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本重要的著作，可惜大部分人都讀不懂它……
司馬遷撰寫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正史，《史記》誕生後，中國幾乎沒有能夠超越它的史書，可以說，正確解讀《史記》就是正確理解中國歷史。
然而，我們今天該如何讀懂《史記》？日本歷史學家、漢學家宮崎市定研究《史記》數十載，寫了多篇研究《史記》的論文，他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參考從古到今、從中到西讀《史記》的方法。
本篇文章節選自他的著作《宮崎市定解讀》，書籍即將上市，敬請期待。
中國古代的讀法
敘事文不需要序言，這是清代著名史論家章學誠的名言。記述事實的文章誰都能讀懂，只需按照讀到的來理解，按照讀到的來玩味即可，自然沒有從旁說明的必要。
但如果是《史記》這樣兩千多年前的著作，而且又是作為外國的中國史讀物，情況就有所不同了。即便對於中國人而言，這是不同於現代社會的遙遠過去的記錄，閱讀時也是需要某些參考書的。但問題在於，什麼樣的參考書才是合適的。
中國的學問方法，比起綜合全體後考察其本質，不如說是將重點放在各自細部的理解。因此，解讀歷史時自然會有訓詁之學，也就是穿鑿言語意思的傾向。東漢時期，司馬遷的用語中已經出現了難以理解的地方，有個叫延篤的學者寫了《史記音義》一卷後，到南朝宋時又出現了徐廣所著的《史記音義》十卷。
此外還有許多做註解的人，同時代的裴駰就編纂了《史記集解》八十卷。這樣的註上加註堆砌到一定程度後就要進行集成，這就是中國傳統的古典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一直延續到了後世。進入唐代後，司馬貞著有《史記索隱》三十卷，接著張守節又作《史記正義》三十卷。《集解》《索隱》《正義》，這所謂的「三注」最初都是單行本，進入宋代後刊行《史記》之際將三書的內容逐條分解，分別作為正文下的夾注，這就是後世《史記》定本的形態。
不過，給《史記》作注或是評論其文章的人並沒有停止，而是隨著年代的推移不斷積累。到了明代萬曆四年（1576 年），凌稚隆將這些學說集錄在欄外，以《史記評林》為題刊行，從此廣為國內外所知。即便在日本，一說起《史記》通常就是指的評林本，此後又經過了多次復刻。
《評林》是繼承明代學風的產物，當時因科舉的影響而盛行文體評論。
但進入清朝後考證學逐漸盛行，明朝的學問大多都被斥為俗學，因此《史記評林》也作為俗書而遭到輕視。清代學者將適用於經學的考證方法運用到了史學中，關於《史記》也積累了眾多珍貴的成果，這一點對於日本江戶時代的漢學家而言也是一樣的。於是，這些學說有了再一次集大成的必要，日本的瀧川龜太郎博士從大正二年（1913 年）到昭和九年（1934 年），歷時二十餘年歲月，終於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史記會注考證》。
白文運動
註上加註，然後集成，這確實是研究古典的一種方法，但只是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如果在閱讀《史記》時必須同時閱讀注釋，那就十分辛苦了。比如用普通大小的字體印刷的《集解》《索隱》《正義》三注合刻本，打開首卷的《五帝本紀》，第一頁上就堆滿了注釋的文字。如果能出現《史記》正文的「黃帝者」三字還好，但更多時候連這三個字都是看不到的。至於《史記會注考證》就更是如此了，第一頁光注釋家的名字就佔據了大部分，第二頁是《正義》及其考證，直到第三頁過半的地方才終於出現了正文「黃帝者」三字，但緊接著又都是注釋了。
總體而言，注釋的文字非常多，真正的《史記》正文反而散落在了各處，這樣的形態真的好嗎？當然，這種形態不是從《史記》才開始的，在經學讀物中諸如《十三經註疏》等基本典籍里，全都是注釋的內容多於正文，實際上也正是經學的研究方法影響到了史學。但是這樣一來，就難免產生既不是經學，也不是史學，更不是語言學的感覺。
也許有人會說，既然正文被注釋分割地支離破碎，那索性把注釋全部跳過，只讀正文就好了。道理上或許沒錯，但實際讀書的時候，讀者們是一邊看文章，一邊基於某種節奏感來理解意思的，所以一邊尋找正文一邊讀就破壞了文章本來的節奏感，這是很難實行的。
於是就出現了只留下《史記》正文，其餘注釋一概刪去的動向。比《史記評林》成書稍早的時候，新安吳勉學校本的《白文史記》就已經刊行了。我還沒有見過這個版本，但聽說校刊極為嚴謹。俗話說，物極必反。
一面是評林本那樣卷帙不斷膨脹的趨勢，另一面就會產生去除一切附加物、閱讀返回原貌文本的需求。
同樣的傾向在日本也能看到，那就是磐舟版《史記正文》的出現。這冊書附有寬政四年（1792 年）的序言，是越後村上藩用活字刊行的，正文中沒有任何的注釋、句讀、折返點和送假名，只剩下貨真價實的白文。負責刊行的是藩儒服元寬，根據他寫的序文，其父曾師從服部南郭，被教導閱讀白文的古典，並且付諸了實踐。毋庸贅言，南郭是荻生徂徠的高徒，其學風的淵源自然也來自於徂徠。
服元寬說，日本式的讀法「如同蠛蠓盈簡，茫然不知辭之所存」，於是南郭先生從《左氏傳》正文中去除蠛蠓後教授弟子，先人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元寬成為村上藩的儒臣後給藩士們講解《史記》時，特意製作了活字並付諸印刷。
這樣的風氣一開，各地都刊行了同樣的《史記正文》。寬政五年有多賀漸附加音訓的《史記正文》，寬政十二年又出現了陸可彥翻刻、鍾伯敬刪定的《史記正文》。後者是長門國儒士陸可彥號稱如實翻刻明代鍾伯敬的版本，但如果對照鍾伯敬本就會發現，那並不是完全的白文，而是在多處插入了注釋。陸可彥將這些注釋全部刪去，只在欄外標註了簡單的音義。
西洋式的標點法
白文《史記》的最新版本是民國二十五年（1936 年）由古代史專家顧頡剛等人點校的活字本，不僅進行了句讀，還在固有名詞的左側加上了旁線。由於完全刪去了注釋，每一頁的容量都很大，《五帝本紀》的第一頁就包含了《會注考證》九頁的內容。
這裡引起我們注意的是，這本書的文章處理方法完全是西洋式的。如果是橫排文字，固有名詞可以用首字母大寫表示，但漢字是不適用這種方法的，所以代之以旁線。句讀上除了用句號「。」代替西式的句點外，逗號和分號完全和西洋相同。這套標點法在民國初年文學革命之際，經過胡適等人的提倡而廣泛運用。
這版標點本的《史記》非常易讀。不過雖說不再受到注釋的煩擾，但像這樣完全去除注釋的做法，終究也有不便的地方。畢竟對方是兩千多年前的產物，如果這些文章能夠某種程度上直接讀懂，那幾乎就是奇蹟了。
所以，深入細部就必須有特別的注釋才能讀懂，這也是理所當然的。最近發行的中華書局二十四史的《史記》中，正文完全沿用了前面說的標點本，同時根據內容意思劃分成段，在段落結尾整理插入了《集解》等三注的內容。注釋的對照之處在正文中用數字標明，這和西洋圖書中的索引是完全一樣的。
雖說學問的方法變得西洋化了，但這完全不成為自卑的理由。現今的西洋句讀法是漫長經驗後不斷改良的結果，絕不是從古代希臘就作為西洋文化的特質而沿用至今的。那時的文章既沒有標點也沒有段落，完全就是一塊平板，與中國漢文的白文幾乎沒有什麼區別。
通過概觀《史記》刊本的體裁變遷，我們至今為止怎樣讀《史記》的問題大致得到了解決。接下來讀《史記》的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從最終得出的結論出發，這和其他的研究領域並沒有什麼差別。
節選自《宮崎市定解讀》，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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