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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馬季和爭議最大的「打了侯寶林」

馬季在50年代後期便開始走紅,這一方面得益於他的老師,另一方面,廣播說唱團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電台經常把說唱團相聲演員創作的作品錄成節目播出,馬季的產量比較高,所以他的作品能經常出現在廣播里,同時期的其他演員就沒有他這麼幸運了。而那時廣播雖然不是很普及,但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媒體,所以,馬季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崔琦說:「馬季當年最紅的時候,一上台就是滿堂掌聲,『最近老沒和朋友們見面了……』嘩——下面就是掌聲。他說什麼觀眾都笑。」

崔琦回憶說:「北京曲藝團的演出在前門小劇場,就是現在的大柵欄西口,就在那計時收費的演出,就是進去不要錢,給你打一個票,看你什麼時候進去的,出來算時間,l0分鐘2分錢。這樣上電台的很少,所以,很多演員就沒有馬季的知名度傳播得快。馬季說得也好,有朝氣,基本功說學逗唱都很好,包括倒口,就是使用方言,所以很快被大夥知道。其實當時跟他年齡差不多的還有郝愛民,原來是搞話劇的,但後來知名度就沒有馬季這麼高。」

馬季、劉寶瑞、侯寶林

就在馬季在相聲的海洋里邀游的時候,「文革」開始了,他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相聲被當成四舊破了,不能再說相聲了。也就是在「文革」開始不久,1967年,馬季認識了後來的夫人于波。于波是哈爾濱人,她和馬季相識是因為一個叫焦乃積的人,焦乃積在鐵道兵文工團,有一次去哈爾濱招演員,看中了于波。「一開始我姥姥不願意我媽媽離開她身邊,焦乃積就跟我姥姥說:『她的婚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我要給她找個好男人。』就是因為這個,他把我爸介紹給我媽。『文革』開始,大字報滿天飛,我爸心裡也沒底,所以他想,先把自己不好的一面都擺在我媽面前,所以他認識我媽之後,第一次約會,就帶我媽到廣播說唱團那個粉樓,裡面全是關於我爸的大字報。我媽在認識我爸之前老覺得我爸是個老頭,我媽聽說過我爸的名字,在廣播里永遠跟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的名字在一塊,所以焦乃積跟我媽說給他介紹個人叫馬季的時候,我媽說:『是老頭啊?』我媽認識我爸後,覺得他是個很實在的人。」

馬東說,「我父親1967年底跟我媽媽結的婚,結婚後5個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我媽當時是軍人,軍人的社會地位非常高,我媽說,怎麼我也會跟著你。1969年,我爸爸被下放到嫩江幹校,一去就是3年。我媽去火車站送他,那個年代,你不知道這人一走,是不是還能活著回來,有軍代表在旁邊,你還不許哭。我爸爸去幹校還不是最慘的時候,在北京挨斗才是最慘,挨打。當時造反派的頭頭兒,現在也就相逢一笑了。那個年代荒誕得讓人不能理解。」

馬季(右)和恩師侯寶林(左)

在那個國家主(zhu)席都可以被斗死的年代,很多事情現在回想起來都難以讓人理解,關於馬季,人們爭議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在「文革」期間打了師父侯寶林。馬季在公開接受採訪時惟一一次談到這個問題時也未置可否。崔琦說:「我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這事肯定是有的,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人際關係,兒子爸爸都可以反目為仇,夫妻都可以當敵人,所以應該歷史地看這個問題,而馬季他自己也承擔了一些責任。馬季69歲的時候,他的徒弟在北京飯店給他過生日,送上一個大紅袍,眾星捧月。馬季肯定是功成名就了。但是馬季說了這麼幾句話,他說我馬季從小學藝,熱愛相聲,到現在大家對我很抬愛,其實我在很多地方表現得很無知,也許在過去大家跟我的交往中,同事間朋友間,我也許不經意地沒有意識地說的話辦的事情給哪位造成了傷害,我應該對這些朋友表示抱歉。原話就這意思,我覺得一個人過生日的時候,他能夠說出這樣反思的話來,是很難得的。」

但是後來師徒關係到底是否緩和,也是個謎,常寶華說:「我記得1974年我回到部隊的時候,馬季要請我吃飯,同時侯寶林先生也要請我吃飯,在當時是『文革』的後期,他們的師徒關係有很多傳說,有這樣那樣的矛盾,我就不管有什麼矛盾,為了緩和他們之間的關係,我就說我們就合二為一。我覺得不在於這頓飯。在於在一起能緩和這種關係。當時我們三個人就談相聲,一聊就沒個完。」「我沒跟馬季談過這個事情,反正師徒兩個人後來一起到香港演出了。原來有過你不去我去這種情況,『文革』之後也有過這個情況,有一次外地來約角,分別約的這兩個人,好像後來侯先生沒去,因為聽說有馬季。後來為了相聲大局,兩個人摒棄前嫌。攜手到香港去了。但是生活中基本上再沒有什麼交往。」崔琦說,「這賬應該算在『四人幫』的身上。」

「文革」讓很多相聲演員心灰意冷。在嫩江下放的那段經歷,馬季的主要工作是給連隊的人做飯,這期間他學會了雙手和面。後來,「一號命令」下來之後,馬季又被調到河南周口一帶。很多相聲演員在一起,都覺得以後相聲這碗飯沒有了,像郭全寶,希望以後能騎著三輪車賣菜就行了,大家都在為自己設計未來。但是馬季堅信,一定還會說相聲的。後來大家陸續回北京了,但沒有機會說相聲。

早期的表演

馬東說:「父親那時候還是忍不住寫相聲,他當時看中國援建坦尚尼亞鐵路的新聞,就寫了《友誼頌》,這個作品被改了無數次,但是他們都沒覺得這個相聲能演出來。直到有一天通知他們參加『五一』遊園會,在中山公園演出。結果被當時拍新聞的給錄了下來,然後就用在紀錄片里了。這個片子是姚文元審查,當時大家都覺得沒有通過的可能性,姚文元可能也沒仔細看,一點頭就過了。這個紀錄片一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非常敏感,紀錄片里居然有相聲,那這個相聲就可以在電台裡面播放,於是就把我父親叫到電台錄了這段相聲,這也成了『文革』期間第一段相聲,這時候是1973年。很多年輕人以為相聲就是這時候開始的。我父親在獲得相聲終生成就獎的感言裡面說:『我在沒有笑聲的年代裡,還能給大家帶來笑聲。』後來發現,還是可以說相聲的,就有點鬆動了。我媽跟我說,我爸真正忙起來就是從幹校回來,雖然開始沒有演出,但是可以在節假日遊園的時候演出,所以他原來創作和表演的熱情又一次徹底被煥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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