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辟蹊徑的史識」——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讀後
《中國政治思想史》全書五編二十五章，七十餘萬字，內容涵蓋範圍自先秦至孫中山。關於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時代劃分，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中說，「歐洲學者例分歷史為上古、中世及近代之三期。吾國史家亦有沿用之者，然似不甚適於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本書在「緒論」部分提出兩種時代劃分的標準：「思想演變之大勢」與「思想之歷史背景」。
蕭公權先生像
關於前者，他首先否定了中國政治思想停滯論：
西人論吾國文化者每謂其偏於守舊。學者遂或疑吾國之政治思想亦歷久頓滯，古今不變。其實中國政論變化之劇烈迅速，雖未足與歐洲相比，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確經顯著之重要變化……
他按照「思想演變之大勢」將中國政治思想史劃分為四個階段：「創造時期」、「因襲時期」、「轉變時期」、「成熟時期」。創造時期自孔子降生(公元前551)至秦始皇統一(公元前221)，為時約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戰國時代，即所謂先秦時代。因襲時期自秦漢至宋元(公元前221—1367)，為時約一千六百年。轉變時期自明初至清末(1368—1898)，為時約五百年。成熟時期自三民主義之成立以迄於今(本書完稿時)。
按照「思想之歷史背景」，作者將中國政治思想史分為三個階段：「封建天下之思想」、「專制天下之思想」、「近代國家之思想」。封建天下之思想包括春秋及戰國時代，涵蓋上述之「創造時期」。專制天下之思想包括秦漢至明清兩千年，涵蓋「因襲時期」及「轉變時期」之前大部分。近代國家之思想包括清末戊戌維新及辛亥革命以迄今日(本書完稿時)，涵蓋「轉變時期」之後部及「成熟時期」。對於這種依歷史背景而進行的時代劃分，蕭氏解釋道：「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變之大勢而分期。吾國政制自商周以來，凡經三變。商周之際，部落社會漸進而成封建天下，此為一變。始皇并吞六國，劃天下為郡縣，定君主專制之制，此為二變。晚清失政，民國開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終止，此為三變。段落分明，早為人所共喻。吾人若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劃分政治思想史之時期，誠極自然之事。」比起西洋學者「上古」、「中世」、「近代」那種通常的時代劃分方法，這裡提到了中國歷史上傳統的「封建」、「郡縣」的概念。「封建」、「郡縣」之下的政治思想均以「天下」為對象，兩者皆缺乏近代國民國家的觀念。這種「內在」的時代劃分方法比起那種將西方歷史發展模式生搬硬套在中國歷史發展模式上的各種主義與方法來，可以說更符合歷史真相，也更加接近中國歷史自身的演變過程。
按照「思想演變之大勢」進行的時代劃分注意的是政治思想自身的演變過程，表現出一種「文本脈絡主義」(linguistic context)的傾向；而按照「思想之歷史背景」進行的時代劃分關注的則是孕育政治思想的制度背景，表現出一種「社會脈絡主義」(social context)的傾向。前者注意的是政治思想自身的「成長」、「發展」過程；後者則致力於把政治思想置於特定的歷史政治制度中加以理解。正是這樣，作者同時關注著政治思想自身的演變過程及其制度背景，開始了對中國政治思想史全方位、複線式的考察。
先秦時期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作為中國政治思想的原初形態，在原創性上是後世任何時代都無法比擬的。因此，要想從源頭釐清中國政治思想的來龍去脈，達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先秦政治思想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價值。關於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及其歷史地位，蕭氏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中指出：「先秦時代號稱有百家之學，然政治思想之體大思精，可以成家而文獻足征者，只儒、墨、道、法之四派。秦漢以後至於清初之政論，殆難出四者之範圍。其間雖時有修改調和之跡，未必純守師說，而淵源可按，先秦之影響歷二千年而未絕。亦如希臘思想成為歐洲文化之永久成分。」蕭氏用了大約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論述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在第一編「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創造時期」中，作者概觀先秦政治思想的流派，說明其「歷史背景」、「地理分布」、「交互影響」、「時代先後」，依次考察了先秦諸子的政治思想。如果單從取材範圍來看，或許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因為本書以前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馮友蘭《中國哲學史》(1931)以及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1937)也同樣以先秦諸子為主要探討對象，但作者特有的研究視角以及對研究對象的歷史背景、相互關係、個性特徵的縝密分析卻是以前任何著作所不具備的。
馮友蘭先生(攝於1937年)
為了避免穿鑿附會，作者迴避了對《尚書》、《周易》等典籍的探討，而以歷史上的先秦諸子及其政治學說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作者從政治學的視點對各學派代表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進行取捨，大膽省略了那些與政治思想無關的內容。論述過程中，充分參考了同時代及歷史上的研究成果，避開抽象的議論，對研究對象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和縝密的分析。
蕭氏在詳細比較先秦諸子政治思想異同之際，還將先秦諸子的政治思想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霍布斯、馬基雅維里等西方政治思想家的主張以及近代民權思想、功利主義、民約論、近世「武裝和平」思想、主權思想、法治觀念、近代民族觀念、無政府主義等相比較，明辨其異同與得失，顯示出其視野的開闊及其特有的政治學視角。通過對先秦時期政治思想的比較與鑒別，一方面糾正了當時將西方政治思想附會中國政治思想的風氣，另一方面也澄清了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仁政」、「君子」、「貴民」、「無為」、「大同」、「兼愛」、「法治」等概念的特定內涵及其意義。他排除中國歷史上所謂「正統」、「異端」的先入之見，不僅分析了同一學派內部如孔子、孟子、荀子之間的異同，還詳細比較了儒、墨、老莊、法家以及介於各家之間的代表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究明其立論的差異之處以及各派政治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及其內部結構，並從現代政治學的角度評判其得失。他時而批判公羊學派的穿鑿附會，時而揶揄宋明理學家的正統論，不只強調了先秦諸子與西方古代和近代政治思想的異質性，也嘗試探討了中西政治思想之間的相通之處。論述過程中，《政治多元論》中使用的「政治與道德」、「個人與團體」等分析視角也見諸筆端，顯示了一個現代政治學者的基本立場和廣闊視野。
蕭公權的博士論文《政治多元論》於1927年出版
本書第二編「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因襲時期」論述了專制天下因襲時期的政治思想。關於秦漢至兩宋因襲時期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作者著力發掘此時期政治思想與先秦政治思想的淵源關係以及研究對象的獨創性與變異性，分析中國政治思想史上新要素(如反專制思想、功利思想等)的生長及其意義，並指出與其時代背景的密切關係。作者儘力排除當時各種流行觀點和先入之見的影響，破除舊說，將研究對象置於歷史環境之中，通過史料具體把握研究對象的本質和特點，並對研究對象進行價值判斷。很多評論都顯示出作者慎思明辨、獨具慧眼之處。如對魏晉時期「無為」論與「無君」論的論述，將韓愈作為專制政體的擁護者加以論斷，對唐及五代時期道家之政論、宋代功利思想的重視，都清楚地表明作者試圖擺脫傳統儒學「正統」與「異端」等觀念上的藩籬，立足於政治學的視角全面勾勒中國政治思想史的意圖。
本書第三編「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轉變時期(上)」將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分為五章：「明代專制思想之反動與餘波」、「王守仁與李贄」、「明末清初之反專制思想」、「王夫之」、「太平天國」。本編與前編的研究對象均為「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前編屬「因襲時期」，本編為「轉變時期」。作者論述轉變時期專制天下政治思想的重點主要放在反專制的民本思想、民族思想、自由思想以及「鄉約」、「社學」、「保甲」等制度層面。作者在追溯此時期政治思想與先秦古學淵源關係的同時，還嘗試將研究對象與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比較，揭示轉變時期政治思想的特徵及其歷史意義。對李贄政治思想的重視在於其基於自我判斷的自由思想，而對黃宗羲、顧炎武政治思想的探討不限於其民本思想，還涉及其具體的制度論。王夫之政治思想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為其制度論中包含的客觀態度及其民族思想中蘊含的近代民族主義成分。
作者在第四編「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轉變時期(下)」以「戊戌維新」、「梁啟超」、「戊戌前後之維新思想」、「辛亥革命」四章篇幅探討了此一時期的政治思想。雖說作者關於轉換時期近代國家政治思想研究的某些結論就其本人來說也不能稱為定論，但作者關心的主要問題卻不難察覺。他在梳理這一時期政治思想的淵源與脈絡的同時，將此時期的政治思想家與孟德斯鳩(C.Montesquieu)、穆勒(J.S.Mill)、潘恩(T.Paine)等西方政治思想家相比較，揭示其作為近代政治思想的基本性格，試圖在中西政治思想史的廣闊視野中理解當時的各種政治思想。民族、民權、共和、憲政、代議制、政黨政治、地方自治，以及中產階級與輿論、政治與道德、個人與公理、主權國家與世界和平、自由主義與天賦人權的關係，等等，這些都成為作者思考關注的重點。這既是他自《政治多元論》問世以來所關心的問題，也是他當時所發表政論文章的主題，無疑其中包含了蕭氏本人對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現實的種種思考。
孫中山像 (攝於17歲)
《中國政治思想史》目錄中列有「第五編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成熟時期」，但構成其全部內容的「第二十五章孫中山」卻以「本編缺文」交待。據本書「凡例」解釋：「本書第五編，原稿淪陷，仍存其目，以明原委。」不過，在本書出版前發表的「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中卻多少可以了解蕭公權對孫文思想的評價。「緒論」對孫文思想做了如下總結：
中山先生思想異乎尋常之處雖多，而其最重要之特點，似在其融通中西，調和新舊，以集成為創造之偉大能力。……蓋中國固有思想之中，已有者政治之原理，所缺者現代之制度，所長者人格之修養，尚無者富強之科學。先生思想所以必須有規撫歐洲學說事迹之處者，其故或在於此。……故先生之政治思想會通中外，融舊鑄新。……故適應現代之需要。蓋處20世紀之時不精通先秦以來之學術不足為中國之思想家，不精通歐美之學術不足為現代之思想家。此二條件，先生皆具，而又加之以慎思明辨，集成綜合之創造能力，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至先生而始成立，固非出於偶然矣。
從上文不難察覺，蕭公權看重的是孫文政治思想中「慎思明辨，集成綜合之創造能力」。蕭氏對孔子政治思想也有近似的看法：「孔子政治思想之來源與意義，後學所加之解釋不盡相同，似以孟子『集大成』之說為最近是。集大成者，以盛周之制度為背景，根據《詩》、《書》及前人已有之學說，加以新創之見解，調和融通而成新思想系統之謂。」對孫文與孔子的上述評價，大概可以看作蕭氏自身的投影。
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對王船山、嚴復的「科學」態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他的研究視角與方法中也可以察覺到與嚴復所謂「天演術」、「歷史術」、「比較術」、「內籀術」存在相通之處。不過，在看取研究對象歷史背景的同時，貫穿全書的近代民族國家與立憲民主主義的立場也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對以先秦法家為代表的專制思想的批判，還是對王船山、章炳麟民族思想的重視，都體現出作者基本的價值取向。蕭氏曾在「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中對近代思想的特徵有所論斷：「近代思想之主要特徵有二：一曰以民族國家為思想之對象，二曰以民有、民治為政之歸宿。中國先秦以來之思想雖亦嚴『夷夏之防』，然重文化而輕種族。當華族勢盛，則進為用夏變夷之文化帝國主義。值異族入主，則退而為叛國事仇者之口實。故嚴格言之，中國固有之民族思想，既非徹底，亦不完全。複次，中國政治思想之對象，為略帶大同主義色彩之『天下』。大意與歐洲中世之『世界帝國』相近，而與近代之『民族國家』不同。故嚴格言之，『國』之觀念亦為先民之所未有。以不完全之民族思想，與非國家之天下觀念相合，其不能臻近代民族國家之境界，實為情理中事。不僅此也。先秦以來之政論家，發揚『民為邦本』之學說者雖不乏人，然以近代之語述之，彼等大體只知『民享』、『民有』而未知『民治』之政治。……故古代之民本思想，乃不完全之民權思想，其去近代民主政治之觀念，實有若干距離。」蕭氏不僅對研究對象的時代背景十分重視，而且深入到研究對象的思想深處，指出其邏輯上的矛盾，評判其利弊得失，並嘗試與研究對象進行對話。在此過程中流露出其自《政治多元論》以來的問題意識與基本立場。蕭公權比較中西政治思想的異同，探討以先秦諸子為代表的中國政治思想的原初形態，批判了以西方政治思想附會中國政治思想的傾向；他留意於中國政治思想自身的發展演變過程，探尋中國政治思想內部變化發展的契機與原因，以事實為依據，否定了所謂中國政治思想停滯論；他倚重原始資料，避開抽象的議論，對研究對象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不是採取輕易肯定或輕易否定的態度。這些都表現出蕭氏本人作為一個兼容並包的「綜合者」的學術態度。
蕭公權強烈意識到自己生存的20世紀的時代環境，把中國的政治文化遺產放在人類歷史的廣闊視野中進行深入的反思。作為對清末以來「中體西用」、「全盤西化」等議論的一種獨特的回應方式，他的中國政治思想研究與梁啟超中國政治思想研究的意圖與計劃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繫，其基本立場不僅區別於「西方中心主義」的心態，也與「中國中心主義」的心態迥異。
其實，他對黑格爾、拉斯基、康有為等所謂集大成者的認識也帶有這種傾向，這也構成其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特色。西方政治理論及西方政治思想是他學術研究的起點，而中國政治思想的研究卻是他歸國後的主要工作。不過，他的中國政治思想研究無論是問題提起的角度，還是研究的立場或方法，都不再是中國傳統學術所能包容的了。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有意無意中繼承了梁啟超以來「新史學」的觀念和方法，並能夠對古今中西的思想家和政治學者的研究成果融會貫通。蕭氏《中國政治思想史》是繼梁啟超、楊幼炯同類著作後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該書作為此一研究領域迄今為止能夠享譽世界的最高成就，在中西學術界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蕭氏《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問世標誌著「中國政治思想史」這一嶄新研究領域的最終確立，其突出特點正在於作者「慎思明辨，集成綜合之創造能力」。從體裁來看，它區別於通常的思想史、哲學史、文化史、制度史、政治史、社會史，是立足於政治學的視點對中國思想史的全面考察，因此政治學與歷史學的素養是研究的必備條件。
如何站在與傳統「治術」不同的視角，對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典籍中有關「政治」的言論進行系統深入的總結和分析，是保證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質量與水準的關鍵所在。它要求作者必須同時精通現代政治理論與中國歷史典籍，兩者缺一不可。在蕭氏之前，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西方學界雖然已經頗具規模，但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卻從未能引起西方政治學者的充分重視。格特爾(R.G.Gettell)的《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只有一頁多談到中國政治思想，而雅勒(P.Janet)、鄧寧(W.A.Dunning)等政治學大家「或謂中國無政治思想，或謂其淺陋零碎不足觀」。蕭公權不為當時西方學術權威的論斷所左右，認為「中國不特自有其政治思想，且其思想亦具有不可否認之價值。其異於歐美者不在價值之高低，而在性質之殊別」。
蕭公權先生治學嚴謹，學術思想博大精深，行文細密篤實，分析鞭辟入裡。通讀蕭氏《中國政治思想史》不僅能夠加深對中國政治思想本身的理解和認識，而且也能感受到作者對中西政治思想的融會貫通，充分顯示了作者「自辟蹊徑的史識」(great originality of conceptualization)。
【本文節選自《中國政治思想史》導讀，有刪改】
《中國政治思想史》
蕭公權 著
商務印書館2017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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