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歷史記憶 找迴文化精神——父親章乃器收藏記憶
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愛國情懷——章乃器捐獻文物展」上，所展出的這批文物，有一些是先父早年捐獻，大部分則是「文革」結束後捐獻的千餘件文物中精選出來的。父親很早就鍾情於文物考古，但在動蕩的社會環境下，他將主要精力投入民主政治活動和實業救國， 1949年以後才開始有系統地收藏文物，逐漸成為一位收藏家。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曾談道，章先生的收藏門類比較齊全，「幾乎涉及到古代生活的各個方面」 。
父親生前曾向故宮博物院等機構捐獻重要文物千餘件，並表達了藏品身後歸公的願望。甚至在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境況下，仍堅持守護文物，對拆散藏品系列的粗暴做法據理抗爭。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我也步入老年，親歷親見父輩的收藏與人生，不免有諸多感悟。
歲月的記憶
1966年以前，我家住在燈草衚衕30號的四合院里。這裡原來住的是陳叔通，後來搬走了，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就把房子分配給父親住。
院落是坐南朝北的，不大，朝向也不算好，但處處散發著傳統文化韻味，除沙發外，絕大部分都是硬木古典傢具，室內陳列著父親收藏的青銅器、瓷器和字畫，收藏最多時約有五六千件。
我幼時最喜歡做的事，是把櫥櫃逐個打開，輪番捧著錦盒中的古物，問父親這些東西的朝代和來歷，他每次都不厭其煩地耐心講解，還不時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給我。我漸漸被熏染出一種好古之癖，但出於兒童心理，最感興趣的是古兵器。有次父親特地給我看一把做工精細的青銅短劍，此劍一點都沒有生鏽，閃動著柔和的光澤，通體被一種規整的網格紋所裝飾。他指出這把劍的特殊之處，是網格紋飾可能採用了化學工藝。父親留下的文字中，曾這樣描述此劍：「有戰國銅劍一柄，鋒利如剃刀，劍身滿是腐蝕而成的花紋。其煉銅技術和花紋製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是極難得的研究參考品。 」而在另一處，他還談到收藏的另一柄銅劍：「鐵線篆銘文四字，當為『吳王自用』四字。 」
父親收藏過一件在文字考古上有重大意義的著名青銅器「二祀邲其卣」 （現藏故宮博物院）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就我所見，其他各種商鼎周彝，大大小小有幾十口，還有七八面銅鼓，也是不可多得的重器。
瓷器是父親收藏中的大項，玉器收藏也很豐富。我曾經問父親：你收藏了那麼多文物，為什麼字畫不多？他說字畫作假太多，收藏字畫的眼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我沒有張伯駒、張傚彬那種眼力，因此才以搜集青銅、瓷、玉和雜項為主。我又問道：您上過當嗎？父親說上過不止一次，如果不上當，怎麼學得會鑒別真偽？當收藏家是要交學費的。贗品中若有很美的東西，儘管年份不夠，我也是要作為藝術品來收藏的。
機遇與人緣
在老一輩的知名人士中，父親以愛好文物考古著稱。但1949年之前，在動蕩的社會環境下，父親將主要精力投入民主政治活動和實業救國，並沒有進行系統的收藏。他開始系統地收藏文物並形成系列，是1949年初到達解放區後開始的。
歷史上文物的聚散與毀滅，多與社會動亂有關。當時劇烈的社會變革和民眾高漲的革命熱情，使大多數人並未意識到文物的價值。當時市面上文物價格之低，達到了現今無法想像的程度。這對於希望系統地搜集文物的藏家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機遇。
父親在東北時就開始搜集流散在社會上的文物， 1949年定居北京之後，公餘之暇開始光顧文物市場，主要是隆福寺和琉璃廠的店鋪，還有東大地（今紅橋附近）的地攤。用他的話來說，當時北京的文物「泛濫街頭」 ，其中真偽混雜，良莠不齊。他並非科班出身的文物鑒賞家，既搜集到很多好東西，也上過不少當，等於是交了學費。
有了收藏的歷史機遇，還要有收藏的緣分，父親的優勢是與不少鑒定專家和收藏家結下良緣，豐富了自己的收藏。在這些朋友中，古玩行前輩孫瀛洲老先生曾幫他「掌眼」 ，收藏家葉恭綽、張伯駒、趙振經先生等，也與父親時有切磋。
對於搜集來的文物，父親通常會請一些朋友共同鑒賞；但在整理分類時，他都是親自動手，從不假手於人。他曾定製大批錦盒，將那些來時無包裝的文物妥善保護。文物入藏時，他經常會在錦盒上寫一些文字或心得，記述藏品來源、品類、特點，有時還會記下孫老（瀛洲）或他本人對這些器物的評語，我曾看到過很多。
由於經常打交道，一些古玩商也跟他交了朋友，淘到了好物件自然想著他，會直接聯繫送上門。
父親收藏文物的資金來源，一是手頭的薪水，二是從上川公司抽回的資金。抗戰期間他在重慶創立了上川公司，成長比較迅速。光復後他到台灣，買下了台灣糖業公司。後來內戰局勢急轉直下，蔣介石準備將台灣作為最後的基地，父親就把公司轉讓了，在香港創辦了港九地產公司，經營得比較成功。
父親公私分得很清楚， 1949年回大陸出任政府公職以後，他認為自己不宜再經營企業，便向董事會提出辭職，該公司因無人主持，隨即歇業。他將自己在公司的投資逐步抽回，用以收集文物，準備將來捐給國家。
變身為奉獻
父親是一位政治活動家和經濟學家，出於文化上的旨趣，收藏成為業餘愛好。定居北京之初，他有比較充裕的收藏時間和空間，後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了政務院政務委員兼編製委員會主任；1952年出任糧食部部長後，他就越來越忙碌了。到1954年向國家捐獻文物前，他已積存了三個房間的文物，收藏門類比較齊全，其中不乏相當數量的精品。
手頭有一通父親1953年12月致鄭振鐸先生的信函底稿，全文如下：
送 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 鄭振鐸局長 西諦我兄：
我四十天以後就要搬家。為圖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後不久將我的一批文物接收過去。否則，一起搬過去將來又搬到您們那裡去，十分費力；放在原處過久又不放心，佔了別人房子問題也多。
如何先請考慮，不久將面謁作決。
章乃器
1953 . 12 . 9
從信的內容看，此前他已表達過捐獻的意願，這時因要從大羊宜賓衚衕搬家到燈草衚衕，促請鄭振鐸儘快安排接收這批文物。八天後，他又致函上川企業公司董事長李桐村說： 「我所支用之款，全數購買古物；年來工資收入，用過有餘，亦均投入古物。現擬定全數贈送中央文化部。 」
1954年初春，鄭先生從故宮派來了六位專家接收文物，父親敞開所有的櫥櫃任其挑選，大概篩選了一個月，有千餘件藏品入選。像商代毓祖丁卣、亞父乙簋、西周奪卣、春秋越王劍、清代竹雕饕餮紋鼎、邢窯白釉瓶、龍泉窯青釉五孔蓋瓶等精品，都在這次進入了故宮的珍藏。文物部門曾提出為父親開一個捐獻文物展覽會，但他沒有同意。翌年他還捐給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一批文物，捐獻時連數目都未清點。
父親一直將文物視為全民族的文化財富。他曾對糧食部的同事說：
我在工作上是百分之百屬於公的。我在欣賞古董上，現在只能做到以公為主以私為輔，還有點個人的考慮。我已經向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和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捐獻了千件以上的古董，但我總得留一部分，去見馬克思時再全部捐獻給國家。我把這些古董看做是中國的文化藝術來欣賞研究，它是我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我學習提高文化藝術科學知識的好老師。
只是暫時擁有
李清照在《金石錄後序》中說：「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雲。 」
「涓滴之水，匯成大海」 ，將私人收藏捐給公共博物館，變為社會文化財富，這在文明社會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國近代實業巨子張謇，就曾以個人財力和收藏創立南通博物苑；在故宮博物院的「景仁榜」上，也鐫刻了六百多位捐贈人士的芳名。
前輩的收藏家是一些具有人文情懷和愛國精神的人，他們默默地搜集，卻沒有把收藏當成私產，慷慨地捐贈，但不是為了表現自己，他們將文物視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財富，託付給博物館，是希望這些文物得到妥善的保護。這樣一種文化精神，在那一代人中是相通的，從博物館方面也是如此：抗戰爆發前啟動的故宮古物大南遷，其間輾轉流離歷盡艱辛，專家員工都能恪盡職守，文物沒有蒙受損失。
1976年「文革」結束後，迎來了改革開放，民間收藏隨著經濟發展而復甦，但收藏家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既不同於古代，也不同於近代，甚至不同於上世紀50年代的觀念，目的性日趨功利，公益心日漸淡漠，出於公心的文物捐贈也變得罕見了。這種社會收藏觀念的變化，也反映出我國公民教育的長期缺位。
從父親1949年開始系統收藏文物迄今，已經過去60餘年。回顧父親作為收藏家的傳奇經歷，我獲得不少人生感悟。如今，已過耳順之年的我，會以愉悅的心情去參觀文物或藝術展覽，也不時應朋友之邀鑒賞他們的新舊藏珍。收藏無非是一個曾經擁有的過程，而不可能永遠擁有。若古物曾與你有緣，把玩之間獲得了愉悅，這就足夠了。在每一件古物上，都駐留了無數人物及家族的信息，隱藏其間的盛衰榮辱、悲歡離合的故事，或許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像父親這樣將文物捐給博物館，是對人生一種有預見的安排，他追求社會文化上的奉獻，使文物的價值得以體現，同時也延續了自己的文化精神，可謂求仁得仁。
恢復歷史記憶，找迴文化精神，是一個民族復興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