版了哪些作品？

唐信林：散文詩也不算一種新興文體，上世紀初，法國詩人波特萊爾、蘇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印度詩人泰戈爾等都是大家，我國近代的魯迅、劉半農等都有涉獵。我寫散文詩主要還是在民大讀書時受到民大創作群體的影響，覺得表達情感的渠道以散文詩的方式比較適合自己，就一發不可收拾，作品主要收集在王家洋先生幫助編輯出版的散文詩集《遙遠的水西》和一些報刊發表的有百餘章，同時，結合工作，有二十餘篇經濟學論文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