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和《新青年》：一個妄人，一場炒作，一樁騙局
1916年12月26日早晨，北京前門外一家小旅館。困居於此的陳獨秀及其老朋友汪孟鄒相顧無言，心情惡劣。此次他們從上海來京，名義上是為汪氏舉辦的亞東圖書館募集股本，實則為陳氏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尋求贊助。
一個月來，兩人訪遍了京城的親朋故舊、學界名流，其中有北京醫科專門學校校長湯爾和，也有北京大學預科國文主任沈尹默，然而除了得到些空泛的許諾外，在資金問題上一無所獲。
他們深知，如果此行失敗，那麼，因發行量太低而已經停刊一次的《新青年》必定會徹底休刊。這對於汪倒不算損失，但恐怕陳獨秀又要重新尋找謀生出路了。
就在這時，九點整，一陣輕緩謙和的敲門聲響起，根據汪孟鄒的日記，推門而進的竟然是「道貌溫顏，令人起敬」的蔡元培。
陳獨秀不知道的是，就在今天，蔡氏剛被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更不知道蔡到訪是為了請自己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他的命運將得到徹底改變。
他唯一看清楚的是，蔡元培手裡握著的那份刊物，正是自己主編的《新青年》之前身《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二號，一時間，創刊時期的艱辛勞苦歷歷在目，陳獨秀不禁感慨萬千。
陳獨秀曾說過「汪孟鄒是我們家的大施主」，此言誠然，汪是陳的忠實崇拜者，兩人終身保持著深厚友誼。
金錢和事業上的支持自不必說，精神上的認同也十分重要。甚至到1952年，汪孟鄒為了緬懷陳獨秀，還公開重版其遺著，導致亞東圖書館被上海軍管會以「出版托派書籍」的罪名勒令停業並毀版焚書，汪氏也鬱鬱而終，這是後話。
早在1914年，要不是這位「大施主」的接濟，因「二次革命」失敗而亡命於上海的陳獨秀全家可能無法維持基本生活。
不過一直靠人施捨總不是長久之計，陳獨秀想到了正在日本東京的老朋友章士釗。他寫了封信，說自己「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為生」，但「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所以他只能「靜待餓死而已」。話說到這種地步，章士釗自然沒法置之不理，立即邀請陳來東京，協助編輯自己剛剛創刊的《甲寅》雜誌。
章士釗似乎註定就是陳獨秀的老師。早在1903年創辦《國民日日報》期間，章就教給了陳全套的報紙編輯方法，這時候又將雜誌的編撰方法傾囊相授。章士釗青年時代就是宣傳高手，孫中山在國內成名即有賴於他的大力推廣，辦一份刊物自然駕輕就熟。但隨著1914年7月歐戰爆發，他的注意力完全專註於國內外政局，《甲寅》雜誌也就全盤交給了陳獨秀。
陳畢竟是新手，明顯力有不逮，只主編了兩期，就因銷量下滑而被迫停刊。雖然半年以後又重振復刊，但氣息奄奄，已經不成大器。不過陳因此學到了許多編輯竅門，也結交了一批青年學者，這使得他有了自創刊物的想法。
1915年5月，在他勸說下，章士釗同意將《甲寅》編輯部轉移至國內，陳獨秀也就回到了上海。陳回來的真正目的其實是上海更方便自己創業，他首先要說服汪孟鄒提供支持。一般而言，汪對於陳一輩子都言聽計從，但這次卻罕見地拒絕了其要求。
一方面，汪的亞東圖書館本來就是《甲寅》雜誌的國內經銷商，再發行同類型刊物，怕兩者的銷量都受影響；另一方面，亞東的生意一直很清淡，汪孟鄒也拿不出富餘的資金來進行新刊物的長期投資。
不過汪還是夠朋友的，他終於為陳獨秀拉來了「金主」。據其侄子汪原放多年後回憶，汪孟鄒把這個項目介紹給了群益書社的陳子沛、子壽兄弟，「他們竟同意接受，議定每月的編輯費和稿費二百元，月出一本，這就是《新青年》」。
汪原放回憶錄中的這個「竟」字用得真是非常生動，將汪孟鄒的竭力促成，陳獨秀的信誓旦旦，以及陳氏兄弟的輕率冒險，都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份創刊於1915年9月《新青年》當時叫《青年雜誌》，其誕生最直接的後果就是《甲寅》因主編的離職而於次月停刊，作為該雜誌經銷商的亞東圖書館也因此斷了一筆財路。
陳獨秀一上來就坑了章士釗、汪孟鄒這兩位老朋友，卻也展開了自己的事業新路。
陳子沛、子壽兄弟其實也是算過細賬的，只要《青年雜誌》發行量維持在一千份，那麼群益書社尚能保本，如果低於這個印數，就只能停刊了。為了保住這個任務量，陳獨秀可謂費盡心機，而所依賴的，僅僅是他曾經主編《甲寅》的經歷。
毋庸諱言，《青年雜誌》就是《甲寅》的翻版，無論編輯方針、裝幀設計還是欄目設置，幾乎一模一樣。陳獨秀怕讀者不了解這一點，還於「通信」欄目中發表了許多「讀者來信」，眾口一詞地說之前的《甲寅》有多優秀，可惜停刊，而如今幸好有《青年雜誌》賡續其作風和品質，以致讀者們重新找到了喜愛的閱讀方向云云。
這些「來信」的作者當然是陳獨秀本人，這種「雙簧戲」看來非常幼稚，也是《青年雜誌》想站穩腳跟的無奈之舉。
陳獨秀還有自家的一本經濟賬要算。群益書社支付給他的每月二百元薪酬其實是「包干制」，含了一期雜誌的編輯費和所有的稿費，也就是說，陳氏向外支付的稿酬越多，自己每月的收益就越少。於是他包攬了雜誌的全部編輯工作和大部分稿件的撰寫，實在要向外約稿，也選擇那些和他頗有舊交的，同為安徽人的青年學者——他們囿於情面，不會在稿費標準上和他斤斤計較。
如此，《青年雜誌》隱然成了一本「同鄉刊物」。據統計，該雜誌第一卷全六期所有作者中，除了易白沙和謝無量，都是安徽籍人，而易白沙長期在安徽任教，謝無量四歲就隨著父輩來安徽生活，他們籍貫雖不在此，但早就以皖人自居了。
而這樣做的問題在於，除了同屬皖籍學者的「圈子中人」對於這本雜誌有親切感和認知度以外，其他普通知識分子和青年讀者對此非常隔膜。
其實事後來看，《青年雜誌》第一卷的稿件質量很高，陳獨秀很多理性和事實兼顧的好文章都於這一時段刊載，由此也得到全國知識界一些有心人的進一步關注。
但畢竟受眾過於狹窄，話題也不夠新穎，由於銷量持續下降，群益書社不得不於創刊半年後宣布告一段落，暫時停刊。
失望的陳獨秀痛定思痛，決心不惜稿費支出，在稿源上向外拓展。
一方面他在皖籍學者中挖掘新人，比如當時在美留學的皖南青年胡適引起了他的注意，兩人頗多書信交流；另一方面他四處向非安徽籍的老朋友約稿，如李大釗、劉半農、馬君武、楊昌濟等，以增加雜誌的全國性知名度。
恰好在此時，基督教社團上海青年會警告群益書社，《青年雜誌》和該會舉辦的《上海青年雜誌》重名，妨礙了其知識產權。於是汪孟鄒和陳氏兄弟建議陳獨秀，如果雜誌復刊，索性更名為《新青年》，一有打破舊規，重起爐灶的意思。
就這樣，停刊半年之久的《青年雜誌》又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以《新青年》的名義重新面對讀者。印數還是不高，但畢竟維持了一千份的底線。
不過隨著對外支付稿費的劇增，辦刊成本也逐月提高。為了獲取更穩固的資金保障，才有了本文開頭提及的陳、汪二人北京之行。
他們沒想到的是，此次來京沒有拉到一分錢贊助，卻開啟了陳獨秀個人事業上的全新機運，也使得《新青年》得到了真正意義上的浴火重生。
事情有如此巧合，只能用「天意」來解釋了。1916年11月底，陳獨秀一來到北京，就拜訪了暌違已久的老朋友湯爾和、沈尹默，並送上自己編撰的幾冊《青年雜誌》和《新青年》。就在幾天以後，北洋政府擬任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雖然尚未經教育部公布，蔡已經在四處徵詢意見，以網羅人才來組建自己的班底。
情節的發展令後人覺得不可思議——蔡的徵詢對象，正是陳獨秀剛剛拜訪過的湯爾和、沈尹默，而這兩人不約而同地認為，陳有資格擔任北大文科學長。這個職位相當於後來的文學院長，其重要程度僅次於校長。
為增加說服力，沈尹默還特意給蔡元培一冊《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二號，其中刊載了一篇陳獨秀關於青年教育四點方針的論文。
蔡元培攜卷回家，展讀之下，驚喜交加，覺得陳氏的觀點於我心有戚戚焉。何況此君亦是故人。十二年前，陳獨秀在上海參加了章士釗組織的秘密反清團體，負責製造炸彈，老革命黨蔡元培還專門來觀摩學習過一個月。此後蔡對陳獨秀一直很有好感，「很佩服他的毅力與責任心」。
既然一切都如此對路，那麼，文科學長就是陳獨秀了——而又是個恰巧，他本人還就在北京。於是，12月26日，就在正式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的當天，蔡元培敲響了陳獨秀在北京所住旅館房間的大門。
1917年農曆春節後，陳獨秀到北京就任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的編輯部也順理成章地移駐到了他在北京的居所，北池子箭桿衚衕九號。
此時該雜誌刊發了一篇後人看來影響中國文化史至深至遠的文章，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文章的發表，被視為中國近代史上「新文化運動」的開端，但在當時的主流知識界並未引起多少反響，根本沒激起陳獨秀預想中的軒然大波。
為此，他又在下一期繼續鼓吹，發表了《文學革命論》，由「改良」而「革命」，姿態愈加激進，言辭愈加嚴厲，但很遺憾的是，依然於學界悄無聲息。
這正是魯迅後來所評論的，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得不到讚許，乃是甚至連反對意見都沒有。
而且陳獨秀履新北大後，遍邀諸位同事為《新青年》寫稿，導致成本支出中稿酬大幅度上漲，發行量卻沒有增加。群益書社實在無力支撐，1917年8月，也就是編輯部搬來北京才半年，雜誌第二度停刊。
此時的陳獨秀月薪三百銀元，經濟上對於這本雜誌已完全沒有依賴，但《新青年》一直寄託著他的夢想和理想，因此他一定要想盡方法維持下去。
首先，他向群益書社提出了新的財務方案，那就是雜誌徹底轉型為「同人刊物」，由他和胡適、李大釗等幾位好友免費輪流主編，所提供稿件者也局限於北大同事，並不再支付稿酬；其次，他保證，為了提升銷量，將策劃一場精彩的「雙簧戲」。
群益書社的陳氏兄弟已經上過陳獨秀一次當，這次不太相信《新青年》還能再度復活，但考慮到免除編輯費和稿費的支出，本身就是收益，於是也就勉強答應了陳獨秀的請求。1918年1月，雜誌第二度復刊。
1918年3月，陳獨秀精密策劃的「雙簧戲」正式在《新青年》登場。
這一期雜誌上同時刊發了兩篇文章，即由「金敬軒」所寫的四千字文言文，以一名守舊老學究的立場對白話文運動進行攻擊，另一篇則是雜誌記者「半農」的萬言答辯狀，用白話文為文學革命張目，並順便點名指責了當時的文言文大家林紓老先生。
其實「金敬軒」並非外人，就是白話文運動中最為前衛激進的錢玄同，他寫此文的目的，無非是想讓主流知識界誤認為此時文學革命終於引起了那些保守派學者的震動和反詰，也隱然表示《新青年》已然躋身第一流雜誌的行列。
但令人失望的是，首當其衝的林紓對此文以及「半農」的辯駁文章全無反應，而主流知識界仍保持一致的沉默。因此這一出「左右互搏」的「雙簧戲」對於提升雜誌的知名度和銷售量毫無幫助。兩個月後，魯迅在寫給友人的私函中遺憾地承認，「該雜誌聞銷路大不佳」，陳獨秀的精心炒作又失敗了。
但陳獨秀豈是那麼一個容易認輸的人，他索性直接挑戰中國最老牌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最老牌的月刊《東方雜誌》。
當時該雜誌已經創立十五年，發行量穩定地保持在五六萬份，並還將保持三十年之久。陳獨秀挑戰的切入點也很巧妙，他利用《東方雜誌》曾發表過一篇著名保守派人士辜鴻銘的文章，指責其參與一度甚囂塵上的帝制復辟活動。
如此將文化論題轉化為政治罪行，若《東方雜誌》不作辯解，則難免自證其罪，若是起而作答，則事實上為《新青年》及陳獨秀做了次免費廣告。
陳獨秀進而自我塑造了一個正義凜然的悲情形象，似乎《新青年》雜誌為了中國文化的進步和進化，已經四面受敵，飽受政府的迫害和保守派人士的污衊。
在這篇1919年1月發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陳氏還提出了為後世津津樂道的兩個概念：「賽先生」和「德先生」。需要說明的是，有學者將後者理解為政治制度層面的「民主」，其實是極大的誤會。
在1915年9月的《青年雜誌》創刊號中，陳獨秀已經呼籲「國人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也就是說「德先生」不是共和國體，不是民主政體，而是思想倫理層面的「人權」，即陳氏為之追求一生的「個性解放」。
在這一連串的挑戰之下，中國的主流知識界終於有了響應。先有《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的鄭重答覆，後有林紓借小說《荊生》情緒化地出了口惡氣，又在致蔡元培的公開信中詳細闡述了保守派對於白話文運動的整體主張。
此時的陳獨秀最關心的並不是孰是孰非，學術爭論永遠沒有標準答案。他只想知道，這場從1918年9月爆發的大規模混戰已經歷時半年，對於《新青年》的銷量有否顯著提升？
這次陳獨秀終於成功了。1919年下半年，《新青年》的發行量暴漲了十倍之多，從一千份擴展到了一萬份，最高峰甚至達到了一萬五千份。
根據1919年底雜誌編輯部和群益書社重新訂立的合同文本，此時雜誌於「中國北部每期可銷一千五百份」，這個數字當然不大，但當時京津地區是保守派知識分子雲集的大本營，《新青年》能在該地有如此銷量，已是難能可貴，甚至可以說是取得了重大勝利。
然而此時的陳獨秀，卻悄悄地離開了北京大學。因為某些生活細節的不檢點，他被同事們攻擊為「私德敗壞」，蔡元培被迫勸其離職。命運的弔詭之處在於，竭力排斥使其去職的，正好是兩年多前竭力推薦令其就職的，他的兩個老朋友，湯爾和、沈尹默。
《新青年》編輯部又隨著陳獨秀回到了上海。此時的陳，其人生夢想和政治理想在經過上下落差如此懸殊的洗禮後，發生了劇烈轉向，成為了列寧主義者。雜誌的辦刊方針也隨之而變，脫離新文化運動陣營，而逐漸成了宣傳蘇維埃運動的「同志刊物」。
於是銷量開始下滑，但因政治宣介的需要，頁碼卻越來越厚，到1920年5月的「勞動節專號」，甚至增加到四百頁之多。這次群益書社再也忍受不了辦刊成本的大額超支，和陳獨秀徹底鬧翻，分道揚鑣，整整五年的合作畫上了一個並不完美的句號。《新青年》雜誌也就開始獨立運作，以中國布爾什維克組織機關刊物的面目，重又站到了歷史潮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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