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老舍的買房夢破碎了
1945年，八年抗戰結束，當國民政府承認和嘉獎抗戰有功人員時，似乎忘記了文化人。當時政府製作了「勝利紀念章」，黨政工作人員、軍人等相關者皆有份，唯文教界無此殊榮，老舍很憤慨，跑去協商卻沒結果。
抗戰結束後，老舍本想買棟房舍，種花寫作，安度餘生，卻因政府官僚的腐敗成為一枕黃粱。這「機緣巧合」下，反倒促成了老舍的訪美遊學之旅。
在國內內戰混亂的時候，老舍陷入政治是非的泥潭，他提出辭去一切職務，但在文協處境窘迫之時，還主動為已脫離的文協募集經費。其他時間，老舍在一座小院里，潛心創作長篇劇作和翻譯中國文學，直到「我的身體疲乏極了，要徹底休息一下。」
老舍為人、為事、為文，一生都在努力溝通著人世間疏離的情感，智圓德方始終是他為人的本色。
以下內容摘自《告別與新生：大師們的非常抉擇》一書，是作家老舍在抗戰勝利後創作《四世同堂》的一段往事。
老舍
1
1945 年8月15日，偉大而艱苦卓絕的抗戰，終於以中國的全面勝利而告終。
在舉國歡慶的時刻，老舍激動得幾近癲狂，在文藝界慶祝會上，他縱情把盞豪飲，甚至跳到酒桌上，划拳行令，狂歡忘形。那是那一代愛國知識分子對整整八年的奮鬥和等待的恣肆釋放。他們為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付出了太多的智慧、心血和忠誠。
但是，當國家承認和嘉獎抗戰有功人員時，似乎忘記了這些文化人。當時政府製作了「勝利紀念章」，黨政工作人員、軍人等相關者皆有份，唯文教界無此殊榮，老舍等人代表文協與有關方面協商，結果仍無望獲得。
在蕭伯青寫的《老舍在武漢、重慶》一文中，寫出了文藝界的不滿，老舍曾就此向蕭表達對政府的憤慨：「你看他們這些人有多麼笨！一個勝利章能值幾文，對堅持抗戰的作家每人發一個，皆大歡喜，豈不是比較好些，可他們偏不那樣做，這倒真使紀念章不值半文了。」
老舍原本想勝利後，繼續回到山東青島生活工作，當年他在青島教書時，依山傍海、山清水秀的幽靜環境，給他留下太多美好的記憶。抗戰快要勝利的5 月，他曾在《民主世界》發表了《「住」的夢》，說他春天想住杭州，夏天想住青城山或者青島，秋天住在北平，冬天住重慶或昆明，他甚至暢想，一旦自己有了錢，就在他喜歡住的這幾座城市各蓋一座中式三合院，就連宅名都已想好，叫「不會草堂」，「不會」者，即不再像在文協工作那樣天天開會之意也。
日本一投降，老舍真的寫信給在青島的老朋友王統照，請他幫忙買一座帶小院的房舍，自己將在那裡種花寫作，安度餘生。他曾想，戰爭剛結束，青島肯定有許多空房子待出售。但當他接到王統照的回信時，他深深地失望了。那些空房子早就被發國難財的巨賈收購，或被手中有權的小官員以「接收」的名義佔有了。
王統照
其實，老舍對國民政府的官員，早就十分了解。他在抗戰後期寫的一個叫「殘霧」的劇本，就揭露過他們的「好色、貪權、愛財」等醜態。該劇講的是一位局長，被日本女間諜色誘利用的故事。該劇的結尾是局長被抓，正當探長奉命抓捕日本女間諜時，一個官太太卻派人將女間諜救出，去參加她的宴會。
另一劇作《面子問題》，寫國民政府「某機關」里的官僚的種種醜行醜態。一面是「世家出身，為官多年」，一向作威作福、死要面子的佟秘書被撤職；一面是不夠精明卻心地善良的趙姓後勤工友，意外地得到一筆遺產，突然成了財主，周圍的人，要麼討好獻媚，要麼投井下石。該劇通過對官場人情世故的諷刺，抨擊國民黨官僚的貪婪無恥和墮落。
這些劇作，源於生活，但令老舍沒想到的是，在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官吏的腐敗會變本加厲。這個政府已病入膏肓，無可救藥。
老舍的買房夢又成了一枕黃粱，1946年年關臨近，友人紛紛離開重慶，在鄰居忙於準備新年的喜慶氣氛中，老舍望著重慶北碚這棟有些冷清、陰涼的小樓，心裡突生一種凄苦。
夜晚，寒月一彎照進小屋，他憶起1941年所賦的七絕一首，很合現在遊子思鄉的心境，於是抄錄下來遣悶，其詩是：
霧裡梅花江上煙，小三峽外又新年。
病中逢酒仍須醉，家在盧溝橋北邊。
不久，這首詩發表在《神州日報》，其抒思鄉之情，讓背井離鄉、漂泊在外的遊子，備感凄苦。
2
寂寞清冷的老舍，突然交了好運，令他始料不及。1946年1月10日，國民黨的中央社發布了一條消息：美國國務院決定聘曹禺、老舍二氏赴美講學，聞二氏已接受邀請，將於近期內出國。
當時，以官方文化界代表出訪國外者不少，但以民間文化人代表身份出訪的，曹禺和老舍算是開先風者，故國內外較為重視。老舍更是喜出望外。
曹禺
抗戰勝利後，美國政府為了加強與中國文化交流，擬請中國作家訪美。幾乎就在這時，老舍寫的《駱駝祥子》，因被翻譯成《黃包車夫》在美出版後，榮獲1945年全美最暢銷的小說之一，老舍被美國文藝界普遍認為是中國的優秀作家。於是，美國國務院出面，邀請老舍到美訪問、講學，作為中美文化交流的系列項目之一。
美國駐華大使館文化聯絡員威爾馬和在重慶美國新聞處服務的費正清，對促成老舍訪美之行，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根據他們對中國文壇的深刻了解，他們向美國政府鄭重地推薦了在中國文壇享有盛譽的老舍，他們還建議美國政府，最好再邀一位共產黨人作家，並推薦了周揚、歐陽山等，但經他們多方聯繫，最終未獲成功，便有了另一位作家曹禺和老舍同行的結果。
經歷了八年艱苦而緊張的抗戰，老舍積勞成疾，能有一次一年的訪美之行，這對調養身心自然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但令老舍沮喪的是，美國只邀請自己，而一直聚少離多的夫人和孩子不包括在內。老舍躊躇再三，最後考慮一年後全家再團聚，就下了決心去美「放青兒」，苦累了八年的「駱駝」，可在青青草地上，盡情地吃青草。孰料種種原因，此次骨肉分離，一別竟然有四年之久。
老舍、曹禺離開重慶時，張治中將軍為他們設宴餞行，周恩來、馮玉祥、冰心，還有從延安到重慶治病的毛澤東夫人江青也應邀到會。那位一年前在老舍創作十周年紀念會上，激情澎湃賦詩的大名鼎鼎的詩人郭沫若，也趕來為老友送行。老舍記得那年郭沫若賦的詩是：
我愛舒夫子，文章一代宗。
交遊肝膽露，富貴牛馬風。
脫俗非關隱，逃名豈畏窮？
國家恆至上，德業善持中。
寸楷含幽默，片言振聵聾。
民間風廣采，域外說宏通。
徒步謝公屐，高歌京洛鍾。
更因豪飲歇，還頌萬年松。
此詩後以《民國二十三年春奉賀舍予兄創作廿周年》，發在《掃蕩報》（1944 年4 月6 日）。這詩讓老舍很感動。
在這次宴會上，記者請老舍談談對即將赴美有何感想，他的幽默天性，再次讓在座的賓朋會心一笑。老舍笑曰：此次赴美，是去「放青兒」。其一直自喻駱駝，春天到張家口外的壩上草原，去吃青草，去換毛，然後回來進行負載更沉重、更遙遠的跋涉。
老舍、曹禺到達上海等候乘船期間，文協上海分會的老朋友，為他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送會。據當時《新華日報》的報道，茅盾、巴金、陽翰笙、胡風、潘梓年等文藝界名流，提前抵滬，送別老舍、曹禺。
宴會是熱烈的，經歷戰火的淬礪，故友重逢，相談甚歡，同時，在歡歌笑語中，也瀰漫著一股憂慮的情緒，中華民族剛剛從日寇的蹂躪中解救出來，突然，又面臨著同室操戈的危機。
老舍
老舍似乎還存在一種樂觀情緒。《雙十協定》畢竟已在1945年10月10日簽訂，經過毛澤東和蔣介石四十三天的談判，國共達成和平民主建國共識。簽訂《雙十協定》的第二天，毛澤東在王若飛、張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1946年1月10日，政治協商會議又在重慶召開，同一天，國共又簽訂停戰協定，毛澤東、蔣介石分別向所屬部隊下達停戰令。
1月13日，軍調部組成，中共代表為葉劍英、羅瑞卿，國民黨代表為鄭介石、蔡文治。軍調部派三十八個小組，赴各衝突點調處。2月25日，《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為國軍之基本方案》由軍事三人（周恩來、張治中、馬歇爾）小組簽訂。全國民眾熱烈擁護。老舍看到和平希望，他甚至說：「在我回國時，希望政治協商的決議多少實現一點，而『文協』能自由地活動。」
有些史家說，當時的老舍已經投入了共產黨的陣營，其實不然，從他登上文壇，到抗日戰爭勝利，老舍一直是個民主主義者，一個愛國進步作家。以他在美國引起轟動的《駱駝祥子》為例，這部小說比起左翼作家的作品，沒有那麼多的「革命」內容和「戰鬥精神」，只是真實地描繪了故都北平城裡一個人力車夫的艱難的生活和悲劇命運。
小說創作的緣起，是他聽人講起一個車夫買車賣車的三起三落的真實事件。他聽後，覺得這事件很有典型意義，認為「這頗可以寫成一篇小說」。辭去山東大學教職，當了專業作家的老舍，開始「入迷似的去搜集材料」。
這位在北平窮苦衚衕長大，熟悉北平底層生活的作家，太熟悉祥子這類苦力了，可以說，他聽到關於人力車夫的故事伊始，一個鮮活的形象已在他腦海里活躍起來。他要做的，只是把這個人物塑造出來和安排故事情節。他後來寫的《我怎樣寫〈駱駝祥子〉》一文，有更詳細的介紹。
關於《駱駝祥子》的結尾，值得一提。最早的《駱駝祥子》版本，在結尾時，作者指出祥子是「個人主義的末路鬼」。但是到了1949年後再版時，作者刪去了原來的結尾。這句話也被刪去，耐人尋味。
《駱駝祥子》的車夫形象
是年3月初，江南春早，老舍和曹禺啟程赴美前，美國駐華大使館在上海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餞行酒會。除學者費正清等出席外，滬上各界名流如白楊等明星也到會表演助興，酒會氣氛熱鬧。據魯海寫的《老舍的美國之行》一文介紹，見友人真情相送，老舍很動情，放下酒杯，站起來，為大家即興表演了他擅長的老生清唱，聲情並茂，博得大家熱烈掌聲。
3
到美國後的大半年裡，老舍走遍了大半個美國，後來又到了加拿大的維多利亞島、魁北克。一路講學遊歷，緊張卻愉悅。但是雖是官費訪美，旅費是定額的，路上的消費要從中支出。到了1947年下半年，美元貶值，物價上漲，老舍已感到囊中羞澀，不得不量入為出了。
讓老舍更為難受的是，曹禺的文化之旅到期，此時國內烽煙四起。先是東北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國共在四平開展激烈的爭奪戰；1946年6月內戰爆發，中原的共產黨軍隊突出重圍，進入蘇皖解放區，同華東新四軍會合；9月，內戰大火蔓延全國。國民黨施行法西斯專政，老舍、曹禺的朋友李公朴、聞一多被暗殺，國內血雨腥風，加上思念故鄉，曹禺決定回國。
曹禺歸國，老舍則結束漂泊生活，在紐約定居，住進八十三西街一一八號的兩間公寓。老舍開始了在美兩年半的寫作翻譯生涯。他創作了兩部長篇小說和一部話劇劇本，同時組織有關方面積極翻譯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學作品。
這兩年，老舍不斷從各方面獲得國內消息，祖國正是國共決戰時期，雙方在東北、華北等廣闊戰線上，展開大規模廝殺，但在美國，這裡一片歌舞昇平，作為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作家，不可能深刻認識國內戰爭的意義。他覺得一位受邀到美進行文化之旅的作家，是在美傳播中國文化，增進中美兩國人民的彼此了解和友誼，這是一個愛國書生責無旁貸的職責。
作家的事業理所當然的是創作，用好作品傳達世間的真、善、美，抨擊社會上的假、惡、丑。把在美時期的老舍說成是「親共」、思想「革命」的作家，或將之視為「反共」、思想「反動」的作家，似都無根據。
有一件事，偏偏讓在美的老舍意外地陷入了一場政治是非的泥潭，是他始料不及的。
老舍曾應邀參加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一次會議，是作為列席代表參會的。會上，有人問老舍，當時蘇聯尚未擁有核武器，你認為是否應當也讓他們掌握製造原子彈的秘密？
老舍知道，美國在日本扔下兩枚原子彈，無疑是最後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重要的手段，但造成日本人民極大的傷亡，是人所共知的。隨著核技術的發展，核戰爭將毀滅世界，是人類生存的極大威脅，似是常識。為了不造成人類滅絕的悲劇，掌握核武器的國家越少越好。因此，出於理性，他予以了否定的回答。
原子彈在日本長崎爆炸瞬間
經美報的宣傳，老舍這一書生之見的非正式發言，傳到了中國，竟一時令國內輿論大嘩，甚至掀起一場政治風波。有批判的，有讚譽的，有憤怒的，有驚喜的，舊中國新聞自由，不同政治背景的報紙，都會各取所需地以完全不同的立場和觀點利用新聞。對此老舍是深諳其道的，他不感到奇怪，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文協的一些老朋友竟然也搬弄是非，起勁地攻擊自己。
善良的老舍感到十分震驚。曾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戰中，齊心協力、甘灑熱血共赴國難，經歷了血與火洗禮的文化人，怎麼突然對朋友兵戈相向？清者自清，老舍不想為自己辯解。
但他主動給文協正直的朋友葉聖陶和鄭振鐸寫了一封信，表示辭去文協理事職務，同時退還了抗戰期間在重慶做手術時文協給他的贊助費。此舉，莫要視為老舍從此要與文協分道揚鑣，老舍從不是小肚雞腸的蠅營狗苟之輩。他這樣做，只是一種態度，一個有尊嚴文人對人格委頓、世味已薄的態度。
這之後，他在美見到史沫特萊時，向她介紹了文協經費一直捉襟見肘的窘境，請求她幫助文協籌集些資金，以解燃眉之急。史沫特萊共募集了一千四百美元，按老舍的要求，匯給了大洋彼岸的文協。有了這筆當時可視為巨款的經費，文協自是欣喜若狂。後老舍從美國回到解放後的北京，用五百美元的稿費，在豐盛衚衕十號（今豐富衚衕十九號）購置了那座有名的「丹柿」小院。
老舍為已脫離的文協募集經費，這也是一種態度，一個有寬闊胸懷的愛國知識分子對價值取向的態度。他為人、為事、為文，一生都在努力溝通著人世間疏離的情感，智圓德方始終是他為人的本色。
4
在紐約州的薩拉托加斯普林，有個林木蔥蘢、池塘清澈、風光秀麗、空氣清香的莊園，後由繼承人將之作為公益事業，為文學藝術家營造並提供一處可以安心從事創作，名為「雅斗」的地方。老舍搬到了那裡，與英國作家拉羅夫·貝茲，日本女作家石垣綾子夫婦，還有史沫特萊女士為鄰，各自住在散落在園林中的小木屋裡。
他們經常在茂密的瀰漫著松葉清香的松林里散步，在春波蕩漾的池塘畔看落日，大部分時間，他們都閉門創作。西服革履、打著領帶、文質彬彬的四十一歲的老舍，給大家展現了中國文人特有的風雅氣度。
特別是每天的清晨，在熹微的朝陽里，老舍總要打一套太極拳或崑崙六合拳的內家拳。老舍一生不間斷地習武，強身健體，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筆者在《民國清流3：大師們的中興時代》一書里，有詳細介紹。在雅斗，老捨出神入化、飄逸又靈動的習武之姿，讓作家們為之傾倒，擊掌叫絕，這成了雅斗一景。
在雅斗的小木屋裡，老舍創作了《四世同堂》的第三卷《饑荒》。《四世同堂》共分三個部分：《惶惑》《偷生》和《饑荒》。其主旨是要表現剛結束的那場偉大的抗日戰爭期間淪陷區人民的苦難經歷，以及他們在苟安的幻想破滅之後，逐漸覺醒，終於意識到只有堅持全民抗戰，才能打敗日寇，才有出路的過程。最後，他們以堅貞不屈和艱苦奮鬥的民族精神，在付出慘重代價之後，最終贏得了勝利。
《饑荒》， 老舍 著
老舍放棄了出於戰爭需要的標語口號式的各種文體寫作，重新回到自己最熟悉和拿手的幽默諷刺藝術。全書以老北平一條小衚衕為舞台，讓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十七八戶一百三十多人，粉墨登場。而筆墨濃重地寫了四世同堂的祁老人一家。寫得最出彩的是大雜院里那群地位卑微的個體勞動者。
《四世同堂》結構宏大，卻極為勻稱。人物眾多，各個都栩栩如生。特別是操地道的北平話的對話，尤其傳神。許多北平的風土人情和衚衕巷陌的生活場景，都描繪得鮮明生動，出神入化。小說生動地描畫出淪陷時期故都人民的苦難生存狀態。
老舍是懷著飽滿的愛國熱情創作《四世同堂》的，誠如他在《〈四世同堂〉序》中所說：
設計此書時，頗有雄心。可是執行起來，精神上、物質上、身體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險能把它寫完。
可以說，這是老舍花費精力最大，寫作時間最長，他自己也最滿意的作品。
抗戰期間，老舍在重慶北碚，共寫了六十多段，大約六十萬字，相當完成了原計劃一百萬字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說，只完成了三部曲的《惶惑》和《偷生》。《饑荒》就是在美完成的。
老舍夫人胡絜青在《破鏡重圓——憶〈四世同堂〉結尾的丟失和英文縮寫本的復譯》一文中，寫了老舍從美國歸國，帶回《饑荒》手稿的情景：
《饑荒》手稿並非寫在稿紙上，而是寫在大十六開的厚厚的美國筆記中，有硬的黑紙面，字是鋼筆寫的，很規整，本數很多，摞起來足有十幾公分高……可惜，這批手稿全部毀於十年內亂，後十三段就包括其中。
「內亂」不僅「毀」了《饑荒》，更吞噬了「人民藝術家」老舍的生命，為了人的尊嚴，他選擇投太平湖自殺。一個默默的耕耘者，比起建功立業的鬥士，或缺乏意志和鬥志，然而老舍的那一跳，卻是決絕地對「內亂」和命運的抗爭。
似上蒼尚眷顧老舍。三十年後，《饑荒》竟然真的有了一個「破鏡重圓」的喜劇結局。
2013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施萊辛格圖書館，竟然發現了浦愛德（Ida Pruitt）女士翻譯《四世同堂》的原稿。比1982年馬小彌譯出的《饑荒》多出三段，還有更加充沛完整的情節。
趙武平在認真研讀了老舍的著作，體會了老舍的語言風格之後，又將《饑荒》遺失的原稿回譯成中文，在2017年1月出版的《收穫》雜誌上發表，再由「活學文化」公司出版全本。誠如《收穫》主編程永新所說：「趙武平先生做了件功德無量的事。」
讀者終於可以見到這部堪稱經典的巨著的全貌了，至此，《四世同堂》載著老舍先生對北京的遙遠的鄉愁，魂歸故里。
在美期間，老舍還創作了另一部長篇小說《鼓書藝人》。該長篇是在解放戰爭隆隆的炮聲中完成的。老舍以此書反映祖國正在發生劇烈的社會變革，並以此書表現了他自己的思想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鼓書藝人》，老舍 著
《鼓書藝人》寫的是抗戰期間，流落到陪都重慶的一群北平演唱大鼓的藝人所經歷的悲歡離合的故事。表現他們在社會底層被壓迫、受欺凌的苦難中，奮起反抗，走向新生，昭示社會革命的必然性。
書中寫了三個青年婦女受到別人的欺騙和糟蹋，也有些人自甘墮落，沉淪潦倒。但更多地表現了他們的覺悟和反抗。方寶慶不僅對藝術持嚴肅態度，還對生活有美好的追求。在其影響下，養女秀蓮產生對獨立生活的渴望。他們父女還努力改革舊藝術，以適應抗日宣傳的需要。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小說還力求表現這群藝人尋求自己解放和藝術的解放。
掌握自己命運，改變自己命運的歷史主動性，這是老舍以前的小說中極為少見的高昂樂觀的基調。小說還精心安排了一位革命作家孟良，在他的影響下，方家父女有了覺醒和進步。這是老舍有意地讓讀者看到一縷新時代的陽光，已穿透布滿舊世界的陰霾，露出燦然的光輝。
當然，這是一位進步作家筆下的革命作家孟良和一群覺醒的藝人。用老舍寫的小說結束語表述，便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證明祖國正在發生的巨大社會變革，對老舍已產生影響。但同時，從小說里，我們也讀到老舍在十分陌生的新的社會變革到來之時的惶惑、矛盾和不安。1948年11月19日，老舍致信艾默森，信中說：
十分抱歉，我要放棄《鼓書藝人》的全部工作了，寫完了十二章以後（約佔全書的一半），我發現他既不像我想像的那麼好，也不像我想像的那麼有意思。我想我還是別寫了。我的身體疲乏極了，要徹底休息一下。
面對正在中國發生的劇烈的社會變革，自由主義進步作家老舍，感到欣喜和期待是很自然的，但如何表現這一社會變革，老舍是力不從心的。因為他自己對這變革尚缺乏認識，自己的思想也並未發生深刻的變化。
因此，《鼓書藝人》不可能表現出歷史轉折的深刻意義，小說中的明麗之色，是作者按自己的認識塗抹出來的。表現藝人的苦難和掙扎，老舍遊刃有餘；而表現他們的覺醒、鬥爭，則顯得蒼白乏力。
故，有的評家認為在《鼓書藝人》中，「顯示出老舍筆下的人物所少有的那種掌握命運，改變革命的歷史主動性」，並說「以此表現了他自己正在經歷的深刻的思想變化」云云，毫無根據，是很拙劣的溢美之詞，是在拔高老舍，拔高《鼓書藝人》。也與老舍致艾默森信中的表達，以及他本人一直不願意拿到國內發表，甚至連該書的手稿都沒有帶回國的事實相抵牾。
我們見到的《鼓書藝人》，是1980年，老舍逝世十五年後，其老朋友，復旦大學馬宗融教授之女馬小彌根據1952年在美出版的英文版翻譯出版的。因為《鼓書藝人》之原稿老舍未帶回國，至今也不知所蹤，無法評價英譯與原稿在藝術上的差距。
《老舍評傳》認為《鼓書藝人》與原作之間在藝術上的差距是相當大的，似站不住腳，既然連原稿已不知下落，那麼又如何與英譯後再譯中的文本相比較？沒有比較，又怎能輕易地下結論。舉凡由文學到人，拔高最易導致思想知識類型上的急功近利或簡單片面化，也會導致以政治標準或某類「功用」取捨去代替文學本身的價值衡量，到頭來，會把文學或作家的真面貌弄得面目全非，這樣的教訓，文學史上實在太多了。
《告別與新生：大師們的非常抉擇》，汪兆騫 著
現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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