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教授陳志武：與貧富差距相比，消費不平等更能加劇社會和政治動蕩
中國現在的財富分配結構空前畸形，但也許關注度不用那麼多地放在這裡。討論平等話題的時候，應該更關注消費分配結構。社會底層只要消費不是問題，即使是財富分配結構有一定程度的惡化，也並不一定會威脅到社會和政治穩定。
陳志武
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
撰文：章偉升 題圖攝影：張旭
金融危機引起歐美民粹思潮盛行
《中國慈善家》：2016年6月，美國發生「9·11」後最嚴重的恐怖襲擊，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隨即再提禁止穆斯林移民的政見，他的支持率再次上升。特朗普是這輪美國大選的「黑馬」，他的言論一向大膽、強硬，反對者批評他是民粹主義的代表。以特朗普為代表之一的社會思潮，會對美國甚至世界帶來哪些影響？
陳志武：從長遠的歷史看，我覺得可以看淡一些。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不只是中國、東歐國家往計劃經濟的方向邁出去了很多，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這些西歐國家，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社會主義思潮受歡迎程度也很高。
回頭來看，那一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把世界分成兩大陣營，肯定跟大蕭條有很大關係。嚴格地說，2008年金融危機帶來的影響還沒有完全結束。在歐美，特朗普這樣的左派、民粹候選人幾年前就開始興起，跟金融危機的後遺症有很大關係。這一點完全可以理解，也在預料之中。
另一方面，我過去十幾年花了蠻多時間研究人類如何應對災荒等重大危機，怎樣通過多種創新（迷信、宗教、文化、金融市場和一般商品市場）來提高應對重大危機的能力。總體上，社會民粹化、語言和行為極端化與危機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弱。儘管越來越弱，但兩者的關係還沒降到零。所以2008年金融危機後，還是有一些比較極端的反應和傾向性。但跟歷史上其他時期災害事件經常性引發暴亂、戰爭和社會大動亂相比，現在已經好多了。
還有一個角度，這一次實際上跟中國有關係。1980年左右開啟的新一輪全球化給中國帶來的好處非常大，中國製造的產品滲透到世界各個國家，尤其是美國和西歐國家。如果你問美國人，特朗普講話很極端，但還是投他的票，是不是跟中國經濟和影響力興起有明顯關係？很多人可能會說不一定，但我覺得實際上關係很強。因為這是在改變很多人原本熟悉的格局。
《中國慈善家》：你是說，國與國之間的此消彼長，讓美國人產生了失落感？
陳志武：對，還是有蠻多這樣的情緒。過去三十多年的全球化使得國與國之間的差距縮小了，但是，很多國家內部的收入差距和其他差距擴大了，推動了這種情緒上升。
《中國慈善家》：貧富差距現在是全球性的難題，越來越多的人擔憂它的失控會造成社會動蕩。但你之前提過，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不足多慮，這與主流觀點非常不同。
陳志武：過去三十多年，財富分配結構和收入差距越來越惡化，這個趨勢很明顯，其背後一個重要驅動力是體制不公平。中國社會習慣於靠關係，而目前的體制又加深了靠關係的程度，這就使有關係的人更能發財，靠近北京或省會城市的人更能發財，這種不平等是應該改變的。但是，我認為人們更應該關注的是消費差距。原始社會的財富差距、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基本上是一回事。換句話說，那個時候的財富分配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和消費分配結構基本上沒什麼區別，因為沒有什麼存儲，也就沒什麼財富積累。到了農業社會，收入分配結構跟財富分配結構開始分離。農耕時代，土地、房屋這些不動產就變成了主要的財富累計載體，也是財富和相應身份的具體表現形式。但是總體上，消費分配結構跟收入分配結構還是比較重疊的，收入的大部分都變成消費品。
但是到了現在，財富分配結構越來越畸形。比如說美國，從2004年左右開始，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手裡集中。收入分配結構，也是更多地有利於少數人。但是消費分配結構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反而更平等，差距縮小了很多。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包括有識之士在討論平等話題的時候，應該更關注消費分配結構，因為它的重要性高於財富分配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社會底層只要消費不是問題，我們最擔心的有人活不下去的局面就會減少。人的天賦、能力、努力程度等都不一樣，特別是現在互聯網時代創造力更加能帶來財富，所以，財富分配結構有一定程度的惡化是正常的、預料之中的，也是最大限度地發揮所有人的創造力潛力的必要，只要它不威脅到社會和政治穩定就行。
《中國慈善家》：「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根深蒂固的觀念，為什麼財富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不一定引起動蕩？
陳志武：現代社會的財富內涵跟傳統社會很不一樣。前者更多反映對未來收入的定價，後者更多是反映對過去收入的累計。比如說馬化騰，他個人財富可能值一兩千億人民幣，但那些財富主要是騰訊股票，而股票所表現的價格，是市場對未來收入預期的貼現值，是對未來收入做定價的結果，跟傳統意義上的真金白銀不一樣。
我們必須意識到，今天的財富更多是貨幣意義上的財富，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於對未來收入預期的貼現結果。民國以前，商人也有很多未來收益，可以有未來收益預期，但那個時候沒有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沒有把收入預期做貨幣化計價的手段。我們今天在計算財富分配結構和財富分配基尼指數的時候，肯定會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很多。之所以會這樣，跟未來收益的金融化、資本化有非常大的關係。這也是為什麼中國、美國這些金融化程度高到一定水平的國家，其貨幣化財富分配結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畸形，財富分配不平等比任何時候都更高的原因，就是金融化帶來的一個結果。
這也告訴我們，也許關注度不用那麼多地放在財富分配結構上。一方面是因為金融市場的變化，再一個，騰訊這樣的企業讓社會受益很多。沒有馬化騰這樣的企業家創業和創新，我們的生活怎麼可能改善這麼多？特別有才華的人去創新和創業，給社會帶來這麼高的福利，他們個人的財富上千億，甚至幾千億，社會應該不僅要能接受，還應該高興和感激。
制度不公平造成的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不能接受的
《中國慈善家》：只要消費能穩定，社會就能穩定？
陳志武：對。幾乎所有社會，財富分配結構是最集中的，財富差距最大，收入差距次之，消費差距最小。每個人一天就三頓飯，馬化騰不會因為個人財富兩千億就一天吃一百頓飯。吃住行再怎麼奢侈也就是這麼多，物理和生理意義上的限制，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消費差距不會無限大。
從社會穩定和基本的人道角度來講，只要消費分配結構不至於太糟糕，再通過發展金融、政府推出福利和社會保障項目，使得底層的人能活得體面一些，那對於收入差距、財富差距、消費差距的擔憂都不是問題，你不要讓人餓得沒有辦法活下去。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的災荒、災害歷史研究都告訴我們，以前的社會之所以經常出現暴動、革命，很多是因為災荒衝擊下好多人活不下去，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去鬧革命，現在不同了。
《中國慈善家》：是否可以這麼理解，你認為，雖然目前財富差距很大，但仍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陳志武：在消費差距不是太糟糕的前提下，因為市場競爭造成的財富分配差距可以接受。但是，因為制度不公平造成的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是不能接受的。最典型的是在中國，你有權力、有關係，那麼你就可以做房地產開發商，就可以進入很多很賺錢的行業，這些行業對於一般人大門緊閉。中國現在收入差距、財富差距之所以越來越惡化，跟國有企業的存在也有非常非常大的關係。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公平、公開、公正的競爭所帶來的結果，即使有本事的人也沒有辦法加入高收入行列。
《中國慈善家》：中國目前的消費結構是怎麼樣的，是否已經隱含危機？
陳志武：中國算得最多的是收入基尼指數和財富基尼指數，但是我沒有怎麼看到過消費的基尼指數。應該要有更多人去計算消費的基尼指數，而不是只把注意力放在收入基尼指數和財富基尼指數上。
《中國慈善家》：也就是說，真正有危機的地方反倒被忽略了？
陳志武：對。
《中國慈善家》：你在《金融的邏輯》一書中提到，金融對窮人更重要。中國近年來一直在提普惠金融，在體制基本盤沒變的情況下，金融如何做到真正的普惠？
陳志武：過去這麼多年，中國一直抑制民間金融，金融更多的是國有企業的貴族俱樂部，只有國有企業和少數非常成功的民營企業可以享受這些資源。現在，藉助互聯網，民間金融慢慢打開口子，讓普惠金融有了一個基礎。我們確實認識到，不要把互聯網金融一棍子打死，這非常關鍵。否則，把它卡死，本來可以更加普惠的金融最後又沒辦法普惠。
互聯網金融對老百姓更重要，對於已經很有錢的個人、國有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來說，有沒有互聯網金融，並不影響他們從傳統銀行、傳統金融機構得到的支持，他們用不著互聯網金融。你懂我說的意思吧？互聯網金融最大的受益者還是普通老百姓階層和小微企業。
我們今天碰到的問題是「富貴病」
《中國慈善家》：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資本主義制度再次受到質疑，比如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職責，比如華爾街運動。即便是長久以來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反對自由市場經濟的聲音也非常流行，你怎麼看？
陳志武：首先，市場經濟、市場的發明和發展，是人類到目前為止做得最偉大、最重要的創新。說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者說資本主義失靈，都是缺乏歷史知識和歷史認知，才容易得出這麼一個結論。他們稍微了解人類歷史是怎麼走過來的，就會知道，我們今天碰到的問題是「富貴病」。我現在在寫一本書，叫《文明的邏輯》，就是要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一下人類死於暴力、兇殺、戰爭的頻率和人數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在過去幾千年，特別是過去的七八百年里，很明顯是在下降的。除了我剛才說到的，跟迷信、宗教、文化相關，和技術創新帶來的好處相關之外，更重要是通過市場，特別是跨地區的商品市場和跨時間的金融市場使得人類社會應對風險的能力不斷提高。沒有市場的發展就沒有這些人類文明的進步。
《中國慈善家》：你剛才說的「富貴病」是指什麼？
陳志武：錦上添花的要求。在沒有市場發展或者市場很弱的社會，那個時候的生存狀況是什麼樣的？這些人一點也不了解。在我的研究里，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中國沒有金融市場，那個時候發生自然災害、戰爭，那麼多人被逼得賣兒賣女，那是什麼概念？現在大家可能都忘了。歐洲人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市場經濟給他們帶來的好處有多大。他們今天用不著碰到這種危機那種危機、這個災害那個災害，不會去想要靠把妻子賣掉，把女兒賣掉，換得一點錢讓自己可以活下去。
現在的衝擊肯定讓人不舒服，但和原來被逼得要把房子賣掉，把妻子賣掉，把家裡面的牲口賣掉，才能求得一個活路相比，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兩個性質不同的後果。
中國人和印度人很清楚，自由戀愛是最近幾十年的事。傳統中國社會的人，並不傻，不是沒有感情，不是沒有對愛情的追求，但為什麼他們沒辦法把婚姻跟愛情聯繫上？因為婚姻不是愛情關係的結果，不是談戀愛的結果，而是一個經濟安排，是生存需要。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人完全忽視了人類歷史是怎麼走過來的，沒看到市場化和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得婚姻、家庭、人際關係作為經濟工具的現象慢慢被淘汰掉，取而代之的是股票和基金、保險、信託這些非人格化的金融工具和市場工具。用這些東西來更好地安排自己的一生，跟用賣老婆孩子來救急、規避風險完全是兩個性質的安排，是革命性的差別。
《中國慈善家》：《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提出：在21世紀，新技術將賦予人們前所未有的能力，使得富人和窮人之間有可能產生絕大的鴻溝，人類將進入史上最不平等的世紀。比如世界上最具權勢的精英和機構正在研究如何克服死亡和衰老， 而塔尖下的人無法負擔這項技術。
陳志武：我覺得這個結論不符合歷史趨勢。道理很簡單，技術只會越來越便宜。 有學者研究了從1800年到1950年巴黎不同地區的人均壽命，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幾乎整個一百五十年，越富的小區，人均壽命就越長。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對人的壽命影響很大，就是排泄系統的衛生條件。排泄系統如果處理不好，屋子裡的細菌就特別多。在十九世紀中期，有一些創新的排糞、排污技術，能減少污染和傳染病的危害，但這些技術很貴，一般人用不起。到了二十世紀中期，這些技術越來越便宜，巴黎各個小區的樓房都可以用得上，由此帶來的壽命差別就被消除了。
技術的發展只會使得新技術、新產品的價格降低，使廣大老百姓都能輕易得到，這種市場競爭只會使得不同財富階層、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生活品質越來越接近，而不是越來越偏離。
來源：《中國慈善家》2016年6月刊
《中國慈善家》2017年6月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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