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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番茄98%新鮮、豆瓣9.3,它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原標題:爛番茄98%新鮮、豆瓣9.3,它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作者?曉漁


編輯?Yifei


越南戰爭在戰爭史上有特殊的意義。


這不僅指從1961到1975年間的投入,1500億美元的花費,近六萬美國年輕人的戰死和二戰後最大規模的局部戰爭無果而終。

它還伴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針對這場戰爭美國國民兩種截然對立的立場發生了劇烈衝突,有人形容這是自南北戰爭後美國最為分裂的時期。


這場戰爭美國以正義的名義涉入,最終卻以不名譽的方式撤退,士兵孤身回到國內,越南成了一個禁詞。


但無論是出國參戰的,還是美國國內反戰的,抑或那些只在新聞瞥上一眼的人而言,它都是一場十年的痛苦掙扎。



美國本土反越戰的人潮


越南使得一切固有的價值被重新審視,比如榮譽和勇氣以及愛國者的真正含義。 對所有國家,這一審視都值得重視。


這也是第一場被現場直播的現代戰爭,留下了數量繁多的影像記錄,獲得了數個普利策獎,但仍留下很多疑團和誤讀。


肯·伯恩斯(Ken Burns)執導的紀錄片《越南戰爭》試圖用18個小時的親歷者視角來還原那場戰爭。


他想講述的是那些牽扯到越南戰爭里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從而還原一些追問,它們事關戰爭是什麼,它是否值得以及誰來為之負責。


越 南 戰 爭


The Vietnam War


2017


90 min × 10(共10集)


導演: 肯·伯恩斯 / 琳恩·諾維克


編劇: 傑弗里·沃德



豆 瓣:9.3 / 10


IMDb:9.2 / 10


爛番茄:98%新鮮度

輪 到 我 了


1965年6月中旬,18歲的莫吉?克羅克前往越南戰場前夜被批准回家兩周。


在與妹妹卡洛深夜談心時,他突然把頭埋在手中,「我不想回戰場了」。


卡洛目瞪口呆,「那不是你想做的事情么?」


為了去越南戰場,他費勁心思,包括在17歲的秋天離家出走,以獲得父母的准許。


那年夏天他就開始焦躁不安,當時美國捲入越南已進入第四年。


莫吉生於1947年,高度近視,喜歡美國歷史和美國英雄的書籍。


12歲時他開始寫日記,記錄下了冷戰的各種事件,「討厭赤潮」。


他最欽佩那些願意為事業而犧牲自我的人,約翰?肯尼迪總統號召每個美國人「問問自己能為國家做些什麼」,這句話他真的聽進了心裡。


士兵莫吉?克羅克


他的雙親最終同意了他的要求。在首批陸戰隊登陸峴港一周後,莫吉?克羅克參加了美國陸軍。


投身偉大的事業,像二戰中的父輩那樣成為國家的英雄,莫吉對參戰的嚮往並非孤例。他是那個年代長大的美國孩子的一個縮影。


在偉大的傳統和國家使命感召下,一批少年人急於創造屬於自己的時代。越南成了那個絕佳的試煉場。


約翰?馬斯格雷夫是這些人中的一員。他出生的1948年正值美國戰後第一波嬰兒潮,他的父親是二戰活下來的飛行員,他的叔伯都是二戰老兵或韓戰老兵。他的所有男老師也都是老兵,就連牧師也是軍隊牧師。這些人是約翰心中的英雄,他想成為他們那樣的人。



抱著同樣心情的還有記者們。


尼爾?施漢先後在韓國和日本當了三年兵,越南是他的首次全職海外報道任務。


1962年的一個潮濕夜晚,25歲的他到達西貢。他記得當時上戰場時唯一擔心的事,是怕去得太晚會錯過大新聞。


「我是冷戰時代的小孩,我當時真的相信說如果我們丟掉了南越,東南亞的剩餘部分就會倒向共產主義。」

他跟著直升機看到越南士兵們被載往戰場,飛機起飛,掠過稻田,飛到樹林邊,然後士兵們跳出飛機。


「你真心覺得我們在這裡戰鬥,然後某天我們會勝利,而這個國家也會因為我們的到來而變得更美好。」


年輕人抱著一顆熱忱或單純的心接近了戰爭機器,很快他們會發現,自己走進了美國歷史上最深的泥潭之一。


我是個無神論者,直到槍聲再次響起


海軍陸戰隊是第一批被派到越南作戰的。


最初,他們雄心壯志,但很快會產生不適,遭遇到衝擊,困惑會襲來,之後是幻滅和無盡的忍耐。



羅傑?哈里斯本以為自己是要去解救越南國民,但真的到了越南後才發現並非如此,「許多越南人朝我們的卡車吐口水,他們叫我們滾回美國,然後我們就開始質疑自己了,我們為什麼要來這裡呢,這些人都不想我們來這裡。」


戰爭逐漸向他們露出獠牙,從上戰場前的訓練開始。


為了通過訓練, 麥特?哈里森和同伴們必須挺過好幾天的不眠不睡。


沒有食物和水,被迫爬上山坡以至雙腳流血,要在有銅斑蛇和棉口蛇的沼澤中巡邏,要學會如何識別陷阱,還要跟扮演成越共的老兵鬥智斗勇。


到達部隊的第一天,有人給哈里森看了樣東西,他以為是一堆掛著杏子的皮帶,後來才知道那是乾燥脫水後的人耳朵。


「我在理論上知道戰爭是怎麼一回事,但你只有參與其中後,你才能真正地理解它。」


陸戰隊把人訓練成一名戰士,教人學會殺人。


「他們說陸戰隊員可不能隨便死,你至少得殺死3個越南人。我那時想,如果要求是殺3個的話,那我就殺10個,多麼瘋狂。」 羅傑?哈里斯說。


理解戰爭包括學會對一些事情閉嘴。


來到會安3天後,一群平民羈押犯被帶進了列兵比爾?埃爾哈特所在的營地里。上面的陸戰隊員把平民羈押犯推下了車,這些人手腳都被綁住,可以聽到骨頭折斷和肩膀脫臼的聲音。


比爾找到上司問詢緣由,對方用他所聽過的最為平淡和空洞的聲音說:「你最好閉緊嘴,張大眼。那些人每天出去在沙地和平地上都會遇到地雷,知道地雷在哪裡。如果你善待他們,他們就會把你的頭塞進你屁眼裡。」


許多時候自認扮演了救贖者角色的美國大兵們要奉命燒掉村民們的茅草屋。士兵們不太樂意去點燃村民的屋頂,一旦點火失敗,他們不想再點第二次。


有的士兵想,美國參戰的本意真的不是要摧毀平民們的家園,但客觀上卻經常造成這樣的結果。「這場戰爭到底是在幹什麼?」



理解戰爭還包括要接受親眼見證朋友的死亡,把他們的屍體裝進屍體袋裡。



到最後,這些年輕人只能在麻木和忍耐中數著時間度日。


約翰?馬斯格雷夫帶著一張錢包日曆到了戰場。


他很虔誠,每過一天劃掉一筆。到了10月昆天戰場時,他停了下來,「沒有意義了,我回不去了」。這場戰爭堪稱絞肉機。


陸戰隊員蒂姆?奧布萊恩一直以為勇氣是衝進敵人堡壘,或屹立於炮火中,但後來他發現光是行走就費盡了所有的力氣。一天天地走,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穿過稻田,爬上山林。


由於在越南的戰鬥沒有穩定的攻防陣地,他們經常面臨的境地是攻克了一個村子,越共撤退,美軍離開,越共重新回來。


在已經戰鬥過的地方多次纏鬥,每一次都有人員傷亡,這讓許多士兵感到絕望。


每天早上起來,蒂姆望著大地,心裡想,「過幾分鐘我就會走到那裡了,我的屍體會不會就倒在那裡呢,光是走起來就覺得非常勇敢了。我有時走路會看著自己的雙腳,想著我怎麼會在這裡做這個呢。」



在寫給一名高中老同學的信中,莫吉?克羅克袒露了心跡——


「我被兩挺中國的輕機槍以每分鐘900發的射速壓製得動彈不了,身邊的最好朋友也被殺死了。我幻想著他們會讓我離開前線,這不過是一廂情願。我有段時間非常虔誠,進行了各式各樣的禱告,主要都是希望能活下去。但我又是個無神論者,直到槍聲再次響起。」


我們站在了錯誤的一邊


來自美國的年輕人們在越南戰場的遭遇很大程度與發號施令的人對越南的理解有關。


當時在美國國防部任職的萊斯利?吉爾伯評價說,美國人都對越南一無所知,越南對美國來說是反共前沿,是戰略棋盤,獨獨不是有文化有歷史的地方,不是一個即使強大如美國也不可能用時間來改變的地方。


錯誤首先來自對「朋友」的定義。美國干涉越南的目的是避免越南被共產主義吞噬,但把對抗越共和北越的南越政權視作正義的一方可能只是美國的一廂情願。


記者尼爾?謝漢記得南越在首任總統吳廷琰執政期間街頭的氛圍。


有時候在咖啡館裡聽到總統在做演講,有人會站起來關掉廣播,普通南越民眾對這位總統並沒有好感。



某種程度上,吳廷琰甚至是民主的對立面。


南越在跟北越鬥爭,在美國人看來是個很好的機會,來讓社會開放有新聞表達自由。但其實南北越雙方的體制在結構上類似,南越的家族獨裁非常嚴重。


吳廷琰的弟弟吳廷瑈運作著一個私人政黨,手下有一批內部安全單位,負責監視並抓捕政權的敵人。有些記者深度報道了兩兄弟所作所為就被驅逐出國了。


吳廷琰的哥哥、南越的天主教主教吳庭俶則瘋狂地鎮壓佛教徒,而越南境內70%的人口是佛教徒。


1963年,吳庭俶當上主教25周年,恰好也是佛陀的2527歲生日。當佛教徒掛起他們的旗幟以慶祝佛陀誕辰時,警察把旗幟撕了下來。


佛教的和尚及尼姑與上千名同情者們開始抗議政府限制他們的信仰自由。



這一幕,成為了越戰最經典的瞬間之一


抗議者們湧上了街頭。鎮壓示威的安全部隊開了槍,死亡的示威者中最小的12歲,最大的20歲。很多佛教徒都認為吳廷琰的政權是對宗教信仰的直接威脅。


1963年6月10日,為了抗議吳廷琰政權的壓迫,73歲的廣德和尚自焚。


龐大而靜穆的人群看著他焚燒至死,另一名和尚不停地用英語和越南語重複著,「一名佛教和尚殉道了,一名佛教和尚殉道了」。


記者尼爾?謝漢記得之後的場景。


僧侶們捧著那名自焚和尚的骨灰安葬到一座主要的佛塔里。他看到了一名普通的越南婦女,摘下了她的結婚金戒,並放進瓶子里以幫助這場鬥爭。


尼爾?謝漢當時想,「這個政權完蛋了,它走到頭了」。


吳廷琰政權垮台後,繼任的將軍們也並不值得期待。除了頻繁的權力更迭,掌權者們對自己國家和國民很難談得上理解與鄭重。


曾任總理的阮高祺被美國外交官評價為「一枚失控的導彈」,他以其華麗的制服、俗艷的私人生活和出格的公開言論而出名。有一次阮跟記者說越南真正需要的是「5個希特勒」。



當時在南越擔任公職的陳玉全評價阮高祺,「他像是個自己國家的陌生人」。這個評價也許適用於美國支持的歷任南越執政者。


美國源源不斷向南越輸送武器和指揮官,但在作戰中美國的顧問們很難左右南越將領們的實際決策,很多時候這些人不聽指揮,再三犯錯。


美國人並不了解自己在越南戰場上的對手。很多時候,他們難以分辨敵人是誰。


「美國人來到越南打仗,他們覺得城市裡的每個人都是友好的人士,但他們覺得所有的村民都是越共,因為越共沒有制服。這樣他們怎麼能贏呢,他們殺掉了一個真敵人,敵人可能就再找個替補,但殺錯了一個人,就會多出10個敵人,而多數時候 他們都殺錯了人。」有人這麼說。



另一方面他們也低估了對手的決心和戰鬥力。


一位美軍指揮官說,願傾盡所有來換取200名越共聽他指揮,「他們是我所見過的最優秀的士兵」。


這個評價跟越共那邊對戰爭的執著有關,以德浪河谷的爭奪為例,美方實現了擊殺率十比一的戰績,美軍死一人,越共那邊要死十個人。但越共和北越看起來完全準備好付出這樣的代價,甚至還願意付出更多代價來從中學習進步。


巨大的傷亡並沒有讓對手放棄,仇恨反而使他們更加團結,更多的人加入越共或北越軍隊來對抗美國。


一名叫童士元的北越士兵家中多個孩子都死於戰爭。他的弟弟是家中的第7個小孩,被美國人掃蕩時殺死了,另一名兄弟則是在睡覺時被伏擊了,胸口正中一槍。


他的表兄弟被叛徒出賣,敵人擰斷他的脖子。美國人朝他們家的房子開槍時把妹妹殺死了。噩耗一次次襲來,「母親一次次哭泣,但還是鼓勵我最小的弟弟加入越共。」


越南戰爭被稱為第一場直升機之戰,美軍頻繁使用直升機來壓制對手。越共從第一次打下直升機之後,就越來越敢於從地面發動對空中的進攻。他們還把戰爭從美國期望採取的空中打擊到近身接觸戰。


「要抓住他們的腰帶扣,這就意味著你要離得很近,他們就不能對你用火炮和空襲,免得殺傷到自己人.離得這麼近就只靠人跟人了,於是一切就都平等了」,北越軍隊的軍官魯克三這麼描述越共的策略。



北越方面意志力驚人,而美國人或南越對他們的宣傳太過單一,這影響了美國對對手行為的判斷。


南越官員家庭出身的楊文梅是在跟一位北越高級高原的交談後才明白了這些人並非牛鬼蛇神,而是為了信仰不惜以身赴死的戰士。


她受雇於蘭德集團,這家智庫受美國當時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委託,對敵軍俘虜進行研究以期找出「誰是越共以及他們的動因是什麼」。


「這個人傾其一生去爭取他所認為的正義事業,把國家從外國控制下解放出來,希望國家統一在公正的政府之下。所以他真的是深信不疑並為了這事業而奉獻一生。我離開後仍深受震撼。」幾十年後楊文梅講述了當時的衝擊。



後來蘭德公司在呈交在五角大樓的報告中說,越共是一群專心致志的敵人,「只有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打敗他們」。


一名高級官員說,「如果此言屬實,那我們就站錯隊了,我們將會輸掉這場戰。」


「我們站到了錯誤的一邊」,這樣的念頭逐漸從親歷者到高級官員傳遞到了普通的美國人那裡。



越戰中另一張經典圖片,這張圖片甚至直接推動了戰爭的結束


美國反戰活動家比爾?齊默曼第一次注意到越南就是因為那名自焚的和尚。更多的具有震撼性的照片傳回了美國國內。例如這張阮文鸞當眾處死越共游擊隊領袖的照片。


「攝影師離得很近,在軍官開槍的時候按下快門,你就能看到被射的那個人頭部一邊凸出。那是子彈打出的地方。我們就在那裡,目睹那個人死在那裡。」



阮文鸞當眾處死越共游擊隊領袖的照片,還有人拍了影像,極其震撼


美國人開始懷疑自己的選擇,許多人開始反思,美國在越南戰場上支持的是不是錯誤的一方。


「那張照片是轉折點,我們為此付出了代價,這把美國人至於了一個這樣的位置」,美國人開始意識到自己用金錢和年輕人的性命用來支持的是怎樣的政府。


打領帶的聰明人沒有做出正確的決定


經手越南戰爭的每一任美國總統都期望儘快穩定越南局勢,儘快抽身,但出於對選舉和國內輿論的考慮,他們總在秘密增加軍事投入,以期儘快迎來所謂的戰爭轉折點。


事實上這個所謂的轉折點從未到來。



43歲的約翰?肯尼迪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第一個派駐軍事力量前往越南。


關於越南,他在就職典禮的發言中就昭示了一切:「對於那些我們歡迎其加入自由一方的新國家。我們提出保證,一種殖民統治消失後絕不會代之以另一種更為殘酷的暴政。我們不能總期望他們支持我們的觀點,但我們會總希望他們堅決維護他們的自身自由。」


肯尼迪的所有顧問都在二戰中當過兵,他們每個人都堅信一條核心教訓——野心勃勃的獨裁者需要被及時阻止,以免他們嚴重威脅到世界的和平。



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發誓要讓美國的軍隊「划算有效益」,他要求量化一切包括如何確定每一次行動的結果,比如用某種圖表來確定是否打贏了。統計維度包括繳回的武器數量、擊斃的越共數量等。



以數據為導向的獲勝衡量指標帶來的問題不可小覷。這種衡量指標最終會越來越退回到一種可怕的標準——計算屍體,只看死亡人數。


「如果你無法計算出哪些指標重要,那就讓你所能算出的指標變重要。所以在這種特殊情況下你所能計算的就是敵人的屍體數量。從死亡人數里是看不出細節的,你看到的只有數字,而大多的數字都是有水分。」 隨軍記者喬伊?蓋洛威說。


類似的,軍事助理羅伯特?加德認為,「如果以死亡人數作為成功標準,那你就是在逼迫那些原本重榮譽有勇氣的人們變成一群騙子。如果以死亡人數作為獲勝標準,那麼每一具屍體都會被視為敵人屍體。死亡人數往往都會虛高,或許還會更多地使用無差別的火力。本來無需那麼巨大的火力,但為了追求數字上的結果,你就會努力地增加屍體數量。」



美軍在越南戰場上遭遇的道德困境很難說不是這種量化指標下的產物。


1965年11月初,西貢發生了政變,吳廷琰兄弟被槍殺,南越迎來了平庸將軍們的頻繁更替,這事實上加深了美國在戰爭泥潭中的介入程度。


肯尼迪總統震驚於吳廷琰兄弟被殺。三天後,他口述記錄了自己對政變的懊悔和對未來的憂慮:


「上周末西貢發生了政變。這終結了3個月以來的對話,既分裂了我們政府,也撕裂了西貢政府。我覺得我們必須為此負很大一部分責任。我們在8月份的電報里暗示了可以發動政變,我不該未經圓桌會議討論就批准了這份電報。我震驚於吳廷琰兄弟的死亡,他被殺死的方式尤為令人憎惡。現在的問題是將軍們能否團結一致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以及西貢的輿論是否會在不遠的將來也認為新政府是壓迫和不民主的。」



肯尼迪沒能活到看見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在18天後於達拉斯遇刺身亡,在越南的16000人的命運落在了林登?約翰遜身上。


林登?約翰遜在國內事務上雄心萬丈,但在外交上沒那麼自信。為了跟外國人打交道,他留下了肯尼迪的所有頂級顧問們。


總統覺得自己別無選擇,如果有更多的美國顧問死去,總統將成眾矢之的。他抱怨過,「我不能跑掉,我不能躲藏,我也不能讓它停下」。


1965年3月,約翰遜終於走到了他一直都在設法避免的那一步,開始派遣美國地面部隊到越南。



大規模的轟炸並沒有動搖北越的意志。政權更迭頻繁,腐敗蔓延到了南越軍隊。越來越多的美國士兵死在越南,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頻繁發生。


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這位美國對越戰略的總建構師也越來越不相信美國能取得最終勝利了。他不相信請求更多的兵力和轟炸對自己所負責的軍事能起作用。


「想到這個世界第一強國,每周殺死或重傷1000名非戰鬥人員,還想把一個弱小落後的國家打到屈服。而且我們也不清楚這樣做有什麼好處,這場面實在不好看。」



他促請總統限制兵力,不要增兵,並宣布無條件結束對北緯20°線以北的一切轟炸。


「越南的戰爭正在走向必須停止的勢頭」, 麥克納馬拉寫道,「大幅增加美軍部隊的派駐和對北方的轟炸是沒有必要的,也不是最終的解決辦法,敵人可以承受或是反撲這些攻勢,讓我們進一步陷入困境並面臨升級戰爭的更大威脅。」


「對越南最合適的說法,是不確定原因的流血,流血是確定的,但戰爭的正當性受到了懷疑。打領帶的聰明人沒有做出正確的決定。」 麥特?哈里森總結。


疤 痕


1966年6月3日,正好是莫吉?克羅克的19歲生日。


他的連隊要去搜索並殲滅從寮國滲透到中央高地的北越部隊。隨著夜幕降臨,莫吉和他的小隊奉命往山頂爬去遠眺一下被圍的南越國軍前哨。莫吉是最前頭的偵察兵。在一片漆黑中有挺機槍開火了,他再也沒能爬上山頂。


「我媽還是我媽,我爸還是我爸,但再也回不到原本的樣子了。」妹妹卡洛問母親,「你怎麼還能信上帝呢?」



近5.8萬美國人的生命永遠的停在了越南,能活著回到美國的人也被戰爭永遠地刻下了烙印。


這種烙印有過古老的名字,古希臘時它被稱為神聖的瘋狂,內戰中叫士兵之心,一戰時叫炮彈震蕩,二戰叫戰鬥疲勞。


到了越南戰爭,它有了個新名字,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



很多年後,陸戰隊員卡爾?馬蘭提斯發現有些時刻他沒法控制自己的行為。


有一次,他開車和女兒在一起,後面傳來一陣像尖銳的鳴叫,他頭腦一片空白。


等到他反應過來時,已經站在別人的車頭去踢對方的擋風玻璃,孩子被他嚇壞了。


現在,有人按喇叭時他還需要深吸一口氣,做很久的心理暗示,「沒有人朝你射擊,你很安全。」


約翰?馬斯格雷在戰爭中曾被派駐昆天的監聽站,那裡就只有3名陸戰隊員和1台無線電。有時候敵人靠得太近,他能聽清對方的悄聲耳語。


恐懼感讓他永遠記著了那種黑暗。「我現在仍用著夜燈。孩子們都長大後他們才第一次真正發現爸爸曾經打過仗。他們會問,為什麼我們都長大不再用夜燈了,而爸爸還有一個夜燈呢?」


讓許多老兵痛苦的是,國家試圖忘記這場戰爭。


沒有凱旋旅行,他們從越南戰場回來時都是孤獨的歸來。


美國從越南徹底撤走那天,有人給約翰?馬斯格雷電話慶祝。他非常悲傷,「這並非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犧牲6萬美國人,拋棄了數百萬信任美國的南越人。這是美國歷史上最悲傷的時刻之一。」


整個社會對越南戰爭似乎總有些話沒有講。兩對年輕夫婦認識12年後,直到偶然的機會,雙方妻子才在交談中發現兩位丈夫都曾在越南當過陸戰隊員。所有人都沒說到這件事,從來不提這件事。它成了一個禁忌。


戰爭已經結束,關於戰爭的爭辯從未停止。


也有人試圖為這場戰爭里的人留下一些東西。


1981年4月,在一些退伍老兵的推動下,美國打算為所有的老兵建一個紀念碑,包括 57692名陣亡者的名單。65萬美國人捐贈了800多萬美元,最終耶魯大學的建築學專業學生21歲的林櫻獲得了那2萬美元獎金。



她的設計很有特點,兩塊細長三角形黑色花崗岩插進了一個斜坡。她說過自己的想法:


「我想描述一個旅程,一個讓你體驗死亡的旅程,在那裡你只能是觀察者,你永遠無法與死者在一起。這不是一個讓你看了說沒關係,結束了的東西。因為越南戰爭就不是這樣的。」


對越戰的不同觀點影響了人們對建築的判斷。有人因為否認戰爭的正當性而擔心紀念碑有榮耀的意義,也有人擔心質樸的設計無法表現美國人參戰的正義。


評委中,作家湯姆?伍爾夫認為不需要藝術教育也知道,建築中的黑色疤痕,黑色是悲傷恥辱和墮落的通用色,它在一個洞里隱藏著,彷彿出於恥辱。


另一位評委簡尼斯?康奈利則認為它表達了超越戰爭影像的東西。v型黑色花崗岩在傾斜的坡地輕輕融合,它傳達了對戰爭唯一人人同意的觀點——死者應該記住。



老兵們一開始也有不少人排斥它的存在。


「我不喜歡越戰牆,我覺得那是條醜陋的黑溝,它說唯一紀念的是死者,不是因為他們是英雄,而是受害者。我沒去。直到有一年,他們要把花圈放在我室友的名字上。我不得不去。那以後我每年都去,去紀念我們失去的。我走到最左邊用手指寫出那個名字。」 李維斯?索利曾經認為越戰牆是污名化參戰者,但親眼見到那堵牆後他改變了看法。


「當你走出車,走近牆,它的強度像抓住你,你上去,你看到名字,你觸碰名字,很強烈。」老兵羅恩?卡西形容自己第一次見到它的感受時,依然抑制不住眼淚。


莫吉的妹妹一直不想去那裡,但在某個夏天的早晨她還是去了。「穿過林肯紀念堂,走進入口。一開始你看不見牆,你走下草坡,當我看到它時,我真的難以呼吸。我哭了,我得站高才能觸碰到它。我找到了我哥哥的名字,現在他不是一個人,和其他人一起。他在那裡讓人們了解和思考,他沒有被遺忘。它難以思議地治癒了我。」



約翰?馬斯格雷從倒影池走向它,看到了一排又一排名字。


「我喉嚨在咕嘟,我一直忍著淚水,我沒有哭,我嘔吐。我跪著,沒法呼吸。感謝上帝,它在那兒。這真的能拯救生命。」


即使在國家層面變成禁忌,對太多人而言,越南戰爭從未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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