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芬樓燼餘書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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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出版業、藏書史上，張元濟這位文化先賢為我們留下了寶貴財富。他的《涵芬樓燼餘書錄》及《寶禮堂宋本書錄》，在中國書志學、版本學著作中，更是舉足輕重。不久前，著名古籍專家沈津先生特撰文《張元濟與》紀念張元濟先生誕辰150周年。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創立，數十年後，它已成為近代中國最為重要並具多方面影響力的出版機構。其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貢獻，是口碑載道，不容置疑的。
「涵芬樓」建成及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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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張元濟先生應邀出任「商務」編譯所所長，次年開始籌建編譯所圖書資料室。張先生《燼餘書錄序》云：「乃於編譯所前，寶山路左，置地十餘畝，構築層樓，而東方圖書館以成，聚所常用之書實之館中，以供眾覽。區所收宋元明舊刊暨鈔校本前人著述未刊之稿為善本，別闢數楹以貯之，顏曰『涵芬樓』。」「涵芬」一詞，不見前人所用，按涵有包容及沉浸之意，芬有香氣及眾多意。
涵芬樓的早期藏書來源多為會稽徐氏熔經鑄史齋、長洲蔣氏秦漢十印齋、太倉顧氏謏聞齋、宗室盛氏意園、豐順丁氏持靜齋、浭陽端方寶華齋、巴陵方功惠碧琳琅館、南海孔廣陶三十三萬卷樓、江陰繆氏藝風堂等。張先生在中年時，每次去北京，必定捆載各種古籍而歸，其中不乏善本。至於估人持書叩門求售，苟未有者，輒留之。「商務」同人曹嚴冰也有回憶：1918年至1936年間，幾乎每天下午五時左右，總有兩三個舊書店的外勤人員，帶著大包小包的書，在商務發行所二樓美術櫃前等候張先生閱看。對一些值得重視的本子，他都仔細翻閱，或帶回家去精心查核。
1927年，東方圖書館一度被軍閥佔據，「商務」工人400餘人參加了武裝起義。在這樣的緊張形勢下，張先生非常擔擾「涵芬樓」所藏古籍圖書的命運，為了保護好這批費盡辛苦而搜集到的先民撰述，他在涵芬樓所藏眾多善本中又遴選出500餘種、5300餘冊「好書」，存放於租界的金城銀行地下保險庫內。張先生序《書錄》中雲「北伐軍起，訛言日至。東方圖書館距車站才數百武，慮有不測，又簡善本之精者，寄存於舊租界金城銀行」。
涵芬樓燼餘之書，所存凡宋刊93部、元刊89部、明刊156部、鈔校本192部、稿本17部，總計547部5000餘冊。其中，《永樂大典》就有21冊。《永樂大典》是在中國明代永樂年間（1402—1424）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和翰林學士解縉主持的一部中國古代規模最大的類書。《大典》永樂時的抄本早已不存，現今所存為明嘉靖間抄的副本，六百年中，《大典》歷經滄桑，目前所知僅存四百餘冊。但即使是殘缺不全，《大典》仍受到近代藏書家的重視，以有入藏為幸。
涵芬樓所藏的這21冊《大典》是張先生在1929年之前收得的，其中有十多冊得自蔣氏密韻樓，之所以極為珍貴，不僅是稀少之因，更重要的是後來的武英殿聚珍本《水經注》所自出的前半部，即在其中。書上除其他私家藏印外，都鈐有「涵芬樓」「海鹽張元濟經收」印。自辛亥革命始，至1949年止，國內藏有《大典》的不多，因此，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文化財富。
張元濟先生在1932年3月17日致傅增湘信中說，「竊以為（燼餘之書的數量和質量）尚在海源閣之上，不審吾兄信以然否？有暇當將書目錄出呈覽，請法家一評定之。」那麼，這樣好的珍本在《書錄》出版之後，還能讓它繼續保存在金城銀行嗎？它的出路又在何方呢？是捐獻還是出讓？是全部一次解決還是慢慢消化？最後又由誰來保存呢？
21冊《大典》捐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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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書錄》出版前，有識之士就在思考這一問題了。1951年5月6日，張先生有致陳叔通信，告以「商務」常務董事徐善祥提議將涵芬樓所藏21冊《永樂大典》捐獻國家之事。四天後的11日，陳叔通即有復函，贊同徐的提議，並建議「通過董事會」作最後決定。
據「商務」《董事會記錄簿》提案云：「本公司舊日涵芬樓及東方圖書館藏書名聞世界，自經『一·二八』兵燹以後，燼餘之數不逮百一，至為可痛。茲查有《永樂大典》為十四世紀吾國有名之官書，在文化上極有價值，頻經劫亂，毀佚殆盡。本公司前經搜得二十一冊，幸尚保存，謹按二十一冊之中，所錄有《湖州親領各縣誌乘》，有《冀州疆域沿革》，有《元一統志》，有《周易兌卦諸家解說》，有《孟子諸家注》，有《骨蒸證治》，有《壽親養老書》。尤以《水經注》前八卷之四冊，卷次聯貫，最為難得。清代《四庫·水經注》即從此出，亦即武英殿聚珍版《水經注》之底本。其後七卷現由北京大學收藏，可以完全配齊。我公司本努力文化之旨，似宜將此珍籍捐獻政府典藏，以昭鄭重。茲特向貴會建議，敬請公決。如蒙通過，再由公司具呈，獻與中央人民政府，懇其收納。」
6月2日，在「商務」第505次董事會上，通過了張先生等董事署名的提案。數天後，張先生即起草呈文，並委託袁翰青代遞致政務院周恩來總理。
張先生將《大典》的捐贈之事，當作嫁女一樣的看重，在捐贈之前還做了一些額外的準備工作，比如重製函套。《大典》在流傳過程中，是有函套的，但時間久遠，有的布函已經開制，所以張先生在看到函面卷簽底樣殊未合式後，決定重做。他在1951年6月6日至10日，連續五天致信吩咐丁英桂，要求有關人員「查明高寬尺寸實數，用牛皮紙裁一實樣見示，並記明英尺尺寸。」「費先生所寫一紙『永樂大典』四字，似尚嫌小。卷冊八行，似佔地過寬，如改四行，則不致有患矣。又下腳餘地似屬過空，可再伸長一寸，將『永樂大典』四字放大，則下餘空紙亦不致太多。此朱箋應襯托白宣紙，四旁各伸出約二分之譜，粘在函面當中，其上端應離邊緣約半寸地。是否合式，請公司核定。布套何時可製成？一切手續完畢後，乞將全書送下一閱。」由於別鶴孤鸞，相離在即，張先生又有「此生不能再與此書相見，臨別不無餘戀也」之感慨。
《中國國家圖書館百年紀事》曾記載了1951年7月23日「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將所藏21冊《永樂大典》捐給中央人民政府」之事，該館館藏檔案存文化部文物局1951年8月13日通知：「商務印書館將《永樂大典》廿一本捐獻國家，即拔交你館庋藏，特此通知。」除通知外，另有同年8月6日交接清單，因此，轉入北圖的日期當為8月6日。
8月24日，周恩來總理在百忙之中復張先生，表示感謝張代表「商務」向國家捐獻《大典》之事。
500餘部善本
被中央文化部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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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捐贈完成後，其餘涵芬樓燼餘之500多部善本，則均由中央文化部收購。也許有人會想，為什麼張先生沒有將這批燼餘之珍本留在上海，甚或捐給與他非常熟悉的而且又是董事會董事的合眾圖書館呢？畢竟張曾將數十年來所收集的浙江海鹽鄉邦文獻捐給了「合眾」。
實際上，在上世紀40年代末，上海地區的圖書館重要者不多，據1950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對全市各類公私圖書館的調查，即使是公共館的上海市立圖書館（成立於1945年10月），藏書也僅11萬冊，規模甚小。而上世紀30年代末成立的合眾圖書館在解放前的上海灘上都沒有正式掛牌，僅僅是一個小小的私立圖書館，解放後的1953年6月，「合眾」才被上海市文化局接辦，1954年3月又變身為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
所以，早在1912年8月正式開館的京師圖書館（1928年改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1951年改為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那時的北京圖書館，已經具備了以典藏豐富而著稱的綜合性研究圖書館，已有了國家圖書館的雛型。因此，張先生當年的決策是絕對正確的。
1952年11月，沈季湘經理和張雄飛襄理專門為涵芬樓燼餘之書去京面見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副局長王冶秋，也是代表張先生和「商務」去打前站的。由於材料不足，我們無法知道沈、張這次在北京與王冶秋見面之詳情。
但是沒過多久，在次年的1月12日，「商務」的史久芸即約戴孝侯同往北海團城，見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副局長王冶秋，談涵芬樓燼餘善本書由政府價購之事。相信這一次的會見，初步達成了價購的數字以及其他之事。
涵芬樓燼餘善本藏書移交北京圖書館保管之事是很順利的，1953年2月9日，由沈季湘、丁英桂、穆華生護送這批藏書乘火車運抵北京。北京圖書館派員至車站迎接，並將全部藏書轉至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次日，沈、丁及史久芸往文化部訪鄭振鐸局長及北圖善本部主任趙萬里等，彙報與北圖有關人員點交善本書事。（史久芸日記，見《張元濟年譜長編》下冊1386頁）
2月12日的上午，史久芸又與沈季湘、丁英桂再去見鄭振鐸，談至九時半。直至2月21日晚，鄭振鐸、王冶秋邀請史久芸、戴孝侯、丁英桂在西四同和居晚飯。這之後的4月6日，張先生有致鄭振鐸信，云：「涵芬樓燼餘善本仰荷玉成，俾能得所，銜感無極。比想交割都已竣事矣。」（《張元濟年譜長編》下冊1389頁）
至此，涵芬樓燼餘善本全部移至北圖善本部保管，張元濟去年所希望的「商務」「同人久有貢諸中央之意」的希望得到了具體落實，他本人晚年最大的夙願也得以滿足。
所涉人物簡介
沈季湘，曾任職詞源組，後為經理，又任「商務」駐滬辦事處副主任。
史久芸（1897-1961），浙江餘姚人，十八歲時考入商務印書館商業補習學校，後長期在館從事財務和管理工作，先後擔任哈爾濱分館會計主任、「商務」駐京辦事處主任、總館人事股股長。
丁英桂（1901-1986），平湖乍浦鎮人，高小畢業後即考入商務印書館商業補習學校，學成後留館工作。先後在出版部、圖書館、總務處、業務科任職。東方圖書館被焚毀後，董事會設立善本書保管委員會，丁為助管員。在他的嚴密防範保管下，珍貴典籍完整無缺，多年來，他為張元濟輯印古籍的助手。解放後，曾主持影印《古本戲曲叢刊》，後任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辦事處副主任、商務駐上海辦事處副主任、中華書局上海編輯部影印組組長。
穆華生，應為商務印書館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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