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
余英時，1930年生於天津，原籍安徽潛山，當代華人世界歷史學家、漢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學會院士。美國哈佛學史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2001年，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內容簡介
本書分為六章。第一至第五章，原為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的《緒說》，作者因原書篇幅過長之故，將該《緒論》從中析出，可視為本書的第一部分。該部分集中討論了宋代理學的起源與發展，及其與政治文化之間的關係。末章為第二部分，討論了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的關係。今逐章簡介於下。
第一章《「政治文化」釋義》，闡釋了本書所欲探討的「政治文化」一詞的概念：該詞既指政治思維的方式和政治行動的風格，又兼指政治與文化兩個互別而又相關的活動領域。此外，本章界定了作者的研究思路及核心問題，即通過把所研究時代的觀念、理想同實際生活聯繫起來作觀察，探討政治現實與文化理想之間怎樣彼此滲透、制約以至衝突。具體到宋代儒學復興及其演變問題，則是既探討儒學理想與觀念落在政治領域中的效應，又探討士大夫的政治經歷對於宋代儒學的構成與演變有無影響。
第二章《道學、道統與「政治文化」》，揭示了朱熹、黃干二人對「道統」、「道學」兩個概念看似背道而馳的表述背後一以貫之的觀念。朱熹有意將「道統」與「道學」劃分為兩個歷史階段：自「上古聖神」至周公是「道統」的時代，其最顯著的特徵為內聖與外王合而為一。周公以後，內聖與外王分裂為二，歷史進入孔子開創的「道學」的時代。黃干則故意將「道統」與「道學」打併歸一，使「道統」的尊號基本上屬於有「德」無「位」的儒家聖賢。由此，「道」尊於「勢」的道統論徹底形成了，「治統」的合法性依附於「道統」。此外，理學家們通過嚴格區分「王霸之辨」，並強調上古「道統」的「密旨」不但保存在「道學」之中，而且還不斷獲得新的闡發這一觀念，將通往郅治的途徑徹底壟斷在自己手中，以此抬高「道學」的精神權威，逼使君權就範。
第三章《古文運動、新學與道學的形成》，梳理了道學在宋代形成的歷史脈絡。在宋代儒學復興的大背景下，從柳開到歐陽修的初期儒學「因文見道」，對韓愈的道統觀進行了有力地傳播，使它成為宋代儒學的基本預設之一。但是，領導「宋初古文運動」的儒者們的注意力還沒有貫注在「道德性命」之類的「內聖」問題上面，而只在「外王」領域內打轉。王安石開創的新學繼承了作為宋初儒學伏流的內聖之學，上接孔孟舊統，發展了一套「內聖」（即所謂「道德性命」）和「外王」（即「新法」）互相支援的儒學系統。隨之而起的道學在這一點上與新學是一致的，但他們認為王安石的「內聖」——所謂「道德性命」——假借於釋氏者太多，並不是儒家的故物，因此他們給自己所規定的最高歷史任務便是將儒家原有的「內聖之學」發掘出來，以起而代之。在直接與「新學」相抗衡中的過程中，道學逐步地發展完成了。
第四章《道學家「闢佛」與宋代佛教的新動向》。通過對史料的細緻分析，作者發現，道學家如張載、二程並沒有如韓愈一般與佛教正面交鋒過；他們直接攻擊的對象絕不是出了家的僧侶，而是士大夫中之在家學禪者。在這一點上他們根本改變了韓愈「闢佛」的方向。這是因為北宋名僧多已士大夫化，與士大夫的「談禪」適為一事之兩面。更重要的則是佛教思想家因入世轉向而對此世持積極肯定的態度。北宋不少佛教大師不但是重建人間秩序的有力推動者，而且也是儒學復興的功臣。道學家的興起並不是遍讀《六經》，經過仔細權衡，最後才決定將《大學》、《中庸》兩篇選出來作為儒家的基本文獻。恰恰是釋門早就注意到這兩篇文字的重要性，並對之重加闡釋，引起了道學家的注意。
第五章《理學與政治文化》。宋代理學有兩項最突出的特點：一是建構了一個形而上的「理」的世界；二是發展了種種關於精神修養的理論和方法，指點人如何「成聖成賢」。理學家們必須預設此「理世界」，作為他們理想中的人間秩序的永恆而又超越的保證，否則他們重建秩序的要求便失去根據了。宋代理學家的第一志願是「得君行道」，親自參加「賓士天下」的事業，不得已而求其次，才輪到「成就人才，傳之學者」。在理學家們的構想中，人間世界必須建立在兩個相反的因素之上：「理一」是統合性的因素，將人間世界融成一整體；「分殊」則是規定性因素，將內部無數歧異——包括功能的、類群的、個人的——安排成一個井井有條的秩序。
第六章《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作者認為，在明代的政治生態下，理學家對政治不得不採取迴避的態度以保全性命。只能追求內聖，無力兼顧外王。在此背景下，第一期理學家如薛瑄、吳與弼、陳獻章等人的「講學」，僅限於少數師生之間討論理學內部的心性問題，無論是著述或語錄也都流傳在很小的圈子之中，在社會上幾乎沒有顯著的影響可說。然而從王陽明、湛若水開始，講學的性質忽然大變，不但門徒眾多，而且超出「士」之外。這是明代理學的第二階段。朱熹的「格物致知」以「士」為立教的對象，陽明的「致良知」之教則擴大到「士」以下的平民。頓悟之後的陽明，從「得君行道」轉向「覺民行道」。概括言之，明代理學一方面阻於政治生態，「外王」之路已斷，只能在「內聖」領域中愈轉愈深。另一方面，新出現的民間社會則引誘它調轉方向，在「愚夫愚婦」的「日用常行」中發揮力量。
簡評及感想
本書是余英時關於文化與政治這一話題的非常經典的一本著作。作者通過對原始史料細緻的梳理與分析，在許多問題（如《學》《庸》的學術史、「道統」與「道學」的區別、南宋前期新學與道學的關係等）上均有發覆之功，對於我們理解宋明理學的學術淵源、其在儒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其形成與發展的過程等問題皆有極大的幫助。雖然本書的作者反覆強調自己是憑藉史學的功底來做文化史的研究，而非以哲學的方法研究哲學史或思想史，但書中提出的許多觀點，也可以對純粹的哲學史中的問題作有效的解釋，這也是作者功力深厚的一處體現。作者將理學家們放在具體點歷史中進行研究，而非僅孤立地研究其語錄、註疏等著述以單純分析其思想內涵，使理學家們的思想與其實際的政治關懷相結合，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那個時代思想精英們的認知。當然，對於理學在明代的發展表現出了與宋代極不相同的情形這一問題，作者將其歸咎於明代惡劣的政治生態環境，這一觀點或許稍嫌簡單且有待討論：有明一代，政治生態是否真的如作者描述得那般險惡，以致理學家完全或幾乎沒有致君行道的機會？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導致了明代理學家沒能上承宋儒內聖外王的傳統？總的來說，對於那些對儒學、理學、宋明政治等問題有興趣的讀者，這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薦的著作。
明清社會經濟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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