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沃內爾：大眾媒體的懲罰、救贖和讚美——大衛·貝克漢姆案例
大眾媒體的懲罰、救贖和讚美
——大衛·貝克漢姆案例
選自David L. Andrews & Steven J. Jackson,Sport Star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sporting celebrity, Routledge, 2001
Garry Whannel（加里·沃內爾）文楊佳悅譯
如今的偶像應該給他們的年輕粉絲們更多的東西去學習。
（《婦女家政》周刊的每周寄語，1997年2月6日刊）
一些報紙和公眾人物總說體育明星應該是道德模範——年輕人的榜樣。他們的行為常常會因為負面原因上頭條，每當這種事情發生時，人們就會譴責他們沒能樹立一個「好的榜樣」。但是，將體育明星看做「榜樣」的這種觀念，為年輕人、媒體和體育明星三者之間的關係設立了一個粗略的、過分簡化的模式。（惠內爾，1995）其實，體育明星的形象包括了人們對男子氣概和道德觀探討的複雜融合，並且受到自我參照、互文式的的名人身份建立的影響。
大衛·貝克漢姆具有成為「金童」的所有特徵——足球天賦，出色的外表，和另一位媒體明星維多利亞·亞當斯（流行組合「辣妹」中的時髦辣妹）盡人皆知的愛情故事。他效力於曼聯，而曼聯因為成為了有錢的俱樂部主導足球的象徵，受到了大力支持的同時也承受著相當多的憎惡。1998年夏天，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度假時的一張照片被大肆傳播 。照片中他穿著被稱作「紗籠」的衣服，因此被小報視為和傳統的男子氣概不符，並且暗示他可能是「娘娘腔」。這個小插曲後不久，貝克漢姆在英格蘭隊在世界盃中的一場關鍵比賽上被罰下場，引起了人們對體育中的道德觀和公平競爭的探論，在這場討論中貝克漢姆由國民驕傲淪為了國民恥辱。但是貝克漢姆用一個賽季擺脫辱罵，贏得英超、足總杯和歐冠聯賽獎牌，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和維多利亞結婚。在大眾媒體中，這個故事被敘述成了贖罪和成功。
小報新聞的價值觀：私人的就是轟動的
媒體新聞非常的私人化。體育新聞有自己獨特的報紙版面，和自己另一套新聞價值觀（霍爾）。因此衝破體育版面限制並且上了頭版的體育新聞肯定有著特殊的反響。新聞界的聳人聽聞並不稀奇，但是最近一系列的發展使得公共和私人範圍之間的關係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英國小報發生了變革，計算機和彩色印刷的廣泛使用加速了傳統版面布局的改變，促進了頭條和照片展示佔據頁面的拼貼畫式布局的興起。這樣就要求新聞和大家熟知的明星人物相關，還要有足夠的影響力和衝擊力。公共和私人範圍的明確界限都變得模糊了，曾經絕對屬於私人生活的領域如今也變成了公共範圍。
和其他任何一個體育新星一樣，剛開始介紹貝克漢姆的口吻是積極讚賞的。博比·布萊克早期為貝克漢姆寫的傳記封底上稱，「在僅僅兩個精彩的賽季後，大衛·貝克漢姆便成為了曼聯最偉大的年輕球星」。對陣溫布爾登的比賽中(1996年8月17日），貝克漢姆中場線上的一個進球得分在名為「世紀之球」的一章中被詳盡描述。貝克漢姆的名聲鵲起是「現象級」的，他是「百萬青春少女的心動對象，更是百萬男生球迷眼中的偶像」。（布萊克，1997，第10頁）人們認為他是愛找樂子又很自律，非常有責任心的男人：「他喜歡偶爾和哥們兒喝點小酒，或是吃飯時配一杯紅酒。但頻率絕不會超過一周一次。『這種程度的自律還是要有的。』他說。」（出處同前，第44頁）
他既平凡又魅力十足，常和模特一起拍攝雜誌的名人版面。（出處同前，第47頁）但是，傲慢自大正在前面等待著他。長得好看，看起來輕而易舉的成功，又是英格蘭頂級俱樂部的球員，足夠讓他成為球迷們辱罵的對象了。1998年，英格蘭在世界盃一場關鍵球賽中被阿根廷擊敗。球迷們將這場失敗歸咎於中途被罰下場的貝克漢姆。有史以來，社會對於違背常規正確行為的譴責方式不斷演變：「現代之前的時期，法庭有各種讓人感到羞辱的懲罰方式可以使用。其中最有特點的懲罰之一就是上頸手枷，而且這個刑罰常常發生在集市日的正午。」（布里格斯等人，1996年，第79頁）就像頸手枷刑在人流最密集的地方——集市日正午的城鎮廣場上進行一樣，現代的頸手枷刑發生在最受歡迎的地方——小報新聞上。這些小報給我們提供的價值判斷有著和中世紀道德劇中一樣的完全的天真無知，但這些道德準則是在道德模糊和晚期現代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下產生的。
小報的苛評和粉絲的憤怒一起使貝克漢姆陷入了糟糕的境地——「這個帥氣的男孩成了替罪羊，他的美好形象崩塌...當1998-1999賽季開始時，所有討厭曼聯的球迷炫耀著他們的得意，這些金髮碧眼的激進分子喊著自創的下流口號。」（《名利場》，1999年9月刊）隨後，小貝的職業生涯中充滿了這樣的敵意，貝克漢姆也只能這樣應對它，「當喬治進球時，每場比賽後都有人為他開香檳慶祝，而貝克漢姆每場比賽開始前直到結束後都只會得到一片噓聲，不管他是否想要這樣。他甚至在街上也會受到辱罵。」（《智族GQ》，1999年5月刊）
然而，鑒於世界盃前布裙照片事件引起的眾怒，他不僅因被罰下場和違反公平競爭條例而飽受詬病，還因為有錢和成功，並且不遵從傳統的男子氣概而受到批評。他的風格比謹慎保守的工薪階層亞文化前衛得多，這讓抵觸任何「柔弱」表現的他們難以接受。
嫉妒、幽默、辱罵和柔弱
之後對貝克漢姆的辱罵主要是由於三個因素：球迷們對曼聯普遍的仇恨，槍打出頭鳥，以及貝克漢姆在1998年世界盃被罰下場的事情。英國足球在90年代被曼聯統治著，人們認為曼聯靠著財富統治足球，曼聯的粉絲也是和曼聯沒有任何聯繫的愛慕虛榮的人，這使得「如果你恨曼聯，那就站起來反對他們」的口號在英聯賽場上隨處可見。貝克漢姆展現出來的富有和時尚便成為了曼聯財富的體現。
一個有著極高天賦的球員，相貌出眾，很時髦，又娶了「辣妹」組合中最好看的，毫無疑問貝克漢姆是一個人生贏家。他的足球天賦掩蓋了他的努力，似乎他毫不費力便取得了這些成就。他就是一隻要被槍打的出頭鳥，就像《Time Out》諷刺地評論：畢竟，他長得比其他球員好看，穿過布裙，又效力於強大的曼聯（他一直支持著曼聯，儘管他是一個雷頓斯通人），和流行歌手約會。哦對了，這些中的任何一項都是滔天大罪。（1999年，3月31日-4月7日刊）
世界盃對陣阿根廷的那場比賽的結果對英格蘭至關重要。但貝克漢姆被罰下場時，比賽比分持平，對他的懲罰似乎並不必要。趁著頭腦發熱報復別人的挑釁是不成熟的，但是考慮到足球賽場上的男子熱血，這樣也是可以原諒的。但是，貝克漢姆明明有時間考慮，還是非常不假思索地，在所有裁判眼皮子底下，踢了對手西蒙尼一腳。確實，這一腳中的懶散天性符合貝克漢姆流里流氣的個性。很明顯他是被激怒的，很有可能西蒙尼誇大了這半吊子一踢的後果，但這件事還是足以讓貝克漢姆成為犧牲品，英格蘭失敗的替罪羊。
這個插曲成了媒體惡評的主角，激起了球迷們的憤怒，使貝克漢姆成為了笑料，這其中很多玩笑都在故意表現他的愚蠢。BBC一檔喜劇節目有一個關於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的搞笑欄目。節目中二人坐在一張奢華的長桌上吃飯。一個笑點是他們毫無共同語言，沒有什麼好談論的，直到關於信託公司的話題出現，他們才突然活躍起來，消息很靈通的樣子。一個嘲笑貝克漢姆對美食一無所知的笑料貫穿整個節目：
小貝：這個培根還是冷的。
辣妹：這個是帕爾瑪火腿，大衛。
小貝：這黃瓜怎麼是熱的。
辣妹：這是小甜瓜，大衛。
小貝：這些豆子都還沒成熟。
辣妹：這是豌豆莢，大衛。
網上流傳的玩笑中有一個叫「貝克漢姆日記」的，諷刺了他的愚鈍（上面記滿了貝克漢姆沒能理解的隊員們的玩笑），還有一個叫「滿腹牢騷又自私的混蛋」。網上另一個費勁心思的玩笑將聰明的外國人阿爾塞納·溫格、丹尼斯·博格坎普、亞普·斯塔姆和愚鈍的英國人亞歷克斯·弗格森、大衛·貝克漢姆進行了對比。
球迷對貝克漢姆惡意有一部分可以歸因於他們對公眾人物展現出的柔弱的抵觸，貝克漢姆的行為完全偏離了英國足球文化中對男子氣概的固有印象。這暗示著維多利亞控制著他，他的衣服也是維多利亞選的，而這是不夠男人的行為，使他看起來像個傻瓜、廢物，顯得他腦袋不怎麼靈光。
媒體對貝克漢姆（在沙灘上）穿著布裙的這張照片的強烈關心，已經成為敘述貝克漢姆經歷時必不可少的部分。關於布裙，一家雜誌評論說，「使他看起來就是個笨蛋」（《智族GQ》1999年5月刊），這張照片的說明文字是「小貝和辣妹以及她們的行頭」（出處同上）。貝克漢姆做了「不夠男人」的事情，像是出席像倫敦時裝周之類的時尚活動（《倫敦標準晚報》1999年1月15日刊）。他大膽的著裝違反了人們對男生著裝的認識。人們眼中雨果·博斯（男士西裝品牌）就足夠前衛和時尚了——略微耀眼但又絕對符合「男子氣概」的筆挺西裝。《太陽報》（1999年4月26日刊）上的一則卡通畫上，描繪了貝克漢姆穿著辣妹組合的英國國旗迷你裙和厚底女鞋的形象，旁邊一位音樂經紀人還在問，「那麼，大衛，維多利亞還教給了你什麼成為明星的訣竅？」那時大眾媒體一直把貝克漢姆刻畫成女性化、柔弱的形象。
許多工薪階層的男性球迷喜歡拿球員的劈腿事件，令球員蒙羞的性事取樂。關於球員老婆和別人有一腿的歌曲和口號並不稀奇。一個關於客隊守門員的口號是「狡猾的守門員，狡猾的守門員，抬起你的屁股」，而最常見的針對貝克漢姆，更準確地說針對維多利亞的口號是「她抬起屁股了嗎？」一些報紙間接地提到這個口號，沒有直接引用。弗洛伊德曾探討過幽默中的攻擊性的作用，也討論過人們在提到性時的羞恥感；「污穢的話語會迫使被攻擊的人想像身體的那個部位」（弗洛伊德，1960年，第98頁）所以球員因私人性事被公開而感到羞恥。這樣的幽默其實是一種武器。說到幽默，亨利·伯格森寫到：「笑不包含感情或者對那個事物的同情，而總是無情的，甚至有著惡意的。」（馬修森，1920年，第6頁）
這種幽默在特定情況下，其實是男子氣概的明顯特點。笑，伯格森說，屬於聚集成群的男人們。（出處同上，第6頁）「笑的目的就是羞辱，一定會讓被嘲笑的人感到難受。通過嘲笑，社會進行自我報復，因為自由縱容了這種嘲笑。如果嘲笑帶有同情或善意，便失去了它的意義。」（出處同上，第6-7頁）
玩笑和辱罵都是緩解壓抑的方式，透露出蹩腳又不安的心理恐懼。對肛交的痴迷，意味著屈服和羞辱，是工薪階層男性陽剛文化被對柔弱和同性傾向的恐懼困擾的表現。在這樣的環境下，被認為「娘娘腔」的貝克漢姆正好提供了一個濃縮了這種恐懼的形象。
不同於他被辱罵困擾的一些跡象，貝克漢姆在整個賽季中表現出色。在1998-1999賽季中，關於貝克漢姆的報道變成了他如何應對球迷們的辱罵，以及他在曼聯三連冠中起到的關鍵作用（曼聯贏了英超聯賽、足總杯、歐冠聯賽這三大比賽），他展示了他的「成熟」，因此應當被原諒並且「恢複名譽」：「貝克漢姆從逆境中蓄力，展現了超強的恢復力」（《倫敦標準晚報》1999年5月26日刊）這種恢復力的取得歸因於貝克漢姆，不像喬治·貝斯特，成為了有家室的男人：「成為父親和即將和辣妹維多利亞·亞當斯結婚，表明貝克漢姆在24歲時已經能夠掌控自己的命運。」（出處同上）
通過愛情進行補救的主題被《Time Out》（1999年3月31日-4月7日刊）在復活節周戲劇化地展現。雜誌上，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穿著白色褲子和白色透視襯衫，擺著讓人想到耶穌和十字架刑的姿勢登上封面，說明文字寫著「復活節獨家：大衛·貝克漢姆的復活」，使得宗教的隱喻更加明顯。雜誌中，相應的文章標題為「來自大衛的福音書」，副標題將貝克漢姆稱作「從名譽荒原重返」。《TV Times》（1999年5月22-28日刊）隨後採用了一張來自同一次照片拍攝的相似照片，附上了相同文章的精簡版本，說明文字寫著「大衛·貝克漢姆從罪人到聖人之路：辣妹」。從此以後，貝克漢姆便成了90年代耶穌的完美象徵——長得好看，時髦，有才華，又和成功的女性流行歌手有婚約。
漩渦效應：婚禮和漩渦效應
媒介業務的形式不斷豐富，和飛速流通的信息一起造成了一種「漩渦」現象，我把它稱作「漩渦效應」。不同的媒體一直互相依賴，在數碼電子信息交換時代，漩渦效應發生的速度很快，重大事件很快就佔據了頭條，專欄作家和評論家一時來不及多說什麼。他們好像被一個漩渦卷了進去。黛安娜王妃之死就是一個佐證，它充斥於各種媒體好幾天，幾乎把其他事件都趕出了人們的視線。在世界盃或奧運會期間，對體育毫無興趣的作者也感到不得不對這些活動說些什麼，就像傑曼·格里爾和A·S·拜厄特在96年歐洲杯上的遭遇。如果不需要是同樣水平的事件的話，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的婚禮也是一個漩渦效應起作用的例子。電視節目主持人會間接提到它，政治家會評論它，手機電台會討論它，搞笑藝人用它編笑話。1999年中，貝克漢姆偶爾單獨，大多數時候和維多利亞一起登上雜誌封面，例如《廣播時報》（3月13日-19日刊），《Time Out》（3月31日-4月7日刊），《Midweek》（1999年4月19日刊），《智族GQ》（5月刊），《Now》（5月19日刊），《TV Times》（5月22-28日刊），《OK》(6月16日、23日刊），《名利場》（1999年9月刊）和《嘉人》（1999年10月）。《名利場》（1999年9月刊）封面上將這個故事稱作「情侶裝！色情的傳言！秘密的文身！」。對這對夫妻的自我參照、互文式的強烈關注變得具有自發性，使得雙版面的大報和政治報紙都不得不對這件事做出評論。這對夫妻將婚禮的報道權賣給了《OK》雜誌。僅僅是婚禮獨家的第一部分（1999年7月16日刊）就佔據了36頁的版面，第二部分聚焦在「婚禮上的小布魯克林」佔據了29頁版面。
《OK》（1999年7月16日刊）將它稱作「世紀婚禮」「最重大的事件」和「全球獨家」。這個事件也被稱為「全世界都迫不及待想要看到的婚禮」（《OK》1999年7月16日刊），這種誇張也因為其他媒體對這場婚禮的密切關注而變得合情合理。《倫敦標準晚報》（1999年7月5日刊）上的一幅卡通畫中畫著耶穌坐在扶手椅上說「為了看貝克漢姆的婚禮照片，我甚至推遲了世界末日。」
大眾的忠誠？
這場婚禮被描繪成一場皇家級的婚禮。它在小報上也佔據了同樣多的版面，採用了相同的報道形式。通過媒體表現出來的大眾關注的明顯變化和媒體作為皇室婚禮觀眾表現出來的變化（詳見菲利普斯和霍內爾，1998）相似。這場婚禮的進行，它的媒體表現，關注於它皇家級的豪華，皇室傳統以及將它和皇室作比較。明確的比較是和愛德華王子與索菲·里斯·瓊靳的婚禮之間進行的，不止一家報紙表示大衛和維多利亞的婚禮比皇室婚禮更加豪華：
在愛德華和索菲婚禮的低調之後，辣妹和一個球星向他們展示了什麼才是真正的皇室婚禮。
(《每日郵報》1999年7月5日刊)
貝克漢姆夫婦豪華的婚禮，讓愛德華王子和索菲·里斯·瓊靳的婚禮顯得上不了檯面。
（《英國衛報》1999年7月3日刊）
維多利亞被形容成「城堡里的皇后」（《英國衛報》1999年7月3日刊），而《每日郵報》（1999年7月5日刊）的標題為「我，辣妹女王，任命你小貝為親王」。據報道，辣妹有一輛20英尺的火車和一批125名安保組成的隨從（出處同上），而這場盛大的婚禮比最近的皇室婚禮更有皇家風範：
從招待會上皇室「御座」到帝國紫色地毯和一排排西裝筆挺的賓客，昨天盛大的婚禮和上個月真正的皇室婚禮形成的對比不能更強烈。 （《每日郵報》1999年7月5日刊）
愛德華王子和他的新娘索菲·里斯·瓊靳希望他們的婚禮相對低調的家庭聚會，引起越少的關注越好。大衛和維多利亞並沒有如此。他們想要轟動和盛大，並要確保到達這樣的效果。（出處同上）
從人類學的角度討論英國皇室，海登評論說：「女王的威嚴需要通過其他人來展現和增強。」（1987年，第35頁）在辣妹和貝克漢姆的婚禮上，他們夫妻倆，他們的設計師們，名流賓客們，安保人員和媒體一同完成了這種「威嚴」的產生、展現和增強。《太陽報》（1999年7月6日刊）特意為了報道婚禮而重新製作了封面頁，將它原定的標題放在了中間，頭條變成了「貝克漢姆先生和貝克漢姆夫人」。在一張很明顯是偷拍的很模糊的貝克漢姆夫婦坐在他們的寶座上的照片底下，說明文字寫著「球員大衛·貝克漢姆和流行女王辣妹在他們童話故事般的婚禮宴會上坐在皇家寶座上」。雜誌內，一個標題寫著「維多利亞看起來像個女王」，而文章中寫道「狂喜的新娘辣妹像女王一樣在她奢華的婚禮上坐在寶座上——對她『國王』大衛·貝克漢姆的愛意在眼眉間流轉」（出處同上）。
第二天，《太陽報》將關於皇室的隱喻延伸到政治領域，標題上寫著：
《太陽報》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誰在統治？
哪對夫婦現在在英國更受歡迎？立刻打進電話來投票吧！
（《太陽報》1999年7月7日刊）
封面上附了兩張小貝辣妹夫婦和索菲愛德華夫婦的婚禮照片和電話號碼供讀者們投票。
媒體表現突出了婚禮和皇室的聯繫。根據《Now》（1999年5月19日刊），「今年最炙手可熱的票是牛皮紙質的，上面印有金葉子的紋章，送給了精英圈的賓客。」這場婚禮是有一家公司籌劃的，這家公司是斯諾登勛爵的異母哥哥的，也是負責過安娜王妃40歲生日和她兒子21歲生日宴會的公司。鮮花由「業界最負盛名的花匠之二」提供的，一個為電影《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提供過鮮花，另一個為女王結婚40周年紀念日的宴會做過鮮花裝飾。維多利亞戴著斯利姆·巴雷特設計的精緻的寶石和金色的寶冠，而巴雷特是曾為上一任威爾士王子的珠寶師（《智族GQ》1999年7月16日刊）。
新聞界引發的對皇室婚禮的整體評價使得使得人們不禁期待皇室宣布「受命於小貝和辣妹（原為受命於女王）」。出版業的密集關注也證實了這對夫婦甚至比皇室夫婦更吸引人：
新聞界亡命之徒們為了拍小貝夫婦冒著巨大風險的行為說明了貝克漢姆和亞當斯夫婦目前在英國人生活中佔據的獨特位置。畢竟沒有狗仔會冒著生命危險去拍愛德華·溫莎和索菲·里斯·瓊靳的照片。（《名利場》1999年9月刊）
炫耀性消費和展示
《廣播時報》（1999年3月13-19日刊）上，貝克漢姆和前利物浦和蘇格蘭球員，轉行成為電視評論員的阿蘭·漢森一起登上了封面，故事說明文字為「足球巨星的財富和瘋狂——十年造成的巨大影響」。文章突出了漢森時期以來十年間球員收入的急劇增加。婚禮的奢華便是凡勃侖（1970年）炫耀性消費理論的例證，理論中，有錢的精英通過大張旗鼓的方式展示、宣傳他們的富有。
很多關於婚禮的報道中都提到了金錢價格方面，尤其是對設計師品牌的強烈關注。《OK》雜誌據說「投入了百萬重金取得婚禮報道權」（《名利場》1999年9月）。婚禮動用了「一批私人安保專家」。《The Mirror》（1999年7月1日刊）將它稱作年度娛樂圈婚禮。這對夫婦預訂了「所有能在愛爾蘭找到的豪華轎車——還從英國其他地方運來更多——好讓親朋好友和名流嘉賓們時髦地出行」。據說這對夫婦光是在戒指上就花了12萬英鎊（出處同上），而且展示奢華的每個細節都是精心設計的：
3個麥穗大小的長方形鑽石鑲嵌在18克拉黃金上。戒指的內側都鑲有鑽石，鑽石總重達到5.82克拉。大衛的戒指是一枚永恆戒，18克拉的黃金鑲嵌了4顆長方形鑽石和鑲嵌在內側的24顆小鑽石，鑽石總重達7.44克拉。作為結婚禮物，大衛給了維多利亞一對Asprey和Garrard家的綠翡翠鑽石耳環，18克拉的黃金和她的結婚戒指正相配。（《OK》1999年7月16日刊）
伴娘穿著由戲劇服裝設計師安琪和伯爾曼設計的衣服，「像森林裡的花仙子」。伴郎收到了特別刻字的卡地亞手錶；引座員收到了金銀的勞力士手錶。這對夫婦「親自試了幾十道菜來決定他們的婚禮菜單」。婚禮音樂由18首管弦樂組成，蛋糕是「瑞秋·蒙特製作的奢華三層蛋糕」。（《OK》1999年7月16日刊）有400多人參與婚禮籌劃，用了滿滿三個鉸鏈貨車的鮮花。（《OK》1999年7月23日刊）婚禮後，辣妹和貝克漢姆「在城堡里3900美元一晚的皇家套房裡度過了新婚之夜」。（《每日郵報》1999年7月5日刊）。從這些對婚禮的描述可以看出，婚禮非常的奢靡：
地上鋪著深紅色奢華的地毯，牆上鋪著乳白色的帶褶塔夫綢的內襯，大帳篷和這對全世界最著名的明星夫婦不能更相稱。精美的鮮花布置共有三個顏色：酒紅色、綠色和紫色，正好營造了一種皇室的感覺。 （《OK》1999年7月16日刊）
大帳篷里236位客人坐在12張元桌邊的金色椅子上。他們一定對設計華麗的7英尺的金雕像和兩隻肥胖的長著一雙犀利綠眼的埃及黑貓感到驚奇。 （《太陽報》1999年7月6日刊）
婚禮有著一種對過去無節制奢靡時期的懷念，而這種奢靡是現在的皇室家族無法繼續展現的。貝克漢姆舉辦的婚禮彷彿就是過去攝政王在布萊頓穹頂宮舉辦的一樣。小報和大報對這場盛大婚禮的報道並不相同，尤其是在體現「階級」和「品味」之間的聯繫上。《觀察家報》形容它為看起來不錯，但也不是特別好，還總結了其他媒體的報道：
《太陽報》將婚禮稱作童話，《The Mirror》將它比作美夢成真。《每日快報》說貝克漢姆夫婦將粗俗變成了一種藝術形式。《衛報》說它是「這個國家變得粗俗的表現，是讚頌金錢的不和諧的讚歌」。 ? ? （《觀察家報》1999年7月11日）
《The Mirror》的蘇·卡羅爾承認婚禮的「俗氣」並為它正名：
好吧，我承認它非常俗氣。但他們的婚禮確實有吸引人的地方。過分的誇張恰恰讓你心潮澎湃地見證這場俗氣傳統儀式的華麗壯觀。 （《鏡報》，1999年7月7日）
她接著將他們描述成為「沉浸在彼此中的夫婦，即使是他們最親密的球伴也讚歎他們對彼此的濃濃愛意」。（出處同上）他們對彼此的愛經常在文章里被寫成是過分甜蜜。主持婚禮的主教在儀式上說「看到維多利亞和大衛站在一起，我們這些有幸看到這一幕的賓客便知道他們已經完全了解對方內心最深處的感情。」（《OK》1999年7月16日刊）
少數一些報道的主題是小貝夫婦的謙遜低調。一家雜誌引用辣妹的話說，「如果我舉行一場低調的婚禮，我就會被叫做鐵公雞，畢竟人們總說我們富得流油。不過還好，我們還是舉辦了難忘的婚禮，這才是最重要的。」（《嘉人》1999年10月刊）維多利亞·亞當斯的女發言人說，「他們其實只把婚禮看做是家庭聚會，不想變成名流的聚會。」（《衛報》1999年7月3日刊）所有報紙中，《每日記事報》不同尋常地關注了小貝夫婦未公開的大量慈善捐款和為慈善事業做出的努力。當被問到足球上的成績時，貝克漢姆說：「它們很重要但為人父比這意義更重大。」（《智族GQ》1999年5月刊）就這麼，小貝夫婦表現出來的奢侈被原諒了，還被認為是合乎傳統的過度和充裕，也盡到了對家庭和為人父母的責任。
後現代主義：新小伙兒和舊小伙兒
大衛·貝克漢姆是一個後現代的明星，這一點從他和利物浦的羅比·福勒的對比中就可以看出來。福勒可能是個「新小伙兒」，但實際上他在很多方面上都是一個舊小伙兒，一個在「新小伙兒」階段前的小伙兒。他在北方工薪階層的男子氣概中成長，非常強調工人利益，很有社會主義的感覺（掀開他的球服露出寫著支持碼頭工人尤其是無家可歸的人進行罷工抗議口號的T恤）。他對同性戀的憎惡從他攻擊切爾西的格雷厄姆·勒索克斯就能看出（實際上勒蘇克斯是異性戀，但他作為一個讀《衛報》而且熱愛藝術的海峽群島人，從福勒狹窄的工薪階層男子氣概文化的角度看起來很「可疑」）。來自利物浦的福勒是一個利物浦流氓——有著想要逃脫懲罰的無賴想法。儘管他很有錢，但也從沒穿戴過華麗或者風格時髦的服飾。形象上，他是一個干出了一番事業的工薪階級家庭後代，但仍舊有著北方工薪階層的男子氣概的根基，並且行為也嚴格按照它。（詳見Critcher1979年《足球明星的象徵主義》）
相反，大衛·貝克漢姆是個後現代的「新小伙兒」。十年間，時尚媒體（《Arena》、《GQ》、《FHM男人幫》）更加看中男性對時尚的興趣和品味，小貝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這段時間裡，體育和時尚的聯繫愈加密切，足球運動員和流行明星被彼此的魅力所吸引，名氣也被商品化。小貝也融入了自己的形象中。他的明星身份變成了物質，能被銷售的東西——至少在雜誌頁里。福勒有著男子主義的根基，貝克漢姆則似乎飄忽不定：他可以「穿上任何衣服」，因為表面外觀的形象便是他的全部。
維多利亞·亞當斯對他們張揚的展示的態度體現了有諷刺意味的明顯的後現代特點：「我們有成對的狗（洛特維勒牧犬），成對的手錶（金勞力士），相似的行頭，和一樣的捷豹汽車。我很喜歡。我知道這有點俗氣，但這讓我很高興。」（《衛報》1999年7月3日刊）
當一所有著500年歷史的軍事學院的教授指責專為婚禮設計的盾形紋章「俗氣又業餘」時（《Now》1999年5月19日刊），她回應說：
「如果這個微不足道又自以為是的人認為的是錯的怎麼辦？」被人們稱為是辣妹組合中的「辣妹」的女人厲聲說，「真的有人在乎嗎？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亞當斯說完用舌頭抵住了臉頰。「我們只是在想，這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我們要做到極致，讓每個人都開心。我們想做的有很多，這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說完舌頭又抵住了臉頰。（《名利場》1999年9月）
實際上，這整個事件都是超現實的，全都是媒體自己建立出來的表象。辣妹從《老友記》里羅斯的婚禮得到了在半廢棄的地方舉行婚禮的點子。在婚禮前，《世界新聞報》就對婚禮進行了大肆報道。《倫敦標準晚報》（1999年7月5日刊）只搞到了賓客離開時的照片，就讓一些看起來差不多的名流演出婚禮應該有的樣子。在標題「用俗氣密封」下，《倫敦標準晚報》（1999年7月5日刊）將婚禮形容為「大報還是小報報道它，決定了它是童話故事還是俗不可耐」。《衛報》（1999年5月7日刊）指出這對夫妻是「英國唯一一對單獨上過不同PS遊戲封面的夫妻：98年世界盃上的小貝，和《SpiceWorld》專輯裡像素化的辣妹。」實際上，《Time Out》隱晦瀆神的封面並沒有引起很大轟動，證明了這個說法：貝克漢姆，至少在媒體報道中，是一個完全後現代化的形象。把他打扮成耶穌也沒什麼大不了，因為他並不是「真實」的。在這個漩渦式的媒體事件中，消費是新的民主，而獨特的風格是新的文化資本。大衛·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亞當斯的表演天賦正好為他們的商品化提供了機會。現在他們完全「因為有名而有名」，奇怪而不幸的是，他們作為足球運動員和歌手的能力已經不受人關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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