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慈禧的五個話題
侯德雲
在晚清史料中，慈禧是一個敏感詞。我注意到一個詭異現象，在有些史家或作家筆下，凡好事，搞洋務運動、富國強兵等等，都跟她無關；凡壞事，甲午戰敗、戊戌變法等等，都跟她有關。這種一邊倒的言說方式，從邏輯學角度是站不住腳的。本文的宗旨，是從小角度切入，透視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這三個重大歷史事件中，慈禧的所作所為，力圖還原歷史的真相。
在此之前，我們先釐清一件基本史實，慈禧的垂簾聽政，不是一垂到底，期間也有「捲簾歸政」的時候。整個過程，可分四個階段：第一段，1861年農曆十一月，咸豐死後，慈禧與慈安共同垂簾，至1873年農曆三月，同治帝親政為止；第二段，1875年農曆一月同治病死後，慈禧再度垂簾，至1889年農曆二月，光緒帝親政為止；第三段，是1895年中日戰爭出現敗象，慈禧過問政局，但並不專權。第四段，是1898，光緒二十四年農曆八月初六，戊戌政變後，慈禧三度垂簾，至1908年農曆十月去世為止。也就是說，從1861至1908年間，有兩年同治親政，還有十年光緒親政，這十二年間，慈禧處於離休或半離休狀態。
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在慈禧身上，好好看看她。
紫禁城裡的漂亮女人
大清帝國從1861至1889年，近三十年間，只有短短兩年是同治親政。而這兩年，同治毫無建樹。
這裡必須挑明，所謂「兩宮垂簾」，真正起主導作用的是慈禧。對朝政的處理，倆人有分工：官員升遷等例行公事的摺子，主要由慈安處理，聖旨上往往只蓋她一個人的印章；事關朝廷大政方針的摺子，都由慈禧處置。而且在朝堂之上，慈安「不甚發言」，「吶吶如無語者」。拿大主意的，都是慈禧。因此我要說，大清帝國的1860至1880年代，是慈禧的時代。
慈禧晚年時，曾跟身邊人回憶往事，說：「入宮後，宮人以我為美，咸妒我」。 而她在垂簾聽政之初，年僅二十五歲。這樣一個年輕漂亮的小媳婦，竟然領導中國進行了一場讓世界矚目的「洋務運動」，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在此後的三十年里，我把慈禧看作是全中國最漂亮的女人。當然，我所說的漂亮，不僅僅指她的容貌。
我很願意以時間為序，說說慈禧到底漂亮在哪些地方。
其一，垂簾伊始，改組軍機處，外交局面由此改觀。新組建的軍機處，由恭親王領班，大清國在對外關係方面，走進一個長期和平的階段。英國很快注意到：「中國政府一改從前千方百計拒絕跟外國打交道的立場，準備與外國建立密切關係。」同時表明自己的態度：「既然中國今天的政策是鼓勵與世界各國通商貿易，我們應該協助開明的中國政府，不這樣做等於自殺。」由英國牽頭，西方各國都跟大清採取「合作政策」。時任英國首相巴麥尊說：「如今我們的政策，是鞏固中華帝國，幫助它增加收入，建立一支更好的海軍和陸軍。」我們當然已經看到，史實跟巴麥尊的說法，高度吻合。
其二，廣開言路，鼓勵中下層官員和知識分子議政。晚清「清流黨」由此興起，成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這些「清流」中，不乏信口雌黃的人，有時還將批評的矛頭指向慈禧本人，但慈禧從不禁言。相反，她還能從「清流」中辨識出千里馬加以重用，張之洞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後來在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說過這樣的話：「當廣開言路之時，不必有所譴責以塞之」。說起來，光緒帝只是繼承和發揚了慈禧太后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而已。
其三，借力打力，不到三年時間，迅速剿滅作亂已久的太平天國。慈禧善於借用各種力量，來達到自己的終極目的。美國人華爾、英國人戈登、法國人日意格等，漢人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只要擔得起歷史重任，便一視同仁，委以大權。這裡只說一件事，辛酉政變剛剛十八天，清廷頒布上諭，對曾國藩委以重任，以兩江總督身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此外還包括浙江省的軍務，等於是節制四省。下放的權力之大，在大清國史無前例。事實證明，慈禧的敢想敢為，得到了豐厚的回報。
其四，慧眼識珠，重用英國人赫德，治理大清海關。慈禧竟然提拔年僅二十八歲的赫德，為「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而赫德也不負慈禧厚望，在此崗位上為大清恪盡職守近半個世紀，為國庫提供了不斷增長的稅源，成為洋務運動穩固的經濟基礎。赫德主持的大清海關，僱用一大批外國人，如此「肥缺」，竟被洋人佔據，很多人心生不滿，甚至有不少朝中大員，直接對赫德表達憤慨。但慈禧用人不疑，顯示出超人的判斷力。到1888，大清國的年財政收入，由慈禧執政之初的白銀四千萬兩猛增到八千多萬兩，其中近三分之一是海關稅收。
其五，大刀闊斧，建設現代軍隊和工業。慈禧執政之初，就聘請外籍教官訓練軍隊，聘請外籍工程師指導武器製造。1866年，中國第一個製造軍艦的造船廠落成，1869年，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下水。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到光緒帝親政那年，慈禧打造的北洋艦隊，是當之無愧的亞洲第一艦隊。同時，中國的現代工業，製造業、採礦業等等，也都欣欣向榮。
其六，放眼向洋看世界，讓中國了解世界，也向世界介紹中國。慈禧在執政之初短短几年時間裡，就走了三步棋：先是啟用《瀛寰志略》（介紹世界地理的書籍）的編著者、「老成望重」的徐繼畬為「總管同文館事務大臣」。此書在道光年間出版時，輿論大嘩，紛紛指責作者誇大「外夷」，徐因此丟官。慈禧對徐的起用，絕非小事，朝野上下自然能體會到朝廷的用意之深。其次是派人出國「旅遊」。1866年春，赫德回國休假，清廷從同文館選拔幾個學生，跟隨赫德到歐洲遊歷。第三是派遣正式外交代表團，出使西方各國。1867年，駐華六年的美國公使蒲安臣期滿回國，恭親王建議由蒲安臣領銜為中國特使，帶隊出訪美歐。慈禧當即首肯，並派遣兩位年輕的大清官員志剛和孫家谷，為二品「欽命之員」，隨蒲出訪，史稱「蒲安臣使團」。這一使團，行期接近三年，訪問了十一個國家。
其七，力排眾議，收復新疆。1875年，慈禧二度垂簾之始，決定派兵收復新疆。新疆的阿古柏叛亂，是借太平天國之亂而起，到此時已割據十幾年時間。此外，伊犁也被俄國所佔。慈禧認為，新疆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程度了。她的意見，遭到朝中重臣的激烈反對，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的看法，代表性最強。李氏認為，收復新疆，「兵力餉力，萬不能逮」，況且那「數千里之曠地」，即便收回來，「將來斷不能久守」，不如把它當作附屬國看待。當時，連醇親王也覺得「暫罷西征為最上之策」。但慈禧堅持己見，派左宗棠帶兵前去收復。到1878年，左宗棠收復了絕大部分失地。慈禧採納左的意見，將早先的這個自治區域改為行政省。隨後，被俄國佔領的伊犁，也通過談判索回。而且那次談判，被西方觀察家稱為中國的「外交大勝利」。
其八，「據理相持，剛柔互用」，《中法合約》不傷國體。1884年5月，李鴻章與法國軍官福祿談判，達成《李福協定》，清廷以放棄越南為代價，換取法國不侵犯大清的承諾。誰知此後不久，法國竟以雙方軍隊發生的一場小規模衝突為借口，向大清勒索兩億五千萬法郎（合白銀三千八百萬兩）賠款。對此無理要求，慈禧的看法是：「法人有意廢約，釁自彼開。」態度非常明朗，在朝堂之上，「字字嚴切」，「即減亦不可」，之後一再重申「不允」、「亦不允」，為此不惜跟法國重新開戰，體現出「剛」的一面。法軍進攻台灣，炸毀馬尾造船廠，都不曾讓慈禧萌生求和之意。到1885年3月下旬，清軍在中越邊境的鎮南關打敗法軍、國內輿論振奮之時，慈禧抓住時機，見好就收，決定體面地結束戰爭。6月份簽訂的《中法和約》，基本上是以《李福協定》為底本，法國人一個法郎也沒拿到。這場戰爭讓大清國贏得普遍的國際尊重。赫德說：「一年多（指正式宣戰）戰爭下來，沒人能說中國幹得不漂亮。」連對慈禧常有腹誹的翁帝師，也在日記中揚眉吐氣：「朝廷一震之戰，已足以化中原積弱之習。」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史實，直接支撐了我對慈禧的看法：她是一個有膽魄、有威儀、有見識、有胸懷的女人。在反腐倡廉、整頓吏治方面，也多有可圈可點之處。
光緒「親政」風波
慈禧跟光緒之間，一直就說不上有多麼親密。比較而言，光緒更喜歡慈安太后。可惜，光緒九歲時，慈安去世，弄得「皇爸爸」慈禧跟光緒鬧彆扭的時候，連個調解的人也沒有。透過史實，我們能清晰看到，慈禧與光緒的關係，隨光緒年齡的增長而不斷惡化。這種惡化，為大清的國運，帶來了一場不可彌補的悲劇。
早年光緒在學習上很用功，翁帝師大為振奮，日記里裝滿了對光緒的讚美，如「讀甚佳」、「讀大佳」、「讀極佳」等等。在翁帝師眼裡，不滿九歲的光緒，毛筆字「頗有筆意」，十歲時作詩「極敏捷」，「作史論，亦通暢，且極歡喜」 。對此，慈禧也很滿意。九歲以後，宮中複製了一些奏摺，讓光緒在上面用硃筆練習寫批語，有時慈禧會對他加以指點。某年陝甘總督上奏，說甘肅隴西縣雷祖廟裡的雷神顯靈云云，用俗話說，就是當地官員擔心「天鼓」要響，預示天災臨近，於是請皇上寫份匾額掛在廟上，哄哄雷神。光緒硃筆批示：「著照所請行。」慈禧教他，要說得詳細一點，叮囑地方大員，要「修身愛民，政無缺失」，才能讓神靈滿意。這大概是慈禧與光緒之間最甜蜜的一段時光。
光緒「親政」風波，從1886年開始。那年光緒十六歲，慈禧頒旨：「著欽天監選擇吉期，於明年舉行親政典禮。」
此諭一出，朝中一片慌亂。史料記載，李鴻章擔心已經穩健起步的洋務運動遭遇意外因素干擾，絞盡腦汁考慮對策，竟然達到「寢食俱廢」的程度。終於想出對策，給醇親王寫信，說自己是「外吏」，不能冒昧插嘴皇室事務，委託醇親王設法挽留慈禧。醇親王也清楚，處在自己的地位上，於禮於理，都應該有個態度。一番嘰嘰喳喳之後，在諭旨頒發的第三天，請求皇太后收回成命的奏摺，紛紛而至，其中，以軍機處領班大臣禮親王和醇親王的摺子最為顯眼。醇親王同時還安排自己的親兒子光緒「跪求」慈禧再「訓政數年」。這一番運作之後，慈禧宣布，她「何敢固守一己守經之義，致違天下公論之公也。勉允所請，於皇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
史學界有人指責慈禧「嗜權如命」，說她礙於「祖制」，擺出歸政的姿態是假，骨子裡戀棧不肯交權是真。儘管沒有明確的史料為依據，還是有不少史家，堅持這一論斷。在我看來，清廷的那個「祖制」，本身就有問題，把一個泱泱大國，交給一個十幾歲的小屁孩去掌舵，不怕觸礁或者翻船么？我覺得李鴻章即有此擔心，才想方設法挽留慈禧。事成之後，老李讚揚醇親王有「回天之力」，還說「遠近臣民額首交慶」，光緒帝最親愛的老師翁同龢，對此結果也不反對，他知道，畢竟「宗社事重」。
對慈禧「再行訓政數年」意見最大的，是十六歲的小屁孩光緒本人。小東西很鬱悶，「停食頭疼」，病倒很多天。翁帝師再三勸慰，「反覆數百語，至於流涕」。光緒從此鬧開了情緒，對學習也不再感興趣，翁帝師這個時期的日記，唯有一聲嘆息：「作論極不佳」，「作詩亦草草」，「功課如此，奈何！」
光緒的身體也從此壞掉了，「腿膝足踝永遠發涼……夜間蓋被須極嚴密……耳鳴腦響」，說話聲音像蚊子叫，連近在咫尺的翁帝師也聽不清。可憐見的，就在這時，他還有了一個難言之隱，遺精，每月十幾次之多，連聽見鑼鼓響，都會應聲而泄。小體格越來越壞。
1888年，小皇帝大發癔症。翁帝師在日記中說：「昨日上怒責茶房太監三人，內一人杖幾死，因細事耳。」光緒的壞脾氣，由此可見一斑。
很快，慈禧下旨：「明年正月舉辦大婚典禮。」不久又下旨：「明年大婚禮成，應即親裁大政，著欽天監於二月內敬擇歸政吉期。」這回光緒迫不及待，也不給大臣做出反應的時間，立馬頒布上諭，命令各衙門準備皇太后「歸政屆期一切典禮事宜」。
對慈禧歸政後，她跟光緒之間，應該保持怎樣的政治關係，醇親王與一班軍機大臣，擬定了詳細方案。根據這個方案，光緒獨立處理國家大事，不需要事先徵求慈禧的意見，只是在「皇上披閱傳旨後，發交臣等另繕清單恭呈皇太后慈覽」，而這個清單上面，只有標題，沒有詳細內容。不過，在任免朝廷一二品大員時，給了慈禧一點發表意見的機會：「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降諭旨。」難怪慈禧自己要說：「自歸政後，時事不復與聞。」
事實證明，慈禧歸政，對大清國的改革開放，是一重大損失。光緒親政後，翁立馬運用光緒的信任和手中的大權，把洋務運動代表人物李鴻章的手腳都給捆住，北洋艦隊、京漢鐵路、幣制改革等等隨之終止。慈禧時代「奉命遊歷」的官員，回國後也得不到重用，他們遞交的各種報告，也都塵封在書庫之中。西方人士明顯感覺到，中國進入「沉睡狀態，只有外國人還在積極努力」。這些事件，無論怎麼看，都會讓人覺得光緒還是跟慈禧賭氣，而且是用國運在賭。
慈禧一生中，被人詬病最多的一件事，是修建頤和園。史學界以往的主要論調是，慈禧糟蹋了海軍的錢，對後來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負有重要責任。說到錢，我倒要再次替慈禧說兩句公道話。修頤和園花了多少錢，以前有個說法是幾千萬兩白銀，那是扯淡，準確數字，是五百到六百萬兩之間，其中最大一筆錢，三百萬兩，是慈禧從後宮的用度中，逐年節省出來的。其次是滿朝官員的「報效」，二百六十萬兩，以北洋名義存入天津的外資銀行生息，取名「海軍軍費」。「非職業歷史拾荒者」雪珥先生說，此舉「為的是減少輿論對中央的壓力，卻沒想到效果適得其反」。最後才是從海軍衙門每年「騰挪」三十萬兩，等於海軍軍費的零頭。問題是，海軍後來停止購艦購炮等等事端，跟頤和園一點關係也沒有。此事我在《北洋艦隊的悲殤》一文中有詳細說明，這裡略過不提。
最後我要強調，修頤和園的花銷，跟光緒大婚的花銷五百五十萬兩，基本相當，前者沒動國庫一分錢，後者所有費用都由國庫承擔，但為什麼沒人為此指責光緒帝或者清政府？
甲午年的焦慮和氣悶
1894那個甲午年，也包括1895年在內，慈禧生活中的關鍵詞，主要有兩個，一是焦慮，二是氣悶。這兩個關鍵詞，交替出現，讓她不堪其擾。
下面以時間為序，簡要說說慈禧在甲午戰爭期間的「參政議政」表現。
上文說過，慈禧歸政，國家大事由光緒掌控，慈禧只能看到奏摺的標題，而無法了解實情。但甲午中日開戰之前，光緒破例向慈禧請示過一次工作。7月15日，光緒去了頤和園，第二天他向軍機處「傳懿旨」，說太后「主戰」，並叮囑「諸臣所行照會不準有示弱之語」。
此外，慈禧還參與了一件大事的決策，是關於北洋艦隊統帥丁汝昌的罷免事件。光緒聽信大舅哥志銳的說辭，要派海軍去外洋「截日人歸路，遇軍火船則轟擊之，遇載兵船則殺之」云云，誰知丁汝昌一盆冷水，把光緒澆得透心涼。丁的意見是「今日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餘」，總之是不去外洋為好。正要大展宏圖的光緒哪能咽得下這口氣，請示慈禧打算把丁免職。慈禧不同意，說「現在此人無罪可料」。光緒堅持己見，下旨讓李鴻章找人替代丁，結果李也為丁辯護。光緒只好收回成命，但下旨警告丁：「倘遇敵船猝至，有畏縮退避情事，定按軍法從事，決不姑寬。」丁就是背著這樣的思想壓力，打了一場悲壯的黃海海戰。大戰剛剛拉開序幕，光緒就孟浪如此，慈禧能不焦慮？
慈禧很長時間都不了解軍情如何，直到李鴻章把宣戰後的往來電報，彙集成冊呈送給她，她才知道軍情糟糕到什麼程度。她立刻下旨，從後宮拿出三百萬兩銀子「交李鴻章」，「以濟餉需」。之後不久，又拿出二百萬兩，而且下旨停辦六十大壽慶典中的諸多項目。在這一過程中，你說她能不焦慮？
到9月底，清軍被全部趕出朝鮮。用赫德的話說：「再打也無益，最好的結果是儘快停戰。」軍機處與赫德商議，請英國駐華公使調解此事。對此，慈禧表示同意。沒想到翁帝師大發雷霆，大罵英使「可惡」。無奈，慈禧只好耗費「極長」時間，去說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翁帝師，讓他接受英使在中日間斡旋。誰知，此番努力竟付之東流，日本對英國的態度置若罔聞，一門心思攻打大清的邊防要地，並很快進入大清本土。慈禧那個低調的六十大壽慶典，在日軍的槍炮聲中草草舉行。這期間，慈禧大概是焦慮和氣悶兼而有之吧？
到11月下旬，日軍佔領旅順軍港之後，無法了解戰局情況的慈禧，以懲治珍妃賣官鬻爵作為壓制光緒的手段，迫使光緒對她政治讓步。在懿旨把珍妃和瑾妃都「降為貴人，以示薄懲」的同一天，光緒下旨：「所有逐日對奏均遞皇太后慈覽」。
1895年1月，清廷派張蔭桓和邵友濂動身去日本議和之前，慈禧專門給他們頒發一道懿旨：「如日本所請於國體有礙，及中國力所不逮者，皆不許擅許。凜之，慎之。」話說得很明白，既不能傷咱大清國的面子，也不能傷咱的里子。等戰事延續到1895年2月，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慈禧的態度，卻有了明顯轉變，再也不談議和的話題。她「辭色俱厲」，對軍機大臣宣告，中日形勢「勢難遷就」，應「撤使歸國」，跟日本打下去。這時的慈禧，又回到中法戰爭期間的某個節點。但她的主戰論，在軍機大臣那裡碰了軟釘子。被重新啟用領班軍機處的恭親王，「囁嚅委婉」勸慰慈禧「不可決絕」。她不聽。第二天，她召見即將代替李鴻章擔任直隸和北洋職務的王文韶，「不憚煩言，歷三刻許」，說告訴前線官兵，皇太后決心打下去，要求眾將士「各矢天良，力圖振作。果能奮勇爭先，殺賊立功，必有不次之賞。」王在日記中記載，慈禧說這些話的時候，「憂憤形於辭色」。
問題是，慈禧說了不算。當時光緒、恭親王和其他軍機大臣，都不想再打，準備派李鴻章去日本談判。慈禧讓軍機處通知李鴻章來京「請訓」，恭親王阻撓：「不令來京，如此恐與早間所奉諭旨不符。」慈禧生氣，明明是你們來徵求我的意見嘛，「我可作一半主張」呀。
其實，在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慈禧根本不可能作成「一半主張」。
翁帝師在日記里說，慈禧堅決反對在割地的前提條件下進行談判，恭親王反覆解釋，老太太最後負氣不管了，你們愛咋地咋地，別來問我！當光緒還想問問割哪塊地給日本比較合適的時候，老太太讓太監傳話，俺病了，不能見人，皇上你自己決定吧。言外之意是，割哪塊都不合適。
史學界很多人，多年來一直把甲午戰敗的責任，強加在慈禧頭上，什麼挪用海軍經費，什麼一意主和等等，這些說法都是對史實的褻瀆。實際上，當日本要求割讓台灣和遼東半島的消息傳來，慈禧的態度十分堅決，她對光緒直言：「兩地皆不可棄，即撤使再戰亦不恤也。」說這話的時候，她心裡想的，無疑是要跟日本打一場持久戰。
到三國干涉還遼的時候，慈禧還審時度勢，認為列強絕對不會眼睜睜看著日本推翻滿清而無動於衷，於是又生出廢掉《馬關條約》與日再戰之心。她讓軍機處討論這一建議，討論的結果，讓她大失所望。
關於甲午戰敗的原因，赫德感慨，是由於中國「沒有首腦，沒有強人」。但有一位法國人，敏銳地看到，在「末日的開端」里，慈禧是「中國唯一的男子漢」。
戊戌年的憤怒
關於戊戌變法的種種議論中，有一種觀點，頗有些「驚世駭俗」。這便是張戎女士在《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一書中的說辭。張戎女士認為，戊戌變法是慈禧發動的。在張戎看來，光緒不是不想變法，而是不知道該怎樣變。與此同時，慈禧自甲午戰爭後期已經擁有了「議政」權。戊戌年的光緒，只能依賴慈禧給他當主心骨，他經常去頤和園向慈禧請教政事便是最好的例子。1898年6月11日，光緒在頤和園待了兩天之後，回到紫禁城向軍機大臣宣布懿旨。翁帝師在日記中說，「是日上奉慈諭，以前日御史楊深秀、學士徐致靖言國是未定，良是。今宜專講西學，明白宣示」，且「聖意堅定」。說白了，是慈禧下定決心，我們大清國要面向西方，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於是光緒的態度也「堅定」起來。隨後由翁帝師執筆，清廷頒布《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陡然拉開序幕。
翁帝師對變法，持有強烈的保留意見。他公開揚言：「西學不可不講，聖賢義理之學尤不可忘。」這話等於說，國學比西學更重要。這樣的觀念，無疑對變法有害。加之翁帝師心情不暢，連日在光緒面前「咆哮」，結果讓光緒跟慈禧合謀給罷了官。後來的事，為節省腦力，不妨直接引用張戎的陳述：
慈禧、光緒合作施行改革。每天把變法的諭旨發向全國。諭旨都是以皇上的名字發出，但它們都曾「恭呈慈覽」，都得到慈禧的贊同。據清史專家孔祥吉教授披露，取代翁同龢成為皇上知己的張蔭桓告訴日本駐京公使矢野文雄：「太后向來喜悅開新派之人。因此，皇帝翻然歸於開新之說，與太后更加親密，勢必增加太后之權力。」
……
許多措施是慈禧早年改革的繼續，如設立鐵路礦物總局，送學生出國學習等。慈禧、光緒將乘火車去檢閱用西法操練的軍隊，以此向全國展示鐵路和現代化國防的重要性。嶄新的措施包括鼓勵現代農業、西式商務，獎勵出新書、制新器、造新物，為此準備實行「專利法」。慈禧還對傳統的出口方式進行了創新……
慈禧、光緒合作順利，發出的諭旨代表他們的共同願望。如此兩個多月過去，朝廷的變法意志全國上下都感受到。光緒的改革派老師孫家鼐觀察到：「近日臣工願變法自強者十有六七，拘執不通者不過十之一二。」有的諭旨，如辦京師大學堂，立刻開始。但當更多的項目正在展開時，一場突發事件使這場變法運動戛然而止。導致事件發生的主角是康有為。
沒錯，就是這個康有為，大幅度扭轉了戊戌變法的走向，大清國的航船，由此嚴重傾斜。
史料記載，康有為提出的設「制度局」以左右光緒的「陽謀」，經總理衙門和軍機處反覆討論被否決，加上康從張蔭桓處得知光緒內心深處對慈禧有怨氣的「宮廷秘密」之後，計上心來，作《波蘭分滅記》一文上呈光緒。此文先混淆事實，說波蘭「守舊法而勿變」，七年而亡，文末警告光緒：「今吾貴族大臣未肯開制度局以變法也……稍遲數年……吾其為波蘭乎？」此文讓光緒特別糾結，很快病倒。病中的光緒越發激進，接受康的學說，下旨裁撤「冗署」，僅京城一地，「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據張戎考證，這道聖旨，慈禧並不滿意，她以為「過重」，但為了維護光緒的權威，她提出一點修改意見後，同意下發。不料此後，光緒帝竟然「站了起來」，不提前「恭呈慈覽」就下發諭旨，罷免禮部六堂官，大力提拔康黨成員。康趁熱打鐵，很快提出更高的訴求，開辦與制度局性質相同的議政院，或稱懋勤殿，擬用十位「顧問」。所謂顧問，當然是以康黨為主。這回，光緒沒有專斷獨行，而是前往頤和園，請慈禧批准懋勤殿一事。沒想到慈禧不同意。於是光緒歸後召見楊銳，冒出個所謂的「衣帶詔」。康得知衣帶詔的內容，竟生出謀殺慈禧之心（嚴格說不僅是謀殺慈禧，更是「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不久陰謀外泄，於是有了戊戌政變。
到戊戌變法後期，慈禧的情態，可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憤怒。
讓慈禧憤怒的事，至少有兩件：
第一件，康有為暗中寫了三份密折，分別以其他官員之名上呈光緒，要求起用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和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為「主導」，以「康有為參贊」來指導改革。奏摺還進一步鼓動大清與日本「聯邦」，甚至是「合邦」。同時，日本人主辦的中文報紙《國聞報》大肆鼓吹，是否聘請伊藤博文來指導改革，是大清「存亡與興滅之關鍵」。更巧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伊藤來大清訪問，光緒很快確定於9月20日接見伊藤。9月18日晚，慈禧接到御史楊崇伊的密奏，說康氏有可能被「引入內廷」對光緒施加重大影響，又說外界傳聞，伊藤將被光緒授以「政柄」，「則祖宗所傳天下，不啻拱手讓人」。你說，慈禧了解這些事，又看過這樣的密奏，能不憤怒？這是她決定第二天起駕回京的主要原因。
第二件，得知康黨謀反密報。還是9月18日，半夜三更，慈禧被叫醒。關於康黨「圍園弒後」的報告遞交在她面前。大清以孝治天下，現在倒好，皇帝身邊的激進分子，要殺皇帝的母后了。儘管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光緒已捲入這個陰謀，但面對此事，慈禧仍然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氣。很快，等光緒接見伊藤之後，慈禧就將他軟禁。沒有任何商量餘地，老太太「即日訓政」。
晚清史專家茅海建說：「戊戌變法之失敗，當然是由於慈禧太后的政變，但我仍然能夠感到，根據康有為派的政治力量，按照康有為的政改方案，若慈禧太后未在八月初六日發動政變，他們似乎也不可能走得更遠……」另有中國改革史學者雪珥在《危險關係：晚清轉型時期的政商賭局》一書中說：「慈禧發動的所謂『戊戌政變，並非為了遏制改革，而是遏制兒戲般的、以發紅頭文件為主的『偽改革，更是為了遏制『偽改革刺激下即將劇烈爆發的真正宮廷政變」。在這兩番公道話之外，我還要特別引用張戎的陳述，來證明戊戌政變並不就是變法的終結。張戎在書中寫道：
在平息康有為事件的同時，慈禧希望戊戌變法繼續下去，發布了一系列上諭，稱「所有一切自強新政」，不光是「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不得因噎廢食」。許多改革措施在繼續，不少在事件前僅系倡議，之後才得到落實。然而，每天大發諭旨的那種轟轟烈烈的氣勢不復存在。慈禧訓政後，撤銷了提拔康和康黨的諭旨；恢復了光緒一股腦裁撤的部門和官員；收回了不切合實際的指令（如鼓勵全國所有人直接向皇帝上書）；暫停了對科舉制度的激進改革。暫停暴風驟雨式的改革還因為當時在華洋兵、教士與當地人屢起衝突，出現了殺傷教士的事情，導致「洋兵接踵而來，欲乘火車進京」。慈禧需要安定……這些都不可避免給人印象，變法夭折。
對慈禧的妖魔化
對慈禧的妖魔化，很早就開始了，早在戊戌政變發生不久。第一個站出來向慈禧頭上潑污的，是康有為，第二個是他的弟子梁啟超。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政變僅僅半個月，康有為在逃亡途中，接受香港英文報紙《德臣報》採訪。談話中，康對慈禧大肆攻擊，還妄稱光緒對他如何信任，給他「衣帶詔」，讓他去英國求救云云。談話內容在《德臣報》發表後，很快傳到國內，上海《字林西報周刊》《申報》《新聞報》、天津《國聞報》等，或全文或摘要轉載了這一長篇報道。報道的破壞性顯而易見，一則加劇了慈禧與光緒之間的離心離德，二則導致中方要求日本驅逐康有為。
這還沒完，康逃亡到日本，於1899年初，又寫下了一部被茅海建稱為只「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也就是《我史》（即《康南海自編年譜》）。茅海建在《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一書中說，《我史》中有兩個「定理」：之一，康沒有任何錯誤，錯的都是別人；之二，變法失敗，是守舊派阻撓導致的。
緊隨康有為向慈禧大潑污水的梁啟超，在政變三個月之後，寫出《戊戌政變記》，在《清議報》上連載。在這部真話與謊言參半的著作中，梁假借已被處斬的太監寇連材的「筆記」，攻擊慈禧對光緒多年如一日的「虐待」：
西後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呵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後如見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為之破，至今每聞鑼鼓之聲，或聞吆喝之聲，或聞雷則變色雲。
你個梁啟超，你讓我說什麼好。茅海建說他初讀《我史》時，「心情十分混亂」。我讀《戊戌政變記》，跟茅海建讀《我史》的感受完全相同：心情十分混亂。
這裡不想對梁的虛構逐條加以反駁，我只想說一個事實，《戊戌政變記》一書，附有《烈宦寇連材傳》一文，把這個憤青太監好一通拔高。實際上，這太監，是清宮裡的一個笑柄。甲午戰後，此宦心血來潮，給慈禧上過一個摺子。晚清史學家戚其章，曾在清宮檔案里見過這個摺子的復件，發現文法不通，錯別字連篇，觀點也迂腐可笑，如反對修鐵路用輪船吃洋葯等等。再看梁啟超「引用」的寇連材「筆記」，根本不存在「文法不通，錯別字連篇」的問題。略加考究，還不難看出是「啟超筆法」。此外，語氣也不對，完全採用「審視」視角。
不客氣地說，很多史籍，尤其是通俗歷史讀物，對慈禧的隨意塗鴉，都跟康梁有關。可惱的是，如今網上的「百度百科」、「互動百科」等，關於晚清的某些條目，仍然採信康梁的說辭。可笑的是，關於「寇連材」，這兩個「百科」的內容，都是梁文《烈宦寇連材傳》的今譯和重組。
想不到外國人也來湊熱鬧，加入向慈禧潑污的輿論隊伍。1910年，在英國和美國同時出版了一部《慈禧傳》，作者是兩位在中國生活多年的英國作家和「漢學家」，一位叫奧特維·布蘭德，另一位叫埃特蒙德·白克豪斯。我讀到的是2014年出版的中譯本。這書在我眼裡，是一本還算好看的「歷史小說」。史學界已有公論，說它是一部「偽書」。其第三章第四節「誰謀殺了慈安太后」，裡邊有這樣的文字：
到了1881年3月，由於總管太監李蓮英驕橫，兩位太后又起了爭執。慈安認為李蓮英是慈禧寵信的人，眼中只有慈禧，沒有自己，太看不起自己，致使其他太監都仿效李蓮英。又說李蓮英權力太大，別人都稱呼他為「九千歲」。她們的爭論很激烈，沒辦法調停。有人就說慈禧這次的憤怒沒法忍受，慈安就死在這一點上。有不少謠傳說慈安是中毒死的。中國的內宮，容易發生這種可怕的說法，雖然不可信服，但也不能說是空穴來風。但不幸的是，凡是慈禧猜忌的，或者對她的權力有威脅的人，都不能長壽。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不可能都說是湊巧的事情。否則的話我們也絕不會相信這些傳言。開始沒聽說慈安生病，突然去世，這的確很令人奇怪。
作者繞來繞去，儘管沒使用肯定的語氣說慈安是慈禧毒死的，但傾向性很明顯。這種寫作方式，我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貌似公允法」。
慈安是病死的，史料確鑿，這一點毋庸置疑。而李蓮英，從來一言一行都非常謹慎，豈敢「驕橫」？更豈敢「九千歲」？
從「政治」角度，瘋狂向慈禧潑污的，當以那本奇怪的《光緒傳》（孫孝恩、丁琪著）為代表作。此書對慈禧貶斥的詞句，融化在所有涉及到慈禧的敘事當中，很難剝離。這裡只摘取兩段在戊戌政變後的議論：
自從政變後，西太后的暴虐行徑，已在廣大官民中「議論紛騰」，使「民情，頗覺惶惑」。因此，西太后在大肆搜捕維新人士和愛國官員的過程中，又以光緒帝頒諭自省的方式，企圖一為緩解日益浮動的「民氣」以求穩住政變後的局面；二又以光緒帝的名義廢除新政的一些主要改革措施……
……
在這毛骨悚然、是非顛倒的時日里，西太后已把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視為與其不同戴天的死敵，大興冤獄。與此同時，光緒帝也成了彌天的「罪人」，西太后必欲將其置於「死地」方可罷休。
說實話，這兩段劍拔弩張的以階級鬥爭為基調的議論，也把我的閱讀感受弄得「毛骨悚然」。
在針砭慈禧的大合唱中，也有少數比較公允的旁白，如《戊戌風雲錄》（李濟琛主編）中的某些陳述，讀來稍稍讓人心安。在這本就稀少的旁白中，我對張鳴《再說戊戌變法》一書對慈禧的歷史定位，比較贊同。張鳴的看法，慈禧「是一個高明的權術大師」，同時也是「一個很明智又很功利的政治家」，很多時候，「她都很清楚政局的利害所在，總能把握住全局的要害，順利地把握各種勢力間的平衡，無師自通很純熟地玩弄一打一拉，聯甲制乙、聯乙制甲的手段。」當然，這一評價，說的是義和團作亂之前的慈禧。對慈禧在義和團運動中的歇斯底里，我至今感到難以理解。
好了，既然承認慈禧是「政治家」，我們就不必從道德角度對她加以苛責。在專制社會裡，沒有一個政治家的個人道德，經得起顯微鏡的審視。比較而言，慈禧可能是其中比較內斂的一個。
主要參考書目：
1.《說慈禧》，隋麗娟著，中華書局，2013年。
2.《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張戎著，麥田出版，2014年。
3.《溫故戊戌年》，張建偉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
4.《光緒事典》，劉耿生編著，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5.《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茅海建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
6.《帝國政改：改革需要頂層設計》，雪珥著，線裝書局，2012年。
7.《慈禧傳》，〔英〕奧維特·布蘭德，埃特蒙德·白克豪斯，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
8.《光緒傳》，孫孝恩、丁琪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
9.《大清後宮秘史》，陳靖宇編著，中國華僑出版社，2014年。
10.《戊戌風雲錄》，李濟琛主編，金城出版社，2014年。
11.《再說戊戌變法》，張鳴著，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12.《昂貴的和平：中日馬關議和研究》，吉辰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13.《危險關係：晚清轉型期的政商賭局》，雪珥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責任編輯 宋長江〕
原文載《滿族文學》2017年第4期
滿族文化網編輯出品，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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