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中的乾隆下江南
作者趙雲田
到江南去
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認為東巡盛京謁祖，巡幸避暑山莊和木蘭秋獮聯絡蒙古上層人士，平定西南苗民起義，降服大小金川土司首領，這些鞏固皇權和國家統一的事情都已經做了，輔政大臣鄂爾泰已經去世，張廷玉也已退休，南巡江南的條件已經具備，大臣中不會有人進行阻攔，於是，便從乾隆十六年（1751）起先後六次巡幸江南。
那麼，乾隆皇帝為什麼六下江南呢？他曾對別人講：朕恭讀聖祖康熙皇帝實錄，上面詳細記載著祖父侍候皇太后南巡的歷史。當時百姓扶老攜幼，夾道歡迎，齊聲讚頌皇家的孝順美德，朕心裡真是羨慕極了。後來乾隆皇帝就把自己的南巡叫做「法祖省鄉」，也就是效法祖宗，視察地方，而且也是恭奉皇太后六次巡幸江南。這樣看來，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是效法康熙皇帝。其實，這只是表面的現象。從更深的層次考慮乾隆六下江南有著複雜的社會背景。
一是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當時處於全國前列，是清政府的糧倉。江南地區土地肥沃，氣候宜人，水利資源豐富，適宜農作物生長，一般單位面積產量很高，民間早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乾隆年間，江蘇的蘇州、松江，浙江的嘉興、湖州，竟有一縣額徵比其他地方一省還多。再加上江南地區生齒日繁，人口密集，商業發達，所以成為全國的財富中心。乾隆皇帝說過：「惟念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養，戶口益增。」因此，乾隆皇帝知道，經濟發達、錢糧豐盈的江南地區，是維持清朝統治的命脈。
二是江南地區的反清思潮在全國居於首位。清初，江南地主階級不滿清軍南下屠城和剃髮政策，曾進行大規模的反抗，有的還和農民軍余部合作。到了乾隆年間，江南地區的反清勢力仍很活躍。為了監視江南地主階級的動向，從清初起，清政府就專門派了大量皇帝密探前往江浙一帶，防止他們的越軌行為。杭州、江寧、蘇州等地設有織造署，表面上他們專門監造皇室的衣飾用品，實際任務卻是報告各地見聞，察看在鄉大臣生活動靜，偵刺地方官言行以及公眾輿論。乾隆皇帝每次南巡，都要前往江南各地織造家中，也說明了這一情況。由於江南地區的反清思潮，江浙地區屢屢發生文字獄。乾隆年間，江南地區因文字獲罪的人更多，所以乾隆皇帝搜尋遺書，就以江南地區為重點。他說：「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他還特彆強調：「此等筆墨妄議之事，大率以江浙兩省居多。」在乾隆皇帝搜尋遺書的上諭中，多次點到江蘇、浙江，充分說明了乾隆皇帝對江南反清思潮的重視。
三是為了勘察水情，解決水患。乾隆皇帝說過：「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乾隆年間，從直隸經山東、江蘇、安徽，直至浙江，水災多有發生。乾隆七年（1742），夏秋雨水過量，黃河在銅山、石林決口。乾隆十年（1745），黃河決口陳家鋪。除黃河水患外，還有浙江海潮之災。杭州灣一帶地理環境特殊，海潮一至，洶湧澎湃，形成強大的潮汐流，對沿海地區有極大的破壞力。到底應當怎樣做，才能免除水患，這是乾隆皇帝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四是為了穩定江南，清除危機。乾隆年間，清朝雖然還是處於盛世，但是深刻的社會危機已經孕育。乾隆皇帝即位後，江南地區農民起義和各種形式的反抗鬥爭接連不斷。馬朝柱領導農民在安徽、湖北等省起義。混元教等秘密組織在河南等省廣泛活動。農民抗租、爭田、反剋扣工錢、奪糧、抗糧鬥爭時有發生。奴婢逃亡、贖身、嚴懲奴主的鬥爭接連不斷。手工業工人罷工罷市，水手罷工，鹽販抗官罷市等鬥爭，在江南地區表現得尤其激烈。應當怎樣做，才能緩和日益深刻的社會矛盾，這也是乾隆皇帝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五是為了遊山玩水。江南地區的美麗山水深深地吸引著乾隆皇帝。江南向以水鄉見稱，以水景為主的園林比比皆是。例如小巧的蘇州網師園。此外，還有以山石見勝的上海豫園，南京瞻園，揚州個園，蘇州滄浪亭、獅子林等。乾隆皇帝說過：「江南名勝甲天下。」因此，他希望「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
乾隆皇帝南巡作為聲勢和規模都很大的活動，需要進行認真的準備。一般說來，南巡前一年，要指定親王一人擔任總理行營事務王大臣，負責全面的籌劃安排。要派嚮導勘察沿途道路，制定巡幸計劃。巡幸所經過的地方，各級官員要提前修橋鋪路，建築行宮，準備器玩，安排迎鑾。穩定社會秩序、美化環境的工作也要做，包括訓練士卒、通緝盜匪、清理刑獄、安撫窮苦百姓、修繕城郭、治理河渠等等。
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的基本情況怎樣呢？我們這裡先作一個簡要的概述。
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十三日，以省方問俗、考察戎政、閱視河工海防、了解民間疾苦、奉母遊覽為由，乾隆皇帝奉皇太后離京，首次南巡江浙。沿途蠲免應徵地丁錢糧不等。二月初八日，渡過黃河。由運河乘船到杭州，已是三月。迴鑾時繞道江寧（今南京）。四月，從陸路至泰安，祀岱廟拈香。五月初四日還京。首次南巡往返行程水陸共計5800里，歷時三月余。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十一日，乾隆皇帝奉皇太后啟鑾出京師，開始第二次南巡。二月初五日渡過黃河。二十七日到達杭州。三月十八日至江寧。迴鑾時，四月初十日到曲阜謁孔林，親祭孔子。二十六日，還京師圓明園。
乾隆二十七年（1762）正月十二日，乾隆皇帝奉皇太后從京師出發，開始第三次南巡。二月初八日渡過黃河。三月初一日到杭州。二十六日至南京，祭明太祖陵。迴鑾時到鄒縣祭孟子廟，再至孔廟行禮，謁孔林，登泰山，至玉皇頂拈香。五月初四日，回京住圓明園。
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十六日，乾隆皇帝奉皇太后從京師出發，開始第四次南巡。閏二月初七日到杭州。迴鑾時親至明太祖陵奠酒。四月二十一日，回京居暢春園。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十二日，乾隆皇帝從京師出發，開始第五次南巡。經過山東時，他派遣官員至曲阜祭祀了先師孔子。他還在杭州、江寧等地閱兵。在江寧拜謁了明太祖陵，頒布了移風易俗的諭示。五月初九日，乾隆皇帝返回京師。
乾隆四十九年（1784）正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從京師出發，開始第六次南巡。在曲阜謁見了孔子廟。三月，進入浙江境內。二十四日，他撰寫了《南巡記》一文，總結性地敘述了六次南巡的原因、目的及成效。閏三月，到達江寧，接見了安南國（今越南）使臣黃仲政等，並遣官祭祀明太祖陵。四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一行返回京師。
無比考究的南巡
乾隆皇帝南巡，陸路的御道非常講究，幫寬3尺，中心正路寬1丈6尺，兩旁馬路各7尺。路面要求堅實、平整。御道還要求筆直。此外，凡是石橋石板，都要用黃土鋪墊。經過的地方，一律清水潑街。水路坐船。乾隆皇帝南巡船隊大小船隻達一千餘艘，浩浩蕩蕩，旌旗蔽空。乾隆皇帝的御舟稱安福艫和翔風艇。乾清門侍衛和御前侍衛的船隻行進在船隊的最前面，內閣官員的船隻隨後，御舟在船隊中間。御舟所用拉縴河兵3600人，分為六班，每班600人。河兵一般由壯丁和民夫充當，不是正規部隊。御舟經過的港汊地方，以及橋頭村口，有士兵守護，禁止百姓的船隻出入。
乾隆皇帝南巡途中，建有行宮等供住宿。行宮一般由商人出資興建，看上去非常氣派。比如天寧寺行宮，有樓廊房屋五百多間。行宮規模很大，乾隆皇帝起居、聽政、遊樂等各種設施一應俱全。像鹽商修建的揚州高旻寺行宮，有前、中、後三殿，包括茶膳房、西配房、畫房、西套房、橋亭、戲台、看戲廳、閘口亭、亭廊房、歇山樓、石板房、箭廳、萬字亭、卧碑亭、歇山門、右朝房、垂花門、後照房等，亭台樓閣幾百間。行宮內部布置得富麗堂皇，陳設古玩珍寶、花木竹石、書籍、字畫、瓷器、香爐、掛屏等。
除行宮外，乾隆皇帝南巡沿途許多地方還搭黃布城和蒙古包帳房，用以住宿。有的地方相隔幾十里還建有尖營，是乾隆皇帝暫息之所。御舟停靠的碼頭上，一般鋪陳棕毯，設50丈的大營供乾隆皇帝住宿。碼頭上還設有四方帳心、圓頂帳房、耳房帳房等，用來備用。這些帳房在乾隆皇帝的船隊出發後就拆掉了。
乾隆皇帝南巡時，沿途的地方官一般都要搭蓋天棚，以備遮陽。最初的時候只是某些地方，在乾隆皇帝迴鑾時，臨近五月天氣搭蓋。後來由於相互攀比，就不管地方和季節，一律搭蓋。結果，漫漫御道，彩棚相連，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風景。在運河兩岸，有的地方官蓋有辦事草亭，一個個小巧別緻，各具情態。這些小亭實際上無事可辦，只是為了點綴運河兩岸的風景，專供乾隆皇帝欣賞。
乾隆皇帝南巡途中，生活起居方面的條件和設施並不比宮中差，也沒有太大的變化。每天早晚照例擊鼓奏樂。茶房所用的奶牛多達75頭。膳房所用羊1000隻，牛300頭。這些都是提前從京城運經各地，準備好的。每天的泉水、冰塊也供應不斷。在直隸用京西玉泉山泉水，在山東用濟南珍珠泉水，在江蘇用鎮江金山泉水，到浙江用杭州虎跑泉水。乾隆皇帝有一個特製的艮斗，可以測定泉水的等次。
迴避是皇帝巡幸時一般百姓遵守的制度，乾隆皇帝南巡應當也不例外。不過，乾隆皇帝是一個勤政和比較體察民間疾苦的皇帝，他不希望巡幸途中看不見百姓，有損於自己的形象。因此，在首次南巡時，乾隆皇帝就諭示：朕巡幸江浙，聽說士民父老念君情切。現在朕前往南方，到達百姓聚居的地方，前來觀看的百姓完全可以滿足愛君望幸的願望，朕也可以藉機體察民間風俗。朕最擔心的是地方官害怕道路擁擠，發生堵塞，便事先攔阻百姓，與朕隔離，所以特別規定：凡朕經過地區，確實因道路狹窄，或者積水，難以容納多人，可令百姓側處路旁，不得喧擾。如果道路寬闊，不擔心擁擠堵塞，則不許禁止百姓觀看，以免阻塞百姓愛君之意。儘管乾隆皇帝這樣強調，一些臣屬仍然特別講究迴避禮儀。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時，巡漕給事中汪海就曾奏請從通州南下船隻全部迴避，這實際上就是禁止千里運河上有商旅往來。乾隆皇帝感到這樣做太不成體統，予以駁回。不過實際上，即使乾隆皇帝允許百姓瞻仰聖顏，百姓也不一定看得見皇帝的面孔。有人記載說，當有的百姓從幾里地以外跑到淮安、蘇州觀看乾隆皇帝南巡盛典時，「只見一片黃旗安流順發而已」。
乾隆皇帝南巡所經過的30里地以內，地方官員都要穿朝服前往迎接。此前，朝廷要派專員到各地教演迎送儀式。士紳、年老的百姓在開闊地跪伏，80歲的老人則要身穿黃絹外褂，手捧高香跪迎。乾隆皇帝提倡尊重老人，所以各地接駕的老人很多；據說乾隆皇帝游暢春園，接駕的9人，年齡加起來有600歲，最大的已有九十多歲。由於乾隆皇帝希望看到南巡時有更多百姓歡迎的場面，所以只要不是迴避的地方，地方官對百姓爭相一睹聖顏並不加以阻止。乾隆皇帝南巡遊揚州上方寺時，寺院周圍聚集了成千上萬的百姓，甚至乾隆皇帝離開以後，人們還在那裡擁擠觀看。
乾隆皇帝南巡過程中，沿途的士人紳商一般都要進獻禮品。進獻者身份不同，禮品的種類也不一樣。讀書的士子們家境一般不富裕，但是社會地位高，受人尊重，他們進獻的禮品都是詩賦、字畫和文集，反映了他們平時飽讀詩書、格調高雅的情況。也有的士子進呈和時事有關的政論文。乾隆皇帝對讀書人的進呈一般都從優回賞。第一次南巡時，生員俞堉進呈《治河方略》，乾隆皇帝賞給他緞1匹，皮3張，大荷包一對。對一般進呈詩賦的士子，乾隆皇帝也都回賞緞與荷包。紳商人家資財雄厚，經濟實力強，進呈的禮品既名貴，種類又多。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過程中，長蘆鹽政進獻綉緞，值銀三千多兩。第三次南巡過程中，長蘆鹽政官員金輝夫婦進獻香紗、果脯、宮扇、念珠、金錠、手珠、曹扇等物品，價值不下4000兩白銀。第五次南巡時，浙江大商人姚經，進獻猗園玉件，極為名貴。乾隆皇帝南巡，進呈的禮品中還有文房四寶以及食品等。第二次南巡中，有人進獻南越（今雲南南）人用海苔製成的側理紙，這種紙質堅而膩，世間少有。進獻的食品中有各種小菜、豬羊、海味等。江蘇吳寧有人進獻雞肝一盤，味道鮮美，後來這道菜被稱為「乾隆雞肝」而名揚四海。對於紳商人家的進獻，以及進獻食品的人，乾隆皇帝也都要給予回賞。
功過後人評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廣聚商人貿易，疏通貨物流通渠道，促進了江南地區商業的繁榮，城市的發展和交換的擴大，客觀上對舊的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起到了瓦解的作用，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則起了一定的催生作用。正是乾隆皇帝當政時期，中國已經有了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
乾隆皇帝精通漢族封建文化，能詩善畫，重視古籍整理，喜歡和江南文人士子交往，他在南巡途中對士人的懷柔政策，確實感動了一些封建文人。乾隆皇帝在位期間，江南學者的學術成果倍出。應當說，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對乾嘉學派的產生起到了促進作用。
乾隆皇帝退位之後，曾經對有關大臣說過這樣的話：「朕臨御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看來，乾隆皇帝也認識到，他的六下江南，在產生了積極作用的同時，也給社會帶來了許多消極影響。
乾隆皇帝南巡，御道要求筆直，不得隨意彎曲，結果，許多百姓的房屋被拆毀，墳墓被挖掘，良田遭毀壞。
由於準備乾隆皇帝南巡，地方官和商人不惜耗費資財，結果，使得乾隆皇帝六次南巡，糜費驚人。前四次都是奉皇太后出遊，隨行王公大臣和扈駕人員達2500名，陸路用馬五千餘匹，四套騾馬車四百餘輛，駱駝八百餘只，散調民工近萬人。水路大小船隻千餘艘，拉縴河兵3600人。總計，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國帑開支達兩千多萬兩，再加上其他開支，糜費又達幾千萬兩。正因為這些，乾隆皇帝退位後身為太上皇時，對軍機章京吳熊光說：「將來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必不以對朕。」看來，乾隆皇帝對自己南巡所造成的消極影響，確實是認識到了。
乾隆皇帝南巡，對大清帝國來說，有積極方面的作用，也有消極方面的影響。從積極方面來說，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對維護清朝社會穩定、促進江南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這些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其負面的作用，就是乾隆皇帝南巡，太講究排場，太追求舒適，造成了社會財富的極大浪費，滋長了上層社會的奢靡之風，也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官員的貪污腐敗。
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曾說：「康熙年間，江南藩庫虧帑二百餘萬兩，部臣議請賠究，皇祖諭云：『此必因朕屢次南巡墊用之故。朕為太平天子，省方觀民，即動帑金以供巡幸，亦無不可。」可見，因為皇帝南巡，在康熙年間就已經出現了藩庫虧帑的現象。但是，乾隆皇帝卻以為自己是太平天子，動帑金以供巡幸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在這樣的認識下，勞民傷財是必然的。
乾隆皇帝的南巡隊伍非常龐大。除乾隆皇帝外，皇太后、皇后、嬪妃同行，另有眾多扈從官兵，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監侍衛，如前所述，多達幾千餘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上船後所需馬匹：大江以北派綠營馬4000匹，大江以南派八旗馬4000匹，到浙江時添派馬2000匹。鑾駕到德州改由陸路行走，所有經過地方，應行辦理尖營、道路、橋樑等項俱交該督撫備辦。青州府副都統處備辦滿營馬800匹，再交山東巡撫在綠營馬匹內派出1200匹，共馬2000匹，在泰安地方為隨行官員兵丁所騎。官馬內實在疲瘦的，還要預備更換。迴鑾時，直隸總督派綠營馬2000匹，在德州地方預備補換。
乾隆皇帝南巡對社會財富的極大浪費，也波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導致了許多領域腐敗現象加劇。從治災方面說，作為清代最大的災害，水災固然同許多自然因素有關，但更多的還是政治因素。在康熙朝，由於政治較為清明，注重河政，特別注重治理黃、淮和畿輔諸河，較有成效，所以水患減少。乾隆朝以後，朝廷上下許多官員置國計民生於不顧，追逐驕奢淫逸的生活，窮盡貪污之能事，致使河政日趨腐敗，河防鬆弛，水利失修，河道梗阻，諸河頻頻漫口決口，堵而複決。當時河官河工積弊日深，每年搶修各工，甫經動項興修，一遇大汛，即有蟄塌淤墊之事，原因就在於承辦人員偷工減料，缺少監督或官工相互勾結，沆瀣一氣，所謂防弊之法有盡，而舞弊之事無窮。正因為如此，乾、嘉時期水災驟增，每年平均達一百餘州縣，到道光朝一躍而成為177州縣。由此可見政治腐敗、河政鬆弛、水利失修與水災消長之間的必然關係。
還應當看到，乾隆皇帝南巡對於社會財富的揮霍，嚴重影響了官員隊伍的風氣，滋長了他們的奢靡之風，進而導致了官員們愈加貪污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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