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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書法如何造就一代盛世?

[ 本文共計2560字 · 建議閱讀時間 7分鐘 ]

文 | 舒璇

清郎世寧《乾隆皇帝大閱圖》局部

乾隆一直覺得,使用皇帝的權力讓大臣和子民對他畢恭畢敬沒意思,所以每次和大臣討論學術問題的時候,大多情況以一個學者身份自居,不過別人看來他是真有才,加上自己有權,偶爾耍個賴皮,感受作為一個成功學者的歡樂,樂此不疲。乾隆喜歡寫,他還有個三希堂,裡面放了些寶貝,他喜歡告訴大家這都是真跡,不過真不真的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拿著這些寶貝,感受到一種不同於當皇帝的快樂,忙裡偷閒,又不誤正事,十分有趣。這說明他對書法和文化的熱愛,雖然不是專業擅長的領域,興緻到了,取得點小成績,拿來炫耀一下,也頗有情致。

王珣《伯遠帖》三希堂法帖之一

清十二帝都特別喜歡書法,康乾盛世如此,之後的嘉慶、道光皇帝也是如此,至於皇帝們為何這般「不務正業」?可以從乾隆看出來。

乾隆學書法,學漢文化,自然免不了和漢臣的交往,繼續深入漢文化,塑造自身的「儒雅」和正統形象。他藉此提拔了很多漢人,皇權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彰顯,沒有皇帝的提拔絕不會有這些漢人的飛黃騰達。而優待近臣也使得他們感恩戴德,無形之中形成一種凝聚力。他們走出京城後,無論是京畿首輔還是封疆一方,都時時想著報效皇恩,不只是要求自己,也影響身邊的人,而最終皇權也得到穩固。

康熙書法

比如,最受帝王優待的書家是乾隆提拔的張照。乾隆喜歡這個人,把他列入國史,說「羲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這種話是皇帝說的,能不能擔得起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乾隆學書崇尚正宗,將身為臣子的張照推至書聖的位置,一下子引導了清中期朝廷書學的發展,教化了天下士子。能得到皇帝的賞識,而且將與趙孟頫(謚「文敏」),董其昌(謚「文敏」)並列,稱「三朝三文敏」,並有肖像畫傳世,足見其在清前期的書壇領袖地位。對一個人好,賜其高官厚祿還不夠,還要捧到極點,讓張照感激涕零。

清· 張照行書《弘曆讀昌黎集詩軸》局部

沒有無緣無故對人好,乾隆能對一個漢臣這般好,是彰顯皇權的手段,使書法的發展與其統治需要相適應。張照小變董字的秀媚為厚重,與乾隆統治下的「盛世氣象」相暗合。啟功先生曾經說:「有清八法,康、雍時初尚董派,乃沿晚明物論也。張照崛興,以顏米植基,澤以趙董,遂成乾隆一朝官樣書風。蓋其時政成財阜,發於文藝,但貴四平八穩。而成法之中,又必微存變化之致,始不流為印版排算之死模樣。此變化也,正寓於繁規緝矩之中,齊民見其跌宕,而帝王知其馴謹焉。」也就是說,學會皇帝喜歡的字體,能夠走上人生巔峰。也就是說,推行統一規範的朝廷書法書寫標準,更好的端正人心、統一思想。

乾隆書法

張照作為典範被樹立,是因為他的樹立有助於引導書學發展,端正士氣,這是出於統治的需要。由時代背景看,滿族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面臨的最為迫切的問題,就是如何贏得在人口和文化上都遠超本民族的漢族的認可,特別是漢族士人的認可。諸位皇帝都為此頭疼不已。所以,以武力得天下之後,亟需重新建立社會秩序,規範世人行為,使之符合倫理綱常,這是一種全方位的對社會各個階層、各行各業的要求。

換句話說,清代諸位皇帝都希望藉由書法「教化天下」,所以就有了乾隆爺研習書法、做學問、在畫上亂題,忙的不亦樂乎,雖然毀了很多名畫,但確實有點小才華,用書法得了天下士人的心。

比起有才的乾隆爺,其它幾位皇帝,對書法都有著非一般的鐘愛,他們引導書法發展,不但樹立典範,根據自己的喜好選取狀元,同時也有著內在的教化理念——就是對「正」、「敬」書風以及對帖學正宗的推崇。

乾隆在《快雪時晴帖》御筆題詩

還說乾隆,乾隆在《快雪時晴帖》《游目帖》《七月都下帖》《行穰帖》題跋中均用到「龍跳天門,虎卧鳳闕」的評語,「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是對王羲之風格的典型描述,反覆運用此句,乾隆意在表明其書法以正宗為依託。在品評其他名帖時,乾隆也以正宗觀念為參照。如在跋《蒙詔帖》中即提到「險中生態,力變右軍」。最能說明乾隆對此推崇的,是一開頭說的三希堂,他酷愛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三帖,就把古代法帖都找來,刻印成冊分賜下臣,這樣他的理念也就有了實物對應,對書法時風的引導也更加強有力。

康熙賜書

清代皇帝們自己崇尚帖學正宗,也通過一定的方式去影響臣下。賜書是一種方式。因為賜書不光會展現帝王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造詣,書寫的內容也極為關鍵,更重要的是獲帝王賜書本身就是一種無上的榮耀。以康熙帝的賜書為例,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十一月,康熙南巡至孔廟行禮,為大成殿書「萬世師表」匾額,緊接著,又賜給孔子的66代孫子孔毓圻《御制過闕里詩》,也讓他感激涕零。

五年之後,他又南巡,自己把孔子、孟子及周公廟的碑文抄了一遍,賜給孔毓圻,大學者孟貞仁,東野沛然等人。他這種賜書是經常性的,孔子、孟子等聖人的遺迹及後人、忠臣、封疆大吏,賜的都是「萬世師表」、「忠貞炳日」之類的話,這些人得到之後,受寵若驚,肯定更加效忠康熙。這也是一種對「正」、「敬」書風的推崇。

歐陽詢書法(上)與清順治年間狀元鄒忠倚書法(下)扇面

上之所好,下必流行。順治皇帝喜歡歐陽詢的書法,當時的狀元鄒忠倚、孫承恩寫的都是歐陽詢的書法。康熙喜歡二王的書法,狀元歸允肅、蔡升元、汪繹寫的都是二王的書法。清朝書法上的另一座巨擘是「三朝三文敏」之一的董其昌,董其昌的影響大到連康熙都受他影響。孫過庭說過:『不激不厲,風規自遠』,此香光之得右軍也。康熙推崇董其昌書法,在朝廷之中便形成了一股崇董的書風,在眾多朝廷書家中,陳邦彥專學董書,晚年幾乎可以亂真,於是1703年康熙年間成為進士入館選侍值內廷,乾隆初起原官仕至禮部侍郎,走上人生巔峰。康熙年間進士查升也是學習董其昌書法,殿試中因為書法被定為當科狀元。除此之外,高士奇、毛奇齡、姜宸英、張英等人,都是董其昌書法的潛心傳承者,因為追隨當時的潮流而進入歷史。皇帝喜歡的,一定可以引領一個時代,但更深層原因是,皇帝為什麼喜歡,比如皇帝規定清代科舉當中,楷法不工者,難以入仕,而在文書的書寫方面,稍有差池,就可能受到責罰。書法即是心法,在筆跡上的要求,可以規範內心的態度,這也是清朝皇帝們反覆推崇書法以及「正」、「敬」書風的良苦用心。

陳邦彥書法

無論是崇尚董其昌的書風,還是規定科舉取士的書法取向,抑或是御筆賜書,都帶有濃厚的政治目的。對於皇帝來說,書法是一種皇權的體現和教化手段,對於滿清子弟來說,研習書法及漢族典籍,游心翰墨,附庸風雅,也促使一個游牧民族早早的因為文明而進入到農耕時代,使得彼此間差異化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更加融合,成為時風轉變的指針。這是書法的妙用,無論在歷史各個朝代,還是在當下,書法即心法,研習書法,不僅風雅,蒙養正氣,也可以找尋內心,無論「體」如何變,其內在的筆法始終帶有一個時代的烙印,這也正是作為外族皇帝的清朝十二帝對書法如此痴迷的原因,因為他們知道,書法興盛的時代,一定是安居樂業的盛世。

出品人 · 施晗 | 主編 · 柴天鱗

責編 · 李沅圃 聶海燕|美編 · 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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