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綿綿：錢鍾書書札手跡識真辨偽
一、錢鍾書先生的一件詩札
名人書札，一向深受文物收藏界的青睞。在2002年4月號的《收藏界》「名家翰墨」中，刊有錢鍾書致「勤廬夫子大人」的一件詩札（圖1）。從錢先生的這件詩札的字跡、內容來看，應該是他早年的作品。這件詩札的受札人「勤廬」，在顧頡剛《蘇州史志筆記》，其中多有提到。例如：「勤廬來書論吳中古迹（一九五三年三月）」；「沈勤廬尋得幹將墓及羊山化石（一九五三年十月）」等。由此可知「沈勤廬」應該是位從事古代文物考古和研究古文化的學者。那麼錢鍾書與他有著何種因緣呢？
據近年編纂的《蘇州市志·人物》中載：「沈維鈞（1902—1971）號勤廬，蘇州人。1921年肄業於上海震旦大學，任上海書局通俗刊物編輯。1923年—1929年歷任蘇州桃塢中學、蘇州中學教師，東吳大學教員，兼任北京國學院助理研究員。1931年—1933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教員。1933年至1937年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幹事。1946年起在蘇州任社會教育學院圖博系教授。1951年在蘇州圖書館工作，後調任蘇州市文管會專職委員。對青銅器、金石均有研究，著有《寰宇貞石圖目錄》等。」通過對以上沈維鈞簡歷的了解，尤其是「1923年起任教蘇州桃塢中學。1931年—1933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教員。」再結合錢鍾書當年的相關情況，詩札中「勤廬夫子大人」，又自稱「門人鍾書」的出處也就可以明白了。
1985年，錢鍾書在《徐燕謀詩草序》中起首寫道：「餘十三歲入蘇州一美國教會中學。燕謀以卓異生都講一校，彼此班級懸絕若雲泥，余仰之彌高而已。越一年，君卒業，去入大學，在先公門下，為先公所劇賞。君亦竺（篤）於師弟子之誼，余遂與君相識。後來兩次共事教英語，交契漸厚。」（圖2）
錢《序》中的「美國教會中學」，即1902年由美國基督教聖公會創辦的蘇州桃塢中學（今蘇州市第四中學）。徐燕謀（1906—1986），名承謨，江蘇崑山人。八歲隨父母遷居蘇州富仁坊巷。十二歲，畢業於蘇州第二高小，繼入草橋中學，在校時因受詩人吳江金松岑、崑山胡石予兩位老師的熏陶和影響，已嘗試作詩。1924年，他以各門功課均名列全校一、二名的成績在桃塢中學畢業，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1928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期間，隨錢基博、徐志摩受業中、英文學。歷任光華大學、湖南國立師範學院、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英語教授。由此可知，錢鍾書初入蘇州桃塢中學時，徐燕謀已在高二年級，因此「彼此班級懸絕若雲泥」。由於徐的學業成績優異聞名全校，才使他「仰之彌高」。而兩人的結交直到1933年錢鍾書從清華大學畢業，同年9月任光華大學外文系講師，兼任國文系教員。由是與先已在光華大學任教英語的徐燕謀共事而結交。時至1939年，因錢鍾書父親錢基博先期在國立湖南藍田師範學院任教，便發信與電報要他入湘任教，同時召學生徐燕謀也一同前往。由是同年秋，錢鍾書、徐燕謀等結伴由上海出發，歷經艱難同赴湖南，在藍田師院兩人再次共事執教英語。了解了這些，再從上文中已知沈維鈞1923年起在蘇州桃塢中學任教，正是錢鍾書初入該校之時。因舊時稱呼飽學之士或老師為「夫子」，沈、錢的師生之誼，即緣自蘇州桃塢中學。又沈「1931年—1933年任上海光華大學教員」，真巧錢鍾書1933年9月始在光華大學任教。才使得沈、錢由師生而成為同事。再從詩札的內容和字體風格來看，詩札的寫作時間應在兩人同在光華大學任教（1931年—1933年）期間。
再說有關對名人書札書跡的鑒別，從上文所附刊錢鍾書先生的書札二種，「圖1」詩札是他二十多歲時的手筆，而「圖2」題序筆札則是他年逾古稀的手跡，兩者時間跨越半個世紀，因此兩者字跡的體貌、風格確實如出兩手。再說由於現在通常所見到的錢鍾書與人的信札、題詞等書跡大都是後者，所以當錢先生的詩札刊出後，有愛好收藏名家書札的朋友對它的真偽產生了疑義。而產生疑義的根本原因便是由於這位朋友在認識詩札的過程中，沒有採用與詩札同一時期、同一類型（因舊時寫給尊長的書信要求字跡相對工整）的書札作為參照、比較。
其實「鑒別」就是比較，從比較中來認識。書法家在不同時期產生不同的作品，「當一種書體在它自己的歷史行程中，它的性格，或者變或者不變。」（謝稚柳《論書畫鑒別》）其他學者當亦然如此。所以對錢先生詩札字跡的鑒別，必須要尋找與詩札同時期、同類型的手跡作為「標本」，否則便將失去比較的意義和價值，甚至獲得的結論與事實會適得其反。這也便是我在上文中強調的必須對詩札內容，包括對受札人、寫作時間等作綜合考察的緣故。為了能具體和深入地來認識「錢鍾書致勤廬」詩札，在此我選采了與詩札同時期（上世紀30年代初）的錢鍾書1934年致羅家倫（1897－1969）的一件書信（圖3）來比較。通過對兩者的比較，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兩者書寫時用筆力主輕重、疾緩的特徵一致，字體結構、體貌（如行楷中夾帶草體，作撇畫，時有厚重筆畫等）也完全相同。由此證明「圖1」詩札應為真跡無疑，並且還可認識到錢鍾書先生的這件詩札，不獨是一件十分難得的名人手札，同是一件「錢鍾書研究」的珍貴文獻。
二、「錢鍾書《徐燕謀詩草序》手稿」辨偽
近年來在書畫拍賣市場，書畫拍品多有標著「海外迴流」以吸引買家。其實，在「海外迴流」的書畫作品中，同樣是真偽糅雜、優劣互見，有的甚至將早些年我國出口的工藝品書畫中的仿製品，憑著「海外迴流」的幌子來自抬身價。更有甚者為了推銷偽作贗品，居然也想方設法與「海外迴流」沾上邊，以此來惑人牟利。筆者所見拍品「錢鍾書《徐燕謀詩草序》手稿」便是一例。在此把對這件拍品的辨偽依據略說如下，以供收藏愛好者參考。
北京嘉德四季第十九期拍賣會（拍賣時間：2009年9月13日）「中國書畫（四）」有拍品「錢鍾書《徐燕謀詩草序》手稿（圖4，簡稱『拍品』）·鏡心·紙本，規格：19×71厘米，估價：32,000至42,000，成交價：151,200元。」並有「說明：徐燕謀先生（1906—1986），江蘇崑山人，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曾任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是錢基博（錢鍾書父親）的高足，一度與錢氏父子共同執教於光華大學與抗戰時期的藍田國立師專，錢鍾書先生以兄事之，是過從甚密的詩友。抗戰期間兩人曾結伴從上海前往湖南國立師專，一路吟詩酬對。1941年錢鍾書曾為徐燕謀舊體詩集寫過一篇序，但毀於戰火，本文為1985年錢鍾書重寫序文。錢鍾書一生為同一人作品重作兩篇序文，僅此一例，足見兩人交情之深。本文內容收錄於1997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錢鍾書散文》等多種錢鍾書文集。本件手稿原為海外收藏，錢鍾書先生曾寄本文發表於1987年2月23日香港文匯報，手稿或因此流傳海外。」
然而，我細察拍品，即「圖1」上的字跡，較諸《徐燕謀詩草》（寫印線裝本，1986年影印，非賣品）中影印的錢鍾書《徐燕謀詩草序》手跡（圖5，簡稱「印本」局部）的字跡確很相似，全篇序文的行格，同為47豎行，每行的字數除45、46行相差一「更」字外，其餘完全相同。但有不同的是，「拍品」上僅鈐「錢鍾書」一印，而「印本」則鈐有「錢鍾書印」、「默存」兩印（見「圖4」、「圖5」）；「拍品」的「規格：19×71厘米」，而「印本」則是書寫在5頁有水印圖案的箋紙上。粗舉以上兩者的異同，便可知「拍品」與「印本」應系兩件寫本無疑。
再通過對兩本所書文字的對照，發現在兩本全篇序文中有如：第7行中「詩筆超妙」的「超」字有圈改（點校訂正、補脫），第37行中的「曾」圈改為「僭」，全篇中此類圈改共有六處，兩本竟然也完全一樣。對此就不能不令人對「拍品」的真實性更添疑竇。因為一篇文章寫有數本，屬正常事；一位書法家寫有多件文字內容完全相同的作品，時下為書畫收藏界俗稱為「多胞胎」現象，這也可以理解。但鑒於圖示錢鍾書題序手跡的字體系行書中夾帶草體，在兩次書寫中要將兩本均寫成47行已屬不易，又兩者字體的結構體貌肖似尤為難能，可以說即便是擅長行草書的書法家恐怕也難以做到。再加上二件寫本中的六處圈改竟然完全一樣，那麼此種情形也就實非「克隆」才能產生了。
再說眾所周知錢鍾書先生是位學者、作家，但他並不是書法家，他的題序手跡不會作為書法藝術品，那麼因何會寫作二件連圈改都相同的題序手跡呢？對於這一疑問，答案只能是由於「拍品」的造假者，在造假中為了力求「以假亂真」，所以連圈改之處也完全照樣仿造。也正是這種「聰明反被聰明誤」拙劣的伎倆，才露出了「克隆」馬腳。
尤為拙劣的是「拍品」在其第44行末，把錢序文中的「重展君詩」中的「君」字，寫作「乃」字，若要究其謬誤的原因，即是由於「印本」中該「君」字中的有些「牽絲」未能清晰地印出來，才看似「乃」字。據此便能證明「拍品」造假的手法便是「以樣畫葫蘆」，而其採用的底本即是「印本」，又由於造假者昧於對錢先生序文內容的理解，才使得「拷貝大走樣」，才恰好又為辨偽留下了有力的依據。
至於「拍品」在拍賣「說明」中有稱「本件手稿原為海外收藏，錢鍾書先生曾寄本文發表於1987年2月23日香港文匯報，手稿或因此流傳海外。」云云，更屬欺人之談。
據《徐燕謀詩草》詩文的裒輯、印行者徐熙載先生（1909—2003，名承烈。徐燕謀胞弟）1990年5月27日在與筆者信中寫道：「1987年初，默存（按：錢鍾書字）兄和先兄於抗戰前在光華大學授課時有一位學生曾向我要了一本《徐燕謀詩草》。他為尊重兩位老師，從《詩草》中選了近十首詩和詩草序寄給香港的文匯報。在該報二月二十三日文藝版上刊出。不幸詩草序原由默存兄以行書手寫，且無標點，香港文匯報刊出時誤字破句多達數十處。默存兄見報，極不愉快。」由此可見那純屬自欺欺人的「說明」，究其實質只是想乘近年來「海外迴流文物」深受市場青睞之機，以採用杜撰「故事」的伎倆，以便能達到說假為真的目的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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