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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穿草鞋去上任的民國縣長,幹了不到一年就被調走了

原標題:這個穿草鞋去上任的民國縣長,幹了不到一年就被調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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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31日,在成都市北郊25公里的新繁縣,當地各機關法團以及士紳代表,一大早就趕到縣城外的南橋,手執三角彩旗,歡迎這一天到任的新縣長康凍。


南橋又名來薰橋,為瓦頂護欄廊橋結構,兩端都有護欄連坐的橋樓。此橋連結成彭公路,是成都至新繁的必經之地。

這座橋自清末以來,一直是本地士紳迎送官員之地。但這一天,新繁士紳在南橋一直等到晌午,並沒有等到康縣長。


後來才知道,這位32歲的新任縣長已經腳蹬草鞋,身穿舊軍裝,帶著夫人和一名馬夫,不坐滑竿和轎子,也沒有騎馬,一大早就已經從他們眼前經過,步行入城了。


草鞋縣長


康凍就任新繁縣縣長,源於發生在鄰縣新都的「圍城事件」。


1938年11月,川西北十二縣地方武裝一千多人,進軍新都縣各鄉鎮,造成地方治安人員與百姓多人死傷,並對新都形成圍攻之勢。


事後包括新繁縣在內的十二縣縣長不少人被撤職查辦,四川省主席王瓚緒向四川各行政區電令舉薦諸縣縣長人選,康凍正是從南充舉薦的縣長。


康凍是西充縣靑獅鄉人氏,少年時父母雙亡,由伯父養大,幼年曾讀私塾,受教師影響,傾心佛教,後考入西充師範學堂。


師範畢業之後,他棄教從戎,考入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後往新疆赴任,在蘭州被當時鬧分裂的西北軍疑為特工,入獄兩年。


後獲准開釋回川,在國軍王澤浚部隊任中校參謀,後因厭煩舊軍隊中腐敗習氣和軍閥作風,又離職赴蘇州藝術學校求學,還出版了詩畫集。


康凍之子後來總結說,康凍性格有兩大特色:一是由於佛教信仰,對百姓的慈悲心;二是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救國熱情。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他無心從藝,受南充特別行政區督查專員鮮英延請,就任南充縣一區區長。


在新都圍城事件之後,被鮮英推薦為新繁縣長,於1938年年底來新繁走馬上任。



新繁東湖公園



康凍下車伊始,就在縣署大堂的屏風上,手書「正人先正己,革命先革心」。


每日清晨,他都帶領縣署職員上街跑步鍛煉身體,希望以此振興政務人員的精神面貌。他還在新繁街道設置多處檢舉箱,親自掌管鑰匙,鼓勵百姓檢舉不法之徒。


他到任之後,不到半月就巡察了全縣各個鄉鎮,每新到一地,就讓衛兵敲鑼,請鄉親聚集開會,讓這些鄉民認識自己,對本地事務暢所欲言。


此後他幾乎每隔幾日就帶衛兵二人下鄉巡察民情,傾聽民意,且從不在所到地的鄉公所吃飯,而是自己買乾糧充饑。


新繁老百姓曾稱康凍為「草鞋縣長」,他讓人們不要尊稱他們夫婦康縣長和康夫人,而要叫康大哥和康大嫂。

這些事迹,至今為新繁人津津樂道。康凍的剛正不阿,不習慣官場的繁文縟節,都是老百姓喜歡的傳統「清官」題中應有之義。


道德治縣


此前在南充的職務上康凍已經頗有「漢之良吏」的名聲,後來在他的新繁任期內,五四運動重要人物吳虞也曾贈送「民從其化」的匾牌。


在關於康凍在新繁的仁政事迹中,有兩則故事流傳甚廣。


康凍巡察發現孤寡老嫗李劉氏半夜紡紗,得知李劉氏守寡多年,獨子在兩年前被強拉了壯丁,由於地方財政緊張,「壯丁費」難以徵收,因此抗戰軍人家屬的「優待米」未發放,李劉氏只好苦紡紗維生。


康凍次日讓李劉氏去本地一家素來剋扣斤兩的商鋪買米花糖,然後約二人縣署見面,當面稱出米花糖斤兩不足,罰商戶兩石大米,送與李劉氏。


新繁縣清流場一雷姓皮匠病故,康凍得知其子在山東抗日陣亡,遂臂戴黑紗,親自扶棺送葬,後來本縣另一抗戰家屬胡繼生亡故,康凍也親自戴孝護靈。


他後來向一位懷疑此舉有矯飾做作之嫌的同僚解釋說,以前四川的抗日士兵和勞工,多半是強抓的壯丁,捆著去入伍的,他們本人和家人,都自感家門不幸,甚至羞於見人。


正是為了樹立抗日正氣,他才要親自護靈,讓抗戰家屬揚眉吐氣,也讓本地人切實感到去前方抗日是光榮的事情。


康凍在新繁任縣長任內,為一度停辦的新繁縣立初級中學(原繁江書院)上下奔走,將其復辦,並請吳虞為學校寫了校歌。



康凍的道德治縣確實為新繁帶來了新氣象,但他對潛規則的不服從以及和當地士紳的格格不入,都深深地開罪了新繁地方勢力,為將來被逐埋下了伏筆。


據新都縣誌記載,彭縣一位青年到新繁賣陶器,被繁江鎮公所強拉為壯丁,鎮長亢儀階受到拘捕、撤職的處分。


縣救濟院長、倉儲保管委員會主任鄢敘五,挪用積穀和救濟費放高利貸,康凍調查後,鄢敘五畏罪藏匿,家中所存1000石大米被查封,以低價售給群眾。


旅長李樹驊占陝西館為私宅,被收回開辦幼稚園;縣黨部書記長陳化初為妻謀幼稚園主任之職,民教館館長馮量如自薦做中學校長,溫江專員王思忠函保劉某任中學校長,均因德才不足為人師表,遭康凍拒絕。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康凍遂與地方權勢人物結怨。



如今的新繁


當然,康凍也並非只知道「蠻幹」,在解決匪患時就表現出現實主義和經驗的一面。


到任五天之後康凍就親自帶隊剿滅本地一綁架團伙,後來一月之內將本地長期犯案的數十人悉數入獄。


然而,在當時的四川,袍哥組織已經基本合法和公開化,袍哥頭領有不少進入軍界和政界的不在少數。


此外,草根的袍哥組織一般操控著利益較大的賭,毒等生意,而農民之中,平時務農,偶爾捲入組織做幾天渾水袍哥的亦大有人在。


因此,康凍並沒有一硬到底,而是選擇了與住在新繁的「袍哥」頭領何載之協議讓其約束手下。


新都地區專員王思忠乘視察新繁之機,當眾訓斥康凍「不聽指導,目無長官」,康凍反唇相譏王思忠為「不求實際,專綳大架子的專員」。


在開罪巡視的專員王思忠之後,因貪污被撤職的下屬鄢敘五乘機聯絡各機關首腦及各鄉鎮長集體辭職,糾合各法團聯名向四川省政府誣告康凍。


省政府為了平息風潮,調康凍為樂至縣長。



吳虞(1872-1949),四川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區)龍橋鄉人。近代思想家,學者,被胡適稱為「四川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


消息傳開,群情義憤。


1939年7月18日,新繁東湖公園聚集群眾兩萬餘人,商議向省政府請願,挽留康凍任縣長。次日,群眾代表成立「苦留團」,二三百人徒步前往省政府,向省主席王纘緒陳述康凍政績。


當時住在新繁的著名學者吳虞也簽名挽留。王纘緒鑒於康凍的政聲,決定康凍仍任新繁縣長。當夜新都民眾奔走相告,滿城歡慶恍如夜市,茶鋪酒店也座無虛席。


然而好景不長。


1939年冬,賞識康凍的王纘緒奉令率部出川抗日,縣區兩級的倒康勢力再次糾結,要求撤換康凍,執掌四川省的賀國光撤之難平輿論,留之又難息爭端,只好改委康凍任汶川縣長。


「草鞋縣長」康凍試圖以個人道德之長,試圖補救制度和組織之短,但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國政權的基層,權力常常在盤根錯節的人事關係框架中運行。


尤其是縣級官員,往往與本地望族互相依存,甚至飲宴同席,兄弟相稱,妻妾之間結成姐妹,通家往還。

因此,「康青天」的道德治縣遭遇失敗,幾乎是一種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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