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話都是真理？如何走出「微言大義」的經學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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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傳統在今天
新的學術要爭取自己的地位,和新的政權一樣,在一個時期之內,對舊的一切,往往採取十分激烈的否定態度。不僅五四運動前後的學者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是如此,歷史上也不乏這樣的先例。
儒學在爭取自己獨尊地位的時候,曾主張罷黜百家;後來面對佛道二教的勢力日益增長,韓愈甚至主張對二教「火其書,廬其居」(《原道》),儼然一個新時代的秦始皇。到宋代,新的儒學興起。雖然這新的儒學從佛道二教中汲取過大量營養,然而正因為如此,它才不能容忍二教的學說。其反對佛道二教之激烈,不惜動輒把他人指為近禪或近道,以達到否定對方的目的。在新儒學內部,也發生著激烈的競爭。程朱派的對手,主要還不是陸王派,而首先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程朱派的興起,以廢除王的新學為前提。新學的書不能讀,王安石父子也被逐出孔廟。其後宋代新儒學逐步站穩腳跟,可以和佛道二教有某種程度的調和,但絕不和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調和。這是情勢使然,無可誰怪的。
時至今日,我們能夠較為平心靜氣地來面對我們傳統文化這個巨大的寶庫,而不是僅僅把它當作包袱。但是,當我們面對這個寶庫的時候,我們也抱有和古人同樣的目的:把過去的文化成果應用於今天的現實。因而也就往往自覺不自覺地運用著古人曾經習以為常的經學傳統。
用經學傳統對待傳統文化,最典型的莫過於「創造性轉化」說。其它說法還有一些,比如對傳統命題進行現代詮釋等等,但意義相近,都是根據現在的需要和想像,對傳統命題作一番重新解釋,賦予傳統命題以本來所無、或本來也有但非常稀薄的現代內容,使古代命題成為現代命題,為今日所用。不須細加分析,這是明顯的經學方式,是漢、魏、宋、明、清時代的儒者,是佛教和道教學者習以為常、用之純熟的釋經方式。歷代儒者,或者佛道二教的學者們釋經,可說都是在作「創造性轉化」的工作。我們絕不否定在這種方式下所釋出的經文本義,但經文本義只是他們的出發點,而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這樣,從總體上說,這種方式釋出的經義,就不是經義的原義。
在這種釋經方式下,釋經者必須對傳統作一番重新整合或叫重新建構的工作。對待經書,各取所需。漢代重《春秋》,魏晉重「三玄」,宋代王安石尊《周禮》,程朱則崇《四書》。今日則擴大到子書,研究者對傳統經典，也是各有所愛。孔子而下,或重《孟子》,或重《荀子》,或重《周易》,或重其它,但是像《尚書》《春秋》、禮書等,今日重視的人就很少了,雖有所研究,也少對它們作「創造性轉化」工作。對待古人,也各有所尊。漢唐講周孔,宋以後講孔孟。今日則或尊程朱,或尊陸王。程朱曾虛構了一個道統,今日也有人重構道統。程朱虛構道統,排斥漢唐儒者；今日虛構道統,有人也排斥程朱。對待古人命題,也各有所取。有人重仁,有人重中,有人重理氣,有人重心性。雖然都是傳統文化內容,但少人願意對漢代的天人感應加以重視,加以「創造性轉化」。
作為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和一切理解所研究對象的情況一樣,見仁見智,十分正常。但當今的一些理解,則明顯帶著企圖「創造性轉化」的痕迹。比如說古代文化是憂患意識,是天人合一,是內在超越;或者說,傳統文化可歸結為一個字,有人歸結為禮,有人歸結為和,並有人在這種理解的基礎上創作出一種系統之學。如同我們的古人曾經創造過的那樣。
至於對傳統文化具體命題的理解,如把古代的民本主義解釋為現代的民主思想,把天人合一解釋為人和自然的和諧等等。這樣的理解,可說是隨處可見。
上述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雖看法各有不同,但都以「創造性轉化」為目的,則方向一致。而這種研究的結果也一致,就是說,每種研究,都可視為研究者的思想展現,卻不能說是傳統文化的本來面貌。上述「創造性轉化」傳統文化的方式,是一種較為高雅的學者方式。等而下之,則是一些名為學者、實際無學,或實際對所論對象知之甚淺的學者的方式。這種方式,最典型的表現是近幾年的《周易》研究。由於萊布尼茲說過《先天圖》的卦象排列符合他創造的二進位,於是有人就說二進位源於《先天圖》;由於玻爾喜歡陰陽魚《太極圖》,有人就認為《周易》中包括了互補原理,甚至包括了量子論、相對論等等現代科學的一切最新成果。再進一步,甚至認為《周易》中包括了過去已有的全部科學成果,包括著今後將有、但尚未被發展的科學成果。由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只要有了《周易》,就會使中國在科學技術上領先於世界諸國,使21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
這是對待傳統文化的一種非常粗略的理解方式,但也是經學方式。古代經學中這樣粗暴地理解經書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撇開個人不純的因素不說,從基本出發點說,這種方式乃是一片好心。當事人希望借這種方式來「補天」,甚至救世。問題是,經學地對待傳統文化,是否能夠達到當事者的目的?而當事者的工作對於整個中國文化進程究竟是否有所補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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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經學模式
經學方式在古代,不僅是要協調傳統內容和當時現實的矛盾,更是一種不得不如此的方式,因為一切新的創造都必須在經書的名義下進行。我們今日則完全可以甚至應該直接講出個人的見解,而不必藉助古人。必須是古人講過的我們才能講,或者才認為是真理,甚至像古人那樣,認為古人(更古的古人)已經窮盡了真理,那就必然要束縛自己的頭腦,甚至使自己在古人面前站不直腰身。
創造中華民族新文化,是需要每個公民都參與其間的時代課題,躋身學人之列者,負有更多的責任和義務。時至今日,這個創造性的工作,只能是一種熔鑄性的工作。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外國古代的、現代的和當代的文化,都是原料或資料。這樣的工作,如同把穀類、菜蔬、調料做成的食物經過消化變為身體的營養,也如同把礦石及各種輔料放入爐內煉成我們所需要的金屬。作為比方,這是一種化學工作。而經學的方式,則是一種物理工作:在進食中偏愛某一種或幾種食物,並且不說它們只是食物,而說它們就是蛋白、脂肪、維生素等等;或者是把礦石說成金屬,甚至把某些輔料說成金屬。經學方式會造成進食者偏食或營養不足,會使人把原料當作成品。應用起來,事與願違可說是必然的。
在文化問題上,和其它問題一樣,要應用某一對象,首先要了解這個對象,弄清你應用的對象是什麼。這個工作,是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必須是實事求是,不帶任何功利目的,為學術而學術的。它的任務,就是供給社會以對象的本來面貌,使各種應用者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決定取捨。前蘇聯有位學者寫過一本書,講到森林學的發展。起初,伐木者、動物學者、生態學者等等,為著各自的需要研究森林,雖有成果,也易顧此失彼,甚至破壞森林資源。後來發展出專門的森林學,它不為某一家服務,卻為所有各家服務。這樣,它的成果必須真實可靠。這就是科學。我們對待傳統文化,也必須有這種真實可靠的成果,然後才有可能進行熔鑄性的工作。可惜有太多的研究者錯誤地理解「古為今用」的口號,要直接把對傳統文化的基礎研究變為某一方面的應用研究。而為了這種局部的應用,自覺不自覺地錯解古人。
為了局部需要而不惜錯解古人的典型例子,莫過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當事者把古代思想發展說成是儒法兩家的鬥爭,隨意地說某人是儒、某人是法,曲意影射,不顧歷史本貌。其說並非全無根據,但卻是完全的望文生意、借題發揮。雖然當事者自稱堅決反對儒家,實際上,他們的解釋方法,完全是經學方式,並且是經學方式中最低級、最粗略的一種。
學者們的工作,可說只有兩種：一是遺傳文化,二是創造文化。遺傳文化者,一定要真實再現傳統文化的本貌,再現傳統文化的全貌,以使別人在對待傳統文化時不致因自己的曲解、誤解而走人歧途;創造文化者應該能合理而廣泛地熔鑄各種文化,首先不能把原料作為成品出售。
走出經學模式。（全文完）
作者：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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