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突破無突圍：從《城市之光》看近年來國產犯罪片的得失

近些年來，國產電影有一個傾向，那就是犯罪題材的作品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有大幅度提升，2014年的《白日焰火》，2015年的《烈日灼心》，2016年的《追兇者也》，今年的《暴雪將至》以及我們重點談論的《心理罪之城市之光》（以下簡稱《城市之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究其原因，有著這類題材成本相對低廉、容易上手的因素（比如低成本影片《心迷宮》），也有著導演探討社會問題意識的逐漸強化（比如《暴雪將至》）。總的來看，這一部部犯罪片積累了大量的經驗教訓，其中得失功過，不妨藉由《城市之光》做個經驗教訓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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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虛化和社會責任的指向

如果要評選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犯罪片，那麼在筆者看來這頂桂冠非奉俊昊的《殺人回憶》莫屬。對歷史的追尋，對社會良知的拷問，是《殺人回憶》被奉為偉大的重要原因。它不糾結於具體的犯罪細節，而是藉由一個案子試圖勾勒出韓國某段特殊歷史時期的社會氛圍。毫不誇張地說，每一個有著類似想法的犯罪片導演，都必然有將《殺人回憶》作為超越目標的野心和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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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映的《暴雪將至》無疑是最符合這個追求的。《城市之光》沒有那麼大的氣魄去勾勒一個時代的歷史氛圍，而是避虛就實，選擇了一個不交代背景和可以模糊地理位置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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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實際上有著不得已的苦衷。無論《白日焰火》還是《追兇者也》，國內犯罪片導演都盡量選擇不去坐實故事的發生地，給人一種模糊感，因為現行的審查制度如果有明確的指向性是不容易過審的。

而輕鬆加愉快的《唐人街探案》和打鬥加悲情的《殺破狼·貪狼》，則都把背景放在國外。在異域的土地上，犯罪得到了盡情地展示，我們可以在片中看到指名道姓的泰國城市芭提雅，而很難尋覓到犯罪電影對國內地域的一一落實。背景的虛化是一種聰明的做法，更是一種無奈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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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城市的光究竟是什麼？誰才能是這座城市的光？是《城市之光》的立意和下筆點。小說的原著作者雷米說過：「我一直都迷戀影子。小時候，常常在黑暗的房間里，把玩具人偶放在一支打開的手電筒前，將他們的影子投射在對面的牆壁上。讓他們相互打鬥，或是默然肅立。在光圈中，這些高大又沉默的影子讓我興奮，同時浮想聯翩。光為我製造了這樣的夢境，讓一個孤獨的孩子在單調又枯燥的生活中，有了些許放肆的可能。這種衝動延續到我長大成人。開始寫作之後，我就決定要寫一部關於光的小說。於是，就有了《心理罪之城市之光》。」

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當我們見慣了通過犯罪片針砭時弊，通過犯罪片去揭露人性陰暗面，通過犯罪片去呈現犯罪現場後，雷米提供了一個充滿寓言性質的文本，不糾結於地域、不糾結於表面，不糾結於善惡，而是直接提煉出一個寓言性質的問題：「城市之光究竟是什麼？」在把目光投向社會問題的同時，雷米又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作者沒有扔出答案，因為雷米說：「因為作者提出問題，卻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人。」

小說改編與尺度呈現的尷尬

在近年來的國產犯罪影視作品中，有著原作基礎的網劇很多，如《法醫秦明》、《暗黑者》等等。他們分別改編自有著粉絲基礎的優秀犯罪小說。中國實際上缺乏犯罪片紮根的土壤，因為成熟的犯罪題材影視作品，往往很依賴於小說文本的改編，正因為日本和歐美成熟的推理小說市場，才能支撐起那麼多的犯罪影視作品改編，也正是大量推理作家的加盟，才保證了那些劇本的質量。所以我們看到表現出色的國內成系列的犯罪影視作品，都是網劇試水、電影跟進、原著作者參與，這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

作為國內比較知名的IP，《心理罪》系列已經有兩部網劇和兩部電影了，後續電影的拍攝計劃也已經上馬。通過這樣的IP運作來規避投資風險，又將上一部積累的粉絲和人氣延續到下一部中。可以預見這樣穩紮穩打的影視作品改編方式，未來會在國產犯罪影視作品中越來越多。

在《心理罪》網劇剛剛拍攝第一季的時候，中國網劇正處於一個野蠻生長的空白期。所有的一切都是摸索出來的，隨著後續監管的到位，影視改編的尺度也逐漸回歸了正常，這也就導致了後來的電影在一些場景呈現上，效果反而不如網劇。

同樣的，當犯罪片無法通過血腥的場面、獵奇的手法吸引觀眾後，就逼著導演和編劇們在內部精細打磨劇本，要知道，《城市之光》的劇本，打磨了整整五年。簡單感官刺激的路子走不通了，就不得不考慮往其他方向拓展，比如《記憶大師》主打的懸疑燒腦，在智力較量上下功夫；《心迷宮》主打的環環相扣，在精巧結構上下功夫等等。

審查成了卡在劇本脖子上的絞索，雷米的《心理罪》之前的改編屢有波折，《城市之光》也不例外，原本定檔於國慶的片子最後調檔至年底。在「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的大前提下，劇情的進展變得缺少波折，因為我們已經默認正義總能穩佔優勢，而邪惡最終被打得滿地找牙。

可現實往往是正義並不總穩佔上風，這個過程本身過於順暢就會使得故事失真，扭曲了人物，從而大大削弱它的社會指向意義。這導致了在最終呈現的尺度上，國產犯罪片往往不如人意。當然，這一情況短時間內無法改善。

邏輯缺失和人物病態的困惑

作為一部犯罪電影，邏輯推理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可國產犯罪片不講邏輯這一點也是以往被詬病較多的。犯罪手法的推演，兇手的鎖定，這些本身都是可以加以演繹並塑造人物形象的好橋段，可是《城市之光》在邏輯推理層面上是缺失的。雖然本片無意去單純呈現一個高智商的推理神探，用純邏輯的演繹去征服觀眾，但既然打出了高智商犯罪的噱頭，那麼技術層面的硬傷就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

方木（鄧超飾）在很多時候都是直截了當地扔出答案，彷彿這樣可以襯托出自己智商超群，可結果常常適得其反。由於這樣一種近乎上帝視角的安排，結論往往顯得蒼白無力，使得電影的說服力大減。

在筆者心目中，近年來推理元素運用最好的，莫過於陳思誠的《唐人街探案》，整部電影的邏輯推理環環相扣，無論伏筆還是誤導，都是近年來犯罪電影少見的優秀之作。當然了，《唐人街探案》輕鬆幽默的喜劇元素比重很大，和《城市之光》的沉重無法比擬，但在邏輯的嚴謹上，還是值得借鑒和學習的。

之前國產犯罪片里常見的兇手多為一些底層人物，無論是職業還是犯罪手法，都相對樸素。而《城市之光》則不然，開場的殺人秀給人頗有驚艷之感，與《電鋸驚魂》系列機關殺人極為類似。至於犯罪者江亞（阮經天飾）本身就考過警校，這其實意味著他本有可能成為一名警察，真正地在法律的框架內守護這座城市，而不是像影片中那樣遊走於灰色地帶，鑽法律的空子，成為正義的可能和走向犯罪的現實就這樣結合在了一個人身上。而江亞走上犯罪道路正是不滿方木的所作所為，可以說正是光明間接激發了黑暗。相比以往的犯罪片，《城市之光》在人物性格這個層面上的探討，有了很大的進步。

利用法律的缺席，把自身塑造為劫富濟貧、除暴安良的俠客，這是歷代都存在的。在法律無法覆蓋到的邊緣，必然有著這樣的灰色區域：有人犯罪了，可無法審判他。大俠們不受法律約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快意恩仇使得普通人對他們的生活很嚮往，而中國傳統文化中，俠客情結又恰好是普遍存在的一種心理。

江亞的存在其實就是俠客在這個時代的變種，他以一種「替城市清理灰塵的姿態」去做自認為正確的事情，恰逢高度發達的互聯網引爆了人們心中的俠客情結。在用炸彈炸死律師的那個橋段里，當投票人數達到十萬人的時候炸彈就會被江亞引爆，人性的惡在這裡被勾引了出來，也揭露了江亞所謂的「城市之光」不過是操縱民意來達到殺戮快感的變態兇手罷了。

如果電影能夠沿著這個角度深度開掘，未必不能達到諾蘭在《蝙蝠俠：黑暗騎士》中通過蝙蝠俠和小丑展現的那種人性深度。可惜的是影片後半段淪為了江亞和方木兩個人的角逐較量，江亞的高智商也無從體現，使得全片頓時下降了數個檔次。人物形象後期的崩塌，是《城市之光》的一處尷尬，同樣也是國產犯罪片常見的問題。把犯罪交給有犯罪理由的人，讓犯罪者的舉動不那麼前後矛盾，還是國產犯罪片里需要加強的部分。

對於人性善惡的探究，社會問題本源的追溯，其實都是犯罪片不可迴避的話題。但是如果因為審查或者其他因素不敢去觸碰問題的實質，只是浮光掠影的點到為止，那麼結果只能是隔靴搔癢，無法真正地讓觀眾去思考，也談不上引起多大的社會效應。

我們這幾年見多了國產犯罪片的亮點，但都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每部作品都有進步，可這些進步卻不足以支撐起一個更大的天空。所以我們在希望導演編劇花更多心思創作的同時，也希望針對犯罪片的審查適度鬆綁，畢竟，太低的天花板會讓個子太高的人直不起腰來。我們什麼時候能有自己的《殺人回憶》？這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文/趙春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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