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蘇聯遺毒：逼著臨床醫生寫學術論文 | 短史記

文史 01-11

文 | 諶旭彬

2017年，國際學術期刊《腫瘤生物學》（Tumor Biology）一次性撤回中國學者發表在該刊上的107篇論文

（發表時間為2012~2016年，作者絕大部分是臨床醫生）

，讓中國學術界灰頭土臉，尊嚴全無。

近日，藥理學家、秦伯益院士撰文反思了此次事件背後的制度成因。

秦院士寫道：

「

我國現行的臨床醫學學位制度是上世紀50年代時照搬的蘇聯模式。

三年碩士，再攻讀博士。學位與職稱晉陞掛鉤，沒有碩士學位不能晉陞主治醫師，沒有博士學位不能晉陞副主任醫師及以上職稱。因此

這一制度逼得年輕醫生只得先做研究生拿學位。

」

「一般認為，醫生做學位論文，學些研究工作的基本功是有用的。但如果在學位論文上花的時間代價太大，則會嚴重影響醫生在最佳時期提高臨床能力。……

現在中國的年輕醫生上班時忙於看病、安撫患者、警惕醫鬧、疲於檢查、應付評比、積極完成創收指標，回家後雜務成堆、親人埋怨、孩子輔導、丈母娘嘮叨，忙得焦頭爛額、心力交瘁。

在這樣的職業生態中，面臨論文、學位、晉陞等壓力，個別人就急不擇路……

」

其最終結論是：

「弊政不去，惡果難除；舊制不改，新政難立。是時候了！應該總結臨床職稱晉陞制度和臨床醫學學位制度實行40年來的經驗教訓。」①

秦院士所謂的「40年來的經驗教訓」，扼要說來，其實就是：

「要求臨床醫生寫論文」這一蘇聯遺毒，始終沒有清理乾淨。

圖：秦伯益院士的文章截圖

1981年，照搬蘇聯模式

1978年，教育部恢復研究生制度；1981年，實施「學位條例」。

中國的臨床醫學研究生制度，從一開始就陷入了一種「博士不會看病，會看病的沒有博士學位」的窘境。

這種窘境的由來，與照搬蘇聯模式有直接關係。

據彭瑞驄教授回憶：

「恢復研究生招生之初，我參加過一些教育部的會議，當時教育部的副部長黃辛白主管此事。那時候我提出來，醫學博士學位的問題需要特殊考慮，不能完全按著培養科學博士的方式走。

實質上中國的研究生學位制延用的是前蘇聯的副博士、博士學制。當年比較明確的是第一步先恢復碩士學位，碩士學位實際上就是完全參照蘇聯的副博士制度，只是副博士改稱碩士。

因為中國的經濟還不發達，不可能培養那麼多博士，又不能按照英美的方式去培養碩士。因為英美的碩士實質上是職業學位，比如大學本科畢業生想當中學老師，就要先獲得一個碩士學位，做公共衛生工作也得有碩士學位。但是這些碩士都不需要做論文，僅僅是聽課，學習這方面專業知識課程，最後進行一些相關的實踐、實習就可以了。因此

我當時就認為中國的碩士學位如果按照蘇聯的模式的話，實際上就還是所謂的科學碩士，需要按照作論文、進行答辯這樣的程序培養。

當初上邊就確定了這麼樣的碩士培養方案，但是我們也還是堅持說『無論如何醫學博士的培養問題需要另外單獨考慮』。可是那時國務院的學位委員會裡醫學專業的就兩個人，一個是吳階平，一個上醫的石美鑫，這兩個人在學位委員會裡的聲音不大，理工科的專家完全聽不進去，就覺得『你們醫科學位太特殊了，我們這學位委員會搞不了』，所以最後都得按著統一模式做。」②

簡言之，

當時照搬了蘇聯模式，不管是不是做臨床工作，凡醫學碩士，都需要寫論文做答辯。

這種做法，無疑是有問題的。任何一個國家，對臨床醫學工作者的需求，在數量上一定是遠遠大於科研醫學工作者的；而

一個合格的臨床醫學工作者，需要磨練給病人治病的技藝，但並不需要成為一個合格的科研醫學工作者。

合格的臨床醫學工作者需要具備何種素養？吳階平院士有一段精闢的論述：

「臨床醫學到底是不是科學？實際上，臨床醫學不完全是科學，因為它涉及到人的問題。

臨床醫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

臨床醫學是以自然科學、基礎醫學為依據的，所以是科學。但臨床的許多問題，難以定量，資料收集也可能不全，在這種情況下，醫生仍要解決病人的問題，使病人對醫生產生信任，對治療增強信心，顯然，這當中有藝術。」③

照搬蘇聯模式，拿學術論文來衡量臨床醫學工作者，顯屬誤入歧途。故而，「學位條例」實施次年，也就是1982年，臨床醫學界提出了很多反對意見，反覆強調：

「照這個辦法培養出來的研究生是不會看病的」

。④

圖：吳階平院士

1986年，對蘇聯模式修修補補

為了培養出真正會看病的高水準的臨床醫生，1986年出台了一項新政策。

新政策將醫學門類的博士研究生分成兩類。一類以

培養科學研究能力

為主，授予

「醫學博士」

學位，一類以

培養臨床治病能力

為主，授予

「醫學博士(臨床醫學)學位」

。

（《培養醫學博士（臨床醫學）研究生的試行辦法》）

前者仍按以前的辦法培養。後者按新辦法「分段連續培養，直接攻讀博士學位」，前兩年「輪迴參加本學科主要專科方向的臨床醫療工作」，也就是做臨床訓練；後2~3年，學完全部學位課程並參加臨床教學工作，「完成一篇有一定水平的學位論文」。⑤

簡單說來，

新辦法就是在原蘇聯模式的基礎上做了一點修補

：將基礎醫學博士（做研究工作）與臨床醫學博士（做臨床工作）分開培養。

分開雖然是分開了，但論文還是要寫，答辯也還是要做。

這種區分，字面上看起來似乎很合理，但操作起來問題很多。

北京醫科大學研究生院1988年的一篇論文坦承，本校自1978年以來畢業的臨床醫學學科碩士研究生244名、臨床醫學學科博士研究生28名，普遍存在臨床醫療工作能力差的問題：

「被分配到科研單位的畢業生能發揮作用，而

多數畢業生被分類到醫療單位後，不能適應臨床醫療工作的實際需要

，不得不『回爐』重新再補充臨床醫療技能。」⑥

在很多臨床醫學領域的

研究生導師

看來，新辦法過於理想主義，不具備可操作性。他們認為：

「在短短4~5年內要培養一名臨床上達到初年主治醫師水平，同時念完不少於5門的學位課程，還要進行科研訓練，完成一篇具有一定論文水平的研究生，在時間上難以安排，培養要求也難以達到，其結果可能出現『三不』現象，即臨床能力達不到同年住院醫師水平；學位課程不深不透；科研訓練不如『科研型』研究生。」⑦

1989年，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調查了該校152名臨床醫學領域的博士/碩士導師，詢問其對「現行臨床研究生教育」的意見。結果

只有15.1%（23位）贊成學生通過現行模式取得臨床醫師學位

。⑧

不但導師們對新辦法有意見，

學生們也看不上新出爐的「醫學博士(臨床醫學)學位」

，對其滿腹狐疑：

「研究生在進入臨床訓練不久，也產生了強烈的思想波動：有的要求改變專業；有的認為這種制度和方法不適培養研究生，而是培養普通醫生，因此要求退學；有的認為研究生顧名思義就是念課程、做論文的，因而羨慕以從事科研工作為主的『科研型』研究生，說他們才是真正的醫學研究生，而自己是『二等』或『工農兵』研究生，是當作無償勞動力使用的『勞力者』；也有的對採取連續反覆進行臨床訓練的方法不習慣、不理解，產生了：

不安心——不願做臨床研究生，不甘心——不甘心做『二等』研究生，不放心——害怕畢不了業、拿不到學位

，等等。」⑨

這次針對蘇聯模式的小修小補，沒有能夠解決臨床醫學高水平人才短缺的問題，「培養的人數很少」。⑩

圖：1987年，衛生部科教司編寫的《醫學博士（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方案彙編》

遺毒侵入臨床醫生職稱評定

為了培養會看病的高水平臨床醫生，1997年又出台了一項新辦法，並基本沿用至今。

新辦法將醫學學位區分為

「醫學專業學位」

（臨床）與

「醫學科學學位」

（科研），前者培養能看病的醫生，後者培養醫學研究者。

（《臨床醫學專業學位試行辦法》）

按照當年的制度設計者們的說法，這一改革參考了歐美日等國的先進經驗，同時也是為了壯大臨床醫生隊伍——1989~1990年的一份涉及3335名臨床醫師及相關管理人員的調查問卷顯示：81.4%的被調查者希望設立「醫學職業學位」，認為這樣做可以鼓勵青年醫師「獻身臨床醫學事業」。[11]

新辦法在形式上對接歐美日，卻保留了蘇聯模式的內核——臨床醫生想要獲得「醫學專業學位」的碩士和博士，仍然需要像醫學研究者一樣寫論文，一樣做答辯。

當然，新辦法用文件的形式，「降低」了臨床醫生的論文標準，允許其學位論文「可以是病例分析報告或文獻綜述」。但這種「降低」並沒有什麼用，2012年的一項基於40所醫學院校的調查顯示，

近六成院校里

，臨床碩士研究生在實驗室做實驗的時間，與自己的學位類型無關，而是由導師個人的課題決定；

有1/4的學校

，對臨床碩士研究生的畢業論文的要求，與科研型碩士研究生是一樣的。[12]

這無疑是不正常的。

更不正常的是：

「要求臨床醫生寫論文」這種遺毒，不但在學位問題上縈繞不散，還侵襲到了臨床醫生的職稱評定領域。

2015年2月，丁香園網在約2000名三甲醫院醫生中進行的一份問卷調查顯示，26.87% 的醫生表示，在中級職稱的評定中需要1篇核心期刊的論文；23.55%的醫生表示，需要2篇核心期刊。在副高級職稱的評定中，31.54%的醫生表示需要2篇核心期刊；23.08%的醫生表示需要3篇核心期刊，而18.41%醫生表示必須發表SCI論文。至於高級職稱，多數機構規定必須發表2篇以上的核心期刊論文。[13]

這種「核心期刊論文」，顯然不是「病例分析報告或文獻綜述」所能打發。

於是乎，在「醫學專業學位」領域，常常出現臨床碩士、臨床博士不會看病的怪現象；在「職稱評定領域」，常常爆出剽竊抄襲、捉刀造假的醜聞；一線臨床醫生們則哀嘆自己身份尷尬，「天天寫論文，哪有時間做手術啊？」

是時候終結「要求臨床醫生寫學術論文」這種歷史遺毒了。

圖：哈佛醫學院。該院對「醫學博士專業學位」（M.D.Program）沒有論文寫作的要求。

注釋

①秦伯益，《論文撤稿事件的反思：我國臨床醫學學位制度亟待改革》，《科學與社會》2017年第3期。也可以參見「知識分子」公眾號2018年1月3日的轉載。②彭瑞驄口述。孟譞、張大慶/編，《20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彭瑞驄訪談錄》，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P161~162。③吳階平，《談臨床醫學科學研究》，《醫學教育》雜誌1989年第6期。④《關於改進和加強臨床醫學研究生教育的幾點說明》，1986年10月。收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與研究生工作文件選編》，P206。⑤《培養醫學博士（臨床醫學）研究生的試行辦法》，1986年10月。⑥⑦卜慶芊、溫發和、侯卉，《對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制度的思考》，《學位與研究生教育》1988年第6期。⑧劉芝華、李橋、趙紅、牛學勝，《從152位導師的反饋意見看臨床醫學研究生的教育改革》，《醫學教育》1989年第7期。⑨卜慶芊、溫發和、侯卉，《對臨床醫學研究生培養制度的思考》，《學位與研究生教育》1988年第6期。⑩胡祖挺、秦懷金，《設置醫學職業學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國高等醫學教育》1992年第2期。[11] 參見：周遠清，《在全國臨床醫學專業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97年12月26日。謝桂華，《關於調整醫學學位類型和設置與試辦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的問題》，1999年5月5日。《中國衛生年鑒 1991》，P179。[12] 李艷、劉愛忠，《臨床醫學碩士研究生兩種學位培養現狀的對比分析——基於40所醫學院校的調查》，收錄於《研究生教育論壇 2012》。 [13] 孫愛民、劉浩南，《107篇醫學論文被撤數十個國家級資助項目誰來追回研究經費？》，財經網201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