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氣對我們人生的影響一點也不比能力小？

記得在十來歲時，我曾看著黃色的安息日燭火，在為它供應燃料的白色石蠟圓柱上隨意舞動。那時的我還太年輕，覺不到燭光的浪漫；但火焰形成的搖曳影像，卻仍使我感到燭光的不可思議。

它飄忽不定，變幻無方，時大時小，而這些看來都沒有明顯的原因或計劃。我相信在那火焰後面，一定有者它的節奏和成因，有者某種科學家們能用數學方程來預測和解釋的模式。

「生活並非如此，」父親卻這麼說道，「有時，無法預見的事情是會發生的。」

他說起了在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那個他被關押、忍飢挨餓的納粹集中營里，他曾從麵包鋪里偷了一條麵包。鋪子的麵包師傅讓蓋世太保（Gestapo）把所有可能犯下這一罪行的嫌犯集中起來，排成一排。

「誰偷了麵包？」麵包師傅問道。如果無人作答，他就會叫衛兵將嫌犯們一個接一個地槍斃，直到他們全部被殺死或是有人出來認罪為止。為了放其他人一條生路，我父親站了出來，父親不想給自己裝點上一層英雄主義色彩，他說這只是因為他已經預計到，不管怎樣他都會被槍斃，但麵包師傅沒有叫人打死我父親，反而給了他一個待遇優厚的助手職位。

「這就是個碰運氣的事。」父親說，「這跟你怎麼做毫無關係。但如果事情不是這樣發生的話，你永遠都不會被生出來了。」

我震驚了：我竟然應該為了我的存在而感謝希特勒！德國人殺害了我父親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孩子，徹底抹去了他的前半生。因此，若不是因為戰爭，我父親就水不會移民到紐約，永不會遇到同為難民的我母親，當然也永不會生下我和我的兩個兄弟。

父親很少談及這場戰爭。當時我還不怎麼覺得，只是多年後才開始慢慢認識到，當父親向我談起他痛苦的過去時，並非只希望我知道這些經歷，而更多地是想給我上一盤關於生命的大課。

戰爭是個極端的情況，但機遇在生活中的角色卻不是由種種極端狀況來體現的。如同那燭火一樣，生命的主線總是被各種隨機亊件誘往新的方向，這些隨機事件——連同我們的反應——就決定了我們的命運，如此所造成的結果，則是人生既難以預測，也難以解釋。

在注視羅夏墨跡（Rorschach blot）時，你可能會看到麥當娜（Madonna）而我卻看到一隻鴨嘴獸。而同樣地，我們在商務、法律、醫藥、體育和媒體中所遇到的數據，或孩子的三年級成績單，都能以多種方式來解讀。

不過解釋偶然性在時間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不像解釋一個羅夏墨跡：有的解釋方法是對的，有的則是錯的。

我們在不確定局面下進行評估和選擇時，常常會依賴於直覺。

假設我們碰到了一隻微笑的劍齒虎，我們就必須確定這微笑是因為它又肥又快活呢，還是因為餓得半死的它看到了我們這頓美餐。這時，直覺的處理無疑更具進化優勢。

但現代世界有著完全不同的物種力量平衡，同樣的直覺在今天則伴隨著缺點。用習慣性的思維方式去對待今天的老虎，可能會導致非最佳甚至是不當的決策。

對於研究大腦如何處理不確定性的人而言，這個結論一點兒也不奇怪：許多研究表明，人類大腦中對不確定局面進行評估的部分，和處理情感這一人類特性——常常也被認為是非理性的主要來源——的部分，兩者之間存在者緊密聯繫。

例如，通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得到的圖像表明，風險和回報是由多巴胺能系統的某些部分來估定的，而多巴胺能系統正是對於動機和情感過程非常重要的大腦獎勵迴路。這些圖像還顯示，陷在不確定性中進行決策時，同樣與人類情緒狀態、特別是恐懼感有關的扁桃體，處在了激活狀態。

人們對涉及偶然性的形勢進行分析的機制，是進化因素、大腦構造、個人經驗、知識及情感共同形成的複雜產物。

事實上，人類對於不確定性的反應是如此複雜，以至於某些時候大腦的不同部分會得出不同結論，並顯然通過相互鬥爭來最終確定哪個結論能夠做主，舉個例子，如果每4次中有3次，你吃完蝦後臉腫得有正常大小的5倍大，那麼「邏輯的」大腦左半球會試圖找出一個模式來描述其中的規律，而「直覺的」大腦右半球則簡單地告訴你「離蝦遠點」。至少這就是研究者們通過不那麼痛苦的實驗所發現的結論。

這個實驗遊戲稱為概率猜測，其中代替蝦和組胺的，是一系列展示給被試者的兩種顏色——比方說綠與紅——的卡片或燈光，通過實驗安排，這些色彩以不同的概率出現，但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模式。比如在類似紅-紅-綠-紅-綠-紅-紅-綠-綠-紅-紅-紅這樣的顏色序列中，紅色出現的次數是綠色的兩倍。被試者的任務，雖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來預測下一次將出現的色彩是紅還是綠。

玩這個遊戲可以有兩種基本策略。

策略一是總以出現最為頻繁的那個顏色作為猜測結果。老鼠和其他非人類動物就喜歡走這條路。該策略總能保證得到一個較為確定的預測成功率，但同時也得接受如下事實，即我們無法做得更好一些。比方說，如果綠色出現的比例為75%，那就總是猜下一個出現的仍是綠色，此時的預測準確率將為75%。

策略二則是將你所預測的綠/紅色比例與所觀察到的綠/紅色比例「匹配」起來，如果綠色和紅色的確按某種模式出現，而我們又找到了這一模式，該策略就能每次都做出正確預測。但如果顏色的出現完全隨機，那最好還是堅持第一種策略。在綠色以75%的比例隨機出現的情況中，採用策略二，在10次中大概只能猜中6次。

人類通常都試圖猜出紅/綠出現的模式，這就讓我們輸給了老鼠，但還有一些人，他們遭受了稱為開顱術（split brain）的外科手術術後大腦損傷，其大腦左右半球之間的通訊被切斷了。

如果讓這些病人進行上面的概率實驗，並讓他們只使用左眼來觀察彩色燈光或卡片，同時只用左手來給出其預測的話，這就相當於只對他們的右半大腦進行實驗。而如果使用的是右眼和右手，那麼實驗就是針對左半大腦進行的了。

研究者們如此實驗後發現，同一個病人，其大腦右半球總是選擇猜測更頻繁出現的顏色，而左半球則總是試圖找出一個模式。

在面臨不確定性時能做出明智的評估和選擇，是一種罕有的能力。但與任何技能樣，經驗可以使之得到改善。

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將細究偶然性在周圍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還有那些經多個世紀發展起來的、能幫助我們理解這一角色的思想，以及常常使我們誤入歧途的各種因素。

英國哲學家和數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曾寫道：

「我們都從『皮素的現實』——也就是『食物就是它們著上去的那樣』這一教條——出發，認為草是綠的，石頭是硬的，雪是冷的。但物理學使我們確信，草的綠、石頭的硬和雪的冷其實並非是我們通過自身經驗所知道的草的綠、石頭的硬和雪的冷，而是某種非常不同的東西。」

接下來，通過隨機性的目鏡，我們將看到在生活中也同樣有許多事情 ，它們並非如表面所見，而是別的非常不同的東西。

2002年，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一位名叫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科學家。

如今的經濟學家什麼問題都研究——他們解釋教師的工資為何如此之低，足球隊何以能值這麼多錢，而豬的生理功能又是如何對養豬場規模形成了限制（一頭豬的排泄物是一個人的3?5倍，因此，數千頭豬的一個農場，常常比它旁邊的城市產生更多的廢物）。

儘管經濟學家發起了這麼多了不起的研究，2002年諾貝爾獎的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卡尼曼並非是一名經濟學家。他是一名心理學家。數十年中，他與已故的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道，研究和闡明了對隨機性之誤解的各種不同類型，而正是這些誤斛，造成了本書中將要談及的許多常見的謬誤。

要理解隨機性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最大的挑戰在於，儘管隨機性的基本原則產生於日常的邏輯，但其導致的許多後果是違反直覺的。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本身就是被一個隨機事件所激發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當時還是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心理學副教授的卡尼曼，接受了一樁相當不刺激的雜差：為一群以色列空軍飛行教官講授有關行為矯正的傳統觀點及其在飛行訓練心理學中的應用。

卡尼曼強調指出，對正確行為進行獎勵能起到矯正作用，而懲罰錯誤行為卻沒有同樣效果。這時一名學員打住了他，並說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看法使卡尼曼恍然而悟，並在之後幾十年中引導了他的研究。

「我常常為飛行員所做出的漂亮機動而熱烈地表揚他們，但下一次他們總是飛得更糟糕些，」這名飛行教官說道，「我也曾為飛行員糟糕的機動沖他們尖叫，而大體上，他們下一次總是要飛得好些，所以請不要告訴我獎勵有效而懲罰無效，這與我的經驗不符。」

其他的教官也都同意這一觀點，對卡尼曼而言，飛行教官的經歷聽來不假，但他也堅信動物實驗所給出的結果，即獎勵比懲罰更為有效。

這個明顯的悖論使他陷入了沉思，然後一個想法出現了，飛行教官的尖叫的確發生在飛行員改進其飛行之前，但不同於這個表象，尖叫並不是導致改進的原因。

道理何在呢？答案就存在與一種被稱為回歸均值的現象中，即在任何一系列隨機事件中，一個不尋常的事件後面，總是更可能跟著一個相對更平凡的時間，而這完全都出自偶然。

飛行教官的例子中，回歸是這樣來做的：每個飛行學員都具備一定的戰鬥機駕駛能力，飛行技術水平的提高牽涉許多因素，還需要大量的練習，因此，儘管他們的技術通過飛行訓練在慢慢提高，但僅僅比較連著的兩次飛行，是難以察覺這個提高的。

所以任何特別好或特別糟的飛行表現，基本都是個運氣問題。如果飛行員完成了一次優異的著陸，遠好於其正常水平，那麼第二天他就有很高的機會表現得更接近於正常水平——換而言之，比這次糟糕一些。

如果教官因為這次的優秀表現表揚了他，那這個表揚看來就沒起到好作用，而如果這名飛行員的者陸非常糟糕——飛機衝出跑道盡頭並栽進了基地自助餐廳盛玉米雜燴的大桶里——那麼他同樣有很高的機會在第二天飛得更接近正常水平——也就是飛得更好。

假設教官有著為其糟糕表現而尖叫「你這頭笨猩猩！」的習慣，那麼表面上看來，這個批評就收到了好效果。如此就出現了一種表面上的模式：學員飛得好，表揚就起不到好效果！而如果學員的表現糟得讓教官高分貝地將他與低等靈長類相提並論，那之後其表現就有所改進。

卡尼曼課上的那些飛行教官們，就從這樣的經驗中得出結論，認為尖聲訓斥是一件有力的教育工具。但實際上，尖叫根本沒有改變什麼。

這個直覺的錯誤引起了卡尼曼的思索，這種誤解是不是普遍現象？我們是不是也像這些飛行教官一樣，相信粗暴的批評能改進孩子的行為或僱員的表現？面對若不確定性時，我們是否還做出了其他誤判？卡尼曼知道，人類出於必要而使用了某些策略，以降低進行判斷的複雜性，這個過程中，對概率的直覺就扮演了重要角色。

你是否也曾在享用了從街頭小販購買的看似甜美可口的酸橘汁腌魚炸玉米粉圓餅後覺得不舒服？你並不會有意識地回憶起所有那些你並為之掏腰包的類似的食品攤，並數一數在饕餮之後的那個夜晚猛灌了多少次鹼式水楊酸鉍（Pepto-Bismol），然後再得出一個數值估計量；你只是讓直覺來完成這個判斷。

但20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早期的研究表明，這種情況下，人們對隨機性的直覺常常會導致失敗的結果。

卡尼曼思忖道，對於不確定性的誤解到底有多廣泛呢？對於人類決策而言，這又意味著什麼？兒年後，卡尼曼邀請了一位副教授同事特沃斯基，在其研究小組的學術例會上作了一次來賓講座。然後在午餐時，卡尼曼向特沃斯基提到了他所醞釀的想法。

之後的30年中，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發現，即使是久經世故的被試者，當涉及隨機性過程——不論是軍事或體育比賽中的形勢、生意上的窘境或是醫療方面的疑問時，人們的信念和直覺都常常有負所託。

設想你所寫的一部關於愛情、戰爭以及全球變暖的驚險小說，在4個出版商那兒都被退了稿。直覺以及胸口堵得慌的感覺大概在說，這些出版業專家的拒絕，只能意味著手稿一無是處。

但這直覺是否正確？你的小說真的賣不出去嗎？根據經驗，人人都知道即使連著幾次扔硬幣都是正面朝上，也並不意味著硬幣的兩面都是正面。出版物的成功是否會如此難以預料，以至於哪怕我們的小說註定要登上暢銷書榜，卻仍然有許多出版商不能發現它的閃光點，並寄出那些寫滿了「謝謝」和「不，謝謝」的信？

在1950年代，有本書被多個出版商退稿，並得到了諸如「非常乏味」、「一部典型的家庭內部鬥嘴皮、微不足道的煩惱以及青春期情感的沉悶記錄」以及「即使本書在5年前趁著它的主題（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過時的時候面世，我也看不出它有任何機會」之類的評論。

但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的這本《安妮日記》（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至今已賣出了 3000萬冊，並因此成為有史以來最暢銷的書籍之一。

退稿信同樣寄給了希爾維亞·普拉斯（Sylvia Plath），因為她「肯定沒有足夠的真正的天分來引起我們的注意」；將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莊園》（Animal Farm）退稿的原因則是「動物故事在美國沒法賣出去」；而由於「又是波蘭和富有的猶太人」，以撒·巴什維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也被退了稿，而走紅之前的托尼·席勒曼（Tony Hillerman）被代理商所拋棄，並被建議「把所有那些印第安人的玩意兒都去掉」。

這些並非孤立的誤判。實際上，許多日後取得巨大成功的書，都不得不從退稿的經歷中熬出頭來——不是一次退稿，而是反覆多次的退稿。

舉例來說吧，相比於約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西奧多·蓋澤爾（Theodore Geisel，瑟斯博士）和羅琳（J.K.Rowling）的作品，現在大概沒幾本書會具有同樣明顯而全方位的吸引力。但在成名之前，那些手稿都遭到了一次次地退稿。

格里森姆的《殺戮時刻》（A Time to Kill）被26個出版商退了稿，而他的第二部作品——《公司》he Firm）——僅僅是在一個私抄本流傳於好萊塢並得到60萬美元的電影版權費後，才引起了出版商的興趣。瑟斯博士的第一部兒童讀物《想起我在桑樹街見過它》（And to Think That I Saw It on Mulberry Street）被27個出版商退稿。

而羅琳的《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第一部的手稿經歷了9次退稿。相對於這些最終成功的人，則是這個行當中誰都再清楚不過的硬幣的另一面：那許許多多潛力無窮卻永未成功的作者，那些在最初20次退稿後就封筆的格里森姆們，或在最初5次退稿後就放棄的羅琳們。

這其中的一位約翰·肯尼迪·圖爾（John Kennedy Toole）——在多次退稿後，不再指望作品能得以出版，並選擇了自殺。他的母親留住了手稿。11年後，《笨伯聯盟》（A Con federacy of Dunces）出版了。它贏得了普利策小說獎，並售出了近200萬本。

一部偉大小說的創作——或說一件珠寶或一塊灑上了巧克力碎塊的曲奇餅，和這部小說印刷成書後在數以千計的零售店前高高堆起的書堆——或說成套的珠寶或成袋的曲奇餅，這兩者間有著一道隨機性和不確定性的鴻溝。

之所以各領域的成功人士都幾乎無例外地屬於特定的一類人——那些從不放棄的人，其原因就在於此。

許多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職場上、投資上以及在生活中或大或小決策方面的成功——都是隨機因素的結果，這些因素的影響一點兒也不比我們的能力、勤奮與為把握機會而做好準備的影響來得小。

因此，我們所認識的現實，並不是人或環境的直接反映，而是被不可預見或不斷變化的外部力量所隨機化後的模糊映像。這並非說能力無關緊要——能力正是增加成功機會的因素之一——但行動與結果之間的聯繫，可能並非如我們所樂於相信地那麼直接。

因此，理解過去不容易，預測將來同樣不容易。在這兩種情況下，如果能超越膚淺的解釋去觀察問題，我們將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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