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那年的夏天
18歲那個6月夏日的晚上，我最後一次見到扳道工小戴。
小戴是我小學同學戴喇子他哥，名字早已飄散在記憶迴廊的某個角落。戴喇子自然也是有學名的，不過因為頭上生了幾粒疥瘡的緣故，被人贈予這個諢名。「喇子」的名字不是我班取的，他是上一個年級的留級生。國定路小學一年級開學的第一天，教室的門沒開，我們都老老實實等在漆成墨綠的門外，一個身材矮小、皮膚白皙到隱隱看到血絲爬在上邊，模樣像極了「洋老蟲」的孩子上前大模大樣拍起了門（所以他又叫「戴老鼠」，是我班唯一擁有兩個綽號的人）。「戴喇子，儂了還做啥？！」路過的一名高年級的學生大喝一聲。哦，戴喇子。我們認得了你。
戴喇子他哥比我們最起碼大上五歲——國定路550弄的所有孩子都上國定小學，我入學的時候他哥已經畢業了，如果按照戴喇子本人的智商推算他哥也留過級的話，則大得更多。戴喇子除了哥哥，還有一個看上去比哥哥小點兒的姐姐。和戴喇子略顯猥瑣的「洋老蟲」相不同，他的一哥一姐都相貌堂堂。也許是門類都已齊全且腔調不討喜的緣故，戴喇子經常在家遭到他爸的暴打。而且多少有點奇怪的是，和我們當時的弄堂文化有所不同，每當戴喇子被外邊人欺負的時候，很少看到他哥替他出頭。
我總是看到戴喇子他哥一個人沉默地走在國定路上，英俊得有點混血氣質的臉上毫無表情，有時他也會騎一輛聽令哐啷的28寸鳳凰單車，從我身邊飛也似地掠過。很多時候我緊接著就遇到戴喇子他姐了，她總是穿一件顯然出自她母親之手的不怎麼合身的碎花外套，頭髮褐黃，帶著驚惶不安的眼神和我交錯。他們的母親是蘇北人，一隻眼睛的眼角不知因為出過事故還是天賦，微微上揚，像是被人促狹地拎起眼皮，永久地粘在眉骨那裡，甚至我在她的眼皮上還能看到指紋。於是，大家都叫她「吊眼皮」。
「吊眼皮」一口蘇北話，能夠臉不紅心不跳用你能想像到和想像不到的所有齷齪話對你狂噴半小時以上。每當她和鄰居例行罵戰時，戴喇子的爸爸，一個與他一樣矮小的男人，總是在窗戶後邊長久地沉默，偶爾發出幾聲曖昧無比的咳嗽。如果我沒記錯，戴喇子的老爸在鐵路局做事。這個職業，成為他哥日後悲劇的主要伏筆。
戴喇子全家都是蘇北人。蘇北人包攬了我們里弄里幾乎全部的收費項目的公眾事務，主要是理髮和裁衣。「吊眼皮」在家做裁縫，戴家三兄妹的所有衣服都出品自她，除了他爸，他爸只穿藍色工作服。我去過他們家，那是我第一次在室內看到戴喇子他哥，他躺在一張竹椅上，雙眼空洞地望著天花板上的水漬。這招我也常玩，無聊的時候盯住房間里某一處的劃痕或者水漬，想像幻化成各種奇妙與驚險。
我裝模作樣地輔導戴喇子數學作業，拿出我的作業本給他參考，然後叮囑他不能照抄我一口氣列出的一整列綜合算式。「儂搿能抄，全老師明朝肯定刮三。」說完，我在草稿紙上替他列出三個以上的分步算式。戴喇子頭點得雞啄米似的。「吊眼皮」沉默地在碩大的裁縫桌上朝我投來讚許的目光，上揚的眼皮似乎也有了溫柔的水意。
小學快畢業的那年，我搬離了國定路550弄，每次放學從國定路的中心東二村直接轉到政民路回家，很少再邂逅戴喇子他哥了。有一天，當我蛋疼般準備沿著復旦大學後門那裡國定路橋下的淞滬鐵路，一路數著枕木回家時，又看見了戴喇子他哥。小戴穿一件藍色的工作服，還是那輛破舊的28寸鳳凰單車，不過已經擦得鋥亮，車子座墊下還露出雪白回絲的一角。
嘎吱，小戴把自行車剎在了國定路政民路口的鐵軌旁，叫住我，只說了一句話：「勿要了還鐵路交頭走路，危險。」
第二天上學，戴喇子告訴我，他哥去鐵路局上班了，做扳道工。就是負責把鐵軌變戲法一樣扳來扳去，讓不同列次的火車順利變道的那種工作。「儂阿哥來事伐？萬一扳錯忒哪能辦？」我提出了疑問。戴喇子漲紅了臉，最後迸出的那句話倒是打消了我的顧慮——「伊要扳錯忒儂老早曉得了。」
那是1983年6月的事，我小學畢業考試臨近前夕。幾個月後，我上了同濟中學，戴喇子不是上了淞滬就是少雲中學。我幾乎再沒見他了。而他的哥哥，我要在6年後的同一時間，在那個道軌的路口，再度與他相遇，而那也是我見到扳道工小戴的最後一面。
那年，從4月份起，我就沒有好好上過學，人每天都去，魂飛到了校園外邊。五角場附近高校眾多，每天放學我最大的樂趣就是在各個高校「竄訪」，看各種大字報，記錄各種槽點，次日與男生交換心得。
那些年，橫穿過國定路和政民路十字路口的淞滬鐵路依然承擔著重要的物流運輸。火車的汽笛聲是附近居民每天夜裡最熟諳的催眠。那個夏日，晚飯過後，我和往常一樣準備步行去復旦晃一圈，走到路口，人聲鼎沸。有人從道口的看守房內扯出電線，用竹竿挑起燈泡，晃晃悠悠地照著鐵軌。人群的最裡邊，幾名大學生手裡拿著撬棒，叮叮噹噹在鐵軌上敲碰著，動作笨拙，旁邊一群「路燈下的寶貝」模樣的社會青年指指點點，然而不得要領。
「哪能回事體？」我問旁邊一名大叔。大叔緊蹙眉頭，告訴我：「（此處刪去1500字）。」
擺弄撬棒的學生吭哧吭哧漲紅了臉，開始掀起衣襟的下擺擦汗。正在此時，一個我熟悉的身影「嘎吱」一聲剎在道口。扳道工小戴是也。6年不見，小戴長高長壯了，還是那輛破破的28寸鳳凰單車，不過車子的前大樑上坐了一名三四歲的小男孩，顯然是他的兒子。
「哎，拿搿能勿來賽額。」可能意識到學生的身份，小戴又把頻道切到普通話說了一遍：「哎，你們這個樣子是不行的，那個（鐵軌）撬不出來的。」學生們停下來看他。小戴拍了拍藍色的工作服，又摸了摸兒子的腦袋：「你們先不要動，等我一歇，我把小孩送回家，馬上回來。」說完，小戴偏腿上車，箭一般地朝國定路550弄方向奔去。
一切宛如夢境或像一部彩色的默片，生動而詭異。這件事情過去之後很多年，我依然在懷疑，當時我真的在現場嗎？是他人事後的二手敘述太過生動，讓我在消化咀嚼的過程中不自覺地產生了「代入」的效果，還是？但此刻，當我努力把記憶的影像投射到18歲那個夜晚時，一切又是那麼逼真可觸：小戴飛奔回來，支好單車，抄起撬棒，利落地示範、交還撬棒、拿回再示範……高挑的燈泡，照得大家影影綽綽，小戴和學生們沁滿汗珠的面孔在燈影里散發出灼熱的光。然而回憶是靜默的，不帶半點聲響。
午夜來臨之前，一段數十米長的鐵杆終於被起出來。當鐵軌被小戴他們奮力擲到路基下時，圍觀的人群發出勝利般的呼嘯——同樣地，我能憶起眾人誇張的嘴型，而不是聲響。
那天是我最後一次見到扳道工小戴。幾天後，小戴人間蒸發。那天晚上小戴所有的作為，都有VCR記錄。鐵證如山。
我們國定路550弄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出名的人物，不是那個早年讓我給他挑水換文學雜誌看，後來又卷了居民的幾百塊水電費逃到新疆的死胖子「發糕粉」，而是：扳道工小戴。
（初稿寫於2013年。作者生於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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