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為何能在武昌率先爆發，領導武昌首義的湖北革命黨人都有誰？
原標題：辛亥革命為何能在武昌率先爆發，領導武昌首義的湖北革命黨人都有誰？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原會長張海鵬
按：20世紀初，清廷的統治不得人心，革命之勢已然形成，革命黨在兩廣等多地領導起義，卻都已失敗告終，辛亥革命最終率先在武昌爆發，湖北革命黨領導新軍推翻了當地清政府的統治，革命之勢席捲全國。對此，我們不經要問：為何起義能在革命黨並非重點關注的湖北率先成功？在孫中山、黃興等主要領袖都缺席的情況下，武昌起義又是由誰直接領導的？
從歷史發展進程的眼光來看，選擇首義地點的必要條件至少應具有如下幾點：
一、正確選定地理環境。同盟會成立以後，孫、黃等領導核心把起義地點選在華南沿海一帶是無可厚非的，除了孫中山本人難以在國內立足，只得著力於華僑工作和海外宣傳以便於爭取經費援助及失敗後容易從此退卻外，其可借鑒之歷史根據是太平天國洪楊起事於兩廣。太平天國是農民起義，他們一開始就創立一支獨立的武裝力量，以此為基地向北推進，借著清政府於內外交困中尚未取得鎮壓南方農民起義的經驗的機會，一舉獲得了建都南京的輝煌勝利。與洪、楊相較，孫、黃起義一開始就具有城市暴動的性質，而無直接掌握一支強有力的武裝力量的圖謀；而清政府已獲得了鎮壓南方邊鄙地帶反清起事的統治經驗。現在看來，孫黃在運用歷史經驗上有失於檢點之處。一般說來，在遠離清政府政治、經濟中心的邊徼發動起事，不會引起清政府的重視和震動，且易於為地方當局鎮壓，由於它距政治、經濟中心遙遠，也易於使政府當局從容組織、調動力量以應付。洪楊起事於金田時，地方當局並不重視它。及至地方處置失當，洪楊勢力張大，引起朝廷重視，發兵剿捕。如果各當事人勇於任事而不隱匿推諉，當不會使洪楊大軍逸出古蘇沖、蓑衣渡。孫黃在廣東、廣西、雲南組織的八次起義，均未成功，就是有力證明。即使暫時成功，由於邊鄙地方交通和通訊不便，也不易爭取各省同時響應。孤立無援，孤掌難鳴，其結果是不言自明的。而武昌地理環境則大不相同。武昌雖如黃興所說「四戰之地，不足言守」，但它是華中政治、經濟中心，兵工等工業企業林立，交通發達，信息靈通，其距清廷所在地不遠，又有京漢鐵路相通。一旦起義（哪怕是一次失敗的起義），給予清廷的打擊和全國的震動，決非廣州和華南沿海偏遠地方可比擬。只要黨人舉措不失誤，及時控制武漢三鎮及其周圍羽翼地區，及時控制京漢鐵路的咽喉地帶1，利用長江天險（清政府海軍力量不強大，利用艦隊攻取武漢的可能性不大），爭取起義地區軍事上暫時的穩固時間，對於等待、刺激和號召各省起義援應，具有相當好的條件。而孫黃等同盟會領導人計不出此，在南方邊鄙屢次敗北而不思改善起義地點的地理環境，顯然是一失誤。
湖北新軍
二、在起義基本力量的組織上著實用力。同盟會組織的起義，其著力點開始都在會黨。萍瀏醴起義及光復會發動的起義也是如此。會黨嘯聚無常，組織渙散，勝時驕，敗時餒，破壞易，建設難，顯然不是可靠的基本力量。後來轉向南方新軍中做工作，這一著力點轉變的積極意義應當肯定。但是，或者所選非人（如郭人漳雖為同盟會員，但在廣西新軍中地位較高，並未決心反清革命），或者工作不紮實（如趙聲、倪映典輩雖在同盟會中有較高聲望，但在新軍內部缺乏長期、細緻的組織發動工作），新軍起義亦未收效。
這一點，在武漢的情形則迥然不同。湖北是清末編練新軍最有成效的地方之一。1902年清政府向全國推廣新軍編練，曾令江蘇、安徽、江西、湖南等省派幹員到湖北考察學習。湖北新軍練成一鎮一混成協，在實力、素質、文化水平、給養諸方面，除北洋六鎮外，無可匹者。在新軍中做策反工作，如選擇北洋六鎮，由於禁臠所關，難於展開工作，觀吳祿貞後事可知；如選擇南方新軍，由於力量不大，不足已成大事。只有在湖北新軍中做工作，可望收到成效。黃興果能像深入郭人漳營做工作一樣，深入湖北新軍中，與那些長期在士兵中進行組織發動的黨人交朋友，一定會產生異乎尋常的效果。
同盟會領導人未能解決的深入發動新軍的問題，被長期以來潛入湖北新軍的一些普通同盟會員解決了。自華興會成立以來，武、漢地區的革命黨人（主要是湖北人和湖南人）堅持了紮實細緻的革命宣傳和組織工作，在各界群眾特別是新軍中聚集了雄厚的革命力量。自科學補習所於1905年11月被迫停止活動後，陸續有軍隊同盟會、群治學社、振武學社、湖北共進會等革命團體的建立。1911年1月，武昌革命黨人在振武學社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革命組織文學社。文學社主要在新軍士兵和學堂青年學生中發展成員，起義前以達三千多人。文學社還以《大江報》作為機關報，報紙免費送新軍各營隊，擴大了宣傳陣地。湖北共進會自1909年由一批留日學生建立後，很快的把工作重點轉向新軍，原屬群治學社的一部分人參加到共進會裡來，起義前，共進會成員發展到兩千多人。正是由於這些革命黨人採用借矛奪盾的辦法運動新軍，把清朝的干城轉變為革命的勁旅，在湖北新軍中造成了雄厚的革命基礎。2（黃興在獲悉這些情況後，也覺得鄂事「似較粵為善」3。）湖北新軍有良好的武器裝備，武、漢有兵工廠，有新軍彈藥庫，這些都已為新軍中的革命士兵所掌握。他們不需要像組織沿海起義那樣花許多錢（湖北黨人只從同盟會領導人手中收到過八百元錢，另湖北同盟會員劉公捐出了五千元作為活動費），去購買武器彈藥。黃花崗失敗後，湖北兩派組織在目標一致的前提下實現了聯合。由於全國政治局勢的迅猛發展，武昌起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大江報》辛亥革命百年特刊
三、起義的領導力量。起義的領導力量如何，關係重大，它決定著起義的成敗結局。據首義老人楊玉如回憶，1910年夏共進會員楊時傑（也是同盟會員）從東京回到武昌，對楊玉如說：
革命潮流，一日千里，進步甚速，中國革命似有成功的希望。但這幾年孫總理、黃克強等專在沿海幾省，靠幾處會黨，攜少數器械，東突西擊，總是難達到目的。我們長江的黨人都想從腹地著手。尤其是我們湖北人，就想在我們湖北幹起來，孫、黃總不大相信，所以我先約劉仲文回來作準備工作。居覺生、彭漢遺、吳壽田、田梓琴等他們都要陸續回來的。我們這次自告奮勇，總要做點事業給孫、黃看看。4
以上情況，黃興似乎是承認的。5可見，湖北黨人對同盟會領導人不選擇武昌為突破口，是很不贊成的。
請羅列籌劃武昌起義的領導人名單。
一、文學社：
正社長：蔣翊武
副社長：王憲章
參 議：張廷輔 湯濟五
參 謀：黃振中 杜武庫 楊在雄 王華國 馬保黃 徐繼庶
交 通：彭楚藩 陳達五
外 交：胡經武 詹大悲
庶 務：劉復基 陳樹三6
二、共進會：
總務部：部長孫 武 副部長劉 公
內務部：部長劉 公 副部長居 正
參議部：部長蔡濟民 副部長楊玉如
軍務部：部長蔣翊武 副部長高尚志
外交部：部長譚人鳳 副部長劉堯澄
財政部：部長張振武 副部長李春萱
調查部：部長鄧玉麟 副部長彭楚藩
交通部：部長丁立中 副部長王炳楚7
三、合併後的聯合組織機構：
總理部：總理劉 公
軍務部：正長孫 武 副長蔣翊武 高尚志
參議部：正長蔡濟民 副長徐達民
內務部：正長楊時傑 副長楊玉如
外交部：正長宋教仁 副長居正 劉復基（堯澄）
理財部：正長李春萱 副長張振武
調查部：正長鄧玉麟 副長彭楚藩
交通部：正長丁立中 副長王炳楚 8
四、起義前議定的臨時指揮機構：
革命軍臨時總司令：蔣翊武
參謀長：孫 武
參 謀：劉堯澄 蔡濟民 吳醒漢 杜武庫
蔡大輔 祝制六 王文錦 徐達民
內 政：楊時傑 楊玉如
秘 書：丁立中 潘公復 查光佛 牟鴻勛
交 通：楊宏勝
財 政：李作棟
傳達命令：鄧玉麟
常駐軍事籌備員：王守愚 陳 磊
常駐政治籌備員：孫 武 潘公復 李作棟9
湖北共進會舊址
查以上名單，只有宋教仁、譚人鳳、居正、胡經武是著名的同盟會員。列入宋教仁，只是考慮他在同盟會中的地位，宋實際上並未參與武昌起義的組織領導工作。譚人鳳、居正是同盟會推出與湖北革命黨人居間聯絡之人，他們實際上也未參與湖北革命的組織領導工作。10胡經武（名瑛）一直在武、漢從事軍運工作，自1907年以來一直在武昌獄中，他雖然同黨人保持著密切聯繫，所做實際工作畢竟很少，且他一向是反對武昌首先起義的。在湖北從事革命的組織領導工作的是蔣翊武、孫武、彭楚藩、詹大悲、劉復基、劉公（仲文）、蔡濟民、楊玉如、張振武、李春萱、鄧玉麟等人，拿這些人的名字（加上胡瑛），與馮自由、田桐、鄒魯所開列的中國同盟會幹部名單11相對照，只有胡經武是中國同盟會本部評議部的成員，其他諸人均名不見經傳，不是同盟會領導圈子以內的人，甚至也不是同盟會的分支機構—中部同盟會領導圈子以內的人。
這個名單對比以及前文的論證說明了：作為辛亥革命勝利標誌之一的武昌首義是未經中國同盟會討論決策、沒有同盟會領導成員參與領導指揮，而是由一些中下層的同盟會成員和其他革命黨成員，在孫中山的旗幟下經過堅苦卓絕的工作後獨立發動、指揮的。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這個事實所包含的優點和缺點是同樣明顯的。優點在於：由於基本群眾組織發動起來了，在脫離領導的情況下，起義終於能夠掀起；缺點在於：起義士兵面臨沒有眾望所歸的領導人的苦惱，他們不僅找不到早已期望來漢的黃興、宋教仁等高層領導人，也找不到起義前確定的臨時總司令蔣翊武和參謀長孫武。在戰火紛飛中，起義士兵找到一個久已脫離革命行列的下級軍官作臨時指揮，而在攻下督署後，拉出一個清軍協統作了革命軍的總首領。如果黃興、宋教仁在起義現場，或者蔣翊武、孫武能冒險挺身出而指揮，武昌起義的前景要輝煌得多，其結局將是另一個模樣。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人著重指出：黃興的姍姍來遲，削弱了運動的政治領導，使「黎元洪這樣的舊黨就在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況中，不倫不類地登上了首義之區的都督寶座。在這裡，首義也就隱伏著首敗。」12指出這一點是今年黃興研究中的進步。實際上，類似的觀點，譚人鳳在民國初年就提出了。譚人鳳在評論武昌起義的成敗時寫道：「談革命者，遂每薄視湖北人為不可靠焉。而豈知空前絕後之事功，卒賴武漢一舉而成立。……惜乎，所舉非才，民國由湖北人而成，卒由湖北人而敗，則不得謂非一大恨事也。」13顯然，這個評論是就表面現象作出的，糾其實質，尚待揭明。
應該指出，對於武昌首義可能出現某種悲觀的前景，黃興早有預測。他在致馮自由函中指出：武昌起義「若強為遏抑，或聽其內部自發，吾人不為之指揮，恐有魚爛之勢，事誠可惜。」14他在致伍平一等人函中又一次強調：武昌「即無吾人提攜之，彼亦將自發，有不可收拾之日，而成魚爛之勢矣。與其日後不可救藥，何若謀勝於機先。」15所謂「魚爛之勢」，所謂「不可救藥」，我以為黃興的基本思想是指，武昌起義可能脫出同盟會的領導和控制，導致產生不符合同盟會主張的結局，事實上，黎元洪被推為軍政府都督，是武昌起義脫出同盟會領導和控制的表現，是魚爛之勢已成。黃興的預測表明，他對於自己未能及時前去武昌「指揮」和「提攜」的後果是有預感的。
從湖北革命黨人一面來看。文學社和共進會負責人在討論聯合的過程中，首先就團體合併取得一致意見，但討論從劉公、孫武、居正、蔣翊武諸人中推選一位主帥，或都督，或總司令時，「無奈彼等謙讓未遑，不肯擔任」，實際上是因為沒有一位眾望所歸的領袖能技壓群芳，難以達成共識。有人提議「我們可否向中部同盟會找黃克強、宋遯初、譚石屏等來幫同我們主持，名義候他們來了再定，如何？」大家一致贊成，乃決定派居正、楊玉如赴上海敦請黃興等人。16從前面羅列的起義領導機構的人事安排中也可以看出：從湖北的黨人中難以產生一位統帥八方的主帥。大家一致敦請黃興前來主持的願望是真誠的。
時局發展的關鍵是，由於黃興等對武昌首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認識不夠，作出武昌為起義突破口的戰略轉變太急促，親臨前線指揮的動作又太遲緩，未曾謀勝機先，形成了起義爆發時的領袖真空。剛剛手刃了兩名革命黨的黎元洪被擁戴為都督，旋而副總統，旋而大總統，照譚人鳳的說法，「漢口由其猶豫而燒，贛、寧由其反對而敗，國會由其違法怕死而解散」，顯然影響了民國初年的全部政治生活。他評論道：「推原禍始，則皆宋遁初之遷延有以致之也。不然，當時內地同志，對於海外來者實有一種迷信心，安有黎元洪？無黎元洪，又安有此數年之慘劇？吾昔日因袁世凱目黃、宋為英雄，曾有言曰：克強雄而不英，鈍初英而不雄，蓋有慨而言之也。」17
批評宋教仁遷延不進是有道理的。同時也應批評黃興遷延不進。如果我們能同意這種認識，則「民國由湖北人而成，卒由湖北人而敗」的話就顯得不大妥當了。說「民國由湖北人而成」，雖不甚妥帖，尚差強人意，說「民國由湖北人而敗」就有張冠李戴之嫌。公正地說：武昌首義的發動者們的革命首創精神是值得表彰的。同盟會領導人對武昌首義的遲疑、彷徨和遷延不進，給後人留下了話題。它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至今仍值得人們回味。
本文作於1992年2月，曾在台北「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上宣讀，載胡春惠、張哲郎主編《黃興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1993年；又載《歷史研究》，1993年第1期。收入張海鵬《追求集--近代中國歷史進程探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
1.介於鄂豫皖之間的武勝關是京漢鐵路的咽喉地帶，控制此地，可延緩北兵來犯的速度。武昌起義以後，已有人提議及此，決策者未能採納，是起義者的一大失誤。
2.文學社、共進會在湖北新軍各標營中都指派了代表，有關發達起義的各項指示、消息，可通過標營代表直接傳達到每個士兵。有的標營還按照起義要求，把全體士兵按革命編製進行了組織，如工兵八營，按共進會要求，編成了一個大隊，大隊長為熊秉坤，其下編成兩個正隊，十一個支隊。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2頁。
3.《致馮自由書》，《黃興集》，第66頁。
4.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25頁。
5.黃興在致馮自由函中說過：鄂省「各同志尤憤外界之譏評，必欲一伸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譽之恥，」見《黃興集》第66頁。「 以洗其久不名譽之恥」一句，似頗費解。
6.參見王華國：《文學社事實》，《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上卷，第7-8頁。
7.李白貞：《共進會從成立到武昌起義前夕的活動》，《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冊，第510頁。
8.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51頁。
9.參見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以上抄錄的四類名單，都是親歷者的事後回憶，各種記載大同小異，基本可信。
10.譚人鳳記述，他1911年6月過漢，經孫武約集蔡濟民、高尚志、鄧玉麟、蔡漢卿、徐萬年、潘公復、李作棟、王炳楚、楊玉如、楊時傑、居正等會議，會中，居正除兩楊相識外，尚須一一問姓名，見《譚人鳳集》。第373頁，可證居正雖為湖北人，但對湖北革命情況所知甚少。居正也不否認這種情形，他在《辛亥札記》中記他1911年2月到漢口，「值禁網嚴密，幾尋不著一條路，找不著一個人，諸事無從下手」，後經楊時傑介紹孫武等，「事漸有緒可尋」。參見《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選輯》，第113-114頁。
11.參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編《革命文獻》，第2輯，及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1編，第2章。
12.皮明庥：《黃興在武昌起義中的成敗》，《黃興新論》，第159頁。
13.譚人鳳：《石叟牌詞》，《譚人鳳集》，第378頁。
14.《黃興集》，第66頁。
15.同上書，第71頁。
16.參見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第48頁。
17.譚人鳳：《石叟牌詞》，《譚人鳳集》，第376頁。
編輯：胡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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