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找回自信？

汪暉與哈貝馬斯於柏林

下文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汪暉教授就甘陽教授演講之評議。

崔之元教授組織的北京論壇系列我差不多每次都在場，這幾場討論很有意思，我做一個最簡單的回顧。第一次Ramo先生來講北京共識，他提出兩個判斷，他說西方沒有中國學，他說西方所有關於中國的學說都說錯了，我們怎麼還能承認中國學呢。當時我做評論，特別提到不要迷信西方的社會科學，好像跟剛才朱蘇力教授說得有點不太一樣，不迷信是要重新找文化的自信，不是說不去學習。我想補充甘陽先生演講當中對章太炎先生有一點微辭，微辭有道理，民族主義大概是六年的時間，此前不是，此後也不是，也就是那幾年一個很特殊的時期。不過章太炎在晚清要推動一個新的中國的出現，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是我們的自信，用的是佛教的用語，自信到底在哪兒？我們要找這個自信，如果沒有自信的話，一個社會什麼都沒有。魯迅先生是他的學生，跟著他學，那時候寫的論文差不多都是模仿了章太炎的東西，用真正的古文，古文本身是要找中國的自信，形式本身的探索是對自信的追尋。魯迅在一篇很著名的文章《破惡聲論》當中，他說你要做國民學民族主義，這些都是偽士，都是假的，還有人說我們要成為世界人，那也都是偽士。魯迅有一句話，在當時的人很不好理解：偽士當去，迷信可存。什麼是迷信可存？為什麼要有迷信呢？他說的迷信是中國文明裡面想像力的根源，換句話說，是尋找自身自信的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回到某個教條裡面，不是孔子曰孟子曰，而是在文明的基礎上有創造性的想像，所以他說迷信可存的部分的意思是在自己有自信的基礎上，要有這個想像力，這一點非常有意思。

第二，甘陽先生剛才是上下五千年，縱行幾萬里，從東到西，各大文明都談到了，其中提到了一個問題，他說到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說文明從中國這兒開始，最後走到了日耳曼，一個新型的國家的歷史終結了。還有一個現代20世紀的另外一個哲學家，亞斯貝爾亞，寫過《歷史的目標和起源》，其實是受那個影響，在那個書裡面他提過一個問題，很有意思。他認為歷史所有的母體起源都在亞洲，所有的文明就是從亞洲起源的，認為歐洲人，是從黑格爾的歷史觀發展來的，有強烈的危機感。歐洲人最大的危機是什麼？他說歐洲人最大的危機就是有一天會喪失自我意識。如果歐洲人不自覺的話，就會退回到亞洲巨大的母體裡面去，因為亞洲是孕育所有文明的母體。當然這是歐洲中心的歷史，也就是一個脫離亞洲的歷史，脫離亞洲是歐洲意識的根源，如果沒有這個不斷的擺脫的話，有一天他就變成亞洲了，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一個問題，因為如果講到這一件事情，當然就會很自然的想到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提出脫亞入歐，現在經常有人說，不僅日本脫亞了，中國人也脫亞了，雖然我們今天穿著西服，民族服裝都沒有了，我們的自我意識非常弱。在這個過程當中，有重新找自信的問題，當年還是章太炎先生提到的，他的理解當然跟康有為先生不一樣，但是最終某個面上還是比較接近，重新來找，到底怎麼來理解中國根本性的問題，重新理解中國。

亞思貝爾斯 (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

甘陽先生的敘述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層面甘陽先生對我們知識狀況、社會自我意識狀況是非常不滿的，因為我們現在完全是跟著別人，完全以別人作為尺度，在自覺的層面我們已經沒有自信了，所以我們老是拿別人作為一個尺度。甘陽先生另外一個討論是說，在我們的歷史實踐裡面，這個連續性從來沒有中斷，所以他說改革開放25年的新傳統，從晚清改革以來，整個中國前赴後繼，可歌可泣20世紀的歷史，是締造中國現代文明基礎的歷史。要想把那個歷史從我們的世界當中抹去，就談不上我們當代世界的歷史。如果你講到20世紀，20世紀似乎也是脫亞入歐，整個學習西方，擺脫我們自己文明的一個過程，但是同時在一個層面，像五四我們今天看成是激進反傳統的文化運動，但是只要我們看一看魯迅，甚至郭沫若，看一看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在他們的文化實踐當中滲透的文化精神，毫無疑問是沒有中斷這個歷史。

有一個左翼的理論家葛蘭西說過一句話，他說有兩種不同形態的理論，指當時的無產階級有兩種理論的形式，一種是他的日常生活實踐，實踐本身是一個理論，對於當時很落後的社會階級來講，實踐的理論性要比自覺意識的理論性要先進得多，實踐中這個邏輯理念是對自己的歷史處境當中不斷應對的過程的體會，他的理論的先進性，遠遠超過了他的自覺意識，因為他們自覺意識都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別的統治國家的意識等等。這是葛蘭西左翼的理論，我們讀馬克思的理論就可以知道馬克思的階級理論，是從自在的自為的理論當中發展出來的。但是這個理論對於我們是有啟示的，這個啟示就是說，我們對於自己的意識層面進行反思的過程，同時是對我們自覺的社會實踐的再思考的理論總結的過程，恰恰是你的理論創新，所謂尋找自信的過程，不是否定這個實踐，而是通過把這個實踐裡面所體現的自己不自覺的理論的先進性，把它上升到一個高度，因為沒有上升到這個高度是危險的，因為這個行為受到後面其他的意識形態、霸權的支配。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離不開我們非常具體的討論我們的實踐過程。而要理解這個實踐過程，首先要了解實踐的主體在哪兒，這時，一個在哲學上似乎不太時髦了的觀念變得有意義，就是重新來尋找主體性，也就是自信的問題。這個部分是所有的理論創造和我們實踐研究根本的出發點。

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共產主義理論家，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剛才朱蘇力教授提到費孝通先生的研究，我也想到另外一個學者，假定完全按照西方的社會科學這樣走下去，中國解釋不了，西方也解釋不了了。當然不是要否定社會科學的學習，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用了一個中國老的概念，這時候我們要重新有智慧，我們要把智慧的視野和知識的視野重新結合起來。換句話說，智慧的視野是對我們自己習以為常的觀念、方法、範式、知識本身構成一個反思的視野，自己給自己創造出這個視野，才能找到自己的自，這是一個新型的創造過程。到現在似乎是各種各樣的中國極其複雜的現實放在我們面前，我們所有的人都感覺到認識中國的困難，但是這個困難本身好像提供了一個契機，這個契機給我們一個的創造性的機會和空間，這個時候好像到來了。（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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