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從毛頭小伙到老頭子，我想和你說的就是下面這些。」

「我是反革命的兒子。」

還是在曹家渡花市，我遇到了這位老人。他75歲了，站在他女兒的花店門口，正想把這台電扇以十塊錢的價格賣出去。我忘記了我們是怎麼聊到他的身世的，總之，他憑著清晰的記憶和樂觀的精神，就像下面圖片里的手勢一樣，向我講述了他一生的故事。

一、我的父親母親

「我父親，解放前和當時的實業家，叫應新久的一個老闆，合股開了家染料廠。場址就在現在斜土路天鑰橋路路口上。我父親是寧波人，應老闆也是寧波人，其他的工人全部都是崇明來的。1947年應老闆逃到台灣去了，後來又去了美國。他走之前把這個廠留給了我父親。當時廠里進進出出全部都是我父親一個人說了算。不過幾年以後就不一樣了，這都是後話。」

「1955年8月11號，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天。我父親從來不在外邊過夜的，當天他沒回來，第二天12號我們去廠里，廠里的書記說：他回去啦，我們不知道他去哪裡了。其實就是在廠里給抓起來了，他們不講。於是我就把我父親騎著上班的單車，一輛日本產的單車，推回去了。幾天後才知道他是讓人檢舉，抗拒工廠改造才進去的。」

「過了沒多久，判決書下來了。我父親先是關在提籃橋，後來到了浙江的勞改隊。勞改隊里有個管教科的科長，姓林，林科長他說我父親，說你改造那麼積極，你是犯的什麼罪？因為我父親力氣大，一米八幾，什麼事情搶著干。林科長說把判決書給我看一下。判決書就兩條：解放前一貫勾結大流氓，殘酷地欺壓剝削工人；解放後仍不悔改，破壞工廠制度，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就這兩條。林科長知道這個事情以後，又到上海調查了兩次，發現我父親是被人冤枉了，就又把我父親的戶口遷回了原單位，就是染料廠里。」

「我父親回來上海，結果我母親說：你滾回勞改隊去。你再回原單位，人家再檢舉你，又要吃官司了。這步棋子給我母親走錯了。我父親就又回去和勞改隊講，我就不回家了就在這裡當職工吧。當時叫我父親這種人有個專有名詞，叫留場人員。55年我父親進去，57年出來，後來留到場里也賺不到錢，沒辦法接濟家裡。我母親在上海工作一個人工資三十七塊五毛錢，養我們五個小孩念書。我是老大。」

二、離開上海的四十年

「1958年初中畢業，人家介紹我一家江西的機電廠吧，造飛機的。結果人家一看我的檔案，反革命的兒子怎麼能造飛機？不行！我當工人的想法就失敗了。退而求其次，我在馬路上看到貼的一張廣告，有個新成立的青龍山八一墾殖場。就是江西軍區在陳毅打游擊的地方，和廣東交界的地方，辦了一個墾殖場。我就報了這個名，去了。1958年去的，1998年才回來。」

「我在那裡，扛過木頭，採過茶籽，種過菜，養豬仔，養蜜蜂，後來到了文工團去了。我們文工團是墾殖場的文工團，和電影里文工團不一樣。我在文工團里當演員。後來文工團解散了，又回去搞砍伐，打米，發電，1970年就到學校去。為什麼呢，我的體育音樂很好，人沒到，歌聲已經到了嘛。學校就叫我去教體育教音樂，兼教森林衛生、歷史和地理。這些我都懂的，教了將近30年。」

「當時我工資是9塊錢一個月，攢兩個月攢十塊錢，寄回去接濟我下面四個弟妹，一直到1967年。後來我小弟弟下放到黑龍江農場，大妹妹去了新疆，小妹妹下放到安徽農村。加上我父親在浙江，一家七口人，六個地方。當時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很多，我愛人是青島人，我們在江西結婚，她家裡的情況也是一樣。」

三、回家的路

「到90年的時候，中央有政策。到地方農場去的，三個農場的可以回來一個。我們就考慮一下，讓我小弟弟先回來。後來又有一個政策，知識青年的小孩，可以回上海一個。家裡就和我寫信，說讓我小女兒回來。為什麼你知道嗎？怕我兒子回來搶房子。我說，我兒子回來，睡到垃圾桶邊上我也不會要你們的房子。好了，後來同意了，我小兒子才回來上海。93年我女兒高中畢業，當時她學校有個門衛，他有一個指標，但是他上海沒有房子，女兒也出嫁了，就把這個指標賣給了我，3500塊，這樣我女兒才回來。」

「我家小弟弟也不是人。1960年，上海沒有糧食吃，我母親寫信給我說你小弟弟餓得哭啊，你有沒有糧食。我就搞了全國糧票，給我家裡寄回去。那個時候全國糧票是很不容易搞到的。後來我可以回上海上戶口了，我小弟弟還不讓我回來。我打電話給我小妹妹說，我從58年養到了你們67年，兩個月寄十塊錢來，我養一個狗回來還會搖尾巴呢，你們還不讓我回來嗎？我小妹妹說阿哥對不起啊，她又批評了我小弟弟，我這才回來上海。」

「但是我心裡也很樂觀。我學了很多東西。我在江西家裡的一大套傢具，全部是自己打的。體育就不說了，音樂上，47歲報名中國函授音樂學院，50歲畢業。函授的卷子啊，我做好以後拿給一個師專畢業的音樂老師，他也做不出的。全是我自學考出來的。國家二級裁判，田徑的，籃球裁判，三級。哈哈，學無止境。」

偶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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