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確切的身份是「缺席的存在者」
《今天》第115期，精心策划了巴勒斯坦著名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紀念專輯，收錄達爾維什自傳、詩作，以及薛慶國、北島、張承志等作者、譯者文章多篇，「今天文學」將分期編髮專輯詩文，以饗讀者。
▎達爾維什生平自述1（上）
馬哈茂德·達爾維什1941年出生於位於加利利附近的巴勒斯坦村莊比爾瓦。1947年，6歲的達爾維什和家人在槍炮聲中被逐出故鄉。他和成千上萬個巴勒斯坦人一樣，在家鄉被佔領、摧毀之後，不得不逃離家園，流落到黎巴嫩南部。
「我記得的第一個黎巴嫩村莊是拉米什，後來我們又搬到傑津、達莫爾。我對於達莫爾的記憶非常清晰：海濱，香蕉園……當時我只有六歲，但現在還能清晰地回憶起那時的許多事情。當時我還希望能在戰爭結束後回到故鄉，但祖父和父親知道這已經不可能了。後來，一個熟悉加利利一帶小路的巴勒斯坦嚮導，帶我們回到了家鄉。我們住在朋友家裡，因為比爾瓦村子已經不存在了，以色列人在那裡建起了農莊。回到出生地的夢想未能實現，我們流落到北部的一個叫作代爾阿薩德的村莊，成了難民。當時，要獲得居住證非常困難，因為我們是『非法』進入者。在以色列登記居民時，我們的身份是『缺席者』。根據以色列法律，我們確切的身份是『缺席的存在者』：即肉體上是存在的，但沒有明確身份。我們的土地被沒收了，只能淪為難民。」
達爾維什全家後來又移居到海法附近的村莊傑迪達，並在那裡擁有了一套房子。「在海法，我住了十年，讀完了中學，還在《聯合報》擔任編輯。那十年里我不能離開海法。後來我們獲得了身份證，類似於居住證。整整十年，我不得離開海法。其中，在1967至1970年間，我被軟禁在家裡。警察可以在夜間到我家搜查，看我是否在家。由於被控從事反以活動，在1961至1969年間，我先後五次入獄，而且根本沒有審判。後來，我不得不離開被佔領土。」
對於寫自傳，達爾維什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讀者所關心的我的生平，都寫在我的詩里了。有一種說法認為，每一首抒情詩都是詩人的自傳。還有人認為，讀者要讀懂詩歌，和詩人交流，並不需要了解詩人的生平。其次，要寫自傳，我首先要覺得這對讀者有益。可是說實話，我的生平很平凡，所以我至今還沒有寫自傳的想法。我不喜歡過度訴說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及純屬自己的問題。我也不願意自吹自擂，自傳往往有自吹自擂的傾向，傳主筆下的自己彷彿是另外一個人。在《平常悲傷日記》、《為了遺忘的記憶》等散文集中，我其實寫了我個人生活的某些方面，尤其是童年和1948年的巴勒斯坦淪陷。」
莫斯科
1970年，達爾維什前往蘇聯留學。就此他說：
「我第一次離開巴勒斯坦，是前往莫斯科社會科學院留學。在莫斯科，我住在大學城的宿舍里，並沒有真正意義上屬於自己的家。」
「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年，那是我第一次與外部世界接觸。1968年，我曾想去巴黎，而且還到了巴黎機場，但是海關人員沒讓我入境，因為當時我持有以色列頒發的護照，但國籍標註為『未確定』，法國人搞不明白巴勒斯坦問題的複雜性。既然我的護照是以色列頒發的，可是國籍怎麼會『未確定』呢？我費了半天口舌，想說明我是巴勒斯坦人，但也沒能說服海關人員。他們在機場上盤問了好幾個小時，最後還是把我遣返回去。」
「莫斯科是我接觸的第一個歐洲城市，第一個世界級大城市。我對那裡雄偉的建築、博物館、劇院、大河留下了深刻印象。你可以想像我這樣一個青年學生，從被軟禁的生活環境一下子來到一個大都市的反應。我學了一些俄語，以便應付日常生活。在每天都接觸到俄羅斯人面臨的問題之後，我原先想像的莫斯科是『窮人的天堂』這一念頭，就徹底不復存在了。我發現，莫斯科並非蘇聯人宣稱的那樣是『窮人的天堂』。」
「我不再相信共產主義的所謂理想，但我對馬克思主義依然懷有信心。我們想像中的、蘇聯媒體所宣傳的莫斯科，和人們實際生活中的莫斯科之間有著巨大的反差。在實際生活中，人們面臨著權利被剝奪、貧窮、恐懼等種種問題。讓我深感震驚的是人們的恐懼感，當我和當地人交談，他們只有在私下裡才會說真話。除了恐懼之外，我還發現國家機器幾乎無所不在。總之，我眼中的莫斯科，不再是一個理想之城，而只是一個普通城市而已。」
開羅
開羅是達爾維什離開祖國後前往的第二個外國都市。他說：
「1970至1972年的開羅之旅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事件。到了開羅後，我決定離開巴勒斯坦，而且不再回去了。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在開羅我早晨醒來，不確定我到底身處何地。當我打開窗戶，看到了尼羅河，這才確定我身在開羅。對於開羅，我總是百感交集，但讓我高興的是，我生活在一個阿拉伯城市，街道的名稱是阿拉伯語，人們說的是阿拉伯語。更重要的是，我發現自己就生活在我曾經讀過、十分喜歡的文學文本之中。我屬於深受埃及文化、埃及文學影響成長的一代人。在開羅，我見到了許多我閱讀過的作家，其中有些人，我一直視為自己的精神之父。」
「我見到了著名歌手瓦哈布和哈菲茲，還見到了小說家馬哈福茲、伊德里斯和劇作家陶菲格·哈基姆。但遺憾的是，我沒有見過女歌唱家烏姆·庫勒松和文學家塔哈·海珊，雖然自己很想拜見這兩人。」
「我很感激《金字塔報》主編海卡爾先生把我安排在《金字塔報》作傢俱樂部工作。我的辦公室在報社6層，馬哈福茲、伊德里斯和陶菲格·哈基姆的辦公室也在那一層。哈基姆單獨用一個辦公室，我們其他人共用一個辦公室。我和馬哈福茲、伊德里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兩人個性反差很大。馬哈福茲非常守時，也很自律，每天準時來準時走。有時我問他：『您想來一杯咖啡嗎？』他會先看看手錶，是不是到了喝咖啡時間。而伊德里斯則完全不拘小節，生活總是亂糟糟的，但他十分豪爽。在開羅，我還結識了好幾位我很喜歡的詩人：薩布爾、希賈茲、冬古勒等等，我和他們的關係都非常親近。開羅確實是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站。」
「在開羅，我的詩歌寫作也發生了轉變，可以說出現了一個轉折點。我在被佔領土的時候，人們總把我當作一個『抵抗詩人』。1967年戰敗2之後，阿拉伯人會為每一個來自巴勒斯坦的詩人或作家鼓掌，無論其作品是好是壞。阿拉伯人發現：在被佔領土上還有人在作抗爭，在捍衛自己的權利和身份。所以，對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帶有一點神聖化了，人們不是從審美的角度、以文學的標準看待巴勒斯坦人的創作。在開羅期間我完成的一首重要長詩，題為《在咖啡廳里喝咖啡的狼》。這首詩發表在《金字塔報》，後來被收入詩集《我愛你或者不愛》。」
貝魯特
「離開開羅後，我直接前往貝魯特，自1973年至1982年，一直在那裡生活。我至今依然懷念貝魯特。可以說，我患上了一種美好的病症，那就是『永遠懷念貝魯特』。我也說不清原因何在。我知道黎巴嫩人不喜歡別人這樣稱讚他們的城市，但是貝魯特在我心中確實佔有特殊的位置。遺憾的是我只在貝魯特生活了幾年時間，那裡是各種文學流派、思想潮流、政治運動的實驗場，各種派別相互碰撞，但又相安無事，但遺憾的是戰爭3爆發了，我的詩歌創作也受到了影響。」
「我認為我最美的詩集之一，是《那是她的圖像，這是情人的自殺》。但在戰爭爆發後，轟炸、仇恨、殺戮、鮮血、死亡，這一切佔據、玷污了貝魯特的天空。我的幾位好朋友就這樣死於非命，我參加過好幾個人的葬禮，其中之一是巴勒斯坦小說家格桑·卡納法尼。我認為，內戰打亂了貝魯特曾經醞釀的許多文化和思想計劃。人們捲入到相互爭鬥、交戰的不同陣線之中。」
「戰爭剛開始，我就對朋友、熟人表達了對戰爭結局的悲觀。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作為巴勒斯坦人，我們能否不捲入這場戰爭？對這個問題，官方的答案是：巴勒斯坦人在戰爭中只是保護自身，反對將我們逐離的企圖。但是，當我們試圖在貝魯特建立一個類似的『國中之國』時，我們確實犯了錯誤。」
「我面對黎巴嫩人感到羞愧的是，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的國土上設立路障，盤問經過的黎巴嫩人身份。當然，有人會做出各種解釋，找出各種理由，但我卻永遠為之羞愧。我向自己、也向那些熱心於巴勒斯坦事業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朋友們提出了許多問題，其中包括：我們在黎巴嫩獲勝，到底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一直糾纏著我。假如戰爭結束，我們獲得了勝利，這意味著什麼呢？難道是我們要佔領黎巴嫩，在那裡執政？我十分悲觀，對於黎巴嫩內戰，我只寫了一些批評性文章。」
「黎巴嫩內戰結束後，客觀而言，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事業的互動也有一些積極方面。在貝魯特成立了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創辦了《巴勒斯坦問題》《迦密山》等重要刊物，我以為我會在貝魯特長期居住下去，對此我並不感到尷尬，因為我認為自己的身份是合法的。如果黎巴嫩人不歡迎我們，或是被迫接納我們，那我有可能會感到尷尬。當巴勒斯坦領導人和戰士們撤離貝魯特時，我認為自己沒必要隨他們乘船撤離，而是又在貝魯特待了幾個月。但沒想到以色列來佔領貝魯特了。有一天早晨，我走出寓所去買麵包，突然發現街上停著一輛以色列坦克，仔細觀察，我發現街上空無一人，除了以色列的坦克、士兵和一幫罩住臉的男人。後來的幾天十分困難，我不知道該在哪裡睡覺。」
「我在餐館裡睡了幾天，其間跟鄰居打聽以色列人有沒有去我住處搜查過。他們說，是的，來過了。我就知道以色列人不會馬上再去搜查。於是趕緊回家，洗個澡，稍作休息，然後再回到餐館過夜。後來發生了薩布拉和夏提拉慘案4，我意識到在貝魯特再待下去實在太危險了。於是，在利比亞駐貝魯特大使的幫助下，經過幾天的輾轉周折，我終於離開了貝魯特，來到黎巴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我和同行的朋友去飯館吃飯，我們要了一份魚，因為連續吃了好幾天罐頭，實在吃膩了。其間我去衛生間洗手，在鏡子里，我猛然見到一個鼻子，上面架了一副眼鏡。有那麼幾秒鐘，我沒有辨認出鏡子里的這張臉，彷彿那是別人的臉。」
1982年初，達爾維什來到大馬士革，出席大馬士革大學為他舉行的詩歌朗誦會。活動原定在大學階梯教室舉行，但因為參加人數太多，階梯教室容納不下，主辦方只好把會場改在公交站附近的阿薩德會堂。達爾維什一到現場，發現會堂大廳座無虛席，當地的一位詩人朋友對他說了一句他後來經常提及的話：「天哪！如果我們這些詩人今天把你殺了，然後去跟法官解釋理由，估計他會判我們無罪的！」（待續）
【注釋】
1. 選譯自巴勒斯坦文化部出版的《有朝一日我們將如願以償：達爾維什紀念文集》，2008年12月拉姆安拉出版。達爾維什的自述選自《阿拉伯耶路撒冷報》記者對他作的訪談錄。
2.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聯軍發動突襲，大獲全勝。這是20世紀爆發的第三次中東戰爭。
3. 1975年9月，黎巴嫩爆發全面內戰，黎境內各派別、巴勒斯坦游擊隊員、以色列、伊朗、敘利亞等地區勢力都不同程度捲入內戰。黎內戰持續15年之久，1990年才正式結束，給黎巴嫩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
4. 1982年9月16日，以色列以追捕恐怖分子為名，在親以的黎巴嫩長槍黨民兵配合下，在貝魯特西南部的巴勒斯坦難民營薩布拉和夏提拉實施屠殺，導致數千人死亡。
作者：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ud Darwish，1941-2008），生於巴勒斯坦西北部比爾瓦村，當代阿拉伯詩壇享譽世界的巴勒斯坦詩人，曾主筆起草《巴勒斯坦國獨立宣言》，自1964年第一部詩集《橄欖葉》問世以來，達爾維什共出版了三十餘部詩集及散文集，其作品被譯為35種語言並獲多種國際獎項。
編譯：薛慶國
題圖：Beggars Warming，Jose Gutierrez Solana繪
書名：紅狐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紅狐叢書」是一套北島主編的當代國際詩人多語種詩集，彙集各國著名詩人作品，畫出當代世界詩歌的最新版圖，「讓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紅狐叢書依地域分為七輯，內容選自參與歷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外國詩人作品。
每輯收錄5―10名詩人的選作，儘可能展現當代世界詩歌版圖的全貌。其中既有被譽為「整個東歐世界先鋒詩人代表」的斯洛維尼亞詩人托馬斯·薩拉蒙、日本當代著名詩人谷川俊太郎、美國原生態詩人加里·斯奈德、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等；也有在國內並不知名，但在母國的詩歌界卻有著十足分量的詩人，如被視作聶魯達以來最重要的智利詩人勞爾·朱利塔，澳大利亞詩歌界幾乎所有詩人都在閱讀的彼得·明特，以及優秀的阿拉伯語詩人穆罕默德·貝尼斯，等等。每位詩人的作品獨立成冊，同時收入詩人原作與中英雙語譯文。每冊詩集以袖珍小開本的形式出版，便於攜帶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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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鏡中叢書
主編：北島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自2010年起，由北島主持的「國際詩人在香港」項目，每年邀請一兩位著名的國際詩人，分別與優秀的譯者合作，除了舉辦詩歌工作坊、朗誦會等一系列詩歌活動，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雙語對照詩集的叢書。到目前為止，已有八位應邀的國際詩人和譯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詩集，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這套叢書再從香港到內地，從繁體版到簡體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取名為「鏡中叢書」。按原出版時間順序，包括谷川俊太郎、邁克·帕爾瑪、德拉戈莫申科、蓋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羅默的六本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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