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我們來做你朋友吧
1921年春夏之交，是毛澤東和蕭子升最後的四個月。那年三月，從巴黎休假回國的蕭子升來看望幾年沒見的老友毛澤東，但這時他二人的思想已大有分歧，常年旅居法國的蕭子升堅持認同無政府主義，而在國內嘗試過各種辦法的毛澤東則反而開始同意起蔡和森說的「俄國模式」。這讓蕭子升很是生氣，因為1920年他剛因為這個和蔡和森吵了一架。
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乃是當年長沙城裡的「湘江三友」，我們就將順著他們不同的命運走向，緩緩敘述。
到了6月，毛澤東說要去上海，正巧蕭子升也有意北上然後回法國，於是便和毛澤東一同上船。在從長沙到上海的船上，毛澤東依舊想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大綱》推薦給蕭子升，蕭子升則始終用老子的「治大國若烹小鮮」作為自己的政治理念，二人不歡而散。到了上海後沒幾天，毛澤東同蕭子升說要去一趟浙江，蕭子升欣然應允，於是二人同遊了西湖，然後毛澤東便不知了去向，蕭子升則徑自北上，接著去了法國。等蕭子升回國時已經是1924年了，擔任國民黨北平市黨務指導委員、《民報》總編輯、中法大學教授、國立北京大學委員兼農學院院長、華北大學校長及國民政府農礦部次長、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等職。1932年8月陷入「故宮盜竊案」，晚年流落拉美。
1921年的這次會面，也許就是毛澤東和蕭子升二人的最後一次見面。
其實毛澤東和蕭子升的分歧由來雖久，但很多年前蕭子升是毛澤東最崇拜的人。
現在讓我們把時針撥到1912年6月，除開毛澤東17歲時在東山高等小學堂寫的《言志》和《宋襄公論》目前已找不到原文外，寫於1912年6月的這篇《商鞅徙木立信論》可以算得上是目前可考的最早文章。
當時看罷這篇文章的國文教員柳潛給出這樣的評語：「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筆力挺拔。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有法律知識，具哲理思想，借題發揮，純以唱嘆之筆出之，是為壓題（點題）法，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言之鑿鑿，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是有功於社會文字。」
其實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一來它是用文言寫就，雖然是淺白的文言，但依舊能從中看出毛澤東的舊學功底；二來在這篇文章里毛澤東提出了和歷來文人對商鞅的不同看法，而這種看法是貫穿他人生始終的；三來這篇文章里「鞅當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於是而欲戰勝諸國，統一中原，不綦難哉？」一句其實足可見毛澤東寫此文與關切時事之間的聯繫。
但最重要也是最沒被人發現的，其實還是第四點。人民，那個後來被他高呼「萬歲」的人民，在這篇文章里是作為愚民登場的：「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那年的毛澤東19歲。那年的毛澤東還有著很樸素的精英右派思想。而這種思想直到1919年才有了顯著的改變，從《毛澤東年譜》上看，這和他親自進行政治活動和親眼見到五四運動的力量有關。
在此之前，毛澤東只是一個從韶山沖的山溝溝里出來的農民。就在來年，他每日到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當時圖書館裡有一張世界地圖，他饒有興趣地看了半天，結果發現上面只有長沙，連湘潭都沒有，何況韶山，這給了他很大衝擊。在1915年2月24日他寫給表哥文詠昌的信件里提到，他讀書時不慎將向表哥借的「《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叢報》損去首葉」，很可見讀書用功力度之大。
就在這時，他遇到了蕭子升。
從1915年8月給蕭子升的信件開始，我們就能看到毛澤東當時對蕭子升的極大崇拜：「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準則，合乎聖賢之旨，敢不拜嘉！」類似的話語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比比皆是。在1916年1月28日的信件里這麼說：「日來思念殊甚，想遷易新地，必多愜意。」同年2月19日則寫道：「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違咫尺數日，情若千里三秋。」在6月24日的信件里同樣表達了自己的真情：「前托時惠德言，願勿食信，並望愛護身體，拳拳一腔，不能畢宣。」
當然，毛澤東也不獨缺蕭子升這一個朋友。1917年9月，他便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向長沙各校發出徵友啟事，啟事說「願嚶鳴以求友，敢步將伯之呼」。
「如果我生活在一百年前，我一定來交你這個朋友。」當年看到招友啟事的我，在心裡這麼說。
回到蕭子升。在蕭子升的回憶錄里，他記錄了一段和毛澤東關於劉邦的爭論。在他的筆下，毛澤東認為劉邦是一個大英雄：「劉邦是歷史上第一個平民做皇帝的，我認為他應稱得上一個大英雄！」蕭子升卻有著相反的意見，他說：「他是一個壞人。他太自私了；就他作為皇帝來說，他也太自我中心化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他是壞人的原因。他只不過是一個懷有政治野心而成功了的人罷了。也許他的心腸並不壞，然而因為政治野心繼續增長，終於使他心地卑劣，理想愈來愈淡，人格也開始墮落，於是他便成了一個壞人。」
蕭子升的這篇回憶錄寫於1959年，那時他已經旅居烏拉圭，因此這段爭吵也許是有用意的，無論是真是假，那時的毛澤東和蕭子升其實已經有了極大的價值觀差異。
儘管在1915年11月9日毛澤東寫給黎錦熙的信件里，他還流露過想當隱士的心理：「方今惡聲日高，正義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當龍潛不見，以待有為，不可急圖進取。」當然，那年的他心智不穩，有波動是正常的。
在《毛澤東早期文稿》收錄的1912-1920年間他寫給眾人的36封信件里，足足有13封是寫給蕭子升的，足見彼此情誼。令人悵惘的是，毛澤東給蕭子升的這些信件，是當地黨組織在土改中發現並保存下來的，這不免讓人覺得，蕭子升也許並不是很看重這一份情誼。
更令人悵惘的是，蕭子升後來在回憶錄里流露出了對毛澤東及共產黨的極大不滿，儘管他在前言里這麼說：「我相信本書是記述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以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誕生和有組織的發展之頭一部著作。我深信，我是唯一熟知此等事件之細節和秘密的人；而由於我並非政壇中人物，故能夠公正而自由地加以揭露。」但行文間卻很明顯傾向於國民黨，當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甚至自己的好友蔡和森被國民黨秘密殺害時，蕭子升直接站在國民黨的角度，說他們都是被「槍斃」、「擊斃」的。與此同時，他還披露了一段楊開慧當年暗戀他卻不果的事情，事情的真相永遠無從得知了，只是在楊開慧死後，他卻這樣寫道：「我應該負罪地說：『假定我未曾結婚，假定我接受了她的愛情，她一定不會以毛澤東妻子的身分被逮捕和被槍斃。』」
也許蕭子升和毛澤東早已經不是朋友了吧。
還是讓我們回到那個時代，雖然毛澤東那時還沒接觸到共產黨，還沒和蕭子升產生巨大的分歧，但毛澤東的想法已經在那幾年裡迅速地成熟起來，1916年7月25日他在給蕭子升的信（也許是可考的最後一封）里，正式提出了這樣一則預言：「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感以縱橫萬里而屈於三島，民數號四萬萬而對此三千萬者為之奴，滿蒙去而北邊動，胡馬駸駸入中原，況山東已失，開濟之路已為攫去，則入河南矣。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
在後來漫長的歲月里，毛澤東提出過非常多的預見，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論持久戰》，而在此之前，亦即在他完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他同樣有著非常多的政治預見。如1919年7月21日在《高興和沉痛》里寫下這樣的話：「克勒滿沙高興之極，即德國人沉痛之極。包管十年二十年後，你們法國人，又有一番大大的頭痛，願你們記取此言。」而七天後在評點日德密約後又寫下：「我們應知道日本和德國，是屢次尋奸未遂的狗男女，他們雖未遂，那尋奸的念頭，是永遠不會打斷的。」包括對溥儀的看法，也比當時的其他人多了遠見：「避居瑞士的卡爾，和伏處北京的博（溥）儀，國民不加意防備，早晚還是一個禍根。」
1920年之前，毛澤東和蕭子升文字上的最後互動出現在1917年夏季，毛澤東給蕭子升讀書札記《一切入一》作序，這篇文章極見行文中的韓愈風骨，讀罷此文，不得不感慨毛澤東舊學功底之深，放在當時的大家中亦不遑多讓。在目前能找到的《講堂錄》（毛澤東聽課筆記）里，我們就能窺探一二。
除了蕭子升，時常和毛澤東的通信還有黎錦熙。作為毛澤東的老師和朋友，他曾經被毛澤東直言不諱地批評過：「其實兄尚非今之所謂名士也。事務之官，固不同乘權借勢之選，而兄之所處，不過編書，猶是書生事業，並事務官而無之，於進退之義何有？」（1916年12月9日，致黎錦熙信）
而更多的，則是承擔良師益友的職責，向毛澤東反覆陳述實際行動的重要：「弟自得閣下，如嬰兒之得慈母。」（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信）在這封信里，毛澤東還流露出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前兆：「故某公（梁啟超）常自謂：『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來日之我與今日之我挑戰與否，亦未可知。蓋研究日進，前之臆見自見其妄，寧不誤盡天下！」
更重要的是，在這封他與黎錦熙的通信里，強調了一以貫之的重要性：「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執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而何謬巧哉？」
那麼毛澤東的一以貫之是什麼呢？實踐。
黎錦熙是有意保存下和毛澤東的通信往來的，1952年建國後，他將這些藏品清檢出來，並結合自己的回憶，在每封信後寫了按語與注釋，題作《毛主席六札記事並注釋》，從注釋來看，也許毛澤東已經沒法和黎錦熙像當年那樣愉快交談了。
當然，對毛澤東更為重要的人是楊昌濟。只是楊昌濟和毛澤東的書信往來不多，而毛澤東的同學楊韶華，則在20年代初向毛澤東借閱了楊昌濟翻譯、毛澤東謄抄並批註過的泡爾生著作《倫理學原理》，也因此建國後當他將這本書還給毛澤東時，人們才能看到毛澤東當年的批註。
楊昌濟是心學傳人，這本書是西方唯心主義的二元論代表作，當年的毛澤東依舊在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間徘徊，在字裡行間的批註中，我們能看到毛澤東樸素的唯物主義，也能看到他開始反對卻不知道為什麼，而在這些批註中，康德、霍布斯、王陽明、朱熹的名字時不時出現，中西哲學功底盡顯。
這也許是貫穿他一生的，對一切的懷疑和自我的親自實踐。
1920年2月他在給陶毅（即陶斯詠，相傳和毛澤東有過一段戀情）的信里，寫道：「我覺得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終極目的）？用什麼方法達到？自己或同志從那一個地方下手？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這和他後來寫出《反對本本主義》的中心思想是如出一轍的。
因此他會不斷去試驗。
他試驗過工人夜校。在1917年10月30日的《夜校招學廣告》里，他首次使用白話文：「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麼？就是俗語說的：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才能寫得幾個字，算得幾筆數呢？」
在後來《夜學日誌首卷》里，他總結了辦工人夜校的經驗，不再罵他們是愚民，而是開始想辦法幫助他們：「我國現狀，社會之中堅實為大多數失學之國民，此輩阻礙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組織、風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時固應以學校教育為急，造成新國民及有開拓能力之人材。而欲達此目的，不可不去為此目的之阻礙。」
在幫助他們的時候，也沒有高高在上，而是用十分俗氣的白話文，目的是為了讓人看懂：「乃用白話自寫自發，發時加以口說，大受彼等之歡迎，爭相詰問，咸曰『讀夜書去！』」
他試驗過體育救國。1917年4月1日，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號發表《體育之研究》。強調體育強國，提出「文明其精神， 野蠻其體魄」的口號。在這篇文章里，他先論述了體育之於德、智的重要性，這其中有著最原始的唯物主義思想，緊接著強調強身健體對民族的重要性，最後別出心裁地自創了毛氏六段操，名之曰「六段運動」。
當然，他還試驗過輿論施壓。1919年7月14日，他創辦了《湘江評論》。在《創刊宣言》里，他的大氣魄終於登場：「這種潮流，任是什麼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麼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也是在這篇文章里，他第一次提出人民的力量：「宗教的強權，文學的強權，政治的強權，社會的強權，教育的強權，經濟的強權，思想的強權，國際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餘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他打倒。」只是在這篇文章里我們能看出來，當時的他還沒有對國民進行過社會各階層分析，但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氣勢磅礴，已經令人眼前一亮：「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與此同時，《湘江評論》里還有許許多多開眼看世界的文章，如《證明協約國的平等正義》、《阿富汗執戈而起》、《來因共和國是丑國》、《好個民族自決》和《可憐的威爾遜》等。
也是在《湘江評論》里，毛澤東開始正式呼籲對女性的關注。從《難道走路是男子專有的》到《女子革命軍》（「或問女子的頭和男子的頭，實在是一樣。女子的腰和男子的腰實在是一樣。為甚麼女子頭上偏要高豎那招搖畏風的髻？女子腰間偏要緊縛那拖泥帶水的裙？我道，女子本來是罪人，高髻長裙，是男子加於他們的刑具。還有那臉上的脂粉，就是黔文。手上的飾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腳為肉刑。學校家庭為牢獄。痛之不敢聲。閉之不敢出。或問如何脫離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軍。」），直到最後連續十幾篇的關於趙女士事件的文章，洋洋洒洒，足見他對女性權益問題的重視。
但是要說到《湘江評論》里最重要的文章，那自然是四篇《民眾的大聯合》了。按照《毛澤東年譜》，這時的他顯然已經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
這篇文章橫空出世，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民需要聯合起來：「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我們且看俄羅斯的貔貅十萬，忽然將鷲旗易了紅旗，就可以曉得這中間有很深的道理了。」
在這篇文章里，除了提出這樣的觀點外，還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字裡行間非常多的比喻，這和他後來的文風是一致的；二是全文都是淺顯的白話文，走卒販夫都能看得懂。
文章寫到這時，我想他已經明白了，自己的文章不是寫給士大夫，而是寫給人民群眾的。
但是《湘江評論》很快就被查封了。
然後他還試驗過湖南建國。從驅張行動到湖南自治再到提出湖南建國，整個1919年到1920年，他都在做這些事，浩浩蕩蕩幾十篇文章，全在講述政治改良。到了1920年11月25日，在他寫給向警予的信里，才正式認識到一點：「湖南人腦筋不清晰，無理想，無遠計，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塗，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闢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翻看他的早期文章，有很多時代印記，誇讚過袁世凱、崇拜過康有為，很快就把他二人一起罵了。而後來「矯枉必須過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時也已經隱隱體現。
每條路都走過，每條路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每條路折騰下來，都有朋友離去。
和毛澤東不同，蔡和森是一直都堅持走俄國的道路。而撞了那麼多次南牆的毛澤東，也才在給蔡和森的信里寫道：「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1931年春，蔡和森從莫斯科回國，向中央申請，要求到瑞金中央蘇區去搞武裝鬥爭與土地革命。可是，由於當時廣東黨的組織遭到全面破壞，黨要派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到香港去領導南方局的工作，以挽回大局。就在赴港不久，蔡和森即被叛徒出賣遭捕，並被引渡到廣州，慘遭殺害。
回到文首，1921年毛澤東和蕭子升分道揚鑣之後，蕭子升的去向我們已經知道了，而毛澤東呢？蕭子升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去參加的，正是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在那裡，毛澤東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有的人他之前就認識，還有很多會在未來陸續的幾十年里走進他的生命。
但那時，已經沒有朋友了。有的人犧牲了，有的人不再是戰友了。
1915年他給友人寫信時說：「足下有志於此乎？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於昔，非有奇傑不足言救濟，足下幸無暴棄。」也許他自己也沒想到，他說的是自己。
也許他是不會有朋友的。他太孤獨了。
所以，毛澤東，我們來做你朋友吧。
參考資料：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毛澤東年譜》、《毛澤東選集》，蕭子升《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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