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時期多出暴君和昏君，原因有這三點，讓人深思
第一個層次是時代背景，也是產生這個現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兩晉南北朝是亂世，它是一個東漢魏晉的政治經濟秩序走向崩潰，隋唐的新政治經濟秩序尚未成型的時期，這一階段的社會總體是混亂和動蕩的，這就給了很多小勢力或地方政權藉助軍事暴力和歷史機遇而登上政治舞台，暫時性的控制一個地區，乃至在極短的時期內晉身為「中央政府」，自命為「王朝」的機會。
這在早期的北方表現的最為明顯：比如十六國的前趙（26年，出現了著名暴君劉聰），後趙（33年，出現了著名暴君石虎），冉魏（後趙的延續，2年，出現了著名暴君冉閔），這些所謂的「王朝」，其性質除了極短的一段時期，不要說合格的中央政府，甚至不能算是一個成熟的統治集團，而只比一個純粹的軍事集團強的有限，它們所以能暫時性的佔領中國北方，很大程度上是藉助了八王之亂後西晉衰弱的時機，通過軍事暴力強行奪得政權，然而在奪得政權後，因為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創建，很快就因為內部爭權奪利的政治/軍事鬥爭而走向瓦解，即便是最終從這一系列的爭鬥中殺出來，殺的窮兵黷武，孤家寡人的「蠱王」冉閔，在對上了政治體系相對成熟，內部鬥爭較小的前燕後，也很快就眾叛親離，一敗塗地。
第二個層次是動蕩的時代在南北政權之上的投射，在北方，自前趙到冉魏的幾十年里，連續不斷的戰爭，實際上已經幾乎將北方西晉時代的士族政治摧毀的十之有九，自前燕-前秦的時代開始，異民族政權所面對的主要問題，已經是如何從政治，經濟，到文化上，與北方漢人，特別是地方豪族完成融合，從陌生到熟悉，從分離到統一，如何在北方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具有生命力的政治經濟制度，這是一個很漫長和反覆的過程，而在南方，因為士族政治保留的較完整，所以士族政治末期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包括對君權的侵吞，對民眾的剝削和掠奪，在東晉到南朝前期表現的都相對明顯，這導致了特別是在東晉，君權總體上偏弱，下層民眾受到的剝削壓迫也很重，於是南方的政治每每風雨飄搖，士族統治也在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在掙扎中續命，在動蕩中瓦解的軌跡，到劉裕代晉後才轉入衰亡期，即便如此，直到侯景之亂後，它才算是基本被摧毀。
這就導致了在北方，新政權要不斷面臨創建嶄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建立在民族融合的基礎上的政治經濟體系的挑戰，但這樣的融合和建樹，明顯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時間裡一蹴而就，於是我們就能看到北方政權在幾百年里的不斷統一和分裂，如前秦的統一和崩潰，北魏的統一和後期的崩潰，直到北周的再統一，而在這個波動上升的過程中，建立在新土地制度基礎上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也被從無到有，從鬆散到成熟的建立起來。而在南方，舊政權則要不斷面對在腐朽的士族政治瓦解過程中所出現的政治動蕩，包括下層的農民起義，中層的士族寒族之爭，高層的皇帝與士族之爭，以及士族與士族之爭，乃至南朝後逐漸成為主流的皇族之爭，以及皇族和地方豪族之爭，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無論南北政權的軍事和政治的鬥爭和波動都是非常頻繁的，兩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君主的更換，政權的動蕩，分裂，乃至滅亡的可能性，也使得武力的運用和對社會的破壞變得更加頻繁。
第三個層次表現為動蕩的時代對個人的命運和心理的影響，因為戰亂，政亂，以及政權興起和顛覆的頻繁，所以這個時代的君主的個人命運多是很黯淡的，即便是政權更換頻率相對較低的南方，從東晉到宋齊梁陳，廢帝出現的次數依然非常頻繁，在位一年的皇帝屢見不鮮，東晉皇帝在位超過十年的只有三人（司馬聃，司馬曜，司馬德宗），宋齊梁陳更是一朝僅一人（劉義隆，蕭賾，蕭衍，陳頊）。在這種大社會背景下，對政治鬥爭的高度敏感，對武力，特別是軍事暴力的盲目崇拜和濫用，沉迷於慾望享樂或宗教的虛無信仰，這樣的社會思潮不但在社會上盛行，也不可避免的會對皇帝個人的心態和行為造成負面的影響。
當然，除了時代和社會因素外，皇帝個人對其自身性格與命運的影響也是不能排除的，歸根結底，同一個時代背景下，能出現苻生也能出現苻堅，能出現元宏也能出現元恂，所以歷史的進程固然是主流，但個人的奮鬥，依然有著不能忽視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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